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慰籍》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外国最新小说选
　　　　　　 （美）乔尔奥斯特鲁著 若原 译
　　　　　　
　　 婶娘莉比有一儿一女。儿子二战时在意大利阵亡。女儿是个弱智残疾人。我认识婶娘的时候，这个女儿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住进了福利院。有关她的种种传闻，我知道的仅此而已。在我们家里，大家从不谈论莉比婶娘一生中如何不幸。所以我常常独自寻思婶娘为什么总是对人那么和善？
　　　　　　
　　 当我知道她的两个孩子的情况时，虽然我还很小，（可能就是六七岁的样子），但我觉得她应该很生气，至少应当难过才对，而不该总是一副慈眉善面的样子。后来，我偶尔听母亲跟一个亲戚提起，莉比婶娘的儿子在学校里不仅是个出色的运动员，还是个学习尖子。我当时就想，也许婶娘的善良与不用为孩子的失败操心有关。因为对于女儿，她不会有什么期待。而对于儿子，以前不管有什么期望也不用再操心能否兑现了。
　　　　　　
　　 其实直到我长大以后，莉比婶娘还活着。每隔五六个月，我总能在家庭聚会上见到她。这时婶娘总是要走到每个桌前，同每个人打招呼，问各家的孩子如何，当然也没忘记问起我的孩子们。一次我说起，女儿不小心将冰淇淋洒了一身，我们不得不中途停车，求路边不相识的浇花人帮着冲洗了半天，婶娘听了笑得很开心。
　　　　　　
　　 我常常望着自己的一双儿女，想到婶娘遭受如此难以忍受的损失而能处之泰然，更觉得难以解释。一次，有个亲戚成婚，我和婶娘都去了，还碰巧坐在一起，我张嘴想询问她靠究竟什么驾驭了生活，然而我却怎么也鼓不起勇气。就这样我失去那次机会。不久婶娘过世了。
　　　　　　 　
　　 我敢肯定有人认为婶娘因为有信仰所以能够安之若素，当然这种看法一点都不新鲜。对于我来说，要说信仰就能使人如此超然若世，则显得太虚无飘渺，所以这种说法就没有任何真正的价值。
　　　　　　
　　 后来，一个朋友的儿子刚刚二十岁就死于车祸。我等公开的悼念活动一结束，便去看他。他告诉我：“我太太看得挺开。”“她说约翰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说到这儿，他停了停，可不等我开口说什么，他又接着说：“哪里有什么更好的地方！”
　　　　　　
　　 我猜想，他能活下去完全是由于他心怀感激，感激自己同孩子一同渡过的那段时光。他这招对我不大灵，夏天孩子们一离开我，我就会变得坐卧不安。无论碰到任何挫折，我的办法是借酒消愁。我有一个很头疼的工作，跟我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们也一个个不堪精神重荷。所以，每到星期五傍晚我几个人就会找一个酒吧，寻求一种低级的遗忘。
　　　　　　
　　 如今在这样的傍晚，我比几年前更容易疲倦。但是，我还是每次不拉，因为我需要有一个晚上，不去考虑我生活中的某些部份。
　　　　　　
　　 来酒吧的除了一批骨干分子以外，过上一段总会有个把新人也来试试，看看能不能适应我们这帮人的放纵和不加任何掩饰的玩世不恭。的确如此，公司的每一个新雇员都有机会来一次两次，看有没有成为正式成员的可能。如果新雇员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对她发出邀请便是我的任务。原因是，虽然不能说，我已心无杂念，但人们觉得我已经过了动机不纯的年龄。所以柯尔琳一来公司上班，我便对她发出邀请。
　　　　　　
　　 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姑娘。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她不爱说话，忙着的时候脸上总是带着善良的微笑。她的头发像麦桔一样泛着金黄色，与她嘴唇上含蓄的暗红唇膏相映成辉。她的眼睛闪闪发光，走廊里相遇时匆匆一瞥，很难说出她的眼睛究竟是什么颜色。她很消瘦--甚至可以说有些娇嫩。她的穿着很刻意，但又不能说她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向她走去的时候我竟然有些紧张，我怕我的邀请会被看作是一种侮辱。不过我还是脸上带着父辈的笑容，走到她的桌前。
　　　　　　
　　 “柯尔琳，”我说，“怎么样，喜欢这儿吗？”她不是我的直接下属，所以她不会认为这个问题与工作有关，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
　　　　　　
　　 “我喜欢这儿，”她告诉我。“这儿气氛很好。每个人都很和气。”
　　　　　　
　　 “我们几个人明天晚上可能要去喝啤酒，不知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去，算是认识认识。”她的脸上升起疑云。“你不必一定答应，”我笑了，“而且我们也不会让你在外边呆得太久。”
　　　　　　
　　 “那，好吧。”她说。我随即告诉她我们五点钟以前会来找她，接她一起去。届时我们如约而至。
　　
　　 我们来到一个昏暗，但很热闹的地方，厅堂里可以摆得下几张台球球桌，还有供人们投掷飞镖地方，几张高脚桌散落在厅堂四处，每个桌子旁边都围着几把高脚凳。我们一行共七人，所以把两个桌子拼到一起，然后从吧台要来饮料。
　　　　　　
　　 我们精心制造了热闹的气氛，可是二十分钟以后，我们就意识到柯尔琳不会成为我们的正式成员。因为，她只要了一听低度可乐，为了让她加入我们的谈话，我们有意问了她很多问题，但是她的回答一律是最简洁的。你住哪？北边。业余时间干些什么？不干什么。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都喜欢。
　　　　　　
　　 当我们喝得微醺时，便开玩笑互相攻击，这是每周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时候，说得好听点柯尔琳显得有几分茫然，说得难听点她对一切都毫无兴趣。她一边用麦管吸着可乐，一边盯着玻璃杯底看个不够。我能感觉到她在想怎么才能离开这个地方？什么时候提出来最合适？
　　　　　　
　　 我想这一定要怪我们。我们在一起熟惯了，在一起立即会采取一种约定俗成的交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厉害一点的人会设法加入进去。可是柯尔琳不是个厉害人。
　　　　　　
　　 就在这时，维奇和爱丽笙去洗手间了，福兰克又去吧台添酒，苯和艾利克架起了台球桌。我挪到柯尔琳旁边的那只高脚凳。
　　　　　　
　　 她手指上既没有结婚戒指，也没有订婚戒指，所以我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她看起来象是那种应该有男朋友的姑娘。“没有，”她说，“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男朋友了。”
　　　　　　
　　 “有多长时间呢？”
　　　　　　
　　 “要说呀，可能有许多许多年了吧。其实六个月前， 我还是个有夫之妇呢！”
　　　　　　
　　 我有些吃惊。到不是我不能设想她是别人的妻子，而是我难以想象，她会是个离过婚的女人。如此温良顺从者如她，怎么会有提出离婚之举？而如此娇嫩可人的她又怎么受得了离异的重创？然而，这两种情况里，非此即彼，总有一种情况是发生了。
　　　　　　
　　 我不忍接着话头，一定要问出个究竟。转眼间一杯半马蒂尼又下了肚，我才问，“有孩子吗？”口气象是求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我马上猜出可能她的丈夫在离婚中赢得了孩子的监护权。“可是，你一定还是能见到他，或她，或他们.......，是吗？”
　　　　　　
　　 她望着我没有马上回答。后来，我才知道她那是在想如何组织句子，而不致让我感到丝毫不安。
　　　　　　
　　 “我的儿子死了，就在几个月前。他才五岁。”
　　　　　　
　　 我倒吸一口凉气，望着她，也许我不该望着她，而且当下除了“噢，天那！真对不起！”等之类的废话，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真对不起！我真太差劲了！”我真诚地告诉她，“刚才我还在想你这个人怎么如此没劲！现在我才知道你怎么可能高兴得起来！真对不起！”
　　　　　　
　　 她强打起精神笑了笑，仿佛要冲淡我制造出的严肃气氛，然后说：“在大家都知道我的情况以前，我不可能使别人高兴。今晚我就坐在这里，想我说出的话会让大家震惊不已，然后大家都会感到不安，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从此就成了大家的同情对象。表示同情并不是你们星期五晚上出来的目的，对吧？”
　　　　　　
　　 当然不是，我想。但柯尔琳比我更需要分心。然而我却让她坐在这里用麦管吸她的可乐，而自己坐在那里发愣。
　　　　　　
　　 “你应当得到同情，”我说，“我们大家能帮你的很少，但无论多少，你都当之无愧。我也有两个孩子，报纸上一登什么小孩子出事，小孩子被绑架什么的，我就心惊肉跳。”
　　　　　　
　　 她没有说话。我想我的话一定是证实了她的担心，人们从今往后会由于她的不幸而对她敬而远之。想到这儿，我马上换了一个话题。“你从不喝酒吗？”我问。
　　　　　　
　　 “不常喝，喝也喝得不多。”她告诉我。“过去六个月里，不少人向我推荐酒。可是我想头脑清醒。如果我头脑清醒，就不至于再搞得措手不及。”
　　　　　　
　　 这时，维奇和爱丽笙回来了。爱丽笙来了兴致，调笑地对我说：“今晚你是打算再呆一会儿，还是准备立马回到老婆孩子的怀抱？”对于没孩子的人，仿佛回家就是背叛友谊。
　　　　　　
　　 “还没决定那！”我告诉她，“这全取决于，你能提供什么样的诱惑。”
　　　　　　
　　 “我的第三只乳房还没长出来，”她说，“而我的其它两只从来没能诱惑你。”我笑了，柯尔琳也笑了。
　　　　　　
　　 “也许，柯尔琳能让你多呆一会儿？”她提议道，“当然，前提是柯尔琳还会再呆一会儿。怎么样啊？柯尔琳，来一杯真家伙吧？”
　　　　　　
　　 从柯尔琳告诉了我她的不幸以后，我就觉得有义务保护她。因此，我替她答道：“行了，爱丽笙，酗酒可是公认的坏习惯啊？”
　　　　　　
　　 “在我的家乡可没人这么看。酗酒被认为是一种生活方式！”爱丽笙的最大魅力就是她永远都不生气。
　　　　　　
　　 柯尔琳终于为自己说话了：“我真得走了，”她说道，“一大堆衣服等着呢！谢谢你们请我来。我玩得挺高兴的。”说着，她从高脚凳上下来，然后走出了酒吧。我目送着她离去，我知道在我的眼里，她永远都会象是一个被生活击败的人。
　　　　　　
　　 艾利克，苯，和福兰克又回到我们桌上，谁也没问柯尔琳怎么样了，这样正合我意。
　　　　　　
　　 她的秘密变成了我的秘密。也许所发生的一切都在她的计划之中。星期一倘若没有任何人用警戒的眼光打量她，或着趁她一背过身，就窃窃私语的话，我希望，她会感到她可以信赖的新朋友在保护她。
　　　　　　
　　 可是，她又并没有嘱咐我保守秘密。我也许应当成为她的信使，让大家都知道她的事，让大家跨越她的不幸这座桥，使她成为办公室;里正常的一部份。
　　　　　　
　　 我心里很清楚，再喝上两盅，酒精就会替我作主。所以我连忙穿了外衣离开了酒吧，让同事们好一顿奚落。
　　　　　　
　　 星期一，我路过柯尔琳的桌前时，仍然象往常一样公式性地打了招呼。等回到办公室，我想如果这样下去，再过几天，一切就会跟过去一样，仿佛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任何事。
　　　　　　
　　 我将柯尔琳的事只告诉给一个人--我的妻子。听完以后她恰如其分地，当然也是真心地表现出震惊不已地样子，她问我孩子是怎么死的。“我不知道，”我说，“我也不想知道，这一点我心里很清楚。”
　　　　　　
　　 那个星期一，当我坐在办公室里，我完全清楚，我不想知道孩子是如何死的。我想，人家单独承受重负该是多么艰难，而我连一丝一毫也不愿分担，我真是个懦夫！但又一想，我其实也是无能为力。如果我不能帮助她宣泄，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只是希望不要做出什么伤害她的事。
　　　　　　
　　 我知道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夜深人静，黑灯瞎火，每当我们辗转难眠的时候，我们就会真正了解自己。比如说，我知道，如果我的妻子残废了，我不会离她而去，可是我却有可能做出对不起她的事。我不会推卸我对她的责任，但是我不会为她设身处地。我妻子对我也非常了解。自私自利是一个很难保守的秘密。
　　　　　　
　　 好几周过去了。柯尔琳再也没有参加星期五晚上的酒吧聚会。而我即使喝得酩酊大醉，也对她的事守口如瓶。至今对于她的事没有任何人跟我说过悄悄话，想必她再没跟任何其他人提起过。
　　　　　　
　　 我计划不再主动跟她交往，也似乎做得颇为成功。见了面我们彼此打声招呼，仅此而已。坐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我的感觉是我抛弃了她；我的做法完全符合我一贯的行为方式。
　　　　　　
　　 有一天她没坐在她的办公桌前。过了好几天一直看到是另一个人坐在那里。于是我问她科室里的同事：“科尔琳呢？”
　　　　　　
　　 “她辞职走了。”
　　　　　　
　　 我马上感到彻底失败了。以前只要每周五天天天见她，即使我在拖延时间，我知道我总还有机会挽回自己的失责，而现在她却走了。
　　　　　　
　　 我来到人事处。
　　　　　　
　　 “有个姑娘最近辞职走了，”我说，“她叫“柯尔琳.巴顿。我曾从她那里借了一本书，一直没还她。她走的时候，一定忘了问我书的事。能告诉我她的地址吗？”很久以前，我就知道，谎言越长，越有可能被人相信。果然，我得到了她的地址，当然人家告诉我，他们是由于情况“非常特殊”才告诉我的。
　　　　　　
　　 我给她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柯尔琳：
　　　　　　
　　 那天晚上你跟我们一起出去，你告诉了我你儿子的事情以后，在你面前我便不知所措，我甚至不能面对自己。我知道，你一定告诉过我，你指望我能帮你做点什么。而我却一直没能为你做任何事情。
　　　　　　
　　 不管我的话能不能给你一点安慰，我都想让你知道，我每天都想起你，也为你的不幸心痛。
　　　　　　
　　 也许你想在单位里找一个同事，当自己痛苦不堪时，可与同事分担苦痛，也许你想让我把你的事告诉大家，这样你就不必老想着自己要去做这件事，从而使这个过渡容易一些。 我知道，不管当时你真正需要我做什么，现在一切都太迟了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对不起你，因为我逃跑了。不幸的是，逃跑似乎是我最拿手的。
　　　　　　
　　　　　　 此致，
　　　　　　 你真诚的 丹尼尔. 格里菲斯
　　　　　　
　　 好几个礼拜又过去了。给科尔琳发出的那封信似乎有一种使我平静的作用，过了一阵，我想她可能把我彻底遗忘了。可是，有一天，一只小小的信封和其他邮件一道躺在我的办公桌上，信封上是不大熟悉的女性笔迹。
　　　　　　
　　 亲爱的格里菲斯先生：
　　　　　　
　　 我从没有期望你做任何事。我告诉你我儿子的事，是因为你问了我。
　　　　　　
　　　　　　 柯尔琳.巴顿
　　　　　　
　　 我想，多好啊，柯尔琳，我的妻子，上帝，所有人都对我期望甚少。他们只是抛给我最简单的问题：知道怎么做是对的，却又不能去做。
　　　　　　
　　 真正的悲剧往往都是留给那些不同寻常的人，就象上帝自己一样。
　　　　　　
　　 于是我终于找到了关于莉比婶娘的答案。那就是：我不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没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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