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还记述了李先念对邓小平告御状的事，他说“到现在为止，我看了很多文章，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李先念也向毛泽东汇报过邓的问题，而这是王洪文亲口告诉我的。...他（李先念）对毛说：‘最近，有一些讲话，我觉得有问题，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李先念对邓小平讲话的反映，引起了毛的高度重视。”其实，在“文革”中这类相互揭发的举动是屡见不鲜，不然就很难自保。
　　在批邓中，为改变政治局里沉闷的空气，加强批邓火力，毛泽东调兵遣将，“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外面调进一些年轻人列席政治局会议，让他们发言，加强火力。这些年轻人是：从清华和北大调去的迟群和谢静宜；从外交部调去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同时，毛泽东又委派他的侄子毛远新担任他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把毛的指示带回政治局传达。他们都是毛泽东身边的人。”

　　1967年8月“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张春桥对我说，要在电视台的频道里多安排一些节目。我让电视台播放了上海工人武装冲砸上柴‘联司’的记录片，毛泽东在‘414’招待所里看得津津有味”。毛泽东对这次行动的总指挥王洪文表现出莫大的兴趣，非常欣赏王洪文调动30万造反派冲砸上海“工总司”和上柴“联司”的“革命行动”。由此开始，毛泽东一直关注着王洪文，直至后来发展到在“十大”上提名王为自己的接班人。
　　为了使王洪文的接班人安排不至于显得过分突兀，毛泽东首先指名要王洪文担任“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等人只能担任副主任，成了王洪文的助手。这种安排未经任何党内会议讨论，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外，是毛泽东在强行实现自己的意愿。
　　

　　在庐山会议中，徐景贤不断地进行“秘密活动”。徐景贤自己就说：“这一天晚上，我们都集合在王洪文住所的客厅里，交流外出活动的情况。约莫9点钟光景，有一个穿军装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把王洪文和我叫到客厅门外，轻声说：‘首长（江青）请你们去一次，车已经派来了。’”对此，徐景贤并未感觉有什么不妥。不过林彪一伙的类似举动后来却被称为党纪不能允许的“小集团”的“地下串连”阴谋活动，成为他们“反革命集团”的罪证。这种以胜败来论对错的程式直到今天仍然盛行，也可以算是富有传统意味的中国特色之一。
　　徐景贤回忆说，“二陈合流”的提法是毛泽东在庐山提出来的：“1970年9月6日下午，历时15天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九届二中全会宣告闭幕。毛泽东在讲话中，有一句话使全场为之惊愕，他说，这次庐山会议是‘二陈合流’。”陈毅本来就是以“右的代表”身份参加会议，所以一直是老老实实，但在林彪讲话之后，竟然也敢跳出来“乱说乱动”，要揪毛泽东的红人，这不能不惹得毛泽东勃然大怒，把陈毅和陈伯达相提并论。这件事也说明张春桥在人心中确实已是过街老鼠，连戴着“右的代表”帽子的陈毅都忍不住要踢上一脚。
　　在1972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布了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每个人都要对此表态。徐回忆说，邓颖超就此发言，“说她从三十年代起就知道了江青，读了报纸上发表的江青致唐纳的公开信，认为江青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林彪一伙要收集江青的黑材料，不是什么‘黑材料’，而是‘红材料’，等等。这些发言都有简报为证。”当然，这并不能说明邓颖超与江青有什么特殊关系，但也说明了对于一个人不能仅仅从他说过什么话来判断他对某件事的态度。
　　

　　景贤：
　　去年，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自己一生中酸甜苦辣的坎坷经历略略作了一个梳理回顾，现在我想挑选其中一些段落章节：儿时的家庭背景、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成长过程，以及参加革命的早期经历、如何进入市委宣传部工作、那些我所敬重的党的优秀领导干部对我的影响等等，陆续放在你的纪念网上，给你看看，也很想听听你的意见。至于后来我们所遭遇的一切幸与不幸，我内心的诸多不明白等在这里就暂时保留不述了。
　　

　　写得不错。

　　徐老，我们永远怀念您！

　　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能怪他。

　　女儿蛮孝顺

　　应该是个人才

　　比较客观，不回避现实。

　　站错队,跟错人,跟了毛老人家了.

　　爸，今天是龙年的大年初一，农历新年又来了。这两天的气温骤降，雪雨交替。在这“佳节倍思亲”的日子里，妈妈伏案疾笔，又在絮絮叨叨地给您写信了，至爱亲朋的拜年电话和来访问候，也会给她带来些许温暖的心灵安慰。信刚写完，贴在您纪念网上，您看后作何感想可托梦给她哦。最后祝福老爸龙年吉祥，平安，自己照顾好自己吧。

　　好人受屈历朝有，是谁断送好中华？千秋自有董狐笔，人间正道是沧桑。

　　我常想起文革中上海市煤气公司的桑伟川因不认可市委写作组罗斯鼎对作家周而复写的小说[上海的早晨]批判，被斗得死去活来，后被投入监狱

　　明月似诗魂，见月不见人。好人不长命，时时泪满襟。佘山虽在望，独坐叹良辰。供花亲奠酒，聊以尽我心。百姓好公仆,为官不为私.光辉人品在,自有人来评,好人实难忘，对月倍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