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敏，20世纪30年代初因从事革命活动，在奉天（沈阳）被捕入狱，出狱后改为现名。1904年1月5日出生于河南省滑县。他兄妹四人，弟弟刘火翟（后改名尹达，河大校友、历史学家），小妹刘涑（河大附中前身北仓女中高中学生）是抗日游击队员，1938年日本侵略军在太行山根据地扫荡时，为抢救群众壮烈牺牲。
　　　　赵毅敏的童年，是在滑县城南一个偏僻的农村小镇牛市屯度过的。牛市屯为豫北俗称“三不管”的地方：南距封丘县城45里，东距长垣县城45里，西南距延津县城45里。北距滑县县城最远，约70里。天高皇帝远。这块闭塞、贫穷、落后的土地，历来都是勇者的驰骋之地。距牛市屯不远的瓦岗寨农民军造反的故事家喻户晓。在近代，土匪更成为这里的特产。据说，由贩盐而发迹的刘氏家庭，在赵毅敏的父辈已达鼎盛。赵毅敏的父亲兄弟四人。赵毅敏的大伯秀才刘绍周（本文作者的祖父），先后在本县和偃师县当师爷，受到乡邻们长久的敬畏；他的父亲，末代举人刘绍宣，先在县城任小学校长，后到开封新成立的中学做事。但是，这样较有地位的举人、秀才之家，土匪也并不放在眼里。家里人曾经不只一次地向我们这些当时还不懂事的孩子述说土匪送帖子的故事，家人恐怖的表情，至今仍然印在心头。到笔者少年时，刘氏家庭虽然已经破败，没有再听说有土匪来送帖子。但一到夜晚，全镇仍然笼罩在阴森可怖的氛围里：那不远处突然响起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的犬吠声；以及不知什么人撕心裂肺般的惨叫声，总是把善良的人们吓得彻夜不眠，小孩子也紧缩在妈妈怀里做着可怕的梦。第二天清早，有时还能看到寨墙附近留有撕破的衣片，血迹，碎肉，麻绳头。那是被土匪杀害的无辜者，又遭到野狗饱餐后的情景。笔者当时就目睹过这令人胆寒的一幕。赵毅敏幼年的生活环境，对他后来的思想、性格的形成，有着潜在的久远的影响。
　　　　1909年至1917年，赵毅敏先在本村读私塾，以后又到县城读书。在村里教私塾的是他四叔刘绍襄的岳父，一位兼代行医的老秀才。赵毅敏在晚年回忆说：“这位老先生的旧学根底很好。他教诗经、左传、论语、孟子、中庸等等，我学了几年，竟都会背了。”这位先生的教学方法很简单，就是叫大家背书。有时候他给每个人“号”（指定）一段书，让大家在教室里高声诵读，他就外出行医了。谁知道先生一出门，教室里往往就像开了锅。调皮的同学又是唱戏，又是打架，玩得个天翻地覆。先生行医回来，听见教室里乱哄哄的，看见桌子搬乱了，凳子也东倒西歪，当时就火了。他瞪了学生一眼，低声说：“都坐下来，背书！”教室里开始是一片带有恐怖感的沉静，接着就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读书声。临时抱佛脚没有用，书背不会的同学倒了霉。很快，地上跪了一大片。先生告诉他们：什么时候会背了，才准许回到坐位。少年赵毅敏脑子机灵。先生让他背的书，他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有时候，先生故意难为他，就说：“你背的那一段不算，再读读这一段，回家准备准备，明天早上来背！”赵毅敏拿着书默不作声地看了两遍，走到先生跟前：“先生，不用准备，我现在就背。”先生看了他一眼，就把眼睛订在书上。待赵毅敏流畅地把书背完，先生的气这时候也全消了，吃惊地问他：“怎么刚给你号了书，就会背了？”脸上露出不解而和善的神情。先生满意的表情感染了赵毅敏，他幼小的心中暗暗生长出了几分快意和自信。在这种虽十分单调，却在学习中不时能够获得鼓励的环境里，赵毅敏结束了他的童年生活，准备报考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
　　　　平时，赵毅敏的父亲对他的学习要求很严，有时严得竟不近人情。比如，父亲经常要求他在考试中夺得班上第一名，否则就要罚跪、训斥，甚至毒打。每逢挨打的时候，惟一能够解救赵毅敏的是他的老祖母。老祖母听到长孙的哭喊声，就三步并成两步赶到现场，不由分说，拉住孙子就走。刘绍宣是当地有名的孝子，当然不敢违抗母命。赵毅敏于是就躲过了这场灾难。父亲的教育方法实在不可取，但客观上却也对赵毅敏的学习起到了某种促进的作用。
　　　　1917年秋天，15岁的赵毅敏第一次出门，到省城开封去投考他所向往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出发前的那天晚上，父亲没有下命令要他夺取第一名，反而平静地问：“能考上么？”赵毅敏思索了一下回答：“争取考个15名吧！”“能沾上边就行，还想考15名。”父亲表现出一种少有的宽容，语调中带有不易觉察到的担心和忧伤。第二天一大早，赵毅敏带着父亲给他的路费和他的堂兄弟刘、刘炯等人，怀着不安和憧憬，要到这所完全陌生的学校一试身手。考试结果很快公布了。同行者都榜上无名，而赵毅敏果真考取了第15名。返乡途中，碍于同伴的落榜，赵毅敏无法公开表达自己的兴奋，但他走路的脚步还是比平时轻快了许多。
　　　　辛亥革命后，特别是1915年《新青年》创刊后，新思潮在中国迅速传播。留学欧美，学习欧美等国家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成为青年学子追求的目标。赵毅敏考上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后，在他的眼前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那次考试决定了我的人生方向和命运，河大是我走上进步道路的起点！”七十多年后，回忆到当时的学习生活，赵毅敏仍然抑止不住自己的激情。在这所学校长达五年的学习过程中，赵毅敏聆听过让他无数次激动的新的学说与理念，阅读了大量自己从未见过的新书刊。他认真地吸吮着、辨别着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新知识、新学说，新的世界观在学习实践中正在形成。他憎恶封建军阀在帝国主义者面前奴颜婢膝、卖国求荣的罪恶行径，经常和同学们一起，探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深情地回忆了五四运动到来时的情景：“河大是一所富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学校，在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大多数青年都关心国家大事，把个人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联系了起来。那时候，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学生领头，开封的大中学生采取了联合行动，大家响应北京学生的号召，上街游行，张贴标语，抵制日货，群情激愤，壮烈的场面令人难忘。”回忆举行“五四”游行时的情景，老人显得异常兴奋。他动情地说：我们当时喊的口号是：“中华，中华，发达！发达！超欧美，兴东亚！千秋万岁，大中华！大中华！”赵毅敏说，“当时，连奉命前来监督学生游行的军警，有的也深受感动，不再干预学生的爱国行动。是五四运动的春风，唤起了我以后投身社会运动的热情。”
　　　　赵毅敏多次向笔者称赞河大谨严的学风。他说：“学校对学生要求严格，纪律严明，学生会终生受益。”他介绍说，当时学校实行的淘汰制、竞争制，对教育质量的提高，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教师教学的好坏，每学期末通过学生签名选课就可以看出来。教师教学认真，教学质量高，教学效果好，选你课的学生多，你就会得到续聘和好的待遇；反之，教师水平低，讲课不认真，教学效果不好，学生不选你的课，学校就解聘你。竞争制也同样在学生中推行。学生学习不努力，每学期考试成绩达不到75分，也要被淘汰，学校要你自动退学。这样严格的要求，使学校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比较优秀的人才。
　　　　赵毅敏还指出，河大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外语教学和体育教学。他说，作为培养出国人员的学校，当时学校除了国文课外，各门课都用外语教学，英语课、德语课对学生的外语训练抓得很紧。后来河大学生出国留学的人不少，就得力于学校采取的这些措施。他强调，当时河大的体育课搞得热火朝天，学生生龙活虎，生气勃勃，对以后走上社会大有好处。他举例说：“体育代表着一个学校的精神面貌。我们学校当时在河南省运动会上，夺取过多项冠军，百米赛跑第一名的奖牌，就是我们班的一个同学拿到的。我在学校参加了足球队、篮球队，还经常练习柔术（武术）。多亏当时身体打了点基础，以后几次被捕，虽然受尽了非人的待遇，都挺了过来。尝到了锻炼身体的甜头后，几十年来，我总是用自己喜欢的，力所能及的方式，从未间断过身体的锻炼，自己感到受惠不尽。”1995年，全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人事部社会保险与离退休管理司、中央电视台教育节目部“夕阳红”栏目和《健康之友》杂志编辑部，联合举办了全国最佳健康老人评选活动，赵毅敏被评为全国最佳健康老人之一。2001年9月，这位98位高龄的世纪老人，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中与观众见面。他仍然精神矍铄，谈笑风生，神态自若。这位老校友带给河南大学的，当然不仅是他在身体锻炼方面留给人们的启示，更重要是他的毅力，终生不渝的奋斗精神。
　　　　1922年，赵毅敏转学到河北大学继续深造。此后，他先是留学欧、苏，随后就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繁忙生涯。他时而以刘老板的身份在绥芬河开设小店，掩护往来于中苏边境的“窃火者”，时而又担任抗日联军第三军政委，与敌人周旋于黑山白水之间。20世纪30年代后期抵达延安，长期服务于宣传、文化、教育战线。在赵毅敏这些丰富的人生经历中，河南大学五年的学习生活，却是他事业的真正起点。
　　　　1924年，赵毅敏赴法国勤工俭学。那时，他正在河北大学学习。一天，赵毅敏在学校遇到了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时学法文的同学杨廷彩。杨廷彩当时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因为在上海、南京闹学潮，在南方呆不下去了，就决定到北京去，顺道路过保定来看望赵毅敏。当时赵毅敏正在闹痢疾，一天拉二十几次，拉得人都站不起来了。给他治病的是河北大学医学院教授上官武臣。上官武臣留学法国，河南人。因为是同乡，上官武臣给赵毅敏看病好像格外认真。这位教授诊断后说：“小伙子，你得的是胸膜炎，得开刀，得有人专门护理。”站在赵毅敏身旁的杨廷彩爽快地说：“护理没有问题，我负责，可以照看你几个月。”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大夫从胸腔里抽出来一瓶黄水。病一天天地好了，赵毅敏和上官武臣教授也熟悉了起来。谈到出国留学话题的时候，上官武臣突然说：“我可以介绍你去法国勤工俭学。”“先生可以介绍我去法国勤工俭学？”赵毅敏的眼睛忽然一亮，惊喜地望着这位和蔼的大夫：“不过，我还没有护照呀！”“河北大学王海帆可以帮助你办护照。”上官武臣胸有成竹地回答：“别的一切手续也可以帮助你办！”赵毅敏没有来得及和父母告别就赶往北京办手续。杨廷彩代他把行李送回牛市屯老家，向他的父母和妻子介绍了赵毅敏准备留学法国的情况。家里人好像完全理解儿子和丈夫的心愿。在沉闷的气氛下，父亲眼圈有些湿润，默不作声地拿出一笔路费，要杨廷彩转交给赵毅敏。不料，由此他们之间竟开始了天各一方的久别。父亲再也没能够看到儿子。母亲和发妻则直到1949年才和赵毅敏有过短暂的重逢。
　　好事多磨。手续办好以后，要先乘火车到天津，再坐船赴法。买火车票时，赵毅敏的钱被小偷窃去，眼看行程又要受阻。不想到天津住进旅馆，竟碰到同样要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一群。赵毅敏心情沮丧。他无奈地对他们说：“路费没有了，不想去了。”那群人当时兴头正高，有个叫李大章的慷慨地说：“一块去！大家花钱节省一点，凑起来一起花！”就这样，赵毅敏和他们一同登船，开始了漫长的海上旅行。船经过上海、香港、新加坡到达法国，已是一个多月以后了。途中，赵毅敏才得知待他如兄弟的李大章一群，都是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法国，通过一起补习法文，介绍到工厂做工，赵毅敏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同在一个工厂做工的党员告诉赵毅敏，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工人，咱们要起来斗争，声援他们。他们一齐来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要求驻法大使捐款，支援上海罢工工人。他们还替大使起草了声援上海工人的电报稿，让他签字。法国军警很快赶来镇压，一些游行的人被抓走了。赵毅敏回到住处，房东说：“你快逃跑吧，他们会来抓你。”果然，法警很快就赶来了，问赵毅敏：“你参加游行了？”赵如实回答：“参加了。”不容解释，法警就把赵毅敏抓走并投入巴黎儿童监狱。这是赵毅敏第一次被捕。在儿童监狱，缺乏斗争经验的赵毅敏，他孤身一人，望着灰暗的牢房四壁，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他心里很乱。一会儿想：我也不是共产党，声援被害工人有什么错？一会儿又产生出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法国共产党很快为他派来了辩护律师（担任翻译的是后来从事解放军文化工作的傅钟）。律师义正词严的辩护使法官们瞠目结舌，赵毅敏的心头涌起了一股暖流。出狱后，法警把这批中国人驱逐出境，他们被撵到了战败国德国。在赵毅敏出狱后，同时被捕的人悄声问赵毅敏：“你是个好青年，在狱中表现好，你愿意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我愿意！”赵毅敏急促而坚决地回答。事实上，赵毅敏当时参加的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年后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进入德国边境，这四个激进的中国青年革命者语言不通，人地生疏，举目无亲，相当狼狈。他们卖了手表，买了车票，夜晚抵达柏林。赵毅敏用英语同一个德国孩子商量，要孩子把他们带到有中国人居住的地方，然后送给他一些小费。德国孩子把他们领到了柏林中国留学生总会，机灵地爬上窗户喊：“你们的人来了！你们的人来了！”邢平舟（徐冰）热情地接待了赵毅敏一行，他一面用煤油炉给他们煮面吃，一面和他们商量对策，计划明天的行动。饭把身体吃热了，心里也暖烘烘的，踏实多了。德国共产党给他们提供了帮助，德共派工人带领着赵毅敏一行找到中国驻德国大使魏臣组，对他说：“我们要回国，没有路费，请大使馆帮助解决。”这位中国大使开始和他们打官腔。最后看到同来的德国工人态度强硬，在压力下终于答应让中国学生先住进旅馆，房费和饭钱大使馆都包了下来，他们才从使馆离去。实际上，赵毅敏他们后来并没有住旅馆。德共派来的工人说：“你们都住在我们工人家里，将来收到的住旅馆费，就算作你们的路费。”他们四人分别住到了两个德国人家里。德国工人的生活当时并不富裕。赵毅敏住的那个工人家里，只有一张床，工人坚决要中国人睡床上，自己睡地下。赵毅敏他们不答应，双方因为语言不通，用手比划着争执了半天。最后那个工人出去了，停了一会儿背来一张床，大家就都睡到了床上。第二天，这位不知姓名的工人给他们理了发，领他们到赤色救济会，帮助他们挑选些衣服、领带、皮鞋，每个人还领取了一件大衣。他还带赵毅敏他们到医院检查了身体，到书店买了一些书，德文、法文、英文版的《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等等，对这几位青年共产主义者都有巨大的吸引力。临走前，工人又给他们买了火车票，背着行李把他们送上火车。他们在柏林停留的时间不长，但过了七十多年，赵毅敏回忆起这个普通的德国共产党员，心中仍然充满着由衷的感激。
　　　　火车经华沙到了苏联边界。苏联边检人员看了他们的被驱逐证，只说了声“自己人”就放行了。火车抵达白俄罗斯明斯克。同行的两个年纪较大的同志回中国了，赵毅敏被介绍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从1925年11月到1928年11月，他度过了为期三年的紧张的学习生活。东方大学毕业后，他先后被派往哈尔滨、绥芬河、上海、奉天，在隐蔽战线从事极其复杂的工作，直到1931年11月在奉天被捕。
　　　　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既充满着强烈的正义感，和在实现理想过程中感受到的崇高、自豪；同时，面前也有敌人设置的陷阱，充满着猝不及防的危险。1928年末赵毅敏回国后，在哈尔滨和绥芬河等地，就从事着这种艰苦而危险的工作。在中苏边境的小镇绥芬河，赵毅敏化名刘老板，开设了一个不起眼的估衣店。小店里收购、寄卖着各式各样的衣物，从俄国人的大衣，长统靴，到中国商人的长袍，农夫的破棉袄，应有尽有。平时，来这里买卖衣物的顾客不多，显得有些冷清。刘老板和善地坐在门口晒太阳，有时也和附近的村民闲聊，生活显得懒散和安详。通常，到了夜晚，小店就繁忙起来，往来于中苏之间跨越边境线的革命者，都要到这里来改换行装。一批人从苏联要回国了，他们事先就把中国衣服准备好，然后派人背过去，这些人换了衣服，扮作苦力再回到国内。以估衣店作掩护，联络站还担负着回国人员路线的调查与选择。冬天，他们踏着很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实地勘察，摸清了何处敌人设哨卡，何处有重兵把守，然后选择合适地形，带领回国人员安全通过。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代表，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学生，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跨越边境的。包括赵毅敏在内的无数无名的地下工作者用自己的血和汗，保证了这条道路的畅通。
　　　　1930年5月，赵毅敏调任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兼任奉天（沈阳）市委书记。不久，他遇到了国家民族和自己人生道路上一次最严重的考验。1931年9月18日深夜，赵毅敏和满洲省委的战友，从广播中得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明目张胆地占领奉天等地，他们立刻意识到：空前的民族灾难已经降临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他们当即决定，由赵毅敏代表满洲省委连夜起草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武装占领。赵毅敏怀着满腔怒火，在宣言中惊呼：“工农兵劳苦群众们：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将奉天、营口、安东、抚顺、辽阳、海城、铁岭、长春，还有许多别的大小城镇完全占领了，这是何等惊人的事件啊！”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更有力的统治满洲，侵略蒙古，以致使满蒙成为完全殖民地的政策，是以满蒙为根据地积极进攻苏联与压迫中国革命的政策”。宣言同时把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占领满洲，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所谓‘忍耐’、‘镇静’、‘莫给人以可乘之机会’、‘和平以示奋斗’等等所谓策略及其极力压迫一切反帝运动的行动，必然要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更急进的更肆意无忌惮地来占领满洲！”宣言要求工农兵群众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并揭破敌人的无耻欺骗，坚信“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够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宣言还根据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提出了“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占据满洲！”“发动游击战争！”“反对白色恐怖——屠杀、监禁！”“打倒帝国主义！”等17条行动口号。
　　　　起草好这篇近两千字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赵毅敏站起身来伸展了一下双臂，如释重负的长长吐出了一口气。此时，东方依稀透出亮色，已经是1931年9月19日黎明了。当天，宣言油印后秘密散发，在苦难的奉天人民心头，燃起了一盏希望的明灯。第二天，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宣言。赵毅敏此前所起草宣言对形势的分析及其所提出的策略和政策，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宣言的基本精神。赵毅敏连夜疾书的宣言显示，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革命者，他已具有了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敏锐的判断力。“九一八”事变后，奉天的斗争更为严峻，日本宪兵公开在大街上盘查搜捕行人。同年11月22日，赵毅敏在奉天被捕。日本宪兵把他带到东城宪兵分遣队地下室，扒掉衣服，灌凉水，夹手指头，打鞭子，面墙长时间站立。赵毅敏当时心里想：敌人严刑逼供，就是要让一个革命者弯下腰去。他咬牙顶住，挺起了自己的胸膛。由于叛变革命的原省委宣传部秘书的指认，赵毅敏被判处五年徒刑。年轻气盛，一身是胆的赵毅敏，由此在狱中开始了与敌人新的周旋和斗争。入狱的当天，赵毅敏就用大义凛然的斗争精神征服了狱头（犯人中的头目）。他在《革命风雨伴我行》一文中说：“当我一进看守所的监房，手中还提着小包袱，刚把身体靠着炕沿的时候，一个狱头很严厉地问我：‘你也不问问，就往炕沿靠，炕沿是木的，木能生火，小心烧着你的护眼毛。你是打什么官司的？’我听到他这种粗鲁蛮横的口气，也就不客气地说：‘告诉你，你也不懂！’狱头说：‘吓！我这里什么官司没有见过？’‘是共产党官司。’我没好气地回答他。狱头装着什么都懂的样子：‘啊！共产党咱可见过的，我认识吴振明，我俩一起蹲过监号，他是我的朋友，你是共产党也是我的朋友，把行李拿过来就睡在我的身边吧！’对我的态度马上来了个180度的转变。”
　　　　赵毅敏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斗争特别错综复杂。日本人抓了我们，却又把我们交给了张学良的人。而张学良的部下中，那时确有一部分人，他们不堪忍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欺压，同情抗日的爱国者，同情共产党人。他们的爱国之心并未泯灭。一些被捕者能够脱险，和这个大的形势密切相关。在三年多的监狱生活中，我和那些狱卒接触多了，混熟了，他们也向我说些心里话。”他说：“比如，我们在狱中唱过国际歌后，有的狱卒来到我跟前低声说：‘刘先生，我知道你们是做大事的，敬佩你们；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们会有出头之日，满洲国要完蛋。’还有的狱卒多次表白：‘刘先生，我处在这个位置，现在不能不管你们；将来世道变了，你们出来了，我真心愿意给你们执鞭随镫！’有的狱卒甚至表示：‘我这前半辈子做了坏事，下半辈子还是想干点好事。’”赵毅敏分析说，“这些狱卒，他们为虎作伥，做了许多坏事；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分化他们，教育他们，利用他们，让他们少干坏事，尽量做点好事。在我们长期的说服引导下，一些狱卒有时就乐于帮助我们做些事情”。赵毅敏举例说：“1934年到了南监，我和孙己泰、杨一辰等同志，争取狱卒的工作就很有成效，我们几个党员分别做工作争取了看守桑玉贵（他在入党后被调到满洲省委分配工作，1935年牺牲在北满），看守曹洪祥，以及卫生所长李瀛等人。杨一辰在铁工厂争取了技师王宏久。这些人在狱中帮助我们做了许多我们办不到的事。我走后，杨坚白等同志也调到医务所了。杨一辰经常以看病为名去医务所同我们商量情况，医务所变成我们党在狱中活动的阵地。医官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那时狱中没有建立党的支部，杨一辰和我等几名同志就自然形成党在狱中的核心”。（《革命风雨伴我行》）对近七十年前铁窗生活的回忆，对当年战友的思念，使赵毅敏的脸上涌起了一丝不易觉察的欣慰的笑意。他还讲了一个临刑犯人的故事：这个犯人叫王叶锦，曾经同赵毅敏住在一个监号。在拉他去枪毙的时候，他指名要见刘先生（指赵毅敏），不然，就不去死。当赵毅敏见到他时，他跪在地下大哭说：“我认识你们共产党太晚了，要是我早认识你们，我不会去抢人家……”赵毅敏说：“有的狱卒还很讲哥儿们义气，背地里偷偷给我送信，甚至要求和我换帖、交朋友。我虽然没有答应他们，但也看到了他们并非铁板一块。”
　　　　当话题转到“文革”中红卫兵到处“抓叛徒”这件事时，赵毅敏马上变得严肃起来：“‘文革’中形成一种逻辑，叫做：凡是被捕后出了狱的人，就都叛变了；不然怎么能出狱呢？这种谬论，是对被捕的革命者的侮辱，是对历史的歪曲、嘲弄。稍微了解当时斗争的人都知道，被捕的人，后来情况不一样：有的叛变了；有的牺牲在狱中；有的活着出狱了。知识的贫乏和教育的缺陷，使一些年轻人完全不了解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红卫兵完全不了解当时的这些情况。年轻人思想单纯，不懂世事，遇事简单化，极端化，草木皆兵。这样，就会被人利用，误了大事。历史的玩笑开得荒唐而残酷，我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子孙后代都应该牢记。‘文革’的根本教训就在这里。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宣传，要让年轻人了解一个完整的世界。幼稚的病态思维，思想的封闭会导致一个民族精神的萎缩。片面化的方式教育出来的后代，肩不起世界的未来。”
　　　　狱中生活另一件难忘的事是尹达探监。赵毅敏说：“家乡人都传说是我弟弟尹达送来了许多钱，用钱把我从监狱中赎了出来，根本不是那回事。实际是溥仪要登基做皇帝，颁了大赦令，我们才得以走出监狱。逮捕我们的罪名是犯了‘危害民国罪’。现在溥仪建立伪满洲国了。在名义上，犯了‘危害民国罪’和满洲国无关，所以才放了。伪满洲国，是汉奸政权，但他们也要收买人心。”谈到尹达探监，赵毅敏深情地说：“我弟弟死用功，小时候就整夜看书，家里人叫他‘熬干灯’。他对我很好，好极了。我被捕以后，他为了安慰父母，过一段时间就以我的名义给家里写封信，告诉父母我又来信了，实际上我一封信也没写过。我的太太凌莎和孩子，那时候也都由他照顾着。”
　　　　1934年7月出狱后，赵毅敏改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抗日联军第三军政委，奔波于已经沦陷多年的东北大地。1935年初冬，他奉命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会后出任莫斯科东方大学第八分校校长，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更年轻的革命者。
　　　　1938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发起成立鲁迅艺术学院。鲁艺是一个培养各类艺术人才的学校，设有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四个系，还建立有研究室和实验话剧团。1938年冬，赵毅敏由莫斯科返延安。当时，赵毅敏住的窑洞和毛泽东住的窑洞相距不远。毛泽东对他说：鲁艺那里文化人多，你去做做团结工作，稳定下来以后，可以再去做别的工作。赵毅敏遵从毛泽东的指示，出任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在主持鲁艺日常工作中，赵毅敏特别注意做好知识分子工作。他支持、帮助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入党，是当时流传于鲁艺的一段佳话。1939年2月，诗人光未然（张光年）率领重庆的军委政治部抗敌演出队第三队来延安演出，于突破敌人围攻时折伤了左臂，在延安地区医院住院治疗。音乐家冼星海常去看他。诗人和音乐家心心相印，情投意合，一个激情满怀地写词，一个夜以继日地作曲，珠联璧合，巧夺天工，终于在穷山沟里诞生了中国艺术史上的绝唱：《黄河大合唱》。5月11日，《黄河大合唱》作为鲁艺建院周年庆祝活动的重头戏正式公演。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部史诗性的作品，出现于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如郭沫若所说，它为抗战发出的怒吼，就像暴风雨中的浪涛一样，震撼人的心魄。创作上取得了成功的冼星海在政治上选择了共产党。1939年5月15日，他给鲁艺党的负责人赵毅敏送上《自传》，详细地叙述了自己思想的发展过程，表达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赵毅敏对冼星海的入党要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深知：知识分子同样是学校的主人。在一所学校里，必须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为知识分子发挥聪明才干创造条件。赵毅敏和冼星海促膝谈心，给冼星海以热情的鼓励，在艰苦的环境里使他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冼星海对赵毅敏说：“你不搞文学，专门搞政治，对我们没有偏见，我信任你。”6月14日，在鲁艺党支部会议上，赵毅敏、徐一新向冼星海介绍了入党手续和入党条件，根据本人的要求，党支部一致通过冼星海入党。此后，冼星海在创作上取得了新的成绩。鲁艺第一届副院长是沙可夫，第二届副院长是赵毅敏、沙可夫，到1939年11月，鲁艺又调整领导班子，才任命了院长吴玉章，副院长改由周扬接任了。笔者曾询问过当时任鲁艺院务处长的龚依群同志：鲁艺开始阶段为什么没有设院长呢？他说，可能是这样：毛泽东是鲁艺的第一位发起人，大家都希望他兼任鲁艺院长，可是他怎么也不同意，院长的位置于是就空缺了下来。由于鲁艺创办一年来取得的突出成绩，由赵毅敏主持的鲁艺周年纪念活动隆重而热烈。5月10日下午，在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刘少奇、陈云、李富春都参加了大会。毛泽东还为鲁艺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题词后来一直成为鲁艺乃至解放区文学遵循的方向。赵毅敏在《新中华报》上撰写的《鲁迅艺术学院的展望》一文，总结了鲁艺一年来的成绩，如鲁艺团结了全国一些有威望的文艺家；培养和供给了不少艺术干部到各个战线上去；供给了边区及其他各地一些抗战艺术的作品和教材；对旧形式的提倡和研究很努力并获得了相当成绩；积极地组织和参加了很多重要晚会；帮助和推动了边区的艺术活动，使许多爱好艺术的青年来此学习和锻炼自己。作为一个清醒的领导者，赵毅敏并没有在成绩面前陶醉，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工作中的缺点：没有明确的教育方针，教书、学习、行政各方面的制度还没有适当的建立，创作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倡与扶助，优良的校风尚未完全养成，文艺理论的研究未提到应有的高度。赵毅敏认为：“勇敢的自我批评，能使我们及时地发现今后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而加以纠正。”赵毅敏总结的这些经验，对鲁艺后来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9年11月底，赵毅敏调离鲁艺。在此之后，他仍一直在文化、教育战线工作，如担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解放日报》秘书长、延安大学副校长、冀热辽联合大学校长等。1943年以后，秧歌运动在延安形成了热潮。1944年，赵毅敏带领杨家岭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当时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杨家岭秧歌队和当地农民的秧歌队打成一片扭秧歌，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重视。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专门谈到这件事。他说：赵毅敏领着杨家岭秧歌队到安塞扭秧歌，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说明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了。赵毅敏当时是中央直属机关参加“七大”的代表，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他更加自觉地谛听群众的呼声，做劳动人民真正的公仆。直到2001年，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上发言时，他还强调：只有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相连的紧密联系，共产党才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语重心长，耐人深思。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做出战略决定：派大批干部到东北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赵毅敏奉命第一批出发。他回忆说，当时由林枫带队，浩浩荡荡，翻山越岭，人们骑马、骑驴、步行，连夜行军，一口气赶到了古北口。这时，队伍接到中央电报，要选一名有独立工作能力，懂俄语的干部留下来，担任和当地苏军的联络工作，并负责把后续的干部安全地送到东北。赵毅敏被留到了古北口。
　　　　当天，赵毅敏就去找占领火车站的苏军交涉，希望他们利用军车把女同志送往承德。这里当时驻有一连苏军，指导员同意了，可是连长不同意。“你们的上级在哪里？”赵毅敏礼貌地、但又保持着足够的尊严问连长。连长帮他找到了上级，这是个营级单位。驻地离古北口有几站路。这个上级单位表面上很客气，但还是推托，打官腔，一个劲儿只是请赵毅敏吃饭。
　　　　“有比你们大的官么？”赵毅敏真的有点生气了。“有的，他们驻在承德。”苏军营级干部回答。“请你用军用电话和上级联系。”赵毅敏口气有些硬：“不完成任务，我不会吃饭的！”营级干部感受到这个八路军干部的威严，惊奇地问赵毅敏：“你代表什么人？怎么俄语说得这么流利？”“是朱德派我来的！这里有文件。”赵毅敏指了指自己随身背着的公文包：“我的俄语是在东方大学学到的，校长是斯大林！”听到朱德和斯大林的名字，营级干部慌忙报告了承德驻军。承德方面也立即答应明天派车送人。但天色已晚，赵毅敏在苏军营部留宿了一夜。第二天，军车赶到了古北口，林枫他们却已经提前出发了。军车拉走了一车去东北的朝鲜人。赵毅敏不卑不亢的风度，使他处理此类事件，总能水到渠成，化险为夷。
　　　　接送赴东北干部工作结束后，赵毅敏在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的职位上工作至全国解放。1949年进入北京，他出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
　　　　解放后，赵毅敏在许多的领域，担任着更繁重的工作任务。1967年赵毅敏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直至“四人帮”垮台才重新出来工作。
　　　　谈到自己的工作经历，赵毅敏说：“党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从不计较职务高低，前后虽多次调换过工作，但大量的、时间最长的工作，还是在党的宣传教育战线上以及各国共产党之间，民众团体之间的国际活动方面。”这段朴素的话语，的确是对他革命生涯的历史性概括。比如：解放后他先在北京；以后又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任职；1954年由武汉调京后，主要精力用于国际活动，在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书记的岗位上贡献力量。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残酷迫害后，晚年，他又出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秘书长，为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先进性殚精竭虑。赵毅敏还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侯补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每个岗位上，他都表现出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坦荡胸怀和忠诚。赵毅敏解放后参加国际活动的时间最长。1957年，世界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由各国派任，毛泽东亲自指定赵毅敏为中国委员，常驻编委会。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日渐尖锐深刻，赵毅敏始终旗帜鲜明，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立场。1962年，先后有5个国家召开共产党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派中联部两个副部长伍修权、赵毅敏分别出席会议。意大利共产党召开党代会时，只邀请中共派一人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派赵毅敏出席了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会上，对于一些人煽起的反华合唱，赵毅敏孤身一人，据理抗争，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尊严和荣誉。事后，毛泽东赞扬赵毅敏、伍修权是：“赵再见”独战罗马国，“伍泰然”五闯恶狗村。此后毛泽东还写下了“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著名诗句。
　　　　在河大校友赵毅敏的客厅里，悬挂着著名画家何香凝赠送给他的大幅梅花画卷。画中题诗云：“南国有高枝，先开岭南梅，临风高挺立，不畏雪霜欺。”赵毅敏是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多次身处险境，三入牢狱，临危不惊。何香凝老人的诗句，准确地概括出了这位国务活动家内在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