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六年，沈一飞出生在三北(慈北、姚北、镇北)平原上的重镇——沈师桥。父亲是个贫苦的小学教员，受过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影响，从小教育她要象梅花一样有骨气；祖母也常常给她讲太平天国的故事，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抗剥削者的火种。
　　八岁那年，地主来她家逼债。她看到地主要坐下去的时候，从背后飞快地把椅子抽掉。地主屁股落空，四肢朝天跌在地上。一飞乐得哈哈大笑；地主气得口吐唾沫，吹胡子瞪眼。后来，她常和小伙伴们一起，用玉米须覆在头上扮“长毛”，手里拿着玉米秆当刀枪，口里喊着： “长毛造反了!”逗得大人们也笑了。
　　家里虽然很穷，父亲还是让她断断续续地从私塾、小学读到初中二年级。由于生活过不下去，从十八岁起，她先后到上海、杭州等地的袜厂、皮服厂、参燕行去做工。
　　沈师桥，抗日的烽火在燃挠。21岁的沈一飞已经出落的非常漂亮，匀称的身材，有着江南水乡特有的白嫩皮肤。她从杭州回到家乡，就和爸爸、妹妹一起参加了进步青年组织的慈北抗日巡回宣传队。他们抵制日货，把自己家里的日货堆在大街上焚烧，进行街头演说；并动员工商界不卖日货。为了激发群众爱国热情，上演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等，沈一飞扮演流亡的小姑娘，演得非常逼真，台下观众为她的表演而感动，往往掉下眼泪。
　　当时我党为了便于发动和领导群众抗日，派党员打入国民党慈溪县政府的战时服务大队，控制了这个群众组织。一天，慈北战时服务大队门口来了四个青年。其中一个是女的，她修剪着齐耳短发，衬托出白皙椭圆的脸，修长的身材穿着褐色旗袍，毫无拘束地间，“你们哪一位是邵明同志？”她就是沈一飞，今天来找战服大队队长邵明同志(慈溪县委委员)。见到老邵后，她又说：“我们天天宣传抗日，却遭到国民党的限制、打击叫人肚子都气饱了！我们要到延安去！”
　　老邱看到青年们情绪激昂，细心分析抗日形势后笑笑说：“抗日不分天南地北，只要我们有决心和毅力，三北也同样可抗日，同样可发挥你们的作用。我们要和国民党团结抗日，但他们如果破坏，我们就要斗争！”
　　听了邵明同志的话，青年们心里亮了，一飞爽朗地说；“我们一定留在三北，今后还要请你们多多帮助！” 以后，邵明等同志就动员慈北抗日巡回宣传队的人员，参加了战时服务大队宣慰分队，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活动。
　　一九四一年初夏，日本鬼子从余姚、宁波分两路奔袭三北，观海卫、沈师桥等地也沦入敌手。国民党军队早已逃之夭夭，只有土顽慈溪县国民兵团流窜到五洞间一带。
　　一天，李平同志隐蔽在五洞间附近的草舍里，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为了营救李乎同志，沈一飞赶去向组织上汇报，刚跑出五洞闸村口，只听“砰！砰！”两枪，已经来不及了，眼看并肩战斗的同志被敌人杀害，她心里无限悲痛。正在这时，恰巧被杨峰(顽慈溪县国民兵团十三中队队长)闯见，这个枪杀李平同志的刽子手，露出狰狞笑容狡猾地说： “我们是老相识了，在妇训班打过交道。你很能干，我正想找你，今天碰得真巧，你现在……要逃也逃不了，要飞也飞不出去啦！”
　　敌人逮捕沈一飞后，又先后逮捕了沈邦棋等员，并想把他（她)们关在一起。在这严峻的时刻，一飞沉若、冷静地和同志们密议越狱计划。
　　初夏之夜，五洞闸三塘头草舍(临时牢房)后面的河塘里，青蛙不断叫着，敌人的岗哨在外面巡视着，大家按计划行动了。沈邦棋首先假装小便，用砖头砸倒匪兵，夺过步枪叫沈一飞随他冲出去；可是，匪兵没有被砸死，苏醒过来就喊： “犯人逃跑啦!”怎么办?一飞催沈邦棋快逃，为掩护他突围，放火烧牢。谁知火势不旺，敌人把火扑灭后，沈邦棋也被追捕回来，壮烈牺牲了。
　　越狱没有成功，杨峰又提审沈一飞，他装出一副菩萨面孔说： “你和他们一起做土匪，太可惜了。被捕以后，我还把你当自己人看待，没有给你吃过苦头，而你竟敢放火逃跑！”沈一飞义正词严地驳斥： “什么叫土匪?难道抗日就是做土匪？你说我放火逃跑，我何曾离开牢房一步?告诉你：我是听到外面的吵闹声，失手打翻油灯，这哪里是放火?！”
　　杨峰被驳得恼羞成怒，喝令四个彪形大汉将一飞双手反绑，吊在梁上，拿起毛竹扁担乱打。扁担打断了，换一条再打！皮肉从破竹片中一块块撕下来，只见鲜血淌在地上，她终于昏过去了。
　　敌人泼了冷水，她从昏迷中醒来。杨峰又说： “沈一飞，你年轻正要做人，只要把观城区的名单交出来，保证你生命安全！”
　　沈一飞双目圆睁，眼珠里进发出愤怒的火焰，说道：“杨峰！你向我来要什么名单？叫我卖国、卖党办不到！我看你丧尽天良、干尽坏事，总有一天人民要找你算账！”
　　杨峰大发雷霆，喝令匪兵使用老虎凳，把砖头一块块塞进去，一飞的腿关节被折断了。
　　从白天折磨到黑夜，杨峰得不到一句所需要的口供，暴跳起来： “你再不招供，只有死路一条！”
　　一飞昂首回答：“死有什么可怕，已到阎王殿，就不考虑生死啦！”
　　“我就不给你好死！”
　　杨峰又吩咐匪兵拿来十根四寸多长的铁丝，慢慢地刺入一飞的指甲缝里，然后把铁丝的另一头插进碳火里！很快铁丝就烧的通红，汗水象小溪一样流过一飞的面颊。她浑身颤抖，紧咬嘴唇，努力不使自己喊出来！一飞的十指渐渐发黑，肿胀起来。
　　看到沈一飞颤抖的样子，却哼也不哼一声，杨峰也不禁暗暗佩服：如此文静的姑娘居然有这么大的毅力。
　　“去，把铁丝拔出来！”
　　几个匪兵用钳子夹住铁丝，猛地拔出，一飞的指甲也随之剥落了。她眼前一黑，昏死过去。
　　当沈一飞再次被冷水泼醒时，发现自己已经被扒光衣裤，呈大字型赤身裸体吊在刑架上。
　　一飞羞得脸上一阵阵发烧。但从十指传来的剧痛提醒着她，在敌人面前不能暴露出任何惊慌。
　　杨峰拿起一把铁钳，走到一飞的面前，
　　“说不说？不说，我就让你后悔这辈子做了女人！”
　　
　　“禽兽！”一飞轻蔑地说。
　　“我到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钳子硬！”
　　杨峰边说边用钳子死命地拧着一飞的大腿内侧！一飞的双腿痛得一阵阵痉挛，被折断的关节更加疼痛。一会的工夫，雪白双腿已布满了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
　　这不长的时间，对一飞来说却象是大海一样，无边无际。她渴望能再次昏迷过去，但痛苦象波涛一样，一浪强过一浪！
　　汗水流淌了全身，看着仿佛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沈一飞。
　　“啊！”前所未有的一阵剧痛，使一飞凄厉地叫了起来！
　　杨峰狠狠地拧住了一飞的阴部！听到沈一飞终于叫了出来，杨峰更加死命地拧着沈一飞的阴部！
　　“啊！！！”越发凄惨叫声，一飞强忍剧痛骂道：“畜生！。。。有本事去打日寇。。。对一个女人。。。耍什么。。威风！”
　　听到这里，杨峰不禁恼羞成怒，从碳火里夹出一根铁丝，伴随“啊！”惨叫声，狠命地刺进了沈一飞的乳头！ 甚至还用电刑触乳房，把沈一飞活活折磨死去活来，直至捅烂她的乳房，用尽残酷兽刑凌辱也没能从她的嘴上逼出一个他们所需要的字。
　　
　　当沈一飞同志被拖回牢房时，浑身是血，奄奄一息，只有一颗员的心在顽强地跳动。
　　这夜，匪兵们“发洋财”去了。包毅(即杨展大，打入国民党内部，因保释我地下党员被敌人关禁闭)等同志又秘密地约沈一飞越狱。她摇插头说：“同志们的心意我理解，我非常感激。但是，我伤势太重，行动困难，我不能连累你们。 ”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三日，农历五月二十一，这一天天气特别闷热。傍晚，沈一飞忍住伤痛揩了揩身体。王家骏（特务，贪图一飞的美色）又来了，“请”她去散步。她知道敌人可能下毒手，就推说尚未洗澡，仔细地梳理一下头发。多少日子没梳头了！带血的头发结成块，她慢慢理好，梳得整整齐齐，换上一件干净的蓝旗袍。然后用镜子照了一照，虽然比过去消瘦了，脸上还有伤痕，但仍是那样美丽和坚定。她对镜自语； “二十二年啦！对党的工作做得太少啦！但我没有污辱亲爱的党！”
　　玉家骏又来催促：“一飞！草舍足很闷热，到外面去散散步！”她看到后面还跟着几个全副武装的匪兵，知道要和党永别了。
　　“散什么步？我没有这个闲情逸致！”她面对敌人鄙视着。 “如果你王家骏一定要我去，那我只得‘奉陪’，走吧！”她边说边挺起胸腔向前走去。
　　走出三塘头，她贪婪地看着祖国的山河，啊！祖国是多么美丽，棉地如碧翠铺地，
　　大海象蓝绸一片，下海的渔民刚刚满载而归。可是，这美丽的家乡，勤劳的人民，正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呻吟、挣扎，日本鬼子的铁蹄声已离此只有十里之遥……。
　　走到白凉亭背后，已是乱葬坟堆了，王匪从背后打了一枪，她摇晃一下身体，用尽全力高呼：
　　“中国万岁！”
　　洪亮的声音象九天雷霆，吓得匪兵慌了手脚，乱打一阵。沈一飞同志倒下去了，一个二十二岁的优秀员，为党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胡芳玉。女又名胡芳瑜。1926年8 月生于梁平县虎城乡。重庆育才学校社会科学班毕业。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在合川等地从事群众工作，重庆天府煤矿搞工运，并参加了梁山虎南武装起义。1948年8 月10日在梁山虎城乡被捕。后被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1949年11月27日遇难。时年23岁。
　　胡芳玉个儿不高，伶俐婀娜，聪颖活泼，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猫儿小姐！”
　　胡芳玉读中学时，由于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要求进步之心非常迫切，常常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主动找进步老师借书看，积极参加学校里的读书会、办壁报等革命活动。初中快毕业时，由父母包办给她订了婚，她坚决不从，逼着父母解除了婚约。在40年代，这件事，曾轰动虎城乡。
　　1944年冬，胡芳玉考入重庆育才学校后，思想上更发生了新的飞跃，在地下党员廖意林的教育和培养下，进步很快。在学校开展的社会活动中，表现非常积极。白天，她深入农村调查，帮助农民扯草、喂猪，样样活儿都干。夜晚她去夜校上课，帮助农民提高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党组织发现她进步快，将她推荐给四川省委青年组。
　　1946年9 月，在四川省委青年组的领导下，她被派去天府煤矿以教书作掩护做工运工作。她常以家访的名义深入了解情况，作社会调查，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积极收集矿工们悲惨生活的材料。有一次，她得知一个采煤工在井下采煤时，因突然塌方死亡，便赶去吊唁。她的这个行动，使矿工们十分感动。从此，她与矿工们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不仅如此，她还常常将自已节约下来的钱，支援生活有困难的矿工。工人们向她表示感激时，她总是说：“我是一株小草，活着给人垫路，枯死了变作柴烧，给人以温暖。”
　　1947年10月，胡芳玉奉川东临委指示，回到虎城乡，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她走乡串户，了解情况，不怕艰苦，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她分工做“刀儿教”的争取改造工作，最后，使100多名“刀儿教”会众参加了地下农民武装。虎南游击队的活动，由于被敌发现，川鄂绥靖公署于1948年2 月投入了大量正规部队和5 个保安大队，进行“围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决定甩开敌人分散撤退。
　　虎南起义受挫后，白色恐怖笼罩着虎南。国民党79师在虎城一带推行残酷的“坚壁清野”、“十户连坐”政策，开展大规模的“清剿”。部分党员、游击队员和进步群众被杀害了。但敌人并不罢休，虎城乡长石冶鲁狂妄地叫嚣：“不杀胡芳玉，虎城的共产党情不了！”便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共党要犯”胡芳玉！国民党大竹行署保安团、驻梁山部队79师和地方势力共1000多人，到处抓胡芳玉，提出“抓住胡芳玉有重赏！”但每次行动，总是扑空。
　　1948年1 月27日这天，胡芳玉在一个村子里召开会议，部署2 月武装起义的事。一个乡丁为了领赏，前往乡公所告密。乡长石冶鲁立即下令，叫数十名警茶荷枪实弹前来抓胡芳玉。殊不知，乡丁的活动早被游击队员中的“千里眼”发现，告诉了胡芳玉。
　　她果断地把同志们疏散转移之后，发现敌人已将后路堵住。在这情况紧急之际，她借一农妇的衣服披在肩上，机智地躲进另一户农民家，钻进乱柴草堆里藏了起来。敌人到处查，结果连胡芳玉的影子都没有。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游击队员报告说：“没有事了！”胡芳玉才在群众的保护下，连夜逃往大竹石桥乡么姑家中隐藏起来。
　　虎城乡长石冶鲁几次都没有抓住胡芳玉，仍不甘心失败，求援于敌梁山驻军马营长。马营长也想立功，便亲自带领部队来到猫儿寨，到处查探胡芳玉的下落。但愚蠢的敌人哪里知道，灵机巧变的胡芳玉，早已远走高飞不在虎城乡了。
　　敌人几次抓胡芳玉都落空，恼羞成怒，于1948年3 月3 日将胡芳玉的父母和左邻右舍以及知道胡芳玉下落的人，统统抓进虎城乡公所关起来，逼他们交出胡芳玉。并威胁说：“如不交出胡芳玉，抓去的人全部杀掉。”胡芳玉面临两种选择：自己逃走，牺牲乡亲们。保全乡亲，牺牲自己。在她回乡开展武装斗争的日子里，是乡亲们积极支持她的革命活动，在游击队缺少武器弹药的时候，是乡亲们听了她的宣传，变卖财产给游击队购买弹药……这是多么深重的信任啊！而今，大敌当前，乡亲受难，敌人要杀他们，作为一个共产党，能让群众为自己牺牲吗？不能！于是，她决心牺牲自已，搭救群众。在1948年3 月10日的晚上，她只身前往乡公所，大义凛然地说：“我就是胡芳玉，来抓吧！”“你，你！”敌人不敢相信眼前这位文静庄重的姑娘，会是到处通缉捉拿赫赫有名的游击队负责人当敌乡长清醒过来后，象狼嚎似地叫道：“抓，快，抓住她！”
　　敌人抓住胡芳玉后，便将她押送梁山县城监狱。
　　胡芳玉经受住了敌人施用电刑、“鸭儿凫水”等酷刑的考验，甚至被扒光衣服，忍受下流的“猪鬃捅乳”（用猪鬃从奶头刺进乳房）仍未吐露任何真情。敌人便玩弄另一伎俩，要胡芳玉办“自新”手续，让其亲人出20万元取保释放。但被胡芳玉愤然拒绝。
　　敌人在胡芳玉身上捞不到油水，便将她押送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
　　1949年11月27日，胡芳玉倒在大屠杀的血泊中。
　　

　　吐丝口，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５０多年前在这里打响的莱芜战役一举歼敌五万多人。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无数党员为了人民的解放，用生命谱写出一曲曲血与火的赞歌，演绎出一幕幕气壮山河、催人泪下的故事，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彭秀英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从农家女到共党员 １９２６年冬，彭秀英生于冶庄一户贫困的农民家庭，全家十几口人，仅有二亩薄地，家里穷得叮当响，哥哥常年要给地主扛活，她就领着小妹去要饭。生活的磨难使她对这个战祸兵燹、盗匪横行的社会产生了深深的疑问：穷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举国上下热烈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之时，彭家也迎来了一桩喜事。十月的一天，十八岁的彭秀英经人介绍嫁给了口镇南街的杨玉德。从此，开始了她人生的重大转折。
　　杨玉德的大哥在抗战时期担任敌后武工队长，抗战结束后任新泰县委书记，大嫂潘玉莲也是一名地下党员，秘密从事着发展革命力量的工作。性格刚强、做事干练的彭秀英很快就被大嫂选中，在大嫂的教育引导下，年仅十八岁的彭秀英秘密加入了，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妻子送郎上战场 抗战胜利后，人们还沉浸在喜悦之中，内战的乌云又笼罩天空。１９４５年底，党组织传达征兵任务，新婚不久的彭秀英积极动员年仅十六岁的丈夫杨玉德应征入伍，希望丈夫像他大哥那样杀敌立功，报效祖国。她还积极宣传群众：咱们穷苦人，就得跟着党干革命，只有打倒一切反动派，才能过上好日子。在她的带动下，全村掀起参军热潮，受到上级党组织的高度评价。事后，当地新四军部队还编排戏曲《小女婿》歌颂这一事迹。
　　坚持斗争 丈夫走后，当地形势空前严峻，彭秀英勇敢地参加了党组织的公安培训，并担任了村妇救会长兼民兵副队长，带领群众对本村十户地主、几十户富农展开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斗争大会上，她以亲身经历揭发控诉地主剥削农民的种种罪行，启发群众，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在口镇南街影响下，１９４６年下半年，周围一带的土改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１９４７年初，国民党全面进攻鲁中地区，莱芜战役打响之前，她们组织当地群众转移到北部山区陈林一带；战斗打响后，嫂子潘玉莲负责宣传，彭秀英负责拥军，给部队送小米、做军衣、抬担架，还深入前线做向导；战斗结束后，又组织民兵坚壁清野，抓捕国民党残匪，镇压了一批反攻倒算的反动分子。
　　彭秀英的积极工作使她成为当地反动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时刻准备报复。
　　１９４７年７月，国民党反动派占据口镇，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彭秀英仍然坚持地下工作，她经常乔装打扮，英勇机智地与敌人周旋。７月１４日，回娘家避风的她，正准备往东区转移，不幸被闻风而来的还乡团逮捕。
　　宁死不屈 ７月２４日，还乡团突然包围了冶庄彭秀英的娘家，逼交出打土豪时期分掉的财物和地下党员的名单。匪徒们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但一无所获。气急败坏的匪徒刺刀对着彭秀英两个年幼的妹妹咆哮：“交出来，不然，就挑死这两个小东西”。被敌人围困在院中的彭秀英勇敢地回答：“我知道”。
　　还乡团头目打量了一下这个瘦弱女子，阴阳怪气地说：“扭支秧歌让我看看。”彭秀英轻蔑地看了一眼，一动没动。
　　“你是不是共党员！”她仍旧一声不吭。
　　无计可施的土匪押着她走向村外，走几步就捣她一枪托。
　　临近村西，彭秀英突然跑起来，一群匪徒有的追赶，有的开枪，子弹从她耳边飞过。她想：“宁死也不能被敌人活捉。”
　　她纵身跳进村口的水井里。正值雨季，井水很满，身子马上浮了上来，土匪头子孟黑子抓住头发把她从井里拽出来。彭秀英的假簪落到地上，露出齐耳短发，敌人这才确认她的身分。孟黑子仰天大笑，恶狠狠地说：“彭秀英，想给我们省下一粒子弹，要死，没那么容易。”当天下午，彭秀英就被带到口镇南街。
　　匪徒们对她进行了非人的折磨。白天，敌人脱光她的衣服，用绳子牵着沿街裸体游行，到地主门前“扭秧歌”赔礼道歉。夜里，敌人把她双手翻绑，吊在梁上。彭秀英对敌人破口大骂，凶残的敌人逼她赤脚站在烧红的鏊子上问：
　　“谁是共党的干部？”
　　“我就是”。彭秀英毫不畏惧。
　　“还有谁？”“不知道！”
　　敌人用烧红的铁勺挖去彭秀英的乳房和身上的肌肉，痛得她昏死过去。
　　经受长期折磨的她不能站立，匪徒们抬着她到各地主家里，让凶狠的地主轮番用香头烙她，用棒锤打她。彭秀英几番死去活来。
　　匪徒摧残了十几天后，仍不能从她的口中得到半个字，黔驴技穷的敌人使出最后一招。
　　１９４７年８月６日，残阳如血，敌人将受尽酷刑的共党员彭秀英五花大绑，带到南门外。
　　土匪头子冷笑了一声，“彭秀英，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你还有什么要讲的？”
　　望着不远处熟悉的家乡，她想到了行军在外的丈夫，想到了地下党组织和已经安全转移的群众。此时，她非常镇定，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呼：“我们的队伍就要打回来，刽子手，你们的末日到了……”
　　彭秀英同志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一岁。
　　严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为党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彭秀英用自己的生命，履行了党旗下的诤诤誓言。
　　
　　

　　湖南宁乡县道林镇人，又名丽蓉，1899年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她容颜俏丽，才华超人。自幼聪颖好学，能歌善舞，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父亲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官处长。她读过私塾，也进过女子缝纫学校，1921年随父亲迁居长沙落星田。1922年考入稻田女子师范。毕业后，为抗婚离家出走，到宁乡北门复旦女子学校当音乐、体育教员。后因宣传进步思想和组织进步活动被解聘，遂转到宁乡大西门王氏族校任教。她与进步教师组织“雪耻会”和 “救国十人团”，一起到平民夜校教课，到街头、乡下讲演。1925年冬加入共青团，后任县城第二团支部书记，并补选为团县委委员。1926年，宁乡县农民协会成立，她任农协妇女部长。从此，她将自己全部身心投入谋求妇女解放的运动。
　　1926年10月20日，宁乡县女子联合会成立，公推颜格纯为会长，傅丽卿当选为名誉会长。她和女子会执委共同制定了《宁乡女子章程》、《女子会入会条例》。她发动本县知识界妇女办起7所女子职业学校，培训妇女骨干，并在县城骆公祠举办全县女子会长学习班，学习党团知识，培养和吸收了一批女子会长加入共青团。她发动妇女支援北伐军，揪斗土豪劣绅，使全县妇女运动迅速蓬勃发展，全县入会女子达8万多人，对推动全省女子革命运动起了促进作用。1927年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马日事变后，反动派猖狂反扑，许多同志的头被砍下示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傅丽卿矢志不渝坚持斗争。她沉着机智地和同志们在县城建立了秘密的县委机关，并协助县委准备组织武装斗争。不幸，因叛徒告密，机关被破坏，敌人在全城日夜搜捕，大街小巷岗警林立。傅丽卿毫不畏惧，她联系几位同志在宁乡城郊梨子园组建秘密联络站，勇敢地为党做联络工作。不久，这个联络站又被破获，大部分同志落入敌人魔掌。她因外出送信，幸免于难。敌人悬赏500大洋通缉她，县城已无法立足。她化装成农妇，冒着风险到长沙等地寻找党组织，因敌人搜捕厉害，组织早已转移，她只好投奔湘潭外婆家，不幸星至湘潭城外七里铺时被团防局密探发现而遭逮捕。
　　国民党湘潭县长听说捉到了宁乡著名女“共匪”傅丽卿，欣喜若狂，连夜亲自审讯。他见傅丽卿年轻，长相俊美，想侮辱她，被严辞斥责。敌县长恼羞成怒，下令对傅丽卿进行严刑拷打。打手们用踩杠子、吊半边猪、竹签刺指甲等刑罚。她被打得死去活来，但宁死不屈，始终没有招供。他的姑父母(宁乡商会会长陶)和舅父母拿出重金买通法官，要求予以保释，她父亲也给法官写信求情。法官应允，只要她自首画押，便可出狱。可是傅丽卿却说:“我拼着一死也不屈服。我无罪，有罪的是他们这些反动派。革命就不怕砍头，要我自首，万万不能。”她还说:“从小母亲就教育我学秋瑾女侠，我死后请在我坟上立一块碑，刻着‘革命女子会长傅丽卿’，以此告诉后人吧!”
　　 铁骨铮铮的“革命女子会长”傅丽卿
　　
　　敌人见她不屈服，更用惨刑。他们灭绝人性，用香火烫她的脸、用匕首割她的乳房……傅丽卿满身鲜血淋漓，体无完肤，仍然咬紧牙关，紧闭双眼，一言不发。
　　 1928年3月18日，敌人把被折磨得昏迷不醒的傅丽卿五花大绑，拖赴刑场，用煤油淋在她的脚上、裤上，点上火。傅丽卿被火燎醒后，四肢不能动弹，她最后用尽微弱的一口气，艰难地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刽子手气急败坏，急忙动手砍掉她的头，悬挂在电线杆上示众。反动县长宣布三天不准收尸，违者与“共匪”同罪。可是第二天，傅丽卿的头颅和被砍成几块烧焦的遗体仍被人收敛了。
　　

　　邓如兰（1903一1931）又名汝女。广东曲江县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为养家糊口，成人后父母忍痛将其卖给肖姓大地主家为媳。结婚后，得丈夫支持继续求学。在学期间，积极进取，向往革命。受第二次东征宣传，投身于农民运动，与县委常委刘福等人深入到东厢一带发动组织贫苦农民起来革命。1925年，广东妇女协会曲江分会成立，被选为领导人之一。她积做参加妇女协会的各项活动，颇得群众拥戴。她经常阅读《新青年》等革命刊物，注意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常识，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广东区委、省农会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组织“广东北江工农自卫军”北上武汉。邓如兰不顾家人反对，她放弃地主家庭的舒适生活，毅然离家和“南韶连政治讲习所”、“北江农军学校”第二期的全体学员一起加入北江工农自卫军北上武昌。她用自己清脆而又响亮的歌声去宣传鼓动，激励同志的士气，在一千二百多名北江工农军中都知道邓如兰的名宇。工农军北上行至湖南永兴县时，汪精卫叛变革命，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几经周折邓如兰随总部上至武汉，住在武昌徐家棚。不久，北江工农军的武装被陈嘉佑收缴后，邓如兰返回到韶关河西她的家乡。
　　
　　当白色恐怖笼罩大地，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邓如兰始终如一地坚信革命一定会成功，她沉着坚定，等待时机，从不气馁，绝不为白色恐怖所吓倒。从1927年秋至1930年。邓如兰和张九成曲江（县委委员）、孙俊雄（孙靖）。陈友德（均是中共党员）一起坚持在曲江城西厢一带进行秘密活动，恢复农会会员达一百多人，她还组织了刘二妹等十余人的“姐妹会”和“十兄弟会”党的外围组织，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曲江西水农民武装暴动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曲江早期的农运领袖欧日章于 1929年3月22日在龙归耙齿山战斗中壮烈牺牲，仅剩12人在山上坚持继续战斗，以张九成、邓如兰为首的西河坝党支部与他们取得了联系。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捕杀共产党人，曲江县的党组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邓如兰恢复的农会白天不敢在村中进行任何活动，只能在晚上到芙蓉山、木溪的九麻坑等地和船民中进行隐蔽活动。她发动码头工人罢工，起来和资本家进行斗争，迫使资本家修好码头，增设安全措施，提高工人工资。由于罢工斗争的胜利，鼓舞了西厢广大群众的斗志。资本家和地主豪绅将邓如兰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1930年12月19日（农历十月三十日）晚上，邓如兰和西厢农会的执行委员陈友德等人在西河坝召开秘密会议，到会骨干一百余人。会议主要内容是贯彻曲江县委关于继续发动群众起来武装暴动，组织工、农赤卫队牵制敌人以配合赣南、湘南地区的武装斗争。由于邓如兰的家公（大地主、国民党曲江县党部执行委员）获悉这一重要消息，出首告密。国民党驻韶关第三独立团星夜出动兵力包围会场，八十余人不幸被捕，大地主肖庆祥连他自己的媳妇也不放过。认为邓如兰败坏了他肖家的声誉，只有杀了她才解心头之恨！他还不惜出重金给办案人，要求严惩邓如兰，经审讯后，有五十多名准予保释外，其余三十多名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被押往北江专员公署关押。后经各界人士共同努力进行营救，部分获准保释出狱外，最后，邓如兰被定为重要人犯。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用皮鞭抽，用辣椒水灌。又用针刺她的手指，拔头发，上老虎凳。经过不知多少次拷问，但她就是不吐一个字，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残忍地撕光她的衣服，用灼热的香火点烧周身，烧她的腋下、乳房、肚子和大腿……，刑曰“满天星斗”,还用烧红的铁条烫下身，把她烧到体无完肤，全身伤残，满身火疤。但她仍然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她骂不绝口，宁死不降。一九三O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广州《民国日报》、《大中华报》报导：“该批重犯，秉性顽强，坚不肯吐露同党，并狂呼为共产主义牺牲”。敌人日暮途穷，毫无办法。1931年1月19日，敌人将邓如兰等6名革命者杀害于韶关北门外帽子峰山边。杀害后，残暴地将她砍成4段，裸体示众。邓如兰牺牲时年仅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