彭总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庐山会议”，距今已有44年了。透过44年的历史风云去重新梳理和思考这次会议，所感受到的不仅仅再是这次会议的沉重，而是体现出的冷峻的历史必然性――庐山会议实际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它的命运隐含了或者说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
　　
　　庐山会议是历史上党内斗争消极因素发展的高峰，另方面标志着党内斗争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政治经验，而且打通了走向文革的道路。在庐山会议以前，以反左右倾机会主义为主线、历史上曾有过多次重大的党内斗争。从总体看，党内斗争为纠正错误路线，错误倾向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党内斗争并不总是积极因素占主导地位，有时恰恰是消极因素占了主导地位，比如王明路线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就是如此。而且在积极因素占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往往伴随着消极的因素。比如在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中就酿成了西路军的问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发生了所谓的“抢救运动”。问题还在于，党内斗争的消极因素、阴暗因素不但始终没有完全消除过反而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有时是潜在地、有时是明显地发展着。从王明时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延安整风时期“抢救运动”中的“逼、供、信”――五七年反右时期大批党员被“扩大化”处理，可以大致看出消极因素的发展轨迹。到庐山会议，消极因素的发展达到了高峰。其标志是：主要领导人的个人好恶、个人倾向成了判断是非的标准，个人权威完全凌驾于党的权威之上；将正常的不同意见表达上升到了不可再高的路线斗争的高度，另一方面将严肃的高层党内论争变成了无聊的、一边倒的人身攻击和批判。但庐山会议绝不仅止于此，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突破”的标志是：“机会主义者”开始变成“反党集团”；党内论争变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将对付敌人的方式搬到了党的高层内部，从而使党内斗争从方式到性质都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旦获得了全党的认可（不管是自愿还是不自愿），这种斗争“新经验”一旦为全党接受（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就必然要在更广大的范围发展开来。“文化大革命”的“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正是庐山会议的逻辑发展、“庐山经验”在全党全国范围内的应用推广。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是从对所谓《海瑞罢官》的要害――为彭德怀反案的批判切入，那末，庐山会议的要害就是为文革在全党范围内打倒“走资派”提供了武器，为全国性的批判造反运动架起了祭坛。(www.yypl.net)
　　
　　庐山会议将个人崇拜推向了高峰――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也就同时授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权杖。在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毛泽东在全党逐渐树立起巨大的个人威信，这种威信的树立和他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分不开。但也必须看到，伴随个人威信的确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倾向也在滋长。特别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三大改造的完成、一系列建设成就取得，对毛泽东宣传的突出和加强，个人崇拜就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自己讲要有个人崇拜，有的高级领导人也有意识地推动这种崇拜。如刘少奇就曾坦言：“我这个人历来是提倡‘个人崇拜’的……，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对个人崇拜的提倡和推动逐渐在党内形成一种默契，惟毛泽东的态度是瞻。合作化的错误、大跃进恶果，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全党上下惟毛泽东态度是瞻造成的。尽管如此，在庐山会议以前，还不能说毛泽东在党内树立了绝对权威，也才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和张闻天的长篇发言，才有“彭黄张周”公开“反对派”的出现。但经过庐山会议较量以后，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就正式树立起来，后来又经过林彪等人的“大树特树”，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全国的绝对权威地位就确立了，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换种说法，没有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林彪、“四人帮”的能量即使再大，这场矛头针对多数老干部的文化大革命也难以发动起来，更难进行下去。(www.yypl.net)
　　
　　在庐山会议上，除林彪等别有用心者以外，党内其他高级干部对彭德怀等人一边倒的批判，也就同时为自己种下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打倒的种子。庐山会议开始定的基调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但在分组讨论中不少与会者强调了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问题，要求深入纠左；还有不少与会者则认为纠左已经过头，泄了群众的气。彭德怀当然属于前者。他在会议上发言以后，感到言犹未尽，也对不少同志的左倾情绪深表忧虑，希望和毛泽东本人深入透彻地交换一下意见，以利于会议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在这种情况下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给这封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并批示印发参考。于是，围绕彭德怀的《意见书》，会议争论逐渐热烈，大致形成支持、反对和基本同意信的内容又不赞成信中某些提法等三种意见。张闻天在表示支持彭德怀观点的同时，还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理论上作了系统分析。但从毛泽东正式在会上发表尖锐讲话以示反击后，会议倾向就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出现了“一边倒”的批判趋势。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从24日起的小组会，就成了对彭德怀、张闻天的揭发批判会。连原先对彭信内容有同感或发表过类似观点的人，也纷纷收回自己的话，以示“划清界限”。“人们怀着保卫毛泽东威信便是保卫党的路线的信念，同时也是对自己立场的考验的心情，参加了这场斗争”。由于黄克诚、周小舟先是支持彭德怀，后来又没有顺风转向“反戈一击”，加上两人在毛泽东发表“反击”讲话后的当天晚上还有“非组织活动”的嫌疑，便被很快划为彭张联盟成员，成了批判对象。在一边倒的批判声讨声中，彭、黄、张、周被迫作了检讨，承认错误。毛泽东联系历史说彭德怀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批判斗争进一步加码。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将彭、黄、张、周的问题定性为“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路线的错误”、“反党集团”。后来在北京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追查了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追逼了以彭为首的“反党军事俱乐部”。大会通过的决议将彭、黄进一步说成“是十足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篡军、篡党、篡国的阴谋由来已久的”。纵观庐山会议及不久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除林彪、康生等极少数人有意识地利用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以售其奸外，其他包括刘少奇在内绝大部分参加会议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或是违心被动地、或是自觉主动地、或是半被动半主动地但都是不约而同一边倒地参与了这场是非颠倒、无中生有的党内斗争，而且不少人前后立场的转变之快令人惊讶！竟没有一个人敢以“舍得一身剐”的精神对这场斗争包括通过的决议提出非议!这也就逻辑地注定了其中大多数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承受类似灾难的命运。因为既然庐山会议能莫名其妙地给彭德怀等人扣上“反党集团”的帽子而打入政治冷宫，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不能以莫须有的“走资派”罪名将大批老干部都打倒呢？既然在庐山会议上许多党内老战友能对彭德怀等人穷追深挖，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小将”就不能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并“踏上一只脚”呢？所谓纵容罪恶者到头必受罪恶所祸，何况推波助澜者。需要指出的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所以遭到如此冤枉的对待，也是1958年他在主持军内反教条主义“错误斗争的‘合乎逻辑’的延续和发展”。1958年在军内反教条主义中，由彭德怀主持对肖克等人所谓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了批判斗争，给肖克等做出了类如“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的正确路线开展猖狂进攻”、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反党反军委领导的宗派主义活动”等错误结论，伤害了军内一批同志，其中包括深受世人尊敬的刘伯承元帅。转年彭德怀就受到更为不公正的对待。所谓“…错误的逻辑方法和结论一旦形成，就必然地会扩而大之的起作用；”“斗争之火，烧错了别人，反过来也会烧到自己身上。”(www.yypl.net)
　　
　　庐山会议置党法于不顾，文化大革命当然就可以置国法于不顾；文化大革命践踏宪法是庐山会议践踏党章的必然发展。按照党章，党员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包括最高领导人提批评建议是其应有权利。但长期以来这个权利履行得不好。建国以后这种权利由于种种原因更难履行，特别是批评党的核心领导人更为犯忌之事。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就触犯了这一大忌。但彭德怀的做法毫无疑义是在党法范围内的合法行为，何况他还是政治局委员、战功卓著的共和国元帅。无论采取会议发言、书信表达或当面交换看法的形式，于情于理都应无可指责。但由于个人崇拜的发展，当时已接近神圣不容侵犯的毛泽东却容不得彭德怀那直爽的批评，更容不得彭德怀以上书形式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及相当一部分与会者把这看作是对领袖权威的公然挑战，是一种“犯上作乱”行为，于是加以批判斗争，结果保住了领袖神圣的面子，却践踏了神圣的党章。然而党章既能被党内高级干部随心所欲地践踏，那末国法也就理所当然应该遭到蔑视。果然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践踏了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法律，冲击国家机关、武斗夺权、打砸抢、逼供信、大批大斗、抄家游街不受约束。直到这时，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才深深尝到无法无天的恶果，才想到维护法律的尊严，但为时已晚。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7年面对红卫兵侮辱义正辞严地诉诸宪法而后者却根本不屑一顾，其根源就在于宪法在此以前就早被亲手制定宪法的人亵渎了。
　　
　　庐山会议以后，随着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人地位的上升，主导文化大革命的党内格局逐步形成。1966年，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党的历史、共和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开始了。经过大迫害、大动乱和几次生死存亡的较量后，到1976年，当年参加庐山会议的风云人物先后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留下的却是浑身伤痕、积弊重重、冤狱遍地的烂摊子。教训之深令人难以言表。
　　
　　

　　我认为，在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绝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有着它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以及尚不为人知的个人动机方面的原因。这场斗争远不是什么毛、彭之间的“个人恩怨”和所谓“家长制”的说法可以解释得了的。这场斗争不仅仅涉及到了主公和许多当时在位的中央常委在党内的地位问题，也许更主要的，是涉及到了党的路线还能不能继续、党内会不会出现分裂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所以，有很多的书和文章仅仅依靠零星的官样资料，再加上十足的书生意气，恐怕很难说与深层的秘密有多少沾边。
　　
　　

　　自古至今，黄洋界一直是井冈山一个最富有象征意义和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毛
　　泽东的一句“黄洋界上炮声隆”使它名声大振；三十八年过后，“过了黄洋界，险处不
　　须看”，又使世人对它刮目相看。
　　 当年的黄洋界正是以其极其险要的地势，一直成为红军与白军争夺的制高点。
　　 平时，红军在黄洋界的常住兵力有一个连，但是，1929年1月，即使敌人大兵压境，
　　只有八百人的红五军也没法再抽出兵力去补充黄洋界了。
　　 和其他的四个哨口一样，李灿和徐彦刚同样是在冰天雪地里带领战士与敌人展开殊
　　死的搏斗，所不同的是，黄洋界的雪更大，冰更厚。
　　 守在黄洋界的红军将士在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时，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会
　　被人从背后悄悄地捅上一刀。
　　 三天的激战过后，且月29日傍晚，吴尚的部队用二百块银洋在宁冈的斜源村买通了
　　一个叫陈开恩的无业游民带路，沿着黄洋界后面的一条小溪，攀过悬崖峭壁，突然杀向
　　红军的背后……
　　 田长江是红五军的号兵，当时也守在黄洋界，他回忆说：
　　 “敌人进攻井冈山的那天，大概是在阴历十二月份，已经下雪了。敌人从正面攻不
　　上来，他们就从宁冈找到一个反动富农带路，从黄洋界后面完全没有路的山沟里爬上来。
　　我们在黄洋界守了六天，最后敌人摸上了黄洋界挑水的道路，占领了黄洋界后面。敌人
　　是黄昏摸上来的。天亮后，我从前哨回到黄洋界，到后面洗脸吃饭，刚刚端起碗吃了一
　　碗饭，就听到挑水方向响了一枪，我马上背上号，拿起枪跑到后面山上去，一看敌人从
　　那边过来了，我忙打了几枪，通知前面的部队。这时，敌人一下子就冲了上来，我再也
　　回不去了。”
　　 第三次反“会剿”时，冯瑞田是红五军五纵队二大队三中队八班的战士。他当时也
　　在黄洋界，对黄洋界的失守，同样记忆犹新：
　　 “1928年旧历腊月，国民党开始对井冈山进行第三次‘会剿’，敌人是从茅坪方向
　　来的。我们大队当时是守黄洋界哨口。从农历十二月十六日开始打，整整打了一个星期。
　　前两天天晴，第三天天气突然变了，雾很大，什么也看不见。二十三日晚上，我们放了
　　军事哨。我当时担任上士，大队的采买。我背着一枝枪，从黄洋界哨口到散兵壕去看看，
　　走到半路，突然听到三声枪响，我赶紧对放哨的说，你们派一个人去黄洋界哨口报告。
　　随后，我便打枪抵抗。这时我听到下面有好多脚步声，像踩在冰上喀嚓喀嚓直响。后来
　　才发现有好多敌人来了，是由一个反水农民带队从后面爬岭上来的。他们爬的爬，挖路
　　的挖路，边走边砍，爬了三天三夜。上来的敌人太多，我们打不赢，便从源头下到三堡
　　会打游击了。”
　　 接到黄洋界告急的报告，彭德怀心里一惊，急忙组织起在茨坪的红军学校的学员，
　　又到小井医院召集了几十名轻伤员，于30日清晨向黄洋界赶去。
　　 彭德怀和李灿、徐彦刚采用两面夹击的办法，决心收复哨口，然而，敌人的兵力越
　　聚越多，而红五军的伤亡却不断增加。就在红五军夺回一个山头，正准备向另一个山头
　　进攻时，有战士来报：“八面山和桐木岭失守了！”
　　 彭德怀长叹一声，急忙从黄洋界赶回茨坪，组织人马全力以赴地抵挡着疯狂的敌人。
　　 可是，与不断增加的敌人相比，红五军的力量实在太小、太小了……
　　 最后，幸存的红五军指战员被迫步步后退，集中到了茨坪。
　　
　　

　　黄洋界对井冈山太重要了，黄洋界一失守，八面山、桐木岭、双马石三个哨口也相
　　继失守，最后，只剩下了王佐带领的三十二团和遂川县赤卫队坚守着的朱砂冲哨口。
　　 一道难题，摆到了彭德怀和滕代远的面前：是带着全军将士与敌人死拼到底。拼到
　　没有一个人，还是带着剩下的人马撤退出去？
　　 很显然，如果死拼，即使全军将士阵亡也不可能守住井冈山了。
　　 其实，性格刚直的彭德怀头脑一直是清醒的。战斗打响之前在认真地分析过敌我力
　　量的对比后，彭德怀已料到了现在的结局。
　　 早在接受前委下达的守山任务时，在进行过守山的动员，研究过守山的计划后，1月
　　上旬，红五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还召开过一次联席会议。在这次会上，大家的头脑是
　　冷静的，大家都认识到，经过全体军民的努力，有可能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保住井冈
　　山根据地。然而，由于客观的形势和主观的力量所决定，反“会剿”中也会出现种种困
　　难，甚至有可能遭到失利。
　　 应该说，这是一次对井冈山实事求是的分析。会议最后决定：在军事方面，五井如
　　被敌人攻破，五军冲出五井，取道敌人薄弱的地方往赣南与四军取得联系，各县地方武
　　装则应尽可能埋藏于各县；政治方面，党不能离开群众，特委、各县委均须留边界指挥
　　工作。
　　 这是大家最不愿看到的最后一幕，但残酷的现实还是把井冈山逼到了这最后一步。
　　 面对强敌几路夹击的现实，彭德怀果断地决定执行五军军委与边界特委原定的战略
　　方案，跳出敌人密集的包围圈，向赣南转移。
　　 然而，经过这场生死之战，红五军能收集起来的也只有八大队、九大队、特务大队
　　和十大队的余部。
　　 后来得知，李灿和徐彦刚带领的一大队及莲花赤卫队虽与彭德怀隔山相望，但终被
　　强大的敌人隔断，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李灿、徐彦刚带着幸存的战士用绑腿布和衣服
　　撕成的布条结成长绳，从黄洋界的悬崖上吊下去，转移到宁冈一带打游击，后来与何长
　　工部会合。
　　 而守在金狮面的十二大队最终下落不明……
　　 2月初的一天，彭德怀、滕代远带着剩余的不多人马，踏着茫茫积雪，沿着荆竹山、
　　大汾，向赣南方向突围。
　　 李了林在当时还是一名少年先锋队员，但他同样参加了第三次反“会剿”的残酷战
　　斗。对跟随红五军突围的情景，他尤其终生难忘：
　　 “农历腊月十九日这天，宁冈方面的敌人找人带路摸进了黄洋界哨口，结果口子被
　　打开了，八面山也打进来了。彭军长组织部队去救援，但力量不多，也来不及了。彭军
　　长和王佐在茨坪就集中了各哨口的红军和医院的伤病员，然后指挥部队于十九日从茨坪
　　撤到下庄，准备从朱砂冲那边冲出去。但前面的路被敌人堵住了，彭军长在下庄把部队
　　停下来。这天下午，天开始下起大雪了。彭军长和王佐就在田菜坪这个村召开大会，参
　　加大会的除了红军之外，还有遂川县委、县政府的人员，有赤卫大队、区赤卫中队、酃
　　县赤卫大队和我们少年先锋队以及红军的伤病员等近二千人。整个村子都坐满了人，人
　　和枪密密麻麻的一片。彭军长骑在一匹大黑马上讲话。他说：原来决定我们留守后方，
　　但敌人现在打进来了。现在要守哨口是困难的，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们下决心杀开一
　　条路冲出去，以后找机会我们再回来。这个会开的时间不长，会后，决定王佐带领红四
　　军三十二团分散在井冈山上打游击，彭军长带部队向遂川大汾方向突围。突围之前，为
　　了保守行动秘密，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在下庄的新屋田里用梭镖捅死了。接着
　　开始突围，遂川县政府赤卫大队第三中队在前面带路，我们少年先锋队走在红五军伤病
　　员、县委、县政府机关的后面，遂川县赤卫大队二中队和酃县赤卫大队断后。突围的路
　　线是：由下庄田菜坪到河口，再通河西陇，攀上了老井冈山村，然后到荆竹山的火烧冈，
　　在那里过了夜。二十日清晨我们又继续往前走，翻过大坳背到达上烟、长坪村，经过樟
　　坑，从石门岭的山脚下来到竹坑就天黑了，我们在竹坑又住了一晚。两天一晚的急行军，
　　有时走的是羊肠小道，有时要攀登悬崖峭壁，有时要翻越高山峻岭，真是荆棘载途，道
　　路艰难。我们许多人的衣服撕破了，皮肤划破了，鲜血直流。特别是从突围那天开始，
　　就没吃一点东西，又饿又累，走累了真想坐下来歇一下，但一想到冲破敌人的包围保存
　　革命的力量，我们又一股劲地往前走。竹坑住了一晚后，第二天早上又开始向凉山方向
　　前进。”
　　 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背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其中，井冈山的失守，成
　　为彭老总的罪状之一。1969年的国庆节后，《人民日报》一篇通讯员文章更使彭老总发
　　指。
　　 对于井冈山的失守，彭德怀有自己辩证的观点：
　　 守井冈山有正确的，有错误的，然后又是正确的。经过这样的过程：开始以红五军
　　五个大队守井冈山既设阵地，吸引敌人攻坚，疲劳消耗敌人，是为了使我转入外线的红
　　四军能机动打击敌军，配合红五军打退敌人围攻，这是正确的。后因敌情变化，红四军
　　受到李文彬旅的袭击，他们放弃配合保卫井冈山，经赣南出问西。他们当时只有这样做
　　才能摆脱困难，保存自己。这时，红五军就成了孤军固守井冈山，敌军优我三四十倍，
　　那它总会把井冈山打下的。在这种情况下，坚守井冈山就成了错误。我们当时不明了红
　　四军的情况，如能及时了解情况，早一两天突出包围，那就要比较安全些。井冈山有五
　　条要路，三条路被敌人攻破了，五军决定突出重围，保全红军，避免被消灭，然后再图
　　恢复边区和井冈山，这是正确的，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样的事，在当时并不是那样容易
　　决断的。如果预先没有一点准备，就很难设想。
　　 可是，事过四十年的1969年国庆节后，《人民日报》的通讯员，说这是不要根据地，
　　违反毛主席指示！照他的意思是不要突围，而要同敌人把自己拼光，那才是要根据地，
　　那才是执行毛主席指示？他自己违反毛泽东思想，却自封为毛泽东思想，他是投机分子，
　　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1974年9月14日深夜2点40分，在全军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解放军总医院高干楼最上层最西头的一间秘密病房里，在病床上疼痛了两个月的彭德怀突然死亡。
　　　　霎时间，14病室5床由无情的哀痛转为永远的寂灭，彭德怀在被憋得一阵发抖之后，悄悄地安眠了……
　　　　这是因为，他的直肠癌已转移到双肺，肺叶痰液渗出，堵住了喉咙，窒息而死。
　　　　站在门口看押他的哨兵，觉得听不到他难忍的喘息声了，近前一看，口张着，呼吸没有了。哨兵急忙穿过长长的走廊报告值班医生。医生护士紧急抢救，输氧、人工呼吸、吸痰，半个小时后，彭德怀被救活了。
　　　　多谢天，他的心又跳动了。
　　　　然而，他的心又被禁锢了，他的肉体又剧痛起来。
　　　　对他，活着就是地狱，活着只有痛苦。他还要继续延续痛苦，还要度过一个个恐怖的白天，一个个冥凶的夜晚。
　　　　他的生命终于被摧毁了。
　　　　人类在她漫长的发展道路上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人更是一种群居动物，孤独是其难耐的痛苦之一。然而，彭德怀在“文革”8年中，被强制脱离大自然，脱离人类社会，长期关闭，生活单调枯燥，没有阳光，没有正常的人际关系和家庭生活。尤其，他受到疯狂野蛮的批斗，惨无人道的审讯，强加于他不是天方夜谭胜似天方夜谭却又“证据确凿”的丑恶罪名，他所承担的精神折磨之剧是旁人根本无法想象的。长期的精神抑郁和痛苦，长期的慢性便秘得不到治疗，人身必需的含于蔬菜、水果中的纤维素严重失调，故直肠癌在他身上发生了。
　　　　2年前，他已有直肠癌早期症状，大便次数增多，先急后重，患处隐痛，粘液血便。他自己把这种病状不当回事，说是早在抗战时期敌后的华北山沟就得了肠炎病，就开始便秘，是因为痔疮经久不愈，他说自己没有病。而只有医学才能证明他健康与否，直肠指检是简而易行又是诊断直肠癌最重要的方法，80％以上的直肠癌均可在直肠指检时触及。他作为关押在案的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号“罪犯”，有谁给他治病，有谁给他检查身体呢。直肠癌在常见的10种恶性肿瘤里治愈率是较高的，如能早期诊断及手术，术后享有一般人的权力，合理安排饮食，健康充实的生活内容及正常的生活节律，坚持化疗，可使预后较好。而这些，他根本无缘。一直等到1年后的1973年4月10日在监护点大便大出血时，才送医院检查，这时，直肠癌已到中晚期了。
　　　　术后仅一年多，医生的努力没有阻止癌细胞迅速扩散，癌细胞转至肺及骨内。
　　　　从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开始，右膀疼、左膀痛，继而后背痛，前胸痛，由间歇性逐渐变为持续性的深部疼痛，他每天的病情明显加重，每天在极度痛苦中挣扎着。
　　　　他头昏，站不住了，眼睛发黑看不见了。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并已转移。7月3日对护士长说：“你给我扎上两针，一针把我扎死算了，免得我这样受罪。”
　　　　他又对医生说：“我的病是癌症，这病不好治，至今世界医学界也没研究出来，如果我的病症转化了，就把我处死，马上进行解剖研究，看他是什么原因，这个事我给你们讲过多次，你们都没有回答我。”
　　　　医生护士每天按时查房、治疗，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了。哨兵24小时看守着，控制了他这个垂危病人的全部自由，他只觉得他见不着人，见到的几个人，对他只作冷眼旁观，无所谓爱，也无所谓恨。
　　　　7月5日的早晨，他挪动着不听使唤的腿到洗脸间，洗罢脸出来，向前一栽，差点撞到墙上，被哨兵一把抓住，扶着他坐到沙发上。
　　　　今天早上，他的疼痛平伏一点，又恢复了对生活的期望，他唯一的权力和享受是看书看报，一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本小说《沸腾的群山》，消磨着生活的无聊和孤独。旁边摆着昨天的《人民日报》，他打开看，第二版赫然醒目一行大标题：《批孔与路线斗争》。他知道“路线斗争”必有同他彭德怀的斗争。
　　　　他艰难地举起《人民日报》，把饱含痛苦的已经看不太清楚的眼睛睁大，在密密匝匝一大版文字中从头找他的名字。找到孔老二、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的名字，又看到孔孟之徒反动人物曾国藩、蒋介石、汪精卫的名字。他休息一下，喝口茶水，接着往下找。在一版的末尾，找到了他不愿意看到的“彭德怀”三个字，看完批判他的长长一段黑文，气得竟至一句话都说不出，两手拿着报纸发抖。
　　　　他在被癌魔折磨的行将结束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个拿着软刀子署名“靳志柏”的“刽子手”无疑是兵不血刃地在他的病体上又刺进一刀。彭德怀在四个月之后带着长恨离去了，他死了也不能忘记这段长长地攻击他的话：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迅速前进，引起了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彭德怀之流十分恐慌和仇恨。”“一九五九年，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赤膊上阵，恶毒地攻击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妄图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领导全党及时地粉碎了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在斗争中深人地揭露了彭德怀的反动世界观。”
　　　　在靳姓“笔杆子”的一阵切骨之恨的声讨后，把彭德怀和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联在一起：“彭德怀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鼓吹什么‘自由、平等、博爱’，鼓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孔孟之道”。“在革命胜利前，鼓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要搞阶级调和，反对用战争和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取消革命。在革命胜利后，宣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为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就在这里。”
　　　　彭德怀看完这段话后，终于喘上几口气，骂声“猪压的”，将桌子上的饭碗狠狠地摔到地上。碗是苹果绿塑料碗，噗哧一声钻人床底，他对着《人民日报》说：“日寇侵占华北，我在华北敌后打日本鬼子，敌人大举进攻延安，你们在哪里？难道华北抗击日伪军、延安的收复并取得世人皆知的胜利，都是执行的王明、孔老二的路线？百团大战是左倾冒险，躲在山沟里不打日本鬼子才是正确的吗？批判孔老二，批海瑞罢官，为什么把我彭德怀挂进去，还批什么周公，中国最大的儒，你们到底将国家引向何处，还嫌国家不乱吗！”
　　　　彭德怀又喘不上气了，只听到他一阵令人害怕的咳嗽声。他用生命最后一点力量，喊出了长久憋在心里的话。他又像指挥八路军、野战军在冲杀，在驰骋，在横扫残敌。
　　　　这是他在医院临终前最后一次发火。
　　

　　彭德怀同志是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好元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共产主义信仰坚定、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不仅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而且还以其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实事求是的高尚人格，在中国人民中树起崇高形象。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英名早已载入史册，成为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作为现实的他，其人格风范，展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优秀素质，已在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非人工所建造的人格丰碑，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向人们揭示出人生真谛，有着巨大的感染力、影响力和吸引力，激励和引导人们应该怎样去工作、生活，怎样去做人。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弘扬彭德怀的人格风范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社会教育作用。基于此，本文想着重分析探讨彭德怀的人格风范的基本特征，在纪念彭德怀同志诞辰百年之际献上我们深沉的怀念。
　　
　　
　　　　　　　　　　　　一、领导气度特征
　　
　　
　　　　作为一位革命家、政治家，不仅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坚韧不拔的精神，而且要有恢宏的气度。彭德怀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除具备革命家、政治家具有的素质外，还有其独特的人格品貌。彭德怀这种人格品貌是指在其身上体现出来，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人格特征和人格模式的反映，集中体现在理想信念、思想品德、工作作风、生活方式、个性品质等内容上。他作为革命者，忠于信仰，对共产主义有着坚定不移的追求，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比信仰，但不死搬教条，不套用革命导师的现成词句指导现实的工作实际，不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他作为领导者，坚持原则、公正无私，同时又灵活机动，坚持从群众中来，从实际中来，处理好各项工作关系；他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成员之一，既原则坚定，又通情达理，要求下属严格自己首先要做到；通过对伟大事业与个人功名、理性与情感等各种关系的正确处理，特别是在怎样做人的问题上，他以自己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向人们展示出了一位成熟的政治领导人的人格品貌和恢宏气度。
　　
　　　　第一，正确对待权力和名誉。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也曾有过许多大有作为、显赫一时的人，但是，由于没有处理好个人的功名利益和伟大事业的关系，而最终损害了革命事业。如果从人格上找原因，都与他们未能摆脱“私于个人”的困扰有关。这就在道德气度上先自降了几等，最终连自己尽力塑造的某些“形象”也受到损害。而彭德怀同志尽管在庐山会议遭受那样大的挫折，但始终在人民的心中受到赞誉，多少年后人们一提起这段历史时，无不为其能正确处理伟大事业与个人功名的关系而深深敬佩。他一生中没有那种“特殊的权力欲望”，他在党内和国内、军内都具有很大的影响，但他谦虚地把成就归于“其他领导”，从不谋求自己的“权势”、“影响”、“威望”或名誉。在他的一生中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一直保持了这个特点。
　　

　　彭德怀常说，他是毛主席的一个兵。他时刻把自己摆在普通一兵的位置上。1954年9月29日，毛泽东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任命彭德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任命国防部长。就在这一年，为了扬军威，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推动部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中央决定国庆节举行阅兵仪式，并决定彭总在“十一”这天，以国防部的名义，向全军发布命令。在筹备过程中，新华社负责这次阅兵播音工作的同志提出，要给彭总录音，以便作为历史资料保存起来。彭总知道后很严肃地说，“录什么音？我的声音没有保存价值，不录！”1958年9月30日，湖南省平江关镇人民委员会电告彭德怀要求将该镇改名为彭黄人民公社。彭德怀知道后，批评道：“不能用个人名字命名，更不能用我的名字！”有一次彭德怀同志到欧洲访问，几位外国老者称赞他是“百战百胜的中国将军！”“创造战争奇迹的英雄！”“第一个打败了美国军队的统帅！”等等，彭德怀听到后，马上收敛起笑容，回答说，“你们搞错了人，我不过是一个普通军人，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至于打败美国侵略军的，是朝鲜和中国的英雄人民和军队，英明的统帅是毛泽东同志和金日成同志！”
　　红军长征时，彭德怀受命率一部分红军去石雕楼迎接四方面军主力渡黑水河。张国焘为了达到个人独揽大权的政治野心，不惜分裂党、分裂红军，为增加个人势力，他派秘书黄超向彭德怀送牛肉、大米、银洋，彭德怀根本不为所动。张国焘亲自对彭德怀说，“从江西出发以来，你的队伍打得很苦，损失很重，我给你三个师，听你指挥！”彭德怀识破张国焘的阴谋，坚定地说，“红军是要听从军委的统一指挥的。”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冲锋在前，连克顽敌，胜利引导部队到陕北。
　　
　　　　第二，情理兼融的宽厚长者。
　　
　　　　理性与情感，是革命家较难处理的一对矛盾。只讲理性不讲情感，或者把某些本来正确的道理和原则推向极端，难免会把它们变成生硬的教条，似乎革命家就应该有一副刻板的冷冰冰的面孔，这容易使革命队伍缺少一种很难用理性语言说清楚的亲和力。反过来，如果以丧失理性原则为代价，一味讲求情感的融洽，或者用情绪化的态度从事政治运动，同样不是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应有的品格。彭德怀在与人们的印象中，大量看到的是他刚的一面，坚定、严厉、耿直。但是从总体上看，他则属于勇于所当勇，退于不得不退的革命家。更多的时候，在其刚烈的同时蕴藏着表现着对同志对群众无限柔情，呈现出一付宽厚长者的样子。这种品行表现在政治斗争中，是刚强而不极端，柔和而不失去原则。对待不同的人，不同的关系，彭德怀都注意不走极端，充分表现出其人格风范的力量。他对子女、亲属、部下从来都很严肃，不许有一点特殊化，但是当他们遇到了工作上不顺心或委屈时，他又体贴入微，诚心相助。他的警卫参谋在军衔评定时有点意见想不通，受到彭总的严厉批评，但当警卫参谋说清事情原委时，彭总不仅没批评他，反而喊来主管领导，要求实事求是处理好。用彭德怀的话说，合理的意见要听，该解决的要解决，决不能叫一个同志受委屈。相反在涉及到工作和事业的原则问题上，他又表现得像一个斗士，意志坚强，目光敏锐，丝毫不讲情面。庐山会议时，他在西北组从7月3日到7月10日的8天中，先后作了七次发言和讲话，以他自己一贯的毫不掩饰的风格，多次讲到了问题的敏感处，并且直涉毛泽东。他的发言，有人赞同，有人为他捏一把汗，还有人冷眼旁观。可是彭德怀出于对人民负责，对党的事业负责的精神，不管这些，仍照直讲下去。虽然最后他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但是这种光明磊落、坚持原则、讲真话的品格，难道不是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所应具有的吗？
　　
　　

　　第三，政治的坚定性与道德情操合为一体。
　　
　　　　彭德怀在现代中国革命家中，其高尚的道德情操与坚定的政治品质给后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影响是巨大的。应该说，他是一个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高度合一的伟人。
　　　　红军初创时，内部矛盾和斗争是很激烈的，有时是非常激烈的。在两次关键时刻，彭德怀都挺身而出，维护毛泽东在党和红军领导的正确主张。第一次是在1929年末到1930年初，中央要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离开苏区。彭德怀认为这个决定不妥当，尽管他入党时间不长，还是觉得有必要直接写信给中央，遂于4月4日，亲笔写出他参加党以后第一封给中央的信，认为：这种严重时期，只有领导者下决心与群众同辛苦、同生死，集中力量作盘旋式的游击，才能渡过难关，万万不能（采取）藏匿躲避政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支持毛泽东的领导，不同意中央来信基于对形势的悲观估量。第二次是在1930年9月下旬，毛泽东主席主张红军打吉安，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有部分干部主张以主力攻打南昌，这时身为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坚持毛泽东的主张。当红军攻下吉安后，敌人大兵入赣，向江西苏区扑来，在此关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召开罗坊会议。毛泽东主张实行战略转移，将敌人引向根据地，待其疲惫而歼灭之，提出红军东渡赣江的作战计划。但三军团的干部因多是赣西人，不同意东渡赣江，主张红一、三军团夹江而阵，分兵击敌。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争论十分激烈。彭德怀的一票非常重要，正如他自己在自述中所说：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占优势。最后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作战计划。后来，还有人仍坚持要夹江而阵。彭德怀说：现在最要紧的是消灭进攻之敌，谁有意见，待过江后再讨论。我彭德怀是一定过江的，前委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让全国工农弟兄都过好日子，不要只恋着自己家乡那块苏区。由于彭德怀同志鲜明的态度，避免了红军分裂。事后多少年毛泽东还称赞彭德怀“一言为定”。
　　　　“富田事变”后，面对敌人伪造的妄图挑起一、三军团冲突的密信，彭德怀以坚定的政治觉悟，敏锐地识破敌人的阴谋，坚信毛泽东是一个可信赖的好同志，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治家，绝不是一个阴谋家，决不会背地里搞阴谋、置战友于死地。同时他又光明磊落、不避嫌疑，顾不上吃饭，立即写了一篇《红三军团声明》说：“一、三军团要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的领导。”宣言草就，立派一个班将宣言连同伪造信一起送到黄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呈毛泽东。毛泽东看过，增加了对彭德怀的信任，一、三军团更加团结。
　　　　庐山会议，彭德怀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主观主义是有意见的，而且在大、小会议上做了批评式的发言，但他绝不背后议论，当有人说毛泽东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彭德怀则有不同看法。说毛泽东同斯大林晚年不同，解决了社会主义时期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而斯大林是否认有敌我矛盾的（宪法规定过取消死刑），后来又把主次颠倒了。说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的熟悉，是党内任何同志远不及的，说历代开国之君都英明而厉害，无产阶级领导也要厉害才行，同皇帝有本质不同。从中可见，彭德怀的公正、无私与光明正大，其人格是多么高尚。
　　
　　
　　

　　二、领导品质特征
　　
　　
　　　　所谓领导4品质特征，包含领导者的品德和素质两部分，是领导者行为、作风体现出的思想认识、道德品行等本质属性的反映。彭德怀在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卓越的领导品质，为人们所敬仰，成为振兴民族精神的人格力量。概括地说，彭德怀的领导品质大体包含以下方面：
　　
　　　　第一，以国家、民族大业为己任。
　　
　　　　彭德怀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一户穷苦人家，苦难的童年给他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一定要推翻这不平等的旧社会。18岁那年，他投入湘军当兵，开始驰骋疆场的戎马生活。在部队里，广泛同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爱国情绪的士兵接触，并与李灿、黄公略、张荣生等人结为挚友，组织了救贫会，团结进步官兵，抗强扶弱，打富济贫，为老百姓谋利益。这表明，在青年彭德怀思想里就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义务感、责任感。此后，在彭德怀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尽管地位和职务变了，但他忧国忧民、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之心不变。建国后，身为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同志，一心只想要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发达。中南海怀仁堂的东南角，有一个叫“永福堂”的院落，彭德怀从朝鲜回来就在此居住和办公。这座房子由于长年日晒雨淋，没有及时维修，门窗和廊柱的油漆早已脱落，斑斑点点，不象个样子，办公室天棚一角还漏雨，每逢下雨总是要湿上一大片。管理部门的同志对此很是过意不去，几次提出要对房屋进行一次翻修和粉刷，都被彭德怀拒绝了，他说：“哪里漏就补哪里，能住就行了。”并多次嘱咐管理部门的同志：“你们要把心计用在国家这个大‘家’上，眼睛不要老是盯着我这个小‘家’，要把钱节约下来，先用于国家经济建设。”
　　　　彭德怀在日常生活中，还习惯于用小米做为计算单位。每当遇到花钱的事，他总是首先想到抵多少斤小米，想到农民“汗滴禾下土”，种出一点粮食不容易，花钱不能大手大脚。遇上能为国家开支的事，彭德怀总是乐于去做，从不“弃权”。他常说，过去，我们节约每一铜板是为了支援革命战争，现在，我们节约每一分钱是为了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平时，他处处精打细算，注意节约，从不乱花一分钱，出国时也不例外。
　　

　　为了树立人民政府形象，只要一出现损害政府形象的苗头，彭德怀总是及时制止、纠正。部队刚由农村进入城市后，环境变了，条件好了，时间一长，有些人便滋长了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有的不自觉地搞起了讲排场、摆阔气、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对这些现象，彭德怀十分警惕，经常向下属敲警钟，要大家认真学习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告诫大家“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自己也十分注意抵制不正之风，处处不脱离群众。有一次，彭德怀到东南沿海视察，当地一位领导临走时硬要送彭德怀一坛好酒。参谋无奈只好收下，彭德怀知道后就发火了，狠狠地批评那位参谋：收了人家的东西不给钱，就是接受送礼，是谁给你的这个权利？强令他想办法把酒退回去。并非常严肃地说：这种作风要不得，也是党纪所不容许的，要是都这样子搞下去，我们党会腐败的。最后，按照彭德怀的意见，补交了酒钱，才告了结。彭德怀就是以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领导意识，为党为民勤奋工作。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向彭德怀学习，树立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领导意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这是搞好一切工作的基本前提，也是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搞好党性修养的基本出发点。
　　
　　　　第二、以廉政、勤政为标准严格要求。
　　
　　　　能否廉政、勤政，这是衡量领导干部品质优劣的一块试金石。我们有些领导干部虽然能经得起战争环境的考验，却经不起和平环境的考验，经不起执政的考验。而彭德怀同志在这方面给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他总是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始终保持着清正廉洁的品质，从不搞特殊化。特别是建国后，环境变了，条件好了，彭德怀并不因此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相反，他更加注重以身做则。
　　　　战争年代，彭德怀常对他身边的干部说“仗靠战士打，生活上要想战士！”他在生活上处处想着战士，同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不愿意接受别人对他的特别照顾。他穿着和战士一样的打补钉的衣服，布鞋子常漏出个大脚拇指，吃的一点也不超过标准。他总想在生活上和战士拉一条水平线，高一点也不干。1947年7月，在陕北的靖边曾发生了一件被战士们称为“黄瓜事件”的十分感人肺腑的事，反映就是彭德怀同志严格要求自己的事例。他还提出了“一个月一省我身”的建议。他说：“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曾子做了没做，我不知道，但这话说得有道理。我们共产党人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比古人高明得多，能不能一星期一省我身？一个月一省我身？我一个月总是要抽出半天一省我身，想一想自己对党对人民对革命应尽的责任尽到没有？有什么缺点错误？怎么克服？”
　　　　彭德怀对负责公家财物的同志也提出三条要求：第一，自己不贪；第二，别人不送；第三，敢把厚脸皮的上司、熟人挡回去。有这三条，才能保住一个“公”字。
　　　　彭德怀不但不为自己谋私利，而且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亲友谋任何私利。彭总经常教育侄子、侄女要做普通一员，普通老百姓，千万不要有优越感，不要忘本，一辈子都要艰苦朴素。因此，孩子们穿的衣服，都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在他身边的孩子，平时吃饭都是到职工食堂去买，只有在节假日或星期天，才允许加一两个菜。全家一起改善一下生活。至于用车更是绝对不允许的。彭总多次说过“车子是组织上分配给我工作用的，家属没有权利动用”。因此，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彭总到外地开会、视察时，从来没有带过夫人。在待遇方面，他要求自己的亲属要带个好头。
　　
　　

　　三、思想方法特征
　　
　　
　　　　人的行动总是由思想作指导的，正确行动的背后，必然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彭德怀一生光辉的实践活动和他那卓越的才能，正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思想方法的结果。概括地说，彭德怀的思想方法特征最突出的表现，是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一切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际出发。
　　　　求真，是彭德怀思想方法的核心之一，也是他人格风范形成的思想基础。“真”就是实际，“求”就是追求。彭德怀不是那种只凭主观想象或一时冲动就采取行动的人，他总是苦苦地追求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能严格地合乎实际，而且这种“求真的心”又极盛。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使他形成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1958年，浮夸风盛行，农业大放“卫星”时，彭德怀坚持调查研究，亲自到现场，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在武昌会议时，对粮食产量达10000亿斤的数字有怀疑，后来勉强同意毛泽东定的7500亿斤，但心中仍有怀疑。会后就由周小舟陪同，先后到湘潭鸟石、韶山、株州调查，得知房子拆了，煮饭的锅砸了，有的基层干部打人骂人，训斥体罚很严重，安排劳动不照顾妇女生理特点，虚报数量时，大为触动。建议薄一波向中央反映，他自己也发了一个电报，说只能征购900亿斤。他批评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农村4个月不供油，事实上办不到，这完全是主观主义。为了增加自己认识的准确性，在庐山会议前，他在甘肃、湖南、安徽等地视察了很长一段时间，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所以当庐山会议时，他才写出内容丰富、事例具体的那封信。
　　　　彭德怀一生，是以“不尚空谈，崇尚实际”作为行动准则的。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时，首先考虑的是，一切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获得真理，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他平生最讨厌光说而不去实行的人，注意做实事、收实效，反对形式主义，反对花架于，更反对照搬照抄外国经验。1955年，全国全军都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流传这样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要不走样地学习苏联。他到张家口通讯兵工程学院视察，就如何学习外国先进经验说：我们要把苏联先进的经验学到手，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要脱离实际，要从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我为主，才能发挥我之所长，弥补我之所短。千万不要把人家落后的东西也学了过来。他又说：先进经验也是相对的，不一定到哪里都管用。王明就吃了教条主义的亏。我们学习先进经验，只能借鉴，不能照搬，一定要和总结我们的经验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才用得灵。彭德怀这种务实的作风，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它有助于我们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不良倾向，有助于我们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避免犯错误。这对于我们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都是极为重要的。
　　
　　
　　
　　　　（作者单位：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发动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绩最辉煌、影响最深远的战略性进攻战役。战役的主要指挥者彭德怀以其惊人的军事谋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组织华北抗日军民，在防御中求进攻，于劣势中造优势，变被动为主动，以较小的消耗换取较大的胜利，以战略影响政略，导演出了中外战争史上一部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战役“活剧”①。（注：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页）值此我国著名的军事家、军事战略家彭德怀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笔者就此抒发拙见，以示纪念。
　　
　　
　　　　　　　　　　　　一、审时度势，慎重运筹，定下百团大战“必须打”之决心，以战略影响政略
　　
　　
　　　　审时度势，历来是兵家设计定谋、克敌制胜的基础。在定下百四大战“必须打”的决心之前，彭德怀对1940年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判断。他认为百团大战之前是中华民族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组织一场大规模的对日作战并取得胜利是以“战略”影响“政略”、“争取时局好转”的关键。
　　　　彭德怀指出，1940年中华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表现在：一是“东方慕尼黑危险的增加”。①二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西南国际交通线路被截断，增加了国民党的动摇……投降危险在随之严重。”②三是在我八路军打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国民党开动宣传机器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军”。这使“一部分人上了圈套，而对八路军产生了怀疑”。③也给全国人民在思想上造成了某些混乱。四是日本侵略军推行“强化治安”、“囚笼政策”、“三光”政策，使敌占区日益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愈见缩小。“从1940年3月前后到7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战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的偏关。”④（注：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页。②同上，第235页。③同上，第234页。④同上，第235页。）
　　　　在中华民族严重危机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于1940年7月1日发表了《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7日又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明白地指出：“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我们不应隐蔽这种危险与困难，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向全国提醒这种危险与困难”，并且指出：“全国应该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险与困难。”中国人民只要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地奋斗下去，“则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是有保证的。”作为华北八路军前线主要指挥员，彭德怀正确理解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果断定下决心——组织八路军‘”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以“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15页。）
　　
　　

　　二、尊重客观，造势制敌，确立以“交通破袭”为战役手段，在防御中求进攻
　　
　　
　　　　定下决心，尔后就要实现决心。那末，在敌强我弱的总态势下，华北八路军敢不敢打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战役，能不能取得大规模进攻战役的胜利？彭德怀的回答是：尊重客观，造势制敌，“在战术上进攻，应当先找弱一点的消灭，如此，强的亦将变为弱的。”（《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74页。）
　　　　尊重客观，是说我们在设计定谋时，要尊重客观实际，正确把握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制定出胜我败敌之良策。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正是说的这个道理。百团大战前夕，彭德怀对华北战场的局势进行了精密地分析和研究：
　　　　关于华北战场态势。彭德怀指出，华北战争是长期艰苦的，犬牙交错的，此来彼去的，拉锯式的。他说：“在整个华北，敌人占领的主要是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我们占领的主要是乡村和较小的城市。敌人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包围着我们，我们的乡村和小城市又包围住了敌人。”敌我双方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扫荡”和反“扫荡”。（《彭德怀军事文选》，第67页。）从总的态势上看，敌人是在进攻，我们是在防御。
　　　　关于敌我兵力情况。彭德怀指出，自武汉失守以来，日军对华用兵呈骤增趋势；华北八路军在抗日斗争中亦有较大发展。自1939年以来，日军在华北战场的总兵力达到44万人，占当时侵华总兵力的一半，另还有伪军15万多人。而八路军此时也已发展到40余万。但从总体上讲，还是敌强我弱。我军不仅在数量上少于敌人，而且武器装备也劣于敌人。
　　　　关于双方战略战术。彭德怀指出，在占领武汉后，日寇将其战①《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15页。②《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74页。③《彭德怀军事文选》，第67页。争重心放在对敌后八路军的进攻方面，在华北实施“囚笼政策”，加紧对解放区军民的“扫荡”；华北八路军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建立并巩固抗日根据地，展开反“所荡”斗争和“交通破袭战”。而我军许多次战役或战斗都是被动的，只是在作战过程中我军才由被动逐渐转为主动。
　　　　总之，华北战局的情况是敌强我弱，敌进攻我防御，敌主动我被动。如何改变这种敌我态势，如何扭转华北战局？彭德怀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造势制敌。造势制敌，是说我们在尊重客观实际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有利态势以歼灭敌人。也就是说要摸透敌人的弱点，创造大举歼敌的战机。
　　　　敌人的弱点在哪里？彭德怀着重指出，日寇虽然占据了华北的许多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但却使其兵力愈加分散，交通线空虚。这是敌人的弱点，同时又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怎样创造大举歼敌的战机？彭德怀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总态势下，华北抗日军民欲大举歼灭敌人，则必须遵循如下原则：一是积极防御。在华北战场上，敌人兵力强大，兵器精良，作战有素，处于战略进攻的态势。我军则处于战略防御的地位。我们如果“采取单纯的防御，必须招致失败的恶果”，因此，必须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积极防御的要诀，在于乘敌在运动中或立足未稳时，集中优势兵力，以坚决、勇猛、迅速的手段歼灭敌人……只有在运动中解决了敌人，打击了敌人，才是达到防御的最好手段”①；（注：①《彭德怀军事文选》，第39页。）二是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上以多胜少。
　　彭德怀在指挥百团大战的过程中，正是严格执行了上述造势制敌的原则，才使整个战役一步一步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