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九大”以前，一九六八年三月，黄永胜到北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后，就坚决站在林彪、周恩来一方，对维护大局、维护稳定、“加强战备”、“抓革命促生产”起了重要作用。黄永胜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支撑处在全国动乱、全面内战的国家，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工作。尤其可贵的是黄永胜在反对中央文革的极左路线，反对江青专横、擅权的斗争中是旗帜鲜明的，他是一个带头人，起到了周恩来不便发挥的作用。周恩来有时不得不和点稀泥。有一次林副主席很动情又很担忧地对黄、吴、李、邱说 ：“还是那句话，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军队乱了，就不得了了。军队是绝对不能让他们（指江青一伙）进来捣蛋的。”黄永胜在抵制江青，不许她插手军队也是立了大功的。江青对黄永胜恨之入骨。
　　党的九大以后，开始由中央政治局领导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取消了。中央的日常工作，在周总理的领导下，由政治局会议研究解决，重大问题报毛主席、林副主席批示。中央决定不再用中央文革的名义发文件，也告知江青等人，不得再用中央文革的名义讲话。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是非常不满的，他们总想抱成一个小团团，占领一块阵地。他们总是提出一些与周总理、与军委办事组、与国务院业务组、与政治局其他同志相左的意见，来表示他们的马列主义“水平”，来表示他们的“革命性”，来表示中央文革的意见还存在。这无疑对党的事业干扰极大，危害极大。
　　比如，在解放干部的问题上，本来国务院和各地方干部可以解放一批，但江青、康生、张春桥是极力阻挠的，到七O年初也只解放了几个人。由纪登奎提名解放他在冀鲁豫工作时，自己的老上级万里、赵紫阳。周总理、邱会作立即表态同意解放万里，黄永胜支持解放赵紫阳。万里被任命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江青一伙极力反对，但快开四届人大了，主席也发过话，他们也无奈，但江青说不要万里留在北京，总理说万里对北京较熟悉，先让他下放一段时间，接触一下群众再工作。这样万里任北京革委会副主任，在首钢下放劳动一段时间；赵紫阳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军委办事组也报了不少干部，被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一压再压，最后确定的有杨勇、张宗逊、梁必业、张震等人。吴克华因被毛泽东主席点过名，大家有些顾虑，是黄永胜一直坚持，才榜上有名的。为解放军队干部，军委办事组多次召开会议，黄总长等做了重要讲话，让各单位加快清队步伐。黄说：“多是熟悉的人嘛，心胸放宽了，政策就放宽了。不要抓住不放。”黄是积极解放老干部的。一个“九.一三”事件，把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的功绩全抹杀了。
　　有一次，周恩来、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在一起，江青指着鼻子骂黄永胜，诬陷“黄永胜是搞军党论的，你们不要党的领导。如果军队要党的领导，就请黄总长向主席、林副主席建议，让我担任军委副主席。军队的事由我向主席报告，肯定能得到主席的支持。”黄永胜毫无惧色地，当时就顶了江青，黄说；“我可不去，谁想当谁向主席去建议！”江青听后勃然大怒，周恩来左劝右劝都不成，后来江青又哭了起来，黄永胜没有耐心看江青耍泼，站起来就走了(50)。
　　在林彪的领导下，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军委办事组和全军指战员反对造反夺权，反对打砸抢，已卓有成效。军队先以驻京的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及海军、空军，各军兵种为龙头稳定下来，从而稳定北京，从而稳定全军，从而稳定全国！以军委办事组领导的陆、海、空三军革命派是立了大功的，人民解放军已成为支撑人民共和国的顶梁柱。这段历史，已经因林彪的倒台被扼杀，被篡改了。
　　既然军委办事组与中央文革路线分歧这么大，同时，军委办事组对江青极不敬重，江青产生了极大怨恨。因此，以军委办事组为代表的军队革命派，说东，以中央文革为代表的文革造反派，偏偏说西，以示他们的对立，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两方的关系是相当紧张的，军委办事组可以说是反对中央文革、反对“四人帮”的先驱了。遗憾的是毛泽东主席支持了江青、张春桥一伙，说坚持“天才”，就是坚持唯心论的先验论，继而又说“天才”、“设国家主席”，是“反党的炮弹”，是“反党的政治纲领”，搞得人有言难辩。谁坚持正确的意见，提议设国家主席，毛就给谁扣上有“野心”“自己想当国家主席”的大帽子。与毛泽东的意见不一致那就是你自己错了，别无选择。
　　实际上林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顶”了一下毛泽东的错误！坚持了设国家主席的正确意见。正如真正德高望重的黄克诚同志所说的，敢与毛泽东顶嘴的，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毛泽东异曲同工，使两人先后在庐山落马)。在“文革”中，林彪不止是在一件事上顶了毛泽东，为了扼制毛泽东的无政府主义的极左思想恶性发展，林做了大量工作，这方面的事实是很多的，而且总有一天会“上市”的。不管林彪副主席文革初期怎么支持过毛，但是，当他认清毛这样干下去，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极大危害后，他敢于反对毛的错误。为了维护毛的威信，他才拿张春桥开刀。林是英雄！
　　举几个例子。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泽东主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要在会上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并改组中央，把刘少奇搞下台。
　　林彪不愿掺和此事 ，躲在大连不回来，毛泽东可离不开林彪，几次打电话催他回京，并派吴法宪、汪东兴把他接回北京。
　　林彪不准许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还提出“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政策。毛泽东不高兴，提出：“不介入是不可能的，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毛泽东让军队“介入”，让军队支持“左派”，林又说“要一碗水端平”。
　　林彪不希望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串联把局面越搞越乱，让解放军三总部、各军、兵种把各自下属的院校到京的学生劝回到原驻地去，就地闹革命。毛泽东却煽了一把火说“军队院校幺幺幺（一百一十一所），的确有妖。”号召军队院校起来造反，踢开党委闹革命。
　　江青想出风头，要批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并得到毛主席的首肯，江青还拿出鲁迅的话来做批判周扬的依据。林彪坚决反对，说“不要搞这么多名堂”。这样，在部队系统就没有轰轰烈烈地搞什么批“四条汉子”。
　　在“文革”中，毛泽东、江青都点了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同志的名，因而造反派有恃无恐，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张被造反派活活毒打而惨死，死后全身只穿一条衬裤，被扔到东郊火化场，背上几十处刀伤，脑后有一血洞，在脖子和背后，已凝的血结成一条鞭子状。林彪得知后非常震惊，他托当时的七机部长王秉璋同志对张霖之同志的惨死向其家属表示慰问(王曾是十七军司令员，张是政委)，尔后又顶住江青的干扰，接见了张霖之同志的夫人，并和周总理一起支持邱会作儿子和张霖之女儿的婚事。事后，林彪联想到文革中这么多老干部受挫，伤心地落起泪来，林说：“他(指张霖之同志)被毒打致死，说明他没有屈从造反派，没有屈从她（指江青）。”
　　七机部王秉璋部长也被造反派斗的死去活来。无奈之中他去向林副主席求援，王对林说：“林总，我愿意接受革命的考验；我应该接受群众的帮助。我并不是怕群众，但是，我几乎天天都在坐‘喷气式’，弯腰下跪挂黑牌子，实在有些吃不消。”其实，王也只不过给老首长发发牢骚，没想到林彪勃然大怒：“法西斯！惨无人道！他们就是想把老干部都搞死！”尔后，林又说：“你住到西山（军委前指）去。不要出来，避避风潮。”
　　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被造反派羁押在办公室，几天不得回家。赵在受批斗后回到办公室，筋疲力尽，心脏病发作而惨死，人死后手上的烟头还在燃，把手都烧焦了。”林听到赵的死讯，潸然泪下。立即派叶群去看望赵尔陆的夫人郭子瑞同志，并把郭子瑞同志接到毛家湾休息。郭子瑞对林副主席说：“怎么革命了一辈子倒成了反革命，走资派！？”林斩钉截铁地说：“不要怕戴帽子，走资派是党内问题，应该在党内解决。”
　　
　　在文革中，林彪的心情十分矛盾，应该说林是拥护毛主席“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但毛太看中自己，太随心所欲了，太放纵江青了，毛泽东内心对自己太个人崇拜了。(“四个伟大”，毛并不讨嫌！如果在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人们喊“四个伟大”，毛是决不会讨嫌的。现在，经过全党的努力，毛已经“四个伟大”了，毛又说“四个伟大” 讨嫌，叫人无所适从)。林担心物极必反，希望适可而止，可毛又听不进任何人的话，毛打倒了那么多自己的老战友，还表现得那么轻松、潇洒、满不在乎，扬言文化大革命还要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林彪内心甚苦，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林看都不看，毛已经定了还看什么！？只要毛在文件上批了“照办”的，林就让秘书代笔“完全同意主席指示”，只要毛划了“圈”的，林就让秘书代为划圈。林认为文革搞到这个份上，该“克己复礼” （克制自己的欲望，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体制和正常秩序）了，毛却认为打倒了刘少奇后，还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继续搞斗、批、改。林彪在九大报告中，让陈伯达强调提出恢复经济、抓革命、促生产，被毛泽东、江青斥为唯生产力论。尔后，毛泽东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九大报告”。这个报告提出继续“革命，”继续“斗”，继续搞“运动”，号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提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后的胜利。汪书第17页写道：“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开幕式上，他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在笔者看来，林彪真是高明。
　　历史证明，毛主席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不对的，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四个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及大多数中央委员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之处，也只有林彪才敢提出，才敢坚持正确意见。当然林彪在文革中也有错误。人们说，周恩来在“文革”中说的错话、做的错事是违心的，同理，林彪很多事情上也是违心的。
　　“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那里摆”这样耸人听闻的话，这样“有味道”的话，本是一九七O年八月十九日，毛主席到达九江时，汪东兴对前来迎接毛主席的东道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谈的话，告诉程按这个调子发言。东窗事发后，汪东兴却无耻地把这句话转嫁给叶群。叶群是林彪的妻子，问题显然走味了。跟随林彪多年的卫士长李文普同志，在《中华儿女》杂志一九九九年第二期中说：“如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我们没有听到叶群讲过。
　　我们也采访过吴法宪，他过去在威逼之下，把汪东兴说过的话，安到叶群头上。汪自己干的事自己心里最明白。汪编造了历史、搅混了真相。“九·一三”以后，由“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文件公布了这一所谓“力证”，欺骗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作为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他根本不觊觎国家主席这个虚职。他并不认为国家主席是个肥缺，如果林彪真有野心，他愿意为野心去拼命，那他应该设法去夺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大权嘛！这个毛泽东都不当的国家主席，毛泽东都不要的“权”，林彪是不会去挣的。对林的攻击，纯属无稽之谈。林早就提出要“克己复礼”。设国家主席也是“ 复礼”。可是，直到今天，汪东兴仍然用毛泽东的“两个凡是”对林彪的正确意见进行恶毒攻击。
　　李文普同志说“从林彪口中，我们倒听到他讲过连副主席也不愿当。他不仅这样说，也还有让毛主席当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的交待，我记得是叫于运深秘书写的(51)。”“他特别不喜欢同外国人打交道，这话同我讲过。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毛泽东不愿意接受属于国家主席职责范围的礼仪往来活动，林彪更不愿意出头露面接见外宾。林彪曾说过‘跟外国人说话要特别注意，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会给你登报发表的。’毛泽东曾让林彪接见斯诺，他拒不接见，主要是外国记者爱把事情捅到报纸上。”
　　林彪是井冈山下来的中央主力红军的领兵统帅。林彪是百战不殆，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的开国元勋，人们都了解林彪的实力，林彪也了解自己的实力。即使林彪什么职务也没有，他仍然是相当有实力的人物。林彪参加了创建第一支人民武装的南昌起义；林彪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坚持井岗山艰苦卓绝的斗争；林彪在江西中央苏区，领导红一军团在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屡建奇功；林彪在湘江血战中几乎捐出血肉之躯；林彪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带领红一军团斩关夺隘，爬雪山、过草地，强渡大渡河，奇袭泸定桥，智取腊子口……战绩卓著。林彪是红军中一只年轻的鹰！林彪在抗日战争中，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向日本法西斯打响了第一枪，重创日本关东军，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斗志；林彪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从东北的辽沈战战役，直至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步兵乘渔船渡海打败蒋介石的美式军舰直取海南岛，解放了大半个中国；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当时，各路英雄都来参加庆典，北京是歌舞升平。惟有林彪元帅在党中央、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令下，仍在硝烟弥漫的枪林弹雨之中指挥衡宝战役并取得辉煌胜利。全国解放后，林彪最有资格据功争权，但林彪却急流勇退。据说林的房内有他的亲笔条幅“学范蠡，急流勇退”。林称病休息，从不争功，从没有什么“野心”。尽管如此，在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时，林仍然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尔后，又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的副主席。一九五九年，毛泽东搞倒彭德怀后，明令林彪主持军委工作，要把军队大权交给林彪。林拜见主席，表示“林彪不才，能力和身体都难以胜任”，毛主席执意让林彪干，林推辞了三次，才承受下来。
　　如果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林彪是完全有资格的当国家主席的，他也能代表党和人民当好国家主席。接受递交国书，接见外宾，参加国宴，举举手，签签字，盖盖章，比井冈山的斗争，比五次反围剿，比万里长征中四斩关夺隘渡，比抗日战争首战平型关，比解放战争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解放海南岛容易得多。林为什么就不能当国家主席？为什么林当国家主席就是有野心呢？那么以后的国家主席李先念、杨尚昆岂不也都是野心家了吗？
　　注：“九二”全会到“九一三”的情况，待续。
　　

　　四天之后，八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对《宪法修改草案》最后定稿。然后，提交九届二中全会讨论。会前，军委办事组特别召回了在外地检查工作的李作鹏，以加强战斗力量，在会上跟张春桥斗。周恩来估计会上要斗起来，也做了思想准备。周恩来是支持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周总理的想法是，这些评价是正确的，最起码不过分，写就写上嘛，张春桥又在人为添乱。周恩来最讨厌人为添乱，使正常工作难以进行。
　　但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会上根本没有争起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一言不发，张春桥坚持的意见也不坚持了。带有这些词句的《宪法修改草案》被顺利通过了。
　　周恩来松了一口气，认为一场风波暂时平息了。但是，通过设不设国家主席一事，毛、林的不同意见，拿上了桌面，推到了前台。周深知毛是不会轻易原谅别人反对他的，毛要整林是势在必行的。但毛是不是要抛弃林，是不是对林要很快下手，周还在观察之中。
　　林彪却紧了一口气，认为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会有更大的斗争。他太了解毛泽东了，他知道张春桥反常的态度是毛泽东给他支了招。林也深知得罪了毛，毛是不会罢休的。但是，斗争不能不进行，这不是个人的安危问题，而是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问题。毛在寻找战机，然后抓住战机，打击林的人，从而削弱林，支持张春桥。林彪也想抓住战机，打击张春桥，从而削弱中央文革，从而削弱“极左”路线。这样才有条件给文革降温，好建议毛泽东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文革再这样搞下去，非亡党亡国不成。
　　五九年四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以解脱事务性工作，多考虑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理论问题为由，由刘少奇接替毛泽东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让出了国家主席一职，当时可能是情愿的，可为时不久他就不情愿了。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主席被搞到了极为难堪的地步，毛尝到了分权给别人的苦果，他在寻找机会夺回这个权力。
　　在“文革”中，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愿望实现了。当时，“文革”进行了多年，人心极盼安定。大家认为，六九年召开了党的“九大”，党的问题解决了，七O年召开“全国四届人大”，再解决国家和政府的事情，国家有了健全的体制、领导干部有了具体的分工，党和国家才能逐步走上正确的轨道。在文革中，大量的工作都落到周总理身上。周是非常惧怕毛、屈从毛的，对江青也是难以置信的恭敬，周看着毛的眼色，勉勉强强用了余秋里、谷牧两个人（后来谷牧也没保住），几百个国务院部长及部级干部，一个不敢用。一直到一九六八年二月，在国务院系统的四十二个单位中，“部长级干部站出来工作的只有九十人，占总数二百八十人中的百分之二十。其中第一把手（部长、主任）只有三人，其他统统靠边站了(4”。周从来不敢向毛主席提出让他的部长们出来工作或让部分部长出来工作，反而多次向军队要干部，形成粟裕、苏静、李震、李水清、李耀文、陈绍昆、邱国光、孙正，白相国、沙风、伊文、尹承贞、范子喻、赵正洪等军队干部当国务院部长的境况，连周总理的国务院办公室主任丁江，也是周总理本人亲自从总后要去的。
　　召开“四届人大”，必然涉及到“国家主席”一事。毛泽东心里极不愿提“国家主席”这个词，因为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已经被毛泽东打倒，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六九年十一月被残酷整治而惨死（当时，此事绝密到只有毛、林、周、康、汪知道。想想看，我们的党和国家已被毛搞乱到什么程度）。毛泽东内心深处还是有点虚，因为，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关于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问题是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的！
　　设国家主席是一个国家基本的正常的体制。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也大都如此，全世界基本都如此，设国家主席是国家体制健全之所在。毛泽东竟然由他个人的心思就改变了国家体制，他竟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在此背后，毛泽东是用“国家主席”这张牌，保自己的“命”，抠林彪的“底”。毛泽东极不严肃、极不认真地想搞一种不伦不类的国家体制，在来访外宾中，重要的人物他见一见，其他人物让周恩来总理去见。在文革中，周总理日理万机，工作满载超轴，大大超过身心负荷(毛主席从来不心疼周恩来，直到周恩来病重，该动手术时，毛不同意，仍然批示：保守治疗。关于周恩来被延误治病，汪东兴也欠着周总理的账，是真正有罪的)。
　　为此，七0年三月八日，汪东兴赶回北京，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国家主席”问题的意见：主席提出“在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这一节，如果大家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我是不再当国家主席了，这个国家主席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那天，汪东兴非常兴奋，专门对叶群说：“你赶快回苏州，把这个消息亲自告诉林副主席。”散会后，汪东兴余兴未尽，还特意把黄、吴、叶、李、邱约到他中南海家中侃大山（还一起吃了红薯），大家问起主席究竟是不是这么讲的？汪说：“主席的的确确是这么讲的！”
　　此后，虽然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关于“谁当国家主席”问题，意见不够统一，但八月二十二日，在庐山召开的常委会上，最后研究这个问题时，康生、陈伯达、周恩来、林彪都提议设国家主席，是四比一的绝对多数。
　　最重要的是康生是在大会开幕式的主席台上，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以中央宪法修改起草委员会负责人的名义，直截了当地拥护林彪的讲话，直截了当的提出“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康生的讲话和汪东兴三月八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国家主席”问题的意见是一致的！！
　　毛泽东不是说“设国家主席”是林彪集团的政治纲领吗？可康生是在大会主席台上第一个宣读了这个纲领！毛泽东不是说“有人看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吗？康生是第一个帮助林彪“分裂党，急于夺权的”呀！毛泽东不是说“这次庐山会议是两的斗争个司令”吗？怎么康生、陈伯达、周恩来都跑到林彪这个司令部来了？！八月二十二日的常委会，他们三人都提议设国家主席；八月二十三日的开幕式上，康生直截了当地提出让林彪当国家主席；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周恩来带领全体中央委员听了两遍林彪讲话的录音并决定讨论；八月二十四日下午，陈伯达、汪东兴两个重炮手，在华北组开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等人签署了六号简报，第二天就发出，全会升温，抨击“四人帮”；当日下午汪东兴印了《语录》并散发给军委办事组；吴、叶、李、邱在各自的小组讲“天才”，讲“三个副词”；接着是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个司令员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写信；同时，许多中央委员联名（或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写信。……
　　我们且不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这句话是谁发明的。这句话远远没有康生“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分量重！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的大亲信，是江青的大军师，是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人，康生是在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向全体中央委员讲的！有了康生这句话，什么陈伯达、汪东兴、黄、吴、李、邱和所有在庐山“犯错误的人”都是小巫见大巫了。毛泽东怎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我们不禁要想，毛泽东所谓六次讲不设国家主席的“历史故事”，真不真实呢？毛是不是说的这么明确呢？是不是这么泾渭分明呢？是不是那么水火不相容呢？还是后来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编造的呢？就像毛泽东六六年给江青的信一样。毛泽东说过国家主席“可以叫董老当”，“可以从工农兵中选”，那林彪为什么就不能当呢？
　　林彪是同意设国家主席的，林彪的意见是正确的。七0年四月十一日，由秘书口述，他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问题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职务。”
　　四月十二日，周恩来接到林彪的意见后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多数人都同意林彪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49)。”毛泽东知道林彪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态度后，感到意外，这是在对毛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时候，第一次有人反对他的意见，而且是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当政治局的意见报到毛泽东那里后，毛立即否定了政治局多数成员的集体意见，当天就做出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为什么不妥？毛泽东一句不谈，也不“谆谆教导”大家。政治局也不知道毛泽东肚子里的“鬼胎”究竟是什么。周恩来还诚心诚意地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时，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别人代行。”其实，重要的外事活动毛泽东都参加了，该见的几乎都见了。因此，提出设国家席也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虑的。
　　四月二十五日，毛竟坐专列亲自到苏州去看望住在那里的林彪。毛、林二人有说有笑，“非常投合”。毛泽东还特别说道：“我就是信任革命了几十年的红军干部，我就是信任军事办事组这几个跟我出生入死几十年的红小鬼。”事后，叶群立即把毛的话转告了黄、吴、李、邱。这样更坚定了他们与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斗争的决心。
　　其实，林彪上了毛泽东的当。毛泽东对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非常恼火。想到林彪在文革初期，在九大前后的态度；想到林彪对江青的蔑视；想到林彪对文革中的大事，表面拥护，事事应付的态度，毛泽东已经不想要林彪了。
　　毛泽东主席开始了一系列进攻。四月下旬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来解说他不当国家主席的理由：“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七月中旬，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京开会，会上不少同志仍然提出设国家主席。为此，毛泽东又一次提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毛泽东自以为得计了。没想到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八月二十三日开幕），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在毛泽东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除毛泽东外，四个常委都同意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担任。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是不同意设国家主席的；九届中央委员会，几乎全体中央委员都是同意设国家主席的。中央向各地征求意见，全国各地反馈回来的意见都是同意设国家主席的，即全国人民都是同意设国家主席的。更有甚者，毛泽东的“家奴”汪东兴，在会议发言中慷慨激昂地说：“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这使毛泽东大为恼火。他不但没有对此慎思，还是下决心“反潮流”，反“党和人民”的潮流了。
　　关于在宪法序言中，要不要写三个副词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的实质。写上怎么样？不写上又怎么样？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议，也不是问题的实质，同意设国家主席怎么样？不同意设国家主席又怎么样？双方争议的实质是路线之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是执行和坚持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极左”路线的。林彪、周恩来、军委办事组、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方面是敬重毛泽东，一方面又要遏制这条路线再任意发展的，是要降温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恢复正常秩序，解放老干部，团结老干部的。在执行这条路线中，打消江青一伙的嚣张气焰，抑制他们的狂妄，瓦解他们包团结帮，军委办事组冲在前头，林、周是支持的。周恩来是很倚重军委办事组办实事的。
　　

　　汪东兴为什么要慷慨激昂地发言并串联、煽动别人发言，他的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你开始要做一个坚决的林彪分子，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做一个真正的老干部。林彪在八月二十三日开幕式的讲话中，不点名的点了张春桥，与会的中央委员听了林彪的讲话大为振奋。出于对中央文革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的憎恨，大家都以为，这次至少张春桥的末日到了，汪也以为林彪能打败江青、张春桥，为民除害。你也非常希望打到张春桥。为了让更多的中央委员发言声讨张春桥，你在华北组认认真真地先行发了言。
　　第二：你是一个坚决的毛泽东分子，为毛泽东主席个人的意愿（在毛泽东的晚年，在文革中，毛的意愿大部分是错误的），牺牲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百分之百效忠服务的人。你为毛泽东施了“苦肉计”，为毛泽东做了一个“托”，设了一个套。你把大家都“涮”了。把林彪，把黄、吴、李、邱，把大多数中央委员，把大多数军队干部套进去，从而让毛泽东继收拾彭德怀、收拾刘少奇后，再收拾林彪。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没有人改变大会的议事日程，事事（包括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都是政治局决定并报毛主席同意的，。但八月二十六日以后，大会的议程就被毛泽东彻底改变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各小组开始批判陈伯达。陈伯达只是一介书生，也是手无寸铁的。批陈没有什么批头，人们心里明白，对毛泽东只能听之任之了。（在这里我们要指出：我们决不否认陈伯达在文革初期按毛的意图说过不少错话,办过一些错事。但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毫无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在党的会议上，一个中央委员，还是政治局常委，在小组会上发言是应有的权利！难道必需按毛的意愿发言才算正确？是大会决定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事前还听了两遍录音。）
　　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前，毛泽东又召集会议，会上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你陈伯达闭幕式不要参加了，不然大家会把你从台上赶下去。”陈伯达当时非常窘迫，怏怏不乐地退出会场。尔后，毛泽东又说：“我向中央报告，我要揭发陈伯达，陈伯达的历史我和康老最清楚。陈伯达是个托派……陈伯达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陈伯达有变节行为，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他一贯追随王明反共……。”毛泽东的发言，使大家感到很不是滋味。过去，陈伯达号称马列主义理论家，在毛主席身边工作30多年，周恩来说：“把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这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46)”。前几天，陈伯达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现在又是“托派”又是“变节”，有错误可以检讨嘛。怎么一得罪，动不动就搞成了这个样子？张春桥也是叛徒，为什么一字不提！？为什么林副主席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揪真正的叛徒、反共分子、祸国殃民的张春桥，就是分裂党？毛主席代表自己的利益，揪与其共事三十多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就是团结的大会？为什么大会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就是改变大会的议事日程（林是在大会上公开讲话的，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政治局决定讨论的），大会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毛是在家里写的）不也是改变大会议事日程嘛！ 我们号称“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党正确，还是只有毛泽东一人正确？听了毛讲完话后，人人头大。毛泽东指责别人，改变大会议事日程，结果毛把大会议程彻底改变了，毛泽东指责别人想揪出张春桥，结果毛把党中央的第四号人物陈伯达揪出来了。毛泽东主席在九届二全会上，唯我独自尊贵，唯我独自正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顺我着昌，逆我者亡，任意破坏党章、宪法，表现得淋漓至尽。毛泽东已经很自觉地站在党和国家之上了，毛泽东把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千千万万革命前辈英勇奋斗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攫为己有，成为按照他个人意愿办一切事情的工具。我们并不是否定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功绩，毛泽东主席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人！
　　康生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一直称病不出，伴君如伴虎，一点不假。
　　九月六日上午，召开了全体会议，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批准了周恩来总理做的《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做的《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九月六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毛泽东主席在会上神侃了一通。指责陈伯达是黑秀才，大家上了黑秀才的当。暗指张春桥是红秀才，公开在会上给张春桥撑腰打气。接着毛泽东又用强加于人的惯用手法，毛说：“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是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请注意，毛泽东直到闭幕式上，也只是说自己不当“国家主席”，并没有说“不设国家主席”。
　　事实上，谁也没说过“代表人民的标志就是要当国家主席”，大家提议设国家主席的目的，是为了健全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体制。毛泽东主席在刘少奇及国家主席问题上“有病”，“心虚”，他不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他怕林彪当国家主席，才胡编乱造一顿。设不设国家主席是国家体制。毛泽东却偷换概念，说当不当国家主席，是代不代表人民的标志。不当国家主席，当然可以代表人民，但不设国家主席，就是国家体制不健全。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在70年全国政协机关小组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就提出：“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谁当国家主席是一回事，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可以通过法定手续来定。”毛说：“把庐山炸平，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是呀，全体中央委员一点办法也没有，党中央一点办法也没有，毛泽东是老大。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当年的现实。
　　在闭幕式上，周恩来还代表毛泽东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毛个人定的，没有通过常委会和政治局。犯了错误检讨，是党内问题；先把人抓起来后定罪，是法制问题。这也是建国以来，毛泽东在党内问题上制造的祸根）。九月六日晚，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简短会议，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庐山的问题不下山，传达会议精神要控制范围。回到北京后，政治局举行一次学习生活会，各自做自我批评。‘孔夫子打拳，和为贵’。”康生则提出：“庐山的问题并没完，要追查到底，落实到人头，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周恩来只说了一句“应照主席指示办”，就散会了。大家都很遵守党的纪律、党的决定，只有毛泽东一下山还是讲个不停，从长沙讲到武汉，从武汉讲到北京丰台，致使吴德都得出一个结论：“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我想到了林彪。(47)”
　　全会闭幕了，服务员在打扫会场的卫生时，竟然从地上还拾到“打倒张春桥──几个中央委员”的条子。周恩来看到条子后，非常感慨，为了一个叛徒特务，一个阶级异己份子，一个在文革中支持打砸抢、支持向共产党夺权的大造反派张春桥，竟然打击了跟随毛一生，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一身战功、一身枪伤的林彪，究竟是为了什么？毛泽东看到条子后，非常吃惊：我的态度那么鲜明，张春桥是红秀才，怎么还有此类条子出现？
　　九月六日晚，叶群非要林彪去见江青。林彪正气不打一处来，顺手给了叶群一耳光。叶群非常诚恳地哭着说：“一0一，我非常对不起你和几个老总。我们都上了汪东兴的当。主席和江青的关系不是不好，而是很好。这次就是很好的证明。他宁愿不给你面子，也要给江青面子，去保张春桥。你要求见主席，他又不见。你的诚心他并不知道嘛，因此，这次一定要去，去是给主席看的。”林彪终于服从了叶群的意见，只说了一句：“主席是好心当成驴肝肺。”林到了江青处，一句话也没说。叶群则连连说上了陈伯达的当。
　　叶群从江青处出来，又给吴法宪打电话，叫黄、吴、李、邱也去看望一下江青。吴说，他们可能不愿意去。叶群说，林都去了嘛，去做做样子嘛。
　　黄、吴、李、邱到了江青住处，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江青才从楼上下来，而且穿着一件睡衣，四个老总真是窝火。江青象女皇一样，边走边说：“我向来是反对陈伯达的，你们又不是不知道。现在舒服了吧，过去你们不听我的话，犯了错误，今后听我的话就是了。主席和我对你们的态度还是和过去一样的。”四个老总从江青家出来，异口同声地说：“戏子，戏子！真他妈窝囊。”
　　九月七日，林彪下山了。周恩来去看望林彪，两人紧握双方的手，挚眼相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句话也不能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下到九江机场与林彪送别，在飞机上大家合影留念。林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照常吃饭，照常睡觉，照常工作，最多是个彭德怀第二。你们有事情直接向周总理请示报告。”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与会者陆续下山了。
　　周总理九月九日上午下山。
　　毛泽东九月九日下午下山。
　　毛泽东走在所有中央委员之后。毛泽东知道，虽然江青、张春桥得意了，认为他们胜利了，但毛泽东内心阵阵苦涩，他以否定林彪的正确意见为代价，以否定四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正确意见为代价，以否定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为代价，以否定二百多个中央委员的正确意见为代价，换取了江青、张春桥的“安全”，这种代价也太大了。毛泽东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什么事都能做到。当时，毛泽东并不是汪东兴所说的什么“伟大领袖洞察一切”，而是错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反对江青、张春桥就是反对我毛泽东，反对江青、张春桥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的命根子。
　　
　　“设国家主席” 和“天才论” 问题
　　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在江西省庐山召开了中国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会议其中的一项议程是讨论在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准备通过的《宪法修改草案》。此前，在《宪法修改草案》中设不设国家主席及在《宪法修改草案》序言中，对毛泽东主席的评价用不用“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和“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等提法，引发了一场风波。这场风波的背后是一场反对还是维护江青、张春桥这些在文革中支持造反夺权的领军人物，反对还是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斗争。汪东兴的错误就是仍然以毛泽东的“两个凡是”来衡量三十几年前，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一事。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汪东兴仍然认为毛泽东的错误是正确的。
　　六九年，党的“九大”召开以后，毛泽东主席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要解决修改宪法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在《宪法修改草案》的序言中，必定要有对毛泽东颂扬的评价。在文革中，对毛泽东的评价、赞扬，最“标准”、最“流行”的提法，就是林彪同志在《 〈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为了这“三个副词”和“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等提法，军委办事组的吴法宪和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小组，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等人都在其中。在九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前十天，即八月十三日，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讨论稿。由康生主持会议，（汪东兴谎称这次会议是政治局会议，说陈伯达也参加了会议，而且和吴法宪一起制造事端。汪书第１８页）。会上，张春桥和吴法宪就宪法讨论稿中有些提法发生了争议，张春桥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授意提出，把宪法草案讨论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词句删掉。张说，毛主席曾说过“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赫鲁晓夫也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吴法宪则反对，吴认为毛主席的说法是自己的谦虚，在宪法上对毛泽东的评价应以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愿望为准，他告诉张春桥“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张春桥认为毛泽东曾在“九大”政治报告中删掉过三个副词现在又写上是违背毛主席的指示，以此来引吴法宪上钩。尤其是，《 〈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起草，张春桥也参加了，并积极推崇使用“三个副词”，现在又要求删掉，有些无理取闹。吴法宪不知是计，和张春桥争得很厉害，两人都动了气。会后，吴法宪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周听后对张春桥很生气，对吴法宪的意见表示支持。吴法宪也向当时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报告了情况，林彪说；“吴胖子放炮放的好！”关于会上的争论，张春桥会后立即报告了江青，江青又详报了毛泽东。
　　在文革中，颂扬毛的话是人人都在喊的。周恩来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说过：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和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本都是颂扬的词语，这里所说的“天才”一词根本不是哲学概念，不是唯物论和唯心论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天才”一词，根本不是宣扬人类中有不经过实践就有的天生之才；这里所说的“天才”一词，与汪东兴在本书中大力颂扬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伟大的”、“最伟大的”、“前所未有的”、“无与伦比的”（汪书第3页）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同时，汪东兴也用了与林彪同样的副词“创造性地”（汪书第4页第7行）。请问汪东兴，你又是什么用心呢？
　　

　　二十一日晚上，林彪通知叶帅和徐帅，请他们主持，召集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会议，传达毛主席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萧华本人参加会议。
　　　　当天晚上，中央文革的成员只有关峰一人到了会，其他都没有来，关峰代表中央文革对萧华的问题做出解释。关峰说：“陈伯达昨天晚上的讲话，是因为开会之前喝了一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后果。对此江青同志已经请示了毛主席，及时作了纠正。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已经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作了检讨，他承认事前没有和江青商量。”这样，就把陈伯达推到了第一线，保护了江青。
　　　　徐帅接着问大家有什么意见。
　　　　萧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说：“你们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难道稳定军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军队乱了又怎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大革命？”之后，与会的同志争着发言，要发泄自己心中的不平。广州军区黄永胜司令发言，严肃斥责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的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做出认真的检讨。黄永胜的讲话被关峰打断了，关峰说：“你这样说，是指责江青同志吗？你是反对江青同志吗？　”徐帅这时显得有点紧张，因为他是全军文革的组长，要对中央文革负责，不得已，说几句话替黄永胜掩盖一下。他说：“黄永胜是乱说的，有意见提嘛！不要指责江青同志嘛！江青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接着叶群也说：“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乱说”
　　　　就这样，会议的气氛稍稍缓和了一些，大家冷静下来了，就开始提意见，要求中央文革注意稳定解放军的问题，不要把军队搞乱。
　　　　关峰回去以后把会议的情况向陈伯达、江青、康生作了汇报，江青、康生听了以后大怒，江青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的会议，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召开这样的会议，是斗争我们的。　　问题一下子就追到了徐帅身上，问他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议，徐帅没有办法只好说：既然是黄永胜放的炮，那就由黄永胜来作检讨吧。以后徐帅几次摧黄永胜写个检讨，由他转交中央文革。黄永胜跑去请示林彪，要不要写检讨。林彪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
　　　　从此，江青对徐帅表示不满，几次建议林彪撤换徐帅的全军文革小组长的职务。林彪说：“徐帅德高望重，由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又是你们提出来的，如果连徐帅都不合适，那么，在军队我也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就请你们再提一个吧。”
　　　　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
　　　　以后果然如此，徐帅下来以后，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以后，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就消声慝迹了。
　　　　接着就发生了“二月逆流”事件，我想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和军委扩大会议这样的一个气氛下，是分不开的。

　　（二）、林彪斥江青
　　　
　　　　二十日上午，叶帅向林彪汇报了晚上会议的情况和以后发生的问题。林彪听了以后大怒。为此，林彪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来一趟。
　　　　下午三点，江青来到了林彪家里，想向林彪解释一下发生的问题，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的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挡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这中间，江青一直想插话，但是，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等林彪稍一停，江青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昨天晚上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　林彪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　把持着嘛！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　　江青说：“昨天晚上，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句话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陈伯达对总政、对萧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一点也是真的。”听到这里，林彪火了，一下子把身边的茶几也掀了。林彪说：“什么叫清规戒律，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这时，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副官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
　　　　这个时候，叶群走进了林彪的办公室。林彪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叶群栏在他们中间，哭哭啼啼，苦苦哀求。叶群事后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即使见到了毛主席，也不会冷静下来，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没有办法，叶群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拉住林彪的腿不让林彪往外走。叶群向林彪劝说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肩负重担，在这困难时期不要闹，有话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叶群又劝江青：“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句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情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江青说完以后，叶群又劝说道：“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
　　　　林彪不吭声了，开始坐到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下来了。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陪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
　　　　这次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不满，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双方的斗争，一直到了九大，到了庐山会议。
　　　　据我所知，在中央常委里面，这样斥责江青的，除了毛主席之外，就只有林彪了。

　　一
　　　　
　　　　１９７１年７月的一天，空军司令部通知我到司令员吴法宪的办公室开会。当我按时赶到吴法宪的办公室时，看到当时的民航总局副局长、北京民航管理局局长张瑞霭已经坐在那里。因彼此都很熟悉，我只向他微微点头示意，就坐在了他的旁边。当时在座的还有民航局的另外两位同志。
　　　　吴法宪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有一项重要任务交给你们。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要从巴基斯坦来我国秘密访问，现在已经派遣民航徐柏龄同志带一名领航员到巴基斯坦进行领港工作。”稍微停顿了片刻后，吴法宪接着说：“具体部署是这样的：在基辛格正式来访之前，先由巴基斯坦的飞机到北京试航。为了保密，他们飞的是一条新航线，从巴基斯坦直飞我国的南疆，然后经过西藏、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到北京的南苑机场降落。”接着，吴法宪把视线转到我和张瑞霭身上，继续说：“试航那天由民航张局长和专机师时师长负责地面指挥与接待任务。试航那天 ，巴航机组不在北京逗留，在机场吃过饭之后立即返回。在正式执行任务的时候，基辛格在北京访问期间，巴航机组要原地待命。”吴法宪还具体布置了做好保密工作的几项措施：机组人员不能住在城里，万一被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人看到了，就会泄密。机组人员必须住在机场或者离城市比较远一些的地方。吴法宪对我说，回去之后可以把原来空军一高专（一所学校）的几幢小别墅整修一下，把吃住条件弄得好一点。现在离正式执行任务还有七八天的时间，要抓紧时间准备。最后，吴法宪着重强调：“基辛格是周恩来总理请来的客人，总理一再交代要绝对保密。只有我们在座的人知道就可以了，不要向其他人传达。”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的意义非常重大，它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前奏，是一次震惊世界的绝密飞行。在巴基斯坦方面的周密配合下，基辛格在记者的眼皮底下，演出了一场２０世纪外交史上最了不起的隐身术。
　　　　
　　　　二
　　　　
　　　　我回去之后，马上同师政委召集有关同志进行具体部署，只讲具体工作，不讲任务的内容和性质。
　　　　在迎接巴航机组的准备工作中，我主抓了南苑机场地面指挥与通讯导航设备的保证工作：对电台、导航台进行全面检修，不够敏感的元器件，一律更新，更新后要认真调试，时刻处于良好状态；对于油料，要重新进行化验检查，确认完好后封存，并派干部专门看管；场务连负责跑道的清理检查，跑道上不能有任何杂物存在，要求在飞机降落前半小时，指挥员与场站负责干部，坐车对道面情况进行再次检查；要求气象部门与国内上级气象部门保持通畅的联系，随时掌握气象资料和气象变化趋势，为空中的飞机提供准确的气象信息；机场指挥塔台应有两套设备，调度指挥塔楼还应有一台大功率的远距离电台，以便能够在比较远的距离内与巴航飞行员沟通联系；放在跑道头的临时指挥车，也要随时处于良好状态。
　　　　最后，我强调：上述各项准备工作要提前两天完成，万一有漏掉之处，还有补救的时间。执行任务那天 ，要求各单位负责干部亲自上岗。
　　　　关于巴航机组的吃饭问题，我考虑到巴基斯坦属于伊斯兰国家，而我们空军后勤的饭菜与伊斯兰教的要求相悖。为此，我同北京民航管理局局长张瑞霭商量之后，决定由经验丰富的外交部给予协助。外交部的同志回答得很干脆，说你们什么都不要管了，一切有我们准备。很快，外交部方面不仅派来两名高级厨师和一名招待员，而且连各种菜和餐具也带来了，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为了保证各项准备工作真正落到实处，我们还专门组织了一个临时领导班子，由我和张瑞霭牵头，班子成员包括曹副师长及调度、气象、北京南苑场站等部门的负责人。
　　　　巴航机组试航的那一天，南苑机场的所有保证工作都已各就各位，我坐在跑道头的指挥车上，心里非常踏实，一切保证工作都按照预先的部署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在早已预计好的时间，与空中飞行的巴航机组进行了联络，并及时地把南苑机场的气象资料与具体降落方向、落地方法等事项通知了机组。试航机组在巴航中是数一数二的优秀机组，他们这次试航的航线，没有经过经常进出我国西部的导航点红旗拉普山口，而是直接从巴基斯坦飞到我国新疆。这样飞行就要经过海拔７８００米的喀喇昆仑山。巴航当时使用的飞机是性能较好的波音７０７，如果是我国经常使用的伊尔—１８，就不能这样飞行。巴航的试航飞机，终于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安全、顺利地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我指挥飞机停放在了跑道南端的停机坪上。
　　　　当时，到机场迎接试航机组的有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翻译唐闻生、外交部礼宾司人员等。我及时安排给巴航飞机加油以及让调度室的人员向巴航机组介绍机场的基本情况。
　　　　巴航飞行员对我们的热情招待非常满意。负责领港的徐柏龄陪同巴航机组一块进餐，那可心可口的饭菜，让他们惊叹不已。下午３点多钟，我登上塔台车，将巴航飞机送走。
　　　　关于正式任务中巴航机组的住宿问题，我们几乎动员了南苑场站所有的力量，对一高专小别墅进行改建和装修。室内设备除了人员居住的必需品外，连文化娱乐设施都考虑进去了。沙发、台球、乒乓球、羽毛球、各种棋类样样俱全，连招待人员也都准备好了。不巧的是当时连续下雨，给装修房屋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正式任务到来的前两天，外交部有关人员和空军一位副司令员对小别墅进行了验收。由于房间刚刚结束装修，除了比较潮湿之外，装修房屋的气味还没有消失。最后，上级决定放弃此处，改在西郊万寿路的西钓鱼台招待所。
　　　　
　　　　三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于巴基斯坦当地时间７月９日凌晨４时登上了波音７０７专机。为了保证专机飞行安全，其他外来的飞机一律不准到南苑机场降落。沟通联络后， 根据时间计算，我在指挥塔台，指挥巴航飞机可以下降高度，并允许他们直接落地。由于巴航飞行员经过试航，对南苑机场的情况已经比较了解，所以飞行中的一切程序，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北京时间７月９日１２点１５分，专机安全降落在南苑机场。我指挥专机停放在了预定的位置。当时，我看到前来迎接基辛格的有叶剑英、黄华以及外交部的其他一些同志。
　　　　除了落实对专机的警卫工作外，为了及时与巴航机组进行有关方面的沟通，我们派了几个老同志陪同巴航机组一同住在西钓鱼台招待所，需要办的事情，都由曹副师长负责具体联系。第二天，我们以民航总局的名义邀请巴航机组人员吃饭。他们对我们的安排非常满意，说中国的饭菜不只是简单地好吃，就是看上去都让人眼花缭乱。他们是飞国际航线的机组，谈起世界各国的特点，他们说，“吃饭还得是中国饭”。
　　　　当两国的同行谈到飞行时，巴航机组谈到他们跨越世界屋脊的时候，看到终年积雪的喜马拉雅山上的几座高峰，如珠穆朗玛峰、乔戈里峰、南伽峰等，都觉得巍峨壮丽，气势恢宏。巴航机长形容起来更是手舞足蹈，眉飞色舞。谈起飞行方面的经验教训，他更是滔滔不绝。虽然要经过翻译，但是内行之间有许多语言似乎是相通的。大家很谈得来，一顿饭竟吃了３个多小时。最后，大家互换名片，互相祝福，成了好朋友，在拥抱握手中告别。
　　　　为了保密，我方白天不能让巴航机组人员上街，只能晚上派车带他们进城浏览市容，到王府井友谊商店购买东西。
　　　　７月１１日１１时，基辛格的专机从北京起飞，经过５个小时的飞行，又回到巴基斯坦。我作为接待巴航机组的组织指挥者之一，前后忙碌了半个多月，顺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７月１６日１１时，新华通讯社向全世界发表了中美两国会谈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于１９７２年５月之前访华，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邀请。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会谈公告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它标志着中美两国长期冷战的局面将被打破，这是毛泽东、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为世界和平作出的重要贡献。
　　　　（本文由康庭梓整理）

　　张玉凤在她的回忆录中，首次向世人披露：那封所谓著名的“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完全是中央为了应对当时林彪出逃所造成的被动局面，由康生提议，张春桥执笔，毛泽东首肯的彻头彻尾的造假产物。
　　 与张玉凤的回忆录相互印证的，还有姚文元的回忆录：当时中央为了应对被动局面，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不仅造了很多假，而且，还对此作出过“正式决定”！
　　 关于张玉凤、姚文元的两段回忆文章，读来令人毛骨悚然。如此“惊天的造假丑闻”，怎能不使世界舆论哗然？！怎能不使天下世人瞠目结舌？！
　　
　　 张玉凤、姚文元都是极其重要的直接当事人！他们的回忆，其份量之重，不言而喻！他们两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同一事件，发表了内容相同的说法，其可信度，不言而喻！因此，“四人帮”在林案中造假，已是“铁案”！
　　
　　 他们俩人，对造假的动机，提供了相同的证词：维护毛的“光辉形象”和权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合乎逻辑，可信。据姚文元说，中央还为此，做了“决定”，历史还企盼着，这个“中央决定”公布于世！
　　
　　 他们对造假的内容，在范围上，有区别。姚文元提出了比张玉凤更为宽泛的造假领域：“［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
　　 据此，当时的“中央文件”，绝不可信，已成不争的事实！
　　 当年举世瞩目的那场“正义的公审”，基本上，延用了当时的“中央文件”的指控，其可信度，还有多少？不言而喻！当然，历史还企盼着图们等人，这些“正义的审判”的重要当事人，对专案和起诉过程的“实事求是”的回忆！！！据我们了解，已有几位专案当事人，在写这段历史。届时，又要爆出“惊天丑闻”。
　　
　　 根据姚文元的说法：“［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我们注意到，“参了很多假”和“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的说法，我们有理由提出：那个至今找不到一个直接目击证人的被法庭确认为武装政变的“纲领”的“571工程纪要”，完全是张春桥、康生，“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不要忘记，当时，老奸巨猾的康生，在解读那“571工程纪要”时，故弄玄虚地说，纪要中，有些话很幼稚；有些话，就不是20几岁的人，能讲出来的了。这正是他们造假时的阴险用心所在！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历史和人民是多伟大！不管你多会造假，机关的知情人们一造反，一揭发，丑闻全暴露，当也挡不住！！！
　　
　　 林彪事件的研究，大有搞头，大有文章啊！！！现在，我们不关心“翻案不翻案”的问题，只关心“事实和证据”！只关心历史当事人的陈述！
　　
　　
　　

　　林彪事件是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几十年来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理论界、新闻界、文学界的极大兴趣。这是因为，从目前官方公布的材料看，其中疑点太多，事实不清，证据太乱，逻辑牵强，结论武断！根本无法向历史交代，无法向世人交代。
　　
　　 究其原因，其一，“四人帮”的诬陷和编造，对搞清林案，打下一个很坏的基础。其二，由于派性的原因，由于难以压抑的狭隘的复仇心理，由于听不进陈云、胡耀邦、黄克诚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告诫，邓小平、彭真作出了“两案并一案”的荒唐的政治裁决，使得原本可以搞清的林案，更加扑溯迷离。现在，这些应该对林案起作用的政治人物，都已作古。他们没有尽到应尽的历史责任，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林案。也为国、内外好事者，提供了“想象”空间！
　　
　　 在林案专案审查的十多年以及以后的二十多年中，最大的漏洞就是听不到“直接目击证人”和“直接当事人”，“客观地充分地”陈诉。几乎每一个当事人，都有在违反主观意愿的情况下，强迫按照专案人员的要求，书写“交待材料”的经历。因此，认真听取“直接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客观地充分地”的条件下的陈述，就是我们拨乱反正，查清林案事实真相的突破口。
　　
　　 现在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于那些原来搞专案的人员，明里暗里，有意无意地在封堵这个突破口，使得不少“直接当事人”，至今心有余悸！在此，我们要提醒那些原来搞专案的人员，两条：第一，必须明白：阻碍“当事人”，依法“客观地充分地”陈述案情的行为，是一种犯罪行为！！！如果说，当年你们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认识不到“逼、供、信”的犯罪本质，还情有可原。但是，如果今天，再这样搞见不得人的小动作，就必遭法律和历史的惩罚。第二，搞专案的人员，有一种侥幸心理：明知其中冤情重大，但“当事人”，大多年事已高，把林案捂到这些人统统作古，岂不是熬到“冤案变铁案”的那一天吗？请那些心怀侥幸的人明白：林案是举世瞩目的历史大案，全世界会放过你吗？历史会放过你吗？混是混不下去的！捂是捂不住的！熬也是熬不过去的！“往事并不如烟，历史岂能尘封”？！陈云同志为林彪事件考虑了两个星期，写下的那二百多个字，你们还记得吗？长期怀着“熬到那一天”的投机心理，你们不感到太累吗？
　　 作为严肃的历史工作者，现在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大力抢救，发掘这些“直接目击证人”和“直接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一切从可信的客观事实出发，这才是最终揭开林彪事件，这一世纪迷案的钥匙！
　　
　　 可以想见，当我们打开林案迷宫的大门时，那些原来搞专案的人员，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这些往日的“阶下囚”，怎么变成珍贵的“直接目击证人”和“直接当事人”？
　　
　　 其实，您们也是重要的历史当事人！在如何搞“冤、假、错”案，这个领域，你们有着绝对的历史价值！你们把在这个领域，亲身经历的事实，向世人揭露出来，对我党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人民不再遭这份罪，就是历史大功一件！对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永远摆脱“专案＝冤案”，“党派倾轧”，“政治清洗”的恶梦和怪圈，真正走上民主与法制的光明大道，就是大功一件！何失落之有呢？
　　
　　
　　

　　九届二中全会开会之前，还有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重大隐情：毛泽东与林彪有过一次密谈。
　　
　　 林彪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堕落为反革命政变的主谋，谋害毛主席的刽子手？刚刚在“九大”党章上被破天荒地定为“接班人”的林彪，为什么仅时隔1年，就要“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
　　
　　 从党内威望和资历来说，林彪远在毛泽东之下。刚被毛泽东卿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怎么敢在“个人崇拜”之风，达到登峰造极、甚嚣尘上的时刻，一反常态地背着自已的“恩师”毛泽东，不和毛泽东打招呼，“私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说三道四，“公然”对毛泽东，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之势”？这简直就是有悖常理的“蠢动”！
　　
　　 凡事都事出有因。有证据表明：就在林彪讲话的前一天晚上，林彪曾前往毛泽东的住所，和毛进行过一次密谈。当时只有叶群和汪东兴守在门外，据说是为了防止江青闯入。这次林、毛在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的重要谈话，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情节，它是破解上述那些谜团的一个关键的切入点！
　　 吴法宪出狱后，披露了这样一个的事实：他是从叶群处得知，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已首肯了林彪的讲话。正因此，他才在会上“紧跟”的。在林、毛这次谈话后，陈伯达为了进一步证实叶群的话，凭着他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又向林彪当面直接求证了毛泽东已首肯了林彪讲话内容的事实。之后，才有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种种表演。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近臣”，长期以来，最了解毛泽东的想法。正因此，在文革中，他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不幸的是，那天晚上，和叶群一直守侯在门外的汪东兴，竟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也会“出人意料”地违背毛的“意图”，向“四人帮”大加攻伐，加入了“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的行列，犯了文革中他唯一的一次“严重的路线错误”。吴法宪、陈伯达、汪东兴，这三位了解毛、林密谈的重要当事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本身，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林、毛在开会前的重要谈话中，包含了毛泽东已首肯林彪的讲话的重大隐情。昨天还首肯同意，今天就死不认帐。这一重要史实，使人们再一次领教了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嘴脸！可以想见：一个中了“欲擒故纵”把戏的行伍出身的林彪，会作出什么反应！由此，世人就不难找到正确解读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发生的“林彪事件”的来龙去脉。
　　 现在，吴法宪、陈伯达虽然均已作古。但他们对于上述重要史实，都作了对历史负责的陈述！这样，汪东兴就成了唯一活着的证人。讲清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他能否向党、向人民、向历史说清：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为何会一反常态地“跳出来”，向“四人帮”开火，因此，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的冤情。世人有理由相信，汪东兴同志当年是为人民参加革命，而不是为毛泽东而混入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世人相信他的共产党员的党性，相信他具有对历史、对后代的负责品格！他总有一天会说真话的！
　　
　　
　　

　　如何公正地看待林彪事件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那一段至今都“斩不断，理还乱”的历史。
　　
　　 无庸讳言，在文革中，乃至党内斗争的长河中，“谁没有整过人？谁没有被人整？”谁没有错误？谁没有功劳？刘少奇整过张闻天，文革中被整惨死；彭德怀整过粟裕，文革中被整惨死；许世友延安时，被逼“兵变、叛逃未遂”，之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彭真在东北时挨过整，解放后，也整过人；罗瑞卿整人也不在少数…。不一而足。文革中，情况更复杂。对于刘、邓和那些先期就被打倒的同志来说，情况似乎比较简单：反对文革，一反到底。但细究起来，文革初期，谁没有“拥护”“执行”过极左的那一套呢？可是，对于文革中期和后期，被打倒的同志，情况就复杂得多：陶铸曾创造性地鼓吹过“怀疑一切”，结果还是死于非命。周总理在文革中也说了不少违心的话，也没有保下贺龙这样应保，可保而未保下的人。文革中军队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毛泽东开始没有动军队。军队的人不能不抛出一些人，以求自保。文革中期，林彪自知不保后，奋起反抗，才有了林彪事件。冤冤相报，何时了？其中的是非曲折、恩恩怨怨，谁又能说的明，谁又能道的白呢？！
　　
　　 二十多年前，陈云、胡耀邦、黄克诚对这一复杂的历史问题，有过一番高瞻远瞩、“老谋深算”的分析。他们指出：文革是一场“内乱”。是在我们党和党中央犯错误的复杂条件下，发生的。林彪和四人帮不一样，他们历史上有功。二十多年后，再解读他们的讲话，是否有“茅塞顿开”之感呢？讲话中的“内乱”，就是借用史称，太平天国的“杨、韦之乱”，自己人杀自己人。当年，刘、邓、陶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平心而论，林彪，黄、吴、李、邱，也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都是为了共和国的建立，历经枪林弹雨，有过大功的人。文革的错误，是党中央犯错误，是毛泽东犯错误。文革是毛泽东“直接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的。党中央、毛主席应该对这场“内乱”负直接责任、总的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林彪和四人帮有过激烈的斗争。为什么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就是历史大功一件，而林彪与“四人帮”的斗争，就是“抢班夺权”，反党政变呢？历史不会认可这种荒唐的“双重标准”！林彪的历史功绩实在太大了。我们这些小字辈，是通过“三大战役”的影片，才解读到林彪辉煌的战史的。尽管影片中，把林彪描写成了“好人中的坏人”，但却掩盖不了林总为共和国的建立，呕心沥血的事实。把“战功显赫”的林彪和“身无寸功”的四人帮，绑在一起，有辱“正义的审判”！
　　
　　 没有陈云、胡耀邦、黄克诚同志，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超的政治智慧，博大的宽广胸怀和历史的长远眼光，是不能解读林彪事件的，也是不可能解开林彪事件，这一世界迷案、悬案的！更是不可能把我们党从“专案复专案，冤案复冤案”的政治“内乱”的漩涡中，解脱出来的！现在，我党从“内乱”的漩涡中，解脱出来吗？原因就在于此。太平天国“内乱”的后果，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被清王朝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与其说是毁于“外因”，不如说是毁于“萧墙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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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鸟尽，良弓藏”，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上演着这出闹剧。整个历史陷入一个怪圈，无论你如何挣扎，终究不能走出循环，就如齐天大圣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般。由于每朝每代都发生了此类事情，因此从逻辑上、直觉上来说这都不应该是某个皇帝个人素质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经济学的发展使人们可用经济理性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一些历史现象，功臣与皇帝间的关系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尽管这不会是唯一的解释。
　　在信息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有多种类型，代理人自己知道自己属于什么类型，但委托人不知道。为了显示自己的类型，代理人选择某种信号，委托人根据观测到的信号来判断代理人的类型，同代理人签署合同。这就是所谓的信号传递模型。如企业雇主与雇员的关系：雇员知道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雇员选择接受教育的水平。而雇主根据雇员的教育水平支付工资。此外还有信号甄别模型，同信号传递模型一致，只不过变为委托人先行，提出一系列合同供理人选择，代理人根据自己的类型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合同。无论那种方法，都在于使代理人有积极性使自己的类型暴露出来。
　　借用经济理论，我们可将皇帝与功臣间的关系看作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皇帝作为帝国的所有者，控制着帝国的产权，但他不可能直接治理国家，必须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在这样一个委托代理关系下，皇帝给功臣们高官厚禄，对他们的要求是勤奋工作，为皇帝效命。不过皇帝最主要、最关心的还是要求功臣们不得造反。功臣们是否勤奋工作，属于激励理论，此处暂不讨论，我们集中焦点于造不造反的问题。
　　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确保江山万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功臣们造不造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帝们绞尽脑汁来解决的问题。解决功臣们造不造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识别到底谁会造反，但这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格局：大臣们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却不知道谁是奸臣，谁是忠臣。
　　宋太宗有一段名言，大意是国家要么有外患，要么有内忧。外患是有形的，而内忧则无法察觉(原文是奸邪无状)。一个奸邪无状的自白道出了皇帝们的无奈：他必须有什么方法可以鉴别出谁是奸臣，谁是忠臣。根据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功臣们必须发出一个信号或皇帝必须用一个信号来确定一个分离条件，来使忠臣、奸臣可以分离而不混同。
　　在经济学里，由于每个类别人的成本和收益不同，还可以根据一个信号制定出分离条件，使该信号能让不同类型的人根据成本？收益比较自动现出原形，但对造反之类的事来说，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任何成本都相形见拙。只要有些风险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难保有人不起歹心。面对近乎有无限收益的皇帝宝座来说，不可能根据成本？收益情况确定出一个分离条件，皇帝们只能简单地根据某个信号直接判断(本文不考虑人心会因为时间、情况的变化发生改变以致忠臣变奸臣的情况)。那有什么信号又能让皇帝识别出奸臣呢？
　　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强惩罚威胁力度，诸如灭九族、凌迟等处罚手段，这样有风险规避行为的人会选择不造反。不过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风险爱好者在有机会时总是会去尝试一下的。而功臣，尤其是开国功臣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风险爱好者，若不然谁会去“提着脑袋干革命”呢？所以，事后惩罚的威胁对以冒险为业的功臣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震慑意义。
　　那么以亲戚关系来识别呢？从吕后到李世民，从多尔衮到雍正，亲戚的血缘、亲情约束对争夺帝位来说只是很小的成本，成大事者从不会将其放在心上，分我一杯羹更是千古名言。那能否根据对皇帝是否恭顺这个信号来识别奸臣呢？毫无疑问，真正要造反的人对皇帝也照样会毕恭毕敬，安禄山对唐明皇的肚里只有一颗赤心的绝对服从令人记忆犹新，这个信号没有任何意义。那能否逆向思维，认为敢和皇帝争辩的就是忠臣，不敢争的就是奸臣呢？可惜，历史上的权臣是敢和皇帝争辩的，不敢争的依然是忠奸难辨。凡此种种，我们用尽心机也无法为皇帝们找到可从功臣中实施忠奸分离的合理信号，当然更不可能找到分离条件。
　　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为此，皇帝们自然有自己的分离信号来进行分离，将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确保江山永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唯一的选择，最后都作出了同样的选择，让我们后人了见识了一幕幕闹剧。不要问你想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做什么，功臣们天然有罪，谁让他们有能力造反呢。学者们说中国是外儒内法，至少在对待功臣上这话是对的，所有的皇帝奉行的都是防功臣像防贼一样的人性本恶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时曾对秘书林克说朱德是个右派，但他组织不起人马。真是一语道破千古玄机！或许我们可以明白为何朱德能安然过文革，彭德怀贺龙等却受尽折磨而死,以及林彪的913也是这样。余英时等人总说毛泽东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他们这些新儒家学到的只不过是皮毛，毛才掌握了中国文化的精随。
　　笔者一位同学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他认为面对皇帝必然选择有能力造反和无能力造反这个信号进行清洗，功臣们仅作出不造反的承诺是不够的。为了使自己的承诺可信，功臣们应该交出兵权，在这种行动的承诺下，功臣们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这样皇帝们可安枕无忧，大家也就相安无事，历史上“杯酒释兵权”就是这一方案的经典案例。应该承认，这一方案是极好的，让很大一部分功臣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但对一个掌握过权力的人来说，这种政治生命的自杀却不是一件容易选择的事情。而且，对那些有极高威望的开国功臣来说，只是交出兵权仍然不可能让上头放心。
　　比如韩信，汉朝建国之初他就被废为淮阴侯，兵权尽无，呆在长安无所事事。即使这样，韩信最后也被灭三族。又如李世民，由于唐朝实行府兵制，李世民平定天下后回到长安其实也没有什么兵权，他在长安的实力不如李建成。在李建成被杀后，李建成的人马差点把秦王府攻破，后来靠扔出李建成的人头破坏对方的军心才奠定胜局。但是，李建成可没有因为这样放松对李世民的警惕。为何功臣交出了兵权还要被清洗呢？
　　其实用经济学理论很容易解释这个现象。功臣们的资产除了官位、兵权这些有形资产外，还有不可与其肉体分离的威望、才干、人际关系和势力集团这些无形资产。功臣们交出了兵权，但这些无形资产却无法一起上交。可口可乐的总裁宣称，即使可口可乐的所有工厂被毁，可口可乐凭借其无形资产也能迅速东山再起。同样，韩信、李世民等的无形资产足够让上头睡不安枕了。比如韩信，虽然赋闲在家，类似软禁，但他到刘邦的另一大功臣樊哙家作客时，樊哙还是毕恭毕敬，说“大王乃肯临臣”。樊哙在刘邦功臣中位列第五，又是吕后的妹夫，刘邦的老相识，对韩信如此态度，足见韩信在刘邦集团中的威望了。
　　在历史上，交出兵权应该说抬高了造反的门槛，使皇帝们使用能造反和不能造反信号进行甄别时只能分离出一小部分威望极高如韩信、李世民之类的功臣，大部分功臣在没有兵权后倒真的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也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象刘邦，他杀的就是韩信、彭越、英布等自己曾经独当一面的功臣，还囚禁过独自镇守过后方的萧何，而周勃等战将就逃过了清洗，因为刘邦很明白没有独当过一面是很难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
　　对于韩信、李世民这类级别的开国功臣来说，没有任何信号可以让上头放心，除非上交自己的无形资产，当然这就意味着消灭自己的肉体。如果韩信自杀的话，相信刘邦不会灭他的三族，相反会到韩信的墓前掉下几滴眼泪，说不定还会给韩信的儿子封官，并招为驸马。李世民就很聪明，没有任何幻想，果断地发动了军事政变，杀了自己的哥哥、弟弟和侄子，囚禁了自己的父亲，霸占了自己的弟妹，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国功臣夺取天下的唯一例证(要严格按儒家的标准，被称为一代明君的李世民绝对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儒家的双重标准由此可见一斑)。不过李世民能成功恐怕也因为他是皇族的缘故，遇到的反抗较小，异姓的开国功臣做此事成功的机会就小得多，象英布就失败了。
　　只要是家天下，屠杀功臣是一个走不出的死结。只有在现代民主制度下，一方面通过各种制度限制私人势力的发展，一方面通过领导人的选举，使将军们可以合法竞选最高领导人，也就是造反合法化才能走出这死结。在选举制度下，通过参选这个信号，有野心和没野心的将军们倒是可以分离出来了。
　　

　　好消息！互联网上新开办一林总论坛，网址为：www.linbiao.org。内设讨论区“峥嵘岁月”和精华区“林彪事件专栏”及“军队与文革”，收录不少网上佳作。有兴趣的网友不妨前往一游助兴。

　　原空司作战部长鲁珉回忆“9。13”事件
　　
　　
　　　　林立果此人怎么样？对此，我曾与鲁珉交谈过。鲁珉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一位出色的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１９６９年，鲁珉任空军作战部部长，林立果是副部长。谈起林立果，鲁珉与谈论其他一切事情一样直率。
　　
　　　　我问：“林立果当上副部长时，你最初感觉怎么样？”
　　
　　　　鲁珉答：“一开始我看林立果，就认为他是高干子弟，林彪的儿子嘛。林彪重视儿子，喜欢女儿。大概是这样讲吧，１９６９年我到空军当作战部长不久，就看到了林立果任空军党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的命令。命令下来后，林立果一直没露面，后来有一天，吴法宪的老婆打电话给我，说：林立果要到指挥所看看，你陪他，并告诉曾（国华）副司令一下。让我和她一起在空军办公大楼门前等林立果。不久，林立果和周宇驰一起来了，我们领着他们在空军大楼转了一趟，进指挥所看了看，又一起吃了饭，在送林立果、周宇驰出来时，我对周宇驰说，林立果既然是作战部副部长，还是应当到作战部和大家见见面吧。周宇驰说，回去跟林立果讲讲。过了没几天，林立果果然到作战部来了。周宇驰说，要副处长以上的干部都到作战部的作战室去。林立果就和部里副处以上干部见面并讲了话。他讲的话很简单，我现在还记得。他说：‘我是个新兵，在空军是个小学生。我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就这么两句。从此他再没来过作战部。事后我专门问过王飞：林立果怎么弄？要不要单独给他搞个办公室？王飞讲，你不要搞。因为我是一个人一个办公室。我又问王飞：要不要在我的屋里给他摆个桌子？王飞讲，你不要摆，他不会来的。这样我明白了，林立果就是要这个头衔。过去他只是一个秘书，秘书算什么？在作战部当了副部长，下一步就可以当副参谋长、副司令。对不对？”
　　
　　　　问：“当时你没觉得林立果到作战部你很荣幸吗？”
　　
　　　　答：“嘿，我当时还想他到作战部是沾我的光哩。我是‘英雄’嘛，他放在我这里不是沾我的光吗？我又是‘左派’嘛，到林彪家里去过一次，叶群拉着我跟林彪照相，说：这是我们空军年轻有为的英雄。我看还是他们利用我。”
　　
　　　“林立果是北大物理系学生，理工科方面的知识还可以。那个时候全国都在搞思想革命化，他哪搞那些！他到处看外国书籍、录像、电影。那时候谁也不懂录像，他弄了个机器，怎么拍怎么拍，还能鼓捣一通。他也异想天开要搞些科技方面的名堂，不过在我面前还不敢装腔作势。有一次，他要搞什么空中加油，飞机对接，我说那个美国早就有。他又想搞垂直起降，问我行不行，我说美国都没搞成，英国搞了个‘猎兔狗’，也不怎么行。可他非要搞，把沈阳飞机制造厂的设计人员都请到北京空军招待所，叶正大（作者注：叶挺之子，飞机设计专家）也参加了，叫我也去，把曹里怀（作者注：原空军副司令）也叫去了。叶正大很聪明，说，关键要把发动机搞出来。其实是托辞嘛。”
　　
　　　　问：“我记得林立果的‘小白书’就讲到这个问题了。”
　　
　　　　答：“那东西不是他写的，是周宇驰他们几个搞的。林立果总想搞出点什么，捞资本吧，他还很喜欢题目哩。说：鲁部长，关于未来战争中空军的使用问题你考虑考虑。我看那小白书上面还有我的观点。（笑）不过总的来讲我认为那东西没多大意思。这是我一贯的看法。说到‘小白书’，我又想起吴法宪。我总觉得这个人是知深浅的。林立果作了讲用报告以后，吴不表态。后来周宇驰对我讲，他和林立果在林立果家里，让叶群按照他们拟好的稿给吴法宪打电话，要叶群去压吴法宪。叶群就给吴法宪打电话，他俩在旁边听，看叶群是不是照办。周宇驰这样讲也许是为了说明林立果在林家的地位。据他们讲林立果在他们几个面前讲起叶群，说‘这个婊子’，你想想！另外据我所知，黄、吴、李、邱在林立果眼里，根本不在话下。
　　
　　　　叶群果然按他们的意思给吴法宪打电话说：‘吴司令啊，老虎的讲用报告怎么样啊？有什么问题吗？’吴一听，马上说：‘很——好——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吴一讲话就是那个腔调。但是吴下来又对我们说：对林立果的报告，‘不准传达，不准印发，不准组织学习。’我在机关就没吹。作战部一个副处长到西安出差，印了５００本，我说没有我的命令一本也不许发。后来广州的×××来要，我才破例给他１０本。吴法宪这个人，后来完全弄成小丑了。尤其他在法庭上的表演，谁看了都笑话他。其实他这个人原本给我的印象还不是这个样子。比如，你说他对林立果好，可他对别的人也好。叶帅倒霉时，儿子的胳膊被打断，吴把他弄到上海空军医院治疗。陈老总半打倒了，他的女儿也是吴弄到空军当兵的。还有张文秋一家。江青公开讲张文秋是叛徒，话讲得很难听。那时邵华和她妹妹要当兵，刘松林找到我，我给她出主意，要她给吴法宪写个信。不久来了个穿陆军军装的人到张文秋家里，给她们填表当了兵。把张文秋弄到３０１全面体检。”
　　
　　　　问：“吴法宪是不是让林立果指挥、调动空军的一切呢？”
　　
　　　　答：“这个事，依我看吴法宪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他怕林立果，不敢得罪他。但他又只想在背后在他们几个面前吹他。你想，如果吴法宪真的什么都听林立果的，林立果要他吹‘小白书’，何必还要找叶群去压他？林立果自己直接对他讲不就行了？林立果和叶群身份还是不一样，她是林彪的老婆，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林立果是什么？吴是在他们那个小圈子里讲，林立果可以指挥一切嘛，可以调动一切嘛。吴这个人平时容易讲过头话，说话不严密，没准头。这是他为了讨好林立果讲的。这下就被林立果、周宇驰抓住了，周宇驰就拿到空军常委办公会议上去传达。周宇驰一传达，吴法宪就觉得很被动。会后，吴法宪说：哎呀，这是我在下面讲讲的嘛，没有要你们传达嘛。但周宇驰对我讲：吴司令讲了，我就给他传达。我看周宇驰够坏。”
　　
　　　　问：“那么，从你与林立果的接触中，你觉得林立果这个人的抱负、能力、品质、性格等等怎么样呢？”
　　
　　　　答：“我一直认为他野心大得很。他搞那些事，都是为了扩大影响，捞资本，树形像。不然将来谁听他的？在他眼里，中国就应该他来搞，那些老的都不行，都不在话下。后来我听林豆豆讲，林彪在他眼里也过时了，也不行，他们只不过要林彪这个牌子。那时候提起刘亚楼，我们都讲刘司令，很尊重的。他一口一个刘亚楼。哎，我想，刘亚楼跟你父亲同辈的，小毛孩子还挺狂。对吴法宪就更不用说，就叫吴胖子。
　　
　　　　“其实，林立果这个人，你说他看的材料多，听到的多，恐怕是事实。林办有一个班子，里面都是秀才。林立果生在那个家庭，比当时同年龄的人视野开阔，知道的多，这都可能。但是，真要干一番事业，那差得远啦。你当个团长、师长试试？不要说中央那些老的，就空军这些老人，人家是不跟你搞，要真跟你干，你哪行！你说来说去是个毛娃娃嘛。所以后来我和几个空军的老人也议论过，周宇驰那几个人出的都是馊主意，帮的是倒忙。历史发展是延续的嘛，一代一代走嘛，掌管一个国家这样大的事，哪里可能从七八十岁的老人手里一下子落到二十几岁的毛娃娃手里？人民也通不过嘛。
　　
　　　　“另外，有些事，在普通老百姓看起来可能是弄虚作假，在林立果的生活环境里可能习以为常。比如，一些事情，他说去问首长，谁知他问没问？他说是林彪讲的，谁知谁讲的？我给你举个例子，那时候毛主席对江腾蛟有个批示：此人不可重用。可林立果就给江腾蛟一个条子，说是林彪写的：好好学习，养好身体。江腾蛟感激得不得了，说，拿什么去孝敬林副主席他老人家呢？想了半天把我养在他家的鸽子拿了两对送给林立果，让他转给林彪。林立果回答江说：首长很高兴，谢谢江政委。结果有一天我去曾国华家，一看，那两对鸽子在曾国华家呢。我养的鸽子我当然认识。那还不是林立果叫人转送过去的。所以我总想，林立果这个人讲的话，到底有多少是真的？”
　　
　　　　问：“这一点像叶群？”
　　
　　　　答：“可能。”
　　
　　　　问：“周宇驰对林立果影响大吗？”
　　
　　　　答：“周宇驰原来是一航校的宣传科长。后来给刘亚楼当秘书。没多久刘亚楼就把他撵走了。刘死后他又回空军，在党办当副主任。周宇驰这个人很狂妄……周宇驰有一次到上海，把‘左派队伍’弄在一起讲话。周说，要认识林立果是天才，要相信他，相信到林立果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就说对，太阳是从西边出来这种程度。他又说，你们要支持林立果。支持林立果就像你们存钱一样，一本万利，零存整取。林立果的入党介绍人是吴法宪、周宇驰。周宇驰是吴法宪指定跟着林立果，帮助林立果工作的。林立果才二十几岁，空军那么大摊子，他哪懂？林立果到哪去，也不能配司机，周就自己学开车，后来又学开飞机。我总觉得这个人献媚。到了后期，离‘九•一三’不远了，我曾对周宇驰说过：林立果有些事你要提醒他，不一定这么干嘛，不好嘛。周说，我也有我的苦处啊，（林立果）对我也不像从前了，从前什么都征求我的意见，现在他自己就这么办了。我想他们后期是不是也有些矛盾？”
　　
　　　　鲁珉的讲述也许可以作为我们认识林立果的一种参考。
　　
　　　　说起来，林立果１９４６年生，和我们所有在新中国长大的一代人一样，从小接受革命理想主义教育，接受严格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熏陶。我们这代人有我们的局限，比如过份追求理想，某些见解偏于保守，从记事起经历的政治风云太多，看问题政治色彩偏重，等等。但是，我们这代人总的说来比较有理想，比较讲公德，做事有一定之规。想来林立果本来也应在此列。加之他又是林彪的儿子，在那个时代可是理所当然的“革命后代”啊，按常理推论很难设想他会变成一个杀气腾腾的“法西斯分子”。
　　
　　　　但林立果确实非常极端地要杀掉毛主席。毛泽东的晚年犯有严重的错误，他所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而是一种动乱和倒退。但他老人家却一意孤行，逆历史和民心而动，非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不可，谈起这一段，即使许多热爱他敬仰他的人内心也常常是不平静的。可是，要知道，毛泽东的地位是历史造就的，随着新中国的日益成长，这位新中国之父一方面在思想上日益向左倾斜，另一方面在形像上又日益不代表他自己，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象征。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但无论如何，象征是不可轻易毁掉的，就像绵延于中国北方的万里长城，长城破旧了只能修复，却绝不可炸掉。这或许就是叶帅当年一再说到“投鼠忌器”的深刻含义吧？
　　
　　　　但林立果不懂得这一点，或者不顾及这一点，这是他灭亡的根本原因。
　　
　　　　林彪对儿子寄予厚望，这本来无可厚非。东方人的家庭观念远比西方重得多，儿孙总是父母的精神慰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对于东方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林彪的问题似乎在于，他培养儿子的途径是完全错误的。他自己从见习排长走上来，他的儿子却从一个北大物理系学生一跃而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凭哪一条？何况这个副部长的头衔还是虚设，林立果更重要的使命是直接参与林彪本人的政治活动。从张云生的回忆看，至少从１９６７年３月起，林彪就让林立果试着为他的讲话“拉条子”，并听取林立果的一些看法了。渐渐地，林立果对林彪事务的参与越来越多，九届二中全会他也上了庐山，“九•一三”更是他在直接行动。林立果没有社会经验，却过多过早地接触了社会最高层的政治内幕，中国当时处在与世界隔绝之中，林立果却大量地看阅了国外画报、资料、电影、录像……他的纯情和理想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中一下子击碎了，思想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年轻人最容易犯的毛病。
　　
　　　　据说林立果人挺聪明，有些特点真像林彪，有时看问题说话还真尖锐。有一个人正在为“文化大革命”中一批一批又一批干部的不断倒台百思不得其解。林立果对他说：这样斗来斗去就像绞肉机。这人一听，茅塞顿开，顿时感到了心灵的悸动和思想的撞击，因此和林立果靠得更近了。
　　
　　　　林立果不是林彪，身后没有战功，手中没有军队，于是他组织了自己的小集团——极少数思想、意趣、情绪相投的人成天在一起谈论政治，渐渐形成了他们的政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５７１工程”纪要》。尽管这个《纪要》就连有的被认定为“小舰队”核心人物的人都没看见过，但这个纪要确实出自于新野的手笔，并据分析确是林立果他们的想法。要说《“５７１工程”纪要》是满纸胡言，并不准确。从某个角度某些内容讲，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说出了某些人想也不敢想或敢想不敢说的话。但这个纪要通篇充满极端情绪，自我膨胀，杀气腾腾，令人联想起世界历史上的那些政变者。但林立果小集团说白了只有六七人，他们到底能做成什么呢？
　　
　　　　纵观以上种种，我们看到：林彪在“文革”初期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极致，这对于“八大”的反个人崇拜已是历史的倒退，已经铸成大错；他又组建了军委办事组这样的“嫡系”班子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还不算，他还允许老婆儿子参政，造成“林彪王朝”的政治形像——这些思想上，组织上的表演都体现了林彪总体素质的局限性和思想意识中的封建遗毒。
　　
　　　　这样，林彪尽管本来是接毛泽东的班的，但他却不能走出那个时代，不能成为一个新时代所需要的政治家，即便他有些主张是正确的，他自身的局限却决定了他不可能呼唤出一个新的时代，而只能站在毛泽东这棵大树之下，由毛泽东决定其何去何从……所以，林彪从当上接班人的第一天起，其日后的可悲下场也就注定了。
　　
　　　　这也是“九•一三”事件的深刻原因所在。
　　
　　

　　当彭德怀听说林彪事件
　　当彭德怀听说林彪事件时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认为林彪是咎由自取，反而是大有物伤其类惺惺相惜的感觉。当专案组宣布林彪反党事件，让其揭发交代林彪的问题时，彭德怀说道： “不要着急。四五十年的事，—下子想不起来，慢慢地回忆回忆。”
　　
　　　　“脑子受了刺激、思想总感到不痛快。” （1972年 1月8日）
　　
　　　　“他们要我写林彪和高岗的材料。我不清楚。” （1972年 6月9日）
　　
　　　　其实彭德怀的记忆力是非常清晰的，在狱中他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情况下所写的《我的自述》对于数十年的经历叙述得历历在目，毫无差错。这里之所以不愿意写，是认为林彪和自己一样遭受了不白之冤，是因为“思想总感到不痛快”，彭德怀不愿意作出落井下石的行为。不知这是不是与林彪当年在老庐山会议上没有对他落井下石，反而为他洗清了一桩几十年的黑锅有关。
　　
　　　　实在被逼无奈了，彭德怀就说： “给我钢笔，我想起一点就写一点。高岗、林彪都是反革命，还有彭德怀。” （1972年 6月11日）
　　
　　　　这更毫无疑问的表明，他把林彪当成自己的难兄难弟了。材料写归写，心中却是一直为林彪鸣冤叫屈。1972年8月23日专案组正式向彭德怀传达了中发[1971] 57号有关“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彭德怀又一次显示了直言极谏的性格： “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他是革命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叫周恩来总理来亲自参加这个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副主席，叫他们来亲自审我，我不活了。” 觉得林彪死得不清不楚的大有人在，可试问当年有几个敢这样公开置疑中央文件的？自己已经是百罪莫赎死有余辜了，却还要冒罪加一等的大不韪为曾经批判过自己的人叫撞天屈！其秉公任直的赤子之心实实可昭日月！
　　
　　　　实在要他批判林彪则总是隔靴搔痒不着边际，没有一点能上纲上线的味道：“林彪有四个方面我反对一、并冈山说我放弃根据地；二、会理会议推彭德怀上台实际上是他自己；三、解放战争对打败蒋介石有怀疑，炸鞍山钢厂；四、他对抗美援朝不满，说中国和美国物资差别太大，不能打。”
　　

　　人们一提起林彪的案子，有人就会跳出来，说是“给林彪翻案”。问题绝不是那么简单！
　　人们重提林案，主要是因为林案疑点太多！事实远没有搞清楚！案情是在经不起推敲，更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待！！！
　　事实是：重要的证据都没有归案！关键的当事人都没有得到自由陈述案情的权利！而且，有充分证据表明：毛泽东和四人帮在林案中，确实制造了假证据！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对林案的质疑，都很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要对林案盖棺论定，条件并不成熟！
　　“黑匣子”能要而没有要回来；林彪带走的文件，能要，也没有要回来；至今找不到一个“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证人；所谓的政变主犯“黄、吴、李、邱”，竟都不知571工程；那个“三国四方”“指挥班子”更是子虚乌有；所谓“林彪手令”，据说还有横排和竖排，两个不为世人知道的版本；“手令”是否出自林彪手笔，也没有确凿的证据！“九届二中全会”前一天晚上，毛与林的秘密谈话的内容，还没有披露；林彪坐机上的大洞，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坠机的真正原因，还众说纷纭，没有查清......总之，玄机和蹊跷还多得很！！！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提出质疑，对官方“结论”提出挑战，是情有可原的，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现在重提林案，是质疑，是挑战，但绝不是翻案！是要搞清事实，弄清真相，查清细节！！！
　　至于最后能不能颠覆官方对林案的结论，完全要尊重事实真象！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如果林案真的是假案，颠覆了，岂不是还历史本来面目吗？！也符合我党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
　　我们不理解的是：有些人为何看到人家一提林案，就神经过敏，就浑身不自在，就要骂街，就好像人家掘了他家祖坟？！如果他们是图们之流林彪专案人员，倒也情有可原。（事实上，不少专案人员也在反戈一击）其他人等，就令人费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