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是月亮，爱是太阳，可喧嚣的都市已不见真情真爱。
　　　　争名逐利使得本属纯真的爱情也蒙上了一层黯淡的阴影。
　　　　让我们重拾真、善、美吧！
　　　　让你我他将真诚之爱、真心之爱、真情之爱进行到地老天荒。
　　　　1921年秋，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的徐志摩，在朋友引见下，结识了前司法总长林长民先生。他们在一起谈政治、谈文化，很快便结成了忘年交。林长民很自然地把女儿林徽因介绍给徐志摩，一见之下，徐志摩立刻被其曼妙的身姿和高雅的谈吐吸引住了。
　　　　此后，他们常漫步于花前月下，流连于湖畔岸边。泰晤士河宁静幽雅的堤岸边，处处留下他们成双成对的身影。志摩对如花似玉，纯真可爱，既有大家闺秀的端庄又有现代女郎的浪漫的徽因，渐渐生出一种特别的情愫。与徽因在一起的时候，他感到自己整个身心都沉缅在美妙的遐思之中。但此时他已与张幼仪结婚，虽说那只是爱情的枷锁，他仍然顾虑重重。情窦初开的少女徽因，也为志摩渊博的学识、儒雅的风度和潇洒的举止所倾倒，但她知道徐志摩的情况，因此并不抱与他结合的打算。
　　　　在一个细雨斜飞的夏日，志摩和徽因同撑一把雨伞，到不远处的康河之畔去散步。志摩轻握林徽因的柔荑动情地说：“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条康河，有时我觉得，剑桥的灵性全在这条河上。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我在星光下、在朝霞中，倾听康河的水声，和汩汩的流水交谈……徽徽，如果我们能永远在一起，共同欣赏这自然的景观，品味人生的妙趣，该有多好！”
　　　　徽因的明眸一闪，又黯淡下去：“志摩，爱情是两颗自由心灵的自主结合，可是，你有自由么？”
　　　　志摩有些冲动地说：“徽徽，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自由，但会有的，很快就会有的！”
　　　　徽因踌躇半晌，喃喃地说：“志摩，我宁愿你做我永远的兄长和朋友，说真的，我没有你那么勇敢，我害怕流言蜚语，害怕生活中的种种变故。就像我虽然喜欢大海，却不敢面对大海的波涛和旋涡，我渴望过一种宁静稳定的生活。”
　　　　不知什么时候，雨悄悄地停了，天空现出一抹美丽的彩虹，一阵轻风徐徐吹来，荡去空中的云翳和河面上的薄雾，远近刚被雨水洗涤过的建筑群显得格外清爽、明快。西坠的夕阳放出柔和的光辉，给漫山遍野铺上一片霞红。可惜志摩并没有听清徽因的话，他望着徽因新月般姣好的容颜，沉浸在对美好未来的幸福憧憬之中。
　　　　为什么美丽多情的梦总是出现在雨季？雨是朦胧的，既可解为柔情似水，又可演绎成离人泪。徐志摩曾诗云：“我想携着她的手／往明月多处走——”可他未曾思量，雨中不见月呀！
　　　　不久，志摩给远在柏林留学的张幼仪写了一封信，委婉而坚决地提出离婚，希望共同努力，弃绝那没有爱情的婚姻。幼仪接到信后，知道一切都已无法挽回，答应尽快与志摩离婚，请志摩到柏林办理有关手续。
　　　　当志摩怀揣一纸离婚协议书，兴冲冲地赶到伦敦的时候，林长民父女已经不辞而别飘然回国。志摩觉得头“嗡”的一声，几乎要晕倒，徽徽真地走了？她那甜美的微笑，飘逸的长发，还有醉人的温香，分明还留在那里，眼前却不见了丽人倩影。志摩热泪盈眶，孤独地立在康河的柔波与月色的喧哗里。
　　　　现实总是残酷的，正如梦之美好。在生活中理想与现实各执一端，若即若离，无缘者执手相看泪眼，有缘人牵手喜笑欢颜。
　　　　秋意深沉，清华大学礼堂里，风度潇洒的徐志摩在做《艺术与人生》的演讲。志摩妙语连珠，那风趣的谈吐不时引起听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突然，志摩的目光停留在第四排中间的一个位置上，那里正襟危坐的，不正是他心目中美的化身、寻觅已久的恋人林徽因？那双谜一般的杏眼正深情地凝望着他。志摩的思维停止了，一时茫然失措，脑海里一片空白，他只好摊开预先准备的讲稿，声音喑哑语调生涩地宣读起来，听众席上一片嘘声。再抬头看时，她早已没了踪影。
　　　　1924年5月7日，西山的清晨。初升的旭日彤辉流泻，照着山道上的两个行人，躲在草丛里的夏虫，唧唧啾啾地吟唱着凄婉动人的乐章，志摩和徽因默默无语，比肩而行，心头掠过一阵微妙的悸动。
　　　　志摩知道，这次永远的告别将是一道永远的鸿沟，从此把他与心爱的徽徽分开，他们之间再也不能逾越友情的界限。从此，他们的情意，他们的爱恋，只能深埋心底，黯然消魂，惟别而已。人生自古伤别离，更那堪春意阑珊时节？想到身边这个窈窕的倩影，将永远离自己而去，志摩的眼睛湿润了……
　　　　徽因凄楚地望着志摩，幽幽地说：“我无法抗拒命运的安排，然而我也懂得，命运会摒弃很多美好的东西，心灵却会将它们深深收藏起……志摩，忘了我吧，你才华横溢，会找到理想的爱人的，她会比我更好，更值得你爱！”
　　　　徽因深情地望了一眼志摩，说了声：“志摩，珍重！”忽然在他额头印下一个轻吻，转过身，向着山下的小道而去，洁白的裙裾在小草间飘拂……
　　　　5月20日，徐志摩陪同泰戈尔离京，然后转道香港送诗人回国。在北平前门车站，沉沉暮霭中，黄澄澄的新月无声地升起，送行的人川流不息。徽因也来了，她沉着地与人们告别致意，志摩不便与她说什么，便匆匆陪老诗人进入车厢。志摩心潮澎湃，焦灼地想要给徽因写些什么，便展开纸墨，笔走龙蛇地书写起来：“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总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却只见大前晚模糊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的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一纸便笺没有写完，汽笛已经鸣响。志摩仓皇离座，看见徽因正满含深情地注视着正在加速的列车，秀发和裙裾被列车带起的风轻轻掀起，眼里满是惆怅和歉意。志摩捏着手中的纸笺，一时茫然无措，泪水滴到那张素笺上，濡染开团团墨迹。
　　　　秋唔春归，匆匆中既有林徽因的无言却有情，又有徐志摩的慧剑难斩情思，看来精神之爱也是在乎朝朝暮暮的。
　　　　有一种真正的爱出于本心，虽没有结合的可能，却因此而长久且不朽。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爱情便是这种情况。这有如徐志摩的名诗《偶然》中所描述的：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喜欢——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我们忘情地游览于青山绿水之间，常常被那山的青翠、水的纯净所陶醉；当我们在茫茫人海中奔忙、寻觅，又总是被那些最优秀、最杰出的人物所吸引，希望靠近他们并深深感叹他们的辉煌和卓尔不群。梁思成和林徽因就是这样的人。
　　
　　　　因为我对林徽因由衷的的喜爱，在琳琅满目的图书大厅里毫不犹豫地选中了《一世情缘----梁思成与林徽因》这本书。临睡前在柔和的灯光下认真捧读，令我感动或深受启迪的部分总是要翻回来再看。梁思成和林徽因均为名门之后，一个是梁启超的儿子，一个是林长民的女儿。他们的父辈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政坛上留下了耀眼的一页，而他们也在中国现、当代的建筑学坛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和崇高的人格魅力。原以为名门之公子，大家之千金，生活不知该怎样优越，可越看到后来，越多地感觉到的不再是萦绕着他们的美丽光环，而是他们在回国后十几年间所经历的千难万苦，及于贫困交加中所展示出的顽强、坚韧和一片浓浓的赤子之情。在动荡漂泊的八年抗战中，在四年的解放战争中，为避开日本侵略者的“人才掠夺”，他们果断地离开了舒适安逸的北平。为了生存，更为了他们心中的事业----古建筑史研究，他们从一处迁往另一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更多的是在山野之间。栖息地贫脊、鼠蛇出没，蚊虫疯狂地叮咬，山势险峻，然而无论在哪里，无论生活是怎样的恶劣，他们都从未放弃深深蕴藏于心中的信念。在获取大量珍贵考察资料的同时，身体也因之而受到严重的损害，就是在这种极度困苦的情况下，默默忍受着疾病折磨的梁思成，在同样抱重病在身的林徽因的倾力协助和参与下，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撰写。病弱之中的林徽因，虽无法承担更多的工作和家事，却不肯浪费生命的分秒，依然以一首首饱含情感的诗作，寄托着对生活的希望、对祖国命运的担忧，为当时中国文坛上最耀眼的一位女性作家。为了给徽因治病，他们的孩子常年赤脚或穿单鞋，梁思成甚至当掉了使用多年的派克钢笔、手表等仅有的宝贵物品。尤其令人感动的是，美国的一些大学和博物馆致函邀请梁思成赴美讲学，费正清夫妇及一些美国朋友也一再邀请他们赴美养病时，梁思成却回绝了。他在信中写到：“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剌刀或炮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有人认为这是以林徽因的自我牺牲为代价，然而这也同样是林徽因的决定。
　　
　　　　梁思成坚韧、执着、勇敢而不乏幽默，是他的无私与无畏，使南京、北京、东京、奈良免于二战的轰炸；林徽因美丽多情、才华四溢，是与老舍、朱自清等齐名的中华才女，是不死的女神。在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他们辛劳的身影，在庄严神圣的国徽上他们的生命在熠熠生辉。
　　
　　　　山川的秀美令人千古传颂，那是几十万年甚至是上亿年自然界历经天崩地裂、风雕雨琢的沉积与造化。我知道梁思成、林徽因是徐志摩那一段痴情而短暂的单相思，而我永远地记住他们的是因为他们脚踏实地，辛苦劳作，坚持真理，历经磨难而信念不摧的坚强。这里有忠贞的爱情，更有崇高的友谊，告诉我们怎样生活，更指引我们怎样做事、做人，这就是伟大的人性的光芒！　　　　
　　

　　林徽因，30年代一位才华照人的女诗人，她的晶莹剔透吸引着一
　　群后来在文坛、学坛上享有盛名的人物，徽因自然地成为这个精英星
　　群的中心；可是，徽因却无缘无故地被世俗的迷雾，甚至是灰尘所笼
　　罩，没有为人所真正地认识。猥琐无聊的人们只能用他们卑劣的心态
　　捕风捉影地谈论他人所谓的“隐私”，男女的感情生活往往是这些长
　　舌男妇嚼舌根的话题，徽因和徐志摩的感情交往自然是能添油加醋再
　　好不过的题材。于是林徽因的许多业绩被慢慢地淡化，渐渐地遗忘，
　　而唯独徽因和志摩的故事却一代代地往下传，很多人，包括那些毫无
　　恶意的人都难以真正地认识林徽因。近几年，市场上出现了若干有关
　　林徽因的诗文传记，但都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最近读到由天津百花
　　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林徽因文集》（含文学卷与建筑卷），给人们提
　　供了一些能够真正认识林徽因的依据。百花的这本集子，可能是目前
　　搜集林徽因遗存各类文字最全的版本，这本集子将林徽因兼具文学家
　　与建筑学家于一身的文化人特征充分展现于世人面前。于是我们分头
　　去读，来是与林徽因相差十多岁可称同时代的人，而柳则是与林徽因
　　当年以才女著称时年龄相若而喜欢写诗的女文学青年。我们从各自不
　　同的角度去解读林徽因，并在一起讨论，取得认识林徽因的共识。
　　
　　　　要认识林徽因首先就要拨去那些有碍认识林徽因的迷雾，但也不
　　去有意回避林、徐间的情结，因为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那首有名的
　　《偶然》一诗恰恰正是认识林徽因的一把钥匙，诗是这样写的：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
　　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
　　
　　
　　　　这是徐志摩对林徽因感情的最好自白，一见倾心而又理智地各走
　　各的方向，这就是世俗所难理解的一种纯情；林徽因在几十年后也很
　　真诚地向儿子倾诉了内心的蕴藏，她说：“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
　　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
　　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
　　徐诗林说是对他们之间感情的最佳诠释，一切流言碎语，只不过是几
　　声嗡嗡罢了。原来徐志摩眼中的林徽因是他人生理想达到至美至善境
　　界的女神化身。那么，徐志摩的人生理想是什么？胡适曾这样说过：
　　“志摩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
　　个是自由，一个是美”，林徽因恰恰把这三者水乳般地交融成完整的
　　一体。透过她飘逸的才思、清丽的文字引领我们缓缓地走近她。
　　
　　　　林徽因的一生浸润在爱的乳汁中，她得到过深爱，也付出过深爱，
　　她的爱包容着清澈见底的各种情，爱情、亲情、友情以及对民众的同
　　情……她认为被爱是幸福，爱人是责任。她不忘却她得到的幸福，并
　　具体分析这些因爱而领会到的幸福。她说：
　　
　　　　“如同两个人透澈的了解：一句话打到你心里，使得你理智和情
　　感全觉到一万万分满足；如同相爱：在一个时候里，你同你自身以外
　　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如同恋爱：在那时那刻，眼
　　所见，耳所听，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的流动如花
　　香那样不知其所以。”（《致沈从文三》）她要以自己的纯情对得起
　　爹娘、丈夫（一个爱她的人，待她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
　　“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所以当她想到友谊和爱情时，便难
　　过极了，但是，她“爱思成，爱自己的家胜过一切”（《致胡适四》），
　　她同时又以不同方式和同样的真诚爱着父亲、志摩、老金（金岳霖）、
　　二哥（沈从文）和三弟（林恒）等人。她的这些深厚的情和爱是从小
　　慢慢积累起来的。
　　
　　　　少女时代的林徽因因受书香门第家庭的熏陶，承受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精粹；父亲林长民思想开明，把自己的掌上明珠送进教会学校读
　　书，使她接触西方文化，学会一口相当流利的英语。她16岁花一般妙
　　龄的时候，随侍父亲旅居英伦，游历欧陆，开拓了自由的视野。徽因
　　进入社会时正是中国文坛俊彦层出的时代，若干文学家的洋溢热情和
　　独立不羁的性格呵护她，嘘拂她，铸炼她热爱生活，热爱自由的性格。
　　她自由地运用各种文体来表达自己，也能自由地运用两种文字来思考
　　来写作，她承认自己是受双文化教育长大的，英语对于她是一种内在
　　思维和表达方式、一种灵感、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中西文化的撞击
　　融合，造就了一个“文化林徽因”。她是诗人，是建筑学家；但又不
　　完全是诗人，不完全是建筑学家，因为她是多方位多侧面的“文化林
　　徽因”。她以完美的情感和人格，丰富的知识和阅历，在文化领域中
　　发挥她的创作才能。
　　
　　　　文化林徽因一生写过的东西比发表过的多得多，而佚失的文字比
　　保留下来的要多得多，这是中国现代文化界无法弥补的损失。萧乾老
　　在《林徽因文集》开头那篇《才女林徽因》的代序中说：“徽因自己
　　写的不算多，但她的写作必是由她心坎里爆发出来的，不论是悲是喜，
　　必得觉得迫切需要表现时才把它传达出来。”寥寥数笔勾划出一个性
　　情中人的性格，这不是他人的评论而是徽因的自觉行为。她曾比较完
　　整地自我表述情感的体验说：
　　
　　　　“生活必须体验丰富的情感，把自己变成丰富、宽大、能优容、
　　能了解、能同情种种‘人性’，能懂得自己，不苛责自己，也不苛责
　　旁人。不难自己以所不能，也不难别人所不能”。“人活着的意义基
　　本的是在能体验情感。能体验情感还得有智慧有思想来分别了解那情
　　感……自己的或别人的！如果再能表现你自己所体验所了解的种种在
　　文字上……使得别人也更得点人生意义，那或许就是所有的意义了”
　　（《致沈从文三》）。
　　
　　　　果然，林徽因把自己的情感体验表现在不同的文字上，我们在林
　　徽因的作品中不难读出她的喜悦（《笑》、《你是人间四月天》），
　　她的伤悲（《悼志摩》、《吊玮德》、《哭三弟恒》），她的苦闷
　　（《恶劣的心绪》、《忧郁》），她的同情（《模影零篇》之《文珍》
　　与《绣绣》）。她还在写给胡适、沈从文、张兆和、梁思庄、梁再冰、
　　费正清、费慰梅、傅斯年、金岳霖和思成的40几封信中表现了自己所
　　体验到的各种情感。
　　
　　　　林徽因无疑是美丽的：她有美丽的容颜，美丽的情怀，美丽的才
　　思，美丽的文字……她所写的《莲灯》一诗让人们真正认识她的玉洁
　　冰清：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支点亮的蜡／荧荧虽则单
　　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辉煌……／算做一次过客在宇宙里
　　／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也就是个
　　美丽美丽的梦”。
　　
　　

　　你去
　　徐志摩
　　 水
　　云
　　间
　　制
　　作
　　
　　　　你去，我也走，我们在此分手；
　　　　你上那一条大路，你放心走，
　　
　　　　你看那街灯一直亮到天边，
　　
　　　　你只消跟从这光明的直线！
　　
　　　　你先走，我站在此地望着你：
　　
　　　　放轻些脚步，别教灰土扬起，
　　
　　　　我要认清你远去的身影，
　　
　　　　直到距离使我认你不分明。
　　
　　　　再不然，我就叫响你的名字，
　　
　　　　不断的提醒你，有我在这里，
　　
　　　　为消解荒街与深晚的荒凉，
　　
　　　　目送你归去……
　　
　　　　　　　　　　　　不，我自有主张，
　　
　　　　你不必为我忧虑；你走大路，
　　
　　　　我进这条小巷。你看那株树，
　　
　　　　高抵着天，我走到那边转弯，
　　
　　　　再过去是一片荒野的凌乱；
　　
　　　　有深潭，有浅洼，半亮着止水，
　　
　　　　在夜芒中像是纷披的眼泪；
　　
　　　　有乱石，有钩刺胫踝的蔓草，
　　
　　　　在守候过路人疏神时绊倒，
　　
　　　　但你不必焦心，我有的是胆，
　　
　　　　凶险的途程不能使我心寒。
　　
　　　　等你走远，我就大步的向前，
　　
　　　　这荒野有的是夜露的清鲜；
　　
　　　　也不愁愁云深裹，但求风动，
　　
　　　　云海里便波涌星斗的流汞；
　　
　　　　更何况永远照彻我的心底，
　　
　　　　有那颗不夜的明珠，我爱---你！
　　
　　　　这是1931年7月徐志摩附在给林徽因的信里的一首诗。
　　
　　
　　返回
　　

　　怀念林徽因
　　何向阳
　　 水
　　云
　　间
　　制
　　作
　　
　　　　有意思的是，人们印象中的林徽因娴淑、文弱而瘦削，除掉确乎存在的多病因素，或者，熟识她故事和诗歌的人还会生出善感、敏锐或执情，对于她的概括还包括才女一类的陈词，会牵连到太太学堂年代的英式文学气派，那种氛围里的自由，和交谈时的话多好争论，所谓谈锋机健——这可是距人们印象中的闺淑有些远。传说中的美丽公主总是被人注意着她女性的一面——更多时候是身边周遭的男性观看赋予的，加以渲染扩展，为欣赏磨平着；不是说没有，有，但不是全部。然而，谁又能画出个全部，对待完美，总是纯一便足够，又有谁再追问其中的刚强与韧度？其背后的理由？
　　　　至少，这是一个从不放弃走的女人。一个走着的人。如那首诗不经意自述的：
　　
　　我也看人流着流着过去来回
　　黑影中冲着波浪翻星点
　　我数桥上栏杆龙样头尾
　　像坐一条寂寞船，自己拉纤
　　
　　　　《十月独行》的她并不是一个壁上观者，窗于以外的世界虽然相距遥远，却是有勇气把笔一搁地站起来说：“这叫做什么生活!”生的一切活动、滋味与颜色，百里的平原土地、起伏山峦，那么叫嚷着要被认识，于是她真是穿上了袜鞋要走一走的，山明水秀、古刹寺院、宋辽原物，探古寻胜么，才不那么简单悠闲，路上的徽因是与那些对她的印象或改写大不相同的。田亩一片，年年收成，还有洗衣裳缝被服的张家吕家百呵姓，迎着面，她们见识过她的真正气象，不同于在太太沙龙呕的另一种。这个女人，温文、雍容，其里却刚烈要强，她是决不当观者的。自然也摒弃了几千年中国女性的被观特性，角色不是她要的，她要做的是一个人。有思想，有个性。并且对生命认真。旅途就是这么开始的：
　　
　　我卷起一个包袱走，
　　过一个山坡子松，
　　又走过一个小庙门
　　在早晨最早的一阵风中。
　　我心里没有埋怨、人或是神；
　　天底下的烦恼，连我的
　　拢总，
　　像已交给谁去……
　　
　　前面天空。
　　山中水那样清，
　　山前桥那么白净——
　　我不知道造物者认不认得
　　自己图画；
　　乡下人的笠帽，草鞋，
　　乡下人的性情。
　　
　　　　山东乡间的步行只是多年行路的一个缩影。“旅途中”此后成为林徽因生活中的功课，不仅是自愿投身的山西、河北、山东，浙江等地遍布中国的古文物建筑徒步考察，还有日军侵华战乱年代不得已的西南流亡，颠簸的尘土与愁苦一起写在脸上，还有疾病在这粗布上打着补丁，饥饿、困顿，病痛，家务是必得放弃些和平心境里长生的理想的，包括那些能够在灯下纸上细细描画的晚上。
　　
　　我不敢问生命现在人该当如何喘气！
　　经验已如旧鞋底的穿破，
　　这纷歧道路上，石子和泥土模糊，
　　还是赤脚方便，去认取新的辛苦。
　　
　　　　就是在这时，仍然有《彼此》的文字记录，和那一声探问式的提醒——“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少时候了？”这是她未敢忘的。是她总不放弃的。在每一寸土每一滴血已是可接触可把持的十分真实的事物而不仅一句话一个概念而已的年代，在“离散而相失……去故乡而就远”、“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在陌生城乡奔走的年代，生活其实很重需要韧性支持的年代，相聚仍然会有朋友的一笑，会有友人递书中言说无论如何在这时候他为这老国家带着血活着或流血死去都觉荣耀。于是那样的句子写出来，“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少时候了”?!是呵，你我可曾觉察到，“信仰所给予我们的力量不也正是那坚忍韧性的倔强？我们都相信，我们只要都为它忠贞地活着或死去，我们的大国家自会永远地向前迈进，由一个时代到又一个时代。”一切都是这么彼此，相同。还有什么话说。连那共同酸甜的笑纹都要有力地横过历史的。这种力量是必要迸发的，如那要在雨里等着看虹的人所拥有的一份对美对生命的“完全诗意的信仰”，不是么？不也一直在这样行走？和蔼、优容却也另样刚强。这是男人们不大能看到的大美，这种优雅高贵与质朴天真不正如你从不取媚于谁的但然表情。
　　
　　但我不信热血不仍在沸腾；
　　思想不仍铺在街上多少层；
　　甘心让来往车马狠命的轧压，
　　待从地面开花，另来一种完整。
　　
　　　　这是怎样气魄。可惜并不是很多人能够读懂，或者欣赏，或者心疼。但是不管要走的，还是在走，不止脚步。也不因不被懂多做解释迟疑停留，又算得了什么，大地之上，
　　
　　心此刻同沙漠一样平。
　　思想像孤独的一个阿拉伯人；
　　
　　然而谁又曾想，
　　
　　白袍，腰刀，长长的头巾，
　　浪似的云天。沙漠上风！
　　
　　　　才是徽因。才是那个辗转于乡间为更好保留中国建筑文化传统所作的艰辛发现考察的人，如果不是具有这样气质，又怎能与事业同道生活伴侣梁思成一起为《中国建筑史》的撰写风尘仆仆，不要忘了，她肺、肾俱损，可是在照片上我看见她趴在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梁架上，站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一座“经幢”侧的木架上；沈阳北陵、山西大同云冈，陕西跃县药王山药王庙、山东滋阳兴隆寺、河南洛阳龙门、北京香山，15省份200县2000座古建筑，她踏访大部；有一幅图片两人一同倚坐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屋顶上，1936年的林自豪地相信自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踏上皇帝祭天宫殿屋顶的女性。工作艰苦而充满兴味，徽因与热爱的事业热爱的人一起总是生机勃勃地，感染着身边的人，难怪同事莫宗江会对这样的野外调查发出赞叹，“看上去弱不经风的女子，但是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上去的地方，她就准能上得去”。
　　
　　上面再添了足迹；
　　早晨，
　　早又到了黄昏，
　　这赓续
　　绵长的路……
　　
　　不能问谁
　　想望的终点，——
　　没有终点
　　这前面。
　　
　　　　这一种韧性，犹如护卫。作着前提，所以有《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有《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有《中国建筑史》的宋金辽部分，有爱意在里面的《我们的首都》，这是路堆出来的。另一条路却是不可见的，那由美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与书信记录的成长心路，再没有看过比《悼志摩》更好的怀人文字了，在对诗人人格的解释里其实不正说着自己类近的品质——纯净、认真、虔诚、善良、人性与不折不挠非坚持到底不可的理想主义；也再难看到《旅途中》这样文辞干净的诗了，“我卷起一个包袱走，过一个山坡子松”，真是要把一场人生都放在里面了。这两条路，如经纬来去，交互织着，“生命早描定它的式样”么？薄弱的身体加之无止的颠簸奔走劳顿与她争夺着时间，死亡呵，她已见了太多，友人的，亲人的，最后是自己的，医生也要大大惊讶了，她与疾病争夺了10年，正是这生命的最后争来的10年，使她为新中国做了一个知识分子该做的一切。生命己到秋天，红叶的火总要燃着的，哪怕流血般耗尽生命，也要去做，准又能挡住一个情愿。
　　
　　谁能问这美丽的后面
　　是什么？赌博时，眼闪亮，
　　从不悔那猛上孤注的力量；
　　都说任何苦痛去换任何一分，
　　一毫，一个纤微的理想！
　　
　　所以脚步此刻仍在迈进，
　　不能自己，不能停！
　　
　　　　这时候的走，真有拿了整个生命赌上去的意思了，历史此后这样总结这个女子最后的工作，生命记载了它最后的三次拼搏：第一次是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她是梁思成，莫宗江、朱畅中、汪国瑜、高庄等同志组成的清华国徽设计小组中惟一的女性，绘图、试做、讨论、修改都在病中完成，定稿图案下的说明辞中林徽因写下了“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一行字，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召开并在毛主席提议下全体起立鼓掌通过梁、林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时，她已经病弱得几乎不能从座椅上站起来；第二次是抢救景泰蓝，这个代表中国艺术高成就的国宝工艺就是在她的带领下，发现、发掘、设计、制作才在新中国不致失传而发展壮大的，她带学生，跑工厂作坊，谁能相信这时的她已是肺布满空洞、肾切除一侧、结核菌已到肠而一天只吃二两饭只睡四五小时觉的人呢；第三次拼搏是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主要承担纪念碑须弥座装饰浮雕设计，这也是她生命最后的英雄乐章。长期积劳，病情恶化，同仁医院1955年4月1日，这位勇敢地与死亡奋战到最后一刻从它那里多争到10年时间的女士走完了她51年的生命历程。如今八宝山革命公墓她的墓碑上朴素地镶嵌着她生命里最后的作品，石刻的牡丹、荷花、菊花图案同样象征着这个为信仰拼尽一生的知识分子女性的高贵、纯洁与坚韧。她也是一位英雄，是千万个为理想献身长眠于她(他)们曾爱过走过的大地上的一个。“献出我最热的一滴眼泪，／我的信仰，至诚，和爱的力量，／永远膜拜，／膜拜在你美的面前！”写诗的人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走过的路，会困苦，有怅惘，可是走着的人不是凄怨的，她身体虽有病痛，可是她的精神磊落而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行者，你是在与信仰走在一起呢！
　　
　　知道我的日子仅是匆促的
　　几天，如果明年你同红叶
　　再红成火焰，我却不见……
　　……
　　记下我曾为这山中红叶，
　　今天流血地存一堆信念！
　　
　　　　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少时候了，一生一世，短不过百年，半百却是那要凝固你的时间，然而这样的灵魂怎么会死？行走不辍的人，谁又能阻住你的步于？
　　
　　当我去了，还有没说完的话，
　　好像客人去后杯里留下的茶；
　　说的时候，同喝的机会，都已错过，
　　主客黯然，可不必再去惋惜它。
　　如果有点感伤，你把脸掉向窗外，
　　落日将尽时，西天上，总还留有晚霞。
　　
　　　　总是这般辉煌的颜色，终于胜着灰暗疾病一筹，又会是一场出发么？在草丛中读碑碣，在砖堆中间偶然还会碰到菩萨的一双手一个微笑？正像你坚信友人的作品自己的追寻会否长存，是看它们会否活在一些从不认识的，散在各时各处的孤单的人的心里；一扫功利与寂寞，也才能做到把个信仰理想握紧抓牢；所以有
　　
　　算做一次过客在宇宙里，
　　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
　　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
　　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
　　
　　　　所以在亲人的哀悼里会无愧说出也是自己的生命信条：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
　　你们给的真多，都为了谁？你相信
　　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那不朽
　　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
　　
　　　　谁说不是给后来者的一份特别遗嘱？就是为了这个，这最后一句话，已经很久还要永久的，中国的历史——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载《随笔》2000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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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梁从诫
　　
　　　　1925年，林徽因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入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一年后，却打破了当时这所大学相当保守的常规：以一名年仅22岁的中国女学生，隔系应聘，当上了建筑系设计课的兼职助教，不久又升为兼职讲师。她选择建筑作为专业并非偶然。在她16岁随父亲林长民暂居英国时，受到一位建筑师的启示，就决心要以这个“把艺术创造与人的日常需要结合在一起的工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还说服了她后来的丈夫梁思成也学了建筑。
　　
　　　　1949年以后，林徽因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委员会委员。五十年代初，她在建筑教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工作方面，都作出过重要的贡献。195 5年她去世时，“碑建会”决定把她亲手设计的纪念碑基座花圈浮雕的刻样作为她自己的墓碑，以铭记她的贡献。
　　
　　　　然而，在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中，人们应当知道的，也许还不只是她的成功，而更是她的那些重大的失败。是她，当年和梁思成一道，耗尽了自己最后的心血，想要把北京城，这“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作为当时全世界仅存的完整古城保存下来，成为一个“活着的博物馆”留给后人。然而，他们却抵不过当时那种要“从天安门上看下去，到处都是烟囱”以示 “现代化”的权威意志，而节节败退。在后来关于北京古城墙存废问题的急诊中，又使他们彻底失败。其结果是，北平解放时炮口下得以幸存的五百年完整的古城墙，却在“和平建设”中被当作封建遗孽而彻底铲除了。当年她在顽强抗争之后留下的一句话：“有一天，他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如今不是言中了吗？
　　
　　　　林徽因什么时候开始其文学活动，这不太容易说得清。她的文艺细胞当然首先来自她的书香世家……然而，直接把她领入现代文学之门的，却是她前半生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徐志摩。毫无疑问，林徽因后来的文学审美观，她作品的风格，乃至诗的格律，都受过徐志摩的深刻影响，其中有一些大概可以追溯到伦敦时期。1924年印度诗翁泰戈尔访华时，林徽因与张歆海、徐志摩、林长民等同台用英语演出泰翁诗剧《吉德拉》，在当时的北京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也可算是她登上文坛之前的一次即兴的彩排吧。
　　
　　　　林徽因大概只能算是个“低产作家”，她的存世文学作品----几十首诗，几篇散文，三个短篇，再加半出话剧，合在一起也不过10来万字，小小一册而已。然而，使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她这仅有的一点东西，尽管略有参差，但总的说来，却几乎是篇篇珠玉。
　　
　　　　1949年以后，林徽因在美术方面曾做过三件大事：第一是参与国徽设计。第二是改造传统景泰蓝。第三是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遗憾的只是，林徽因没能看到她为之付出了生命的最后一息的这座建筑物的完成，便在1955年 4月1日清晨，经过长达15年与疾病的顽强斗争之后，与世长辞了。现在，她自己也许应该感到欣慰：在她出生90年后的今天，她的诗也还活在许多与她素不相识，乃至隔了几代的读者心里，也确实还有许多人仍然相信，在她那空灵的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
　　
　　　　1993年4月北京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音点亮了四面风；轻灵
　　
　　　　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
　　
　　　　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
　　
　　　　那轻，那娉婷，你是，鲜妍
　　
　　　　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
　　
　　　　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
　　
　　　　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
　　
　　　　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
　　
　　　　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
　　
　　　　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由于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播出，剧中人的生活经历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电视剧是否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中林徽音、徐志摩这些学者、诗人的人生经历和精神风貌，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议。特别是被用做剧名的林徽音的诗《人间四月天》，究竟是不是如剧中所说是作者林徽音写给徐志摩的呢？更成为一大悬案。
　　　　梁从诫先生是梁思成与林徽音的儿子，现任全国政协委员、“自然之友”会长。在四月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专门就上述问题对本报记者发表长篇谈话，以当事人的身份纠正电视剧的有关叙述。五月初，他即应天下文化公司和台湾环保界的邀请赴台湾。
　　
　　“《人间四月天》是写给我的”
　　
　　　　记者（以下简称“记”）：电视剧《人间四月天》还没有播出的时候，我们就听说您对该剧施加过影响，是这样的吗？
　　
　　　　梁从诫（以下简称“梁”）：去年五月，我通过关系与该剧的编剧李小宛见过一面，谈不上施加影响，只是想告诉他们更多的一些关于我的父亲母亲他们那一代人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精神。
　　
　　　　记：电视剧剧本把林徽音先生的《人间四月天》说成是写给徐志摩的一首情诗。这种说法将随着电视剧的播出而广为流传并会为一些观众所接受。但据说您对此持绝对的否定态度。
　　
　　　　梁：我母亲去世以后，有一次我父亲问我，“你知道这首诗是写给谁的吗？”我说不知道啊。我父亲说，“这首诗是你妈妈写给你的”。我说，是吗？！我父亲说，“那时候你刚出生，你妈妈在喜悦中写了这首诗。”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首诗，它的内容也的确是说明它是写一个新的生命，它绝对不是一首悼亡诗。“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鲜妍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是吧，不论怎么看，这首诗都是那样喜悦、光明，它只能是写给一个新生的生命，写给一个充满希望的东西，而不能是写给一个刚刚死去的挚友的悼亡诗。
　　
　　　　记：可是，毕竟林徽音先生当年没有亲自对您说过这首诗是写给您的，有的人——包括《人间四月天》这本书的作者蔡登山——于是就认为这首诗有可能是写给别人的，比如徐志摩，难道他就没有理由吗？
　　
　　　　梁：蔡登山的说法只是他的推测，而他先有一个假设的前提，那就是他一口认定林徽音爱上了徐志摩。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的想像。于是，他就用一切手段来敷陈他的说法，他说：“‘你是人间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说明了一切。虽然梁思成对梁从诫说，这首诗是林徽音因为生下儿子的喜悦而写给梁从诫的，但梁从诫表示，他在母亲生前从未听母亲说起过。而从诗中看，徐志摩才是她心中的人间四月天。”那么，他的根据是什么呢？这是一种极其武断的说法。难道我父亲的话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难道在这个问题上他比我父亲还更有权威吗？这是蛮横无理的。这是人证。再从诗的内容来看。刚才说了，这首诗写的是希望，表现了对一个新生的东西的喜悦，其中没有表现一丝的哀思。这显然不是写给一位亡友的诗嘛。硬说这首诗是写给徐志摩的，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说你做了点考证，有实实在在的理由也行，完全没有，就在这里凭想像发挥，太不严肃了。
　　
　　　　记：不过，林徽音在徐志摩去世后的确写过怀念徐志摩的东西——
　　
　　　　梁：当然写过，作为徐志摩生前的挚友，林徽音写过不只一篇怀念徐志摩的文章。当年徐志摩去世后，她就写了《悼志摩》，她说：“十一月十九日我们的好朋友，许多人都爱戴的新诗人，徐志摩突兀的，不可信的，惨酷的，在飞机上遇险而死去。这消息在二十日的早上像一根针刺猛触到许多朋友的心上，顿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地昏黑，哀恸的咽哽锁住每一个人的嗓子。”——这种悲伤是很感人的。四年后，我母亲又写了一篇《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中间有这样的话：“今天是你走脱这世界的四周年！朋友，我们这次拿什么来纪念你？前两次的用香花感伤地围上你的照片，抑住嗓子底下叹息和悲哽，朋友和朋友无聊地对望着，完成一种纪念的形式，俨然是愚蠢的失败。因为那时那种近于伤感，而又不够宗教庄严的举动，除却点明了你和我们中间的距离，生和死的间隔外，实在没有别的成效；几乎完全不能达到任何真实纪念的意义。”“去年今日我意外地由浙南路过你的家乡，在昏沉的夜色里我独立火车门外，凝望着那幽暗的站台，默默地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和死间居然幻成一片模糊，人生如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间奔驰。……我的眼泪曾不自主地溢出睫外。”表达了一种深切的悲哀和怀念，这和林徽音在她的诗《人间四月天》中表达的心情完全不同，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对亡友的追念怎么会是“暖”，是“爱”，是“希望”呢？这是不合事实、也不合逻辑的。
　　
　　林徽音对徐志摩是亲密的友谊，但不是爱情
　　
　　　　记：有没有这种可能，您作为当事人的儿子，不愿意承认林徽音与徐志摩的“恋情”呢？
　　
　　　　梁：完全不是这样，我是学历史的，如果是事实，又是文坛旧话，有什么必要“为尊者讳”呢？事实上是林徽音本人就不承认这种关系。我母亲对这些事是很坦率的，这有文字为证。林徽音在1932年农历正月初一日致胡适信中说：“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这诗人指的就是徐志摩。下面接着说，“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您看多冤！”“这几天思念他（指徐志摩——编者注）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这已经把她与徐志摩的关系、她对徐志摩的态度说得很清楚了。
　　
　　　　记：尽管如此，林徽音与徐志摩的关系还是很亲近的。
　　
　　　　梁：林徽音很坦然承认她与徐志摩之间的友谊与感情，但不是那种爱，不是谈婚论嫁的那种爱。可是那个编剧就是不承认这一点。他们都非常懂得，爱一个人，首先是尊重一个人，宽容一个人，给对方留有余地。这才是它的魅力所在，所以我们才说它崇高。可在电视剧中，徐志摩恰恰是不尊重林徽音的，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不爱我？我徐志摩难道还不够可爱吗？你不爱我徐志摩还想爱谁？——徐志摩是这样的人吗？电视剧里甚至还有这样的台词：“梁思成可不是我的对手。”怎么会浅薄到如此地步呢？当然林徽音也知道徐志摩爱她，她虽然没有接受徐的感情，但是也没有说“我不爱你，你给我滚开。”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在回忆林徽音的时候说，林徽音在谈到徐志摩的时候，总是把他和英国的诗人、大文豪联系在一起。可见林徽音对徐志摩更多地是待之以文学上的师友，其实这才是他们之间的真实关系。
　　
　　
　　　　记：您的意思是不是说，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反映的并不是当时徐志摩与梁思成和林徽音之间的真实的关系？
　　
　　　　梁：我的意思就是说，电视剧把《人间四月天》这首诗强加给徐志摩，尽管有我父亲的话，但他们还是非要说这是写给徐志摩的。——看来林徽音刚生的儿子确实不如徐志摩更有戏剧性，更有卖点。编剧如此霸道、如此不顾事实，真是岂有此理。我要说的第二点是，你要表现男女之间的爱情，特别是表现文化人之间的感情，就要体现出时代背景，体现出这些人物自身的文化内涵，否则把不同时代、不同的性格的人的关系都弄成那种很浅俗的男女关系，那不是什么意思都没有吗？
　　
　　电视剧不仅歪曲林徽音，也歪曲了徐志摩
　　
　　　　记：那么，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对徐志摩的描写怎么样？
　　
　　　　梁：可以说，电视剧不仅把林徽音歪曲了，也把徐志摩歪曲了。徐志摩并不是一个成天哭哭啼啼、只知道追女孩子的人，如果是那样的话，泰戈尔访问中国，他的邀请者梁启超和林长民也不会选徐志摩去陪同。徐志摩其实是个很有抱负的人。1924年，他曾在给金岳霖的信中表示要办一个英文杂志，邀金回来一同做事。他要办这个杂志，是为了让世界了解当时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像电视剧里这样只知道追女人的“徐志摩”，哪里都可以找得到，不过那也就不是徐志摩了。
　　
　　　　另外，电视剧里还把徐志摩和梁思成描写成情敌，其中有这样的台词，徐志摩对林徽音说：“我回去告诉梁思成，让他好好待你，因为我还没有放弃。”（大意如此）——意思是说，你梁思成要小心，你要一松劲，我徐志摩就要抢过来了。可实际情况如何呢？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和徐志摩三个人是很要好的朋友。这里我可以给你讲一件事，这件事以前很少给人讲过。二十年代，在泰戈尔来中国之前，世
　　界著名小提琴家克莱斯勒（FritzKreisler）被当时的外国的外交使团请到北京为他们演出。徐志摩知道了也想请克莱斯勒为中国人演一场。当时比较能欣赏西洋音乐的是清华的学生，可是清华学生比较清贫，买不起昂贵的门票。于是徐志摩想出一计，请梁思成和林徽音出面，以前财政总长梁启超的公子和司法总长林长民的女公子的身份，向北京的达官贵人高价推销音乐会的包厢票，那些人碍于面子只有买下，这样办音乐会的钱就够了，清华学生就可以以很低的票价买到音乐会的票。这件事主要他们三个人一起搞成功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热烈而活泼的情谊。后来徐志摩遇空难，也是梁思成和沈从文赶到济南去收的尸。他们之间的友谊的确不寻常，怎么会是那种低俗的“三角恋爱”中“情敌”的关系呢？
　　
　　　　记：去年与编剧的接触怎么样？
　　
　　　　梁：当时我也就是想给他们多提供一些情况。当时也和扮演林徽音的那位演员联系了，但她没有来。其实我也没有抱太高的期望，只是希望将来演出来不要太离谱就行了。可最后还是这样，真叫人遗憾。我现在能做的只有尽量地澄清，让人们知道，电视剧里的林徽音并不是真正的林徽音，徐志摩也不是真实的徐志摩。电视剧里林徽音与徐志摩的关系也不是实际的他们二人的关系，这中间差得太远。
　　
　　　　其实问题远不止于此。剧中我所了解的几个重要人物，除林、徐外，梁启超、林长民、梁思成等等都被庸俗化、丑化了。可见编导从未认真读过那一段历史，没有读过与主题相关的原始作品和文献，只能凭那种低俗、市侩心理编出这么一部廉价产品来。
　　
　　　　有这看法的并不只是我一个人，或几个家里人。电视剧开播后，我接到过不少电话，有一位朋友气愤得要写信给电视台抗议，要求停播！还有一位我素不相识的观众，对这个剧批评得比我还尖锐！我很高兴，这说明至少在内地，观众还是有水平的。这种小市民式的廉价爱情戏是哄不了多少人的！　　
　　
　　　　在这次采访的内容即将见报的时候，5月5日的《北京青年报》发出一条消息——《〈人间四月天〉片名张冠李戴？黄磊说错》。据报道，出演徐志摩的黄磊说：“我们这部剧从始至终就未表现过林徽音给徐志摩写这首诗的情节，也没在剧中暗示这首诗是林写给徐志摩的爱情诗。不过是采用了林徽音诗中的一句话作了剧名，不存在张冠李戴的问题。”本报记者将此消息传给梁从诫先生后，又请他就此发表看法。他说：
　　
　　　　这位演员的说法是在抬杠。但这首先表明，他也不得不承认，林徽音的这首诗不是写给徐志摩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编剧王蕙玲自己明确说，她在写作之初得到了蔡登山的帮助，剧名也直接来自蔡书的书名，而蔡登山很明确地认为这首诗是写给徐志摩的。所以，这位演员的辨解是无力的。其实，我们要讨论的对象不是这位演员的话，而是最初编写这部戏的编剧的整体构思。这位演员的话并不重要。我最后还想强调的是，用林徽音在徐志摩死后几年为一个新出生的生命写的一首诗，来概括徐志摩前半生的一场爱情悲剧，这合适吗？这合理吗？我想做的，无非是要还历史一个真实，同时也有理由要求文艺作品能许历史一个真实。
　　

　　人间四月天》是一部电视连续剧，副题是《徐志摩的浪漫爱情故事》，有这两重的限制，你还以为你看到的是真正的徐志摩，真正的林徽因，真正的……，那只能说明你愚蠢，连“愚而诈”都够不上。你不能要求一部电视剧，一个浪漫故事，给你此外更多的东西。
　　
　　　　徐志摩人生途中遇到的几个女人中，最漂亮的是林徽因，最高雅的也是林徽因，爱得最含蓄的是林徽因，爱得最伤感的也是林徽因。别的女人要么结婚，要么是朋友，清清爽爽，只有她负着混杂的名义与责任，连徐志摩的死都得怨到她头上。
　　林徽因
　　
　　
　　
　　　　而《人间四月天》中的林小姐，给你的感觉则是个小妖精，小荡妇。你看，跟志摩一见面没过多久，就打得火热几乎等于姘上了。当志摩蹲在她的膝前仰脸看她时，她竟伸出手轻触她的发鬓，轻触他的脸颊，手顺着下来到了他的唇边。志摩刚要凑过来，她自己的脸蛋便贴了上去。嘴里说着：“我许你我整个人！……我再没别的可以给出去了！”这样的动作这样的话语，就是在妓院里，也不是新手做得到说得出的吧。
　　
　　　　你得想想，她才十七岁。一个中国旧时代的大家闺秀，一到了英格兰吃上面包 喝上牛奶，就淫荡成这个样子？据说好些女孩子们还格外喜欢，真是活见鬼了。
　　
　　　　那么林徐之间的感情究竟有多深呢？
　　
　　　　还是让史料来说话吧。
　　
　　　　徐志摩是一九二○年十月从美国来到英国留学的。林徽因是这年春天随待她的父亲林长民伦敦的。
　　
　　　　两人的相识，据林徽因《忆志摩》文中说，她初次遇见徐，是在徐初次认识狄更生先生的那次会见中。这次会见，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文中说，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混了半年，正烦闷想换路走的时候，认识了狄更生先生。第一次相见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那天林长民演说，狄做主席。这是能对上号的。
　　
　　　　这里，志摩把时间弄混了，两人的相识比这要早些。一九二○年十二月一日林长民给徐志摩写过一信，信中说：“足下用情这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了。”信末附言“徽徽问候”。
　　
　　　　就在这个月，张幼仪来到伦敦，不久两人搬到离剑桥英里的沙士顿乡下住家。这期间志摩和徽因有通信联系，以情理推之，怕还是“用情这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至于一起划船，互相追逐，是绝对不会有的事。
　　
　　　　不是林徽因年少做不出这种事（在男女情事上人类不会有多大的长进），是林长民先就不肯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林长民和梁启超是至交，徽因出国前就许配给梁启超的儿子，他怎么能允许女儿在国外移情别恋？回国见了老朋友怎么交待？
　　
　　　　因此可以说，林徐在英国时的情感，仅停留在一个成年男子对一个年轻姑娘的追求上，而这个年轻姑娘对对方只是不反感而已。谈不上爱，也谈不上恨，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她还来及品味，更来不及消受。
　　
　　　　一九二一年十月林徽因随父回国。一九二二年十月徐志摩回国，同年十二月来到北京。此时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恋爱关系已经很巩固了。相会的地点是梁启超在北海快雪堂的办公院落。有时徐志摩知道林徽因在哪儿，也会找了去，去的次数多了，引起梁思成的反感，便在门口贴一纸条，用英文写上：
　　
　　　　“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g.”（情人不愿受干扰。）
　　
　　　　就算一种恶作剧吧，怕也不是梁思成背着林徽因写的吧。
　　
　　　　一九二四年五月，泰戈尔访华期间，五月二十日去太原的火车启程前，徐志摩给林徽因写了封没写完的信。从信中知道，两人在十七日有一次长谈，林明白表示了结合的不可能。因为下个月她就要和梁思成一起去美国留学去了。直到一九二八年八月才回国。这期间，徐志摩经历了与陆小曼结婚、迁居上海等人生变故。
　　
　　　　林徽因到了美国后，才咀嚼出志摩对她的真情的滋味而倍加珍惜。一九二七年三月胡适赴美即将回国，十五日林徽因给他的信中说：
　　
　　　　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着自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不了解。但是路远隔膜误会是所不免的他也该原谅我。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澈的明白了，但是过，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
　　
　　　　这是当事人对过去几年他们之间关系的最好的概括。
　　
　　　　剩下的是一个这样的疑问，她对与志摩的这种关系，尤其是人们说这说那，是怎么看的？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志摩死后，发生了著名的八宝箱事件，林徽因致胡适的信中说，她永远是她，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她觉得与志摩的这段情缘，从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指没有结为夫妇），而从精神方面看来，或许恰是造成志摩成为诗人的原因，对于她自己来说，则是赞成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炼修养的帮助。林徽因不悔他有这么一段痛苦的历史，她觉得她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
　　
　　　　志摩死后，她敢把飞机上的一块残骸挂在卧室的墙上，是她对志摩的真挚，何尝不是对世人的一种坦白？如果连这样的真情都理解不了，对金岳霖为了她而终身不娶，逐林木而居（常年和她家住前后院），怕更要以为非人间之事了。
　　
　　　　林徐的感情又一度激起火花，是一九三一年志摩回北平教书，几乎同时林徽因从沈阳回到北平养病那段时间。这时没了蜂浪蝶荡，没了莺飞草长，一个穷愁潦倒，一个病体支离，最凄凉也最艳丽，最感伤也最丰盈，不说了，这样的情调哪能入得了影视编演的青眼。看我都说了些什么。
　　
　　

　　
　　　　金岳霖被徽因的讲述深深吸引，也被林徽因深深吸引。文弱秀丽的徽因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那既是诗一般空灵飘逸的神采，又是具有忘我献身热情的科学精神。这两种原本互相排斥、互相矛盾的精神气质在林徽因身上体现得如此和谐。这种精神气质对于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和抽象的逻辑学教学的金岳霖教授来说，具有照亮和点燃心灵的作用。
　　
　　　　关于金岳霖和林徽因的关系，在有关林徽因的文字中多有涉及，种种臆测多不足信，最可信的应该是梁思成后来的妻子林洙的记述。
　　
　　　　那是林徽因去世近十年后，林洙在与梁思成的交谈中，谈到了社会上流传的关于金岳霖为了林徽因终生不娶的事情。她问梁思成，是不是真有这回事。
　　
　　　　梁思成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和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
　　
　　　　梁思成笑了笑诙谐地说：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时，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１９３１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时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和丈夫，却像一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是我也感谢徽因对我的信任和坦白。她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傻丈夫。怎么办？我想了一夜，我问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老金在一起幸福？
　　
　　　　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自己尽管在文学艺术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
　　
　　　　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相信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常去请教老金，甚至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了的问题分析得清清楚楚。
　　

　　1934年初林徽因读到《文学季刊》上李健吾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论文，非常赏识，随即写了长信给李健吾，约李来她家里面晤。那时林徽因已经享誉文坛，她的“太太客厅”正闻名北京全城，许多人以一登“太太客厅”为幸事。林徽因的这种方式约见，多用于未相识的文学青年，如萧乾，故似有勉励、提携的意思。然而年龄上李健吾只比林徽因小两岁，而且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发表作品、组织社团，相当活跃的了，文学上算得林徽因的前辈，不知他们见面时是如何一番情景。反正两人的订交起始于此，以后都在“京派”圈子里引为知己，尤其是李健吾，对林徽因推崇备至。林徽因借鉴意识流手法创作了小说《九十九度中》，有保守的大学教授竟然读不明白，为此李健吾写出了与小说同题的评论，热情称赞林徽因：“在我们好些男子不能控制自己热情奔放的时代，却有这样一位女作家，用最快利的明净的镜头（理智），摄来人生的一个断片，而且缩在这样短小的纸张（篇幅）上。”并指出：“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富有现代性。”李健吾关于林徽因小说《九十九度中》的评论，成为李健吾式文学批评的一个代表文本，并选入多种有关林徽因的书籍。
　　
　　　　抗战八年，林徽因避居西南后方，李健吾则蛰居沦陷的上海，虽音讯阻隔，但阻隔不了李健吾对女作家的惦念。当误传林徽因已经病故，李健吾在《咀华记余·无题》中表达了对林徽因和其他三位女作家的这种情感。他说：“在现代中国妇女里面，有四个人曾经以她们的作品令我心折。我不想把她们看作流行的‘女作家’，因为侮辱她们，等于伤害我的敬意。好象四种风，从四个方向吹来，她们从不同的社会角落出来，传统不同，环境个别，因而反应和影响也就不能属于一致，有时候也许完全相反。一位是从旧礼教冲中来的丁玲，绮丽的命运挽着她的热情永远在向前跑；一位是温文尔雅的凌叔华，像传教士一样宝爱她的女儿，像传教士一样说故事给女儿听；一位是时时刻刻被才情出卖的林徽因，好象一切有历史性的多才多艺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热情打入冷宫；最后一位最可怜，好象一个嫩芽，有希望长成一棵大树，但是虫咬了根，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我说的是已经证实死了的萧红。”“但是，我前面举出的四位作家，死的死（据说林徽因和萧红一样，死于肺痨），活的活。都在最初就有一种力量从自我提出一种真挚的，然而广大的品德，在她们最早的作品就把特殊的新颖的喜悦带给我们。她们努力朝客观的道路走，她们把个别的希望摆在各自的方向。我不想在这里仔细分析她们四位，因为她们每位全值得我奉献一篇专论。最像一个典雅的中国人的是凌叔华，然而最伟大的却是丁玲，萧红的前途应当没有穷尽，林徽因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
　　
　　　　大概是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李健吾确切地得知林徽因尚在人世，喜出望外，立即又专为林徽因写了一篇《林徽因》，收入多人合集《作家笔会》（沪上“春秋文库”的一种）。这篇文章几乎不为世人所知，连编集关于林徽因文字相当齐全的《窗子内外忆徽因》也未编录。好在《林徽因》一文不长，此予全文抄录（原书似有字、词脱漏，但不便臆测妄加）：
　　
　　　　足足有一个春天，我逢人就打听林徽因女士的消息。人家说她害肺病，死在重庆一家小旅馆，境况似乎很坏。我甚至于问到陌生人。人家笑我糊涂。最后，天仿佛有意安慰我这个远人，朋友忽然来信，说到她的近况，原来她生病是真的，去世却是误传了。一颗沉重的爱心算落下了一半。
　　
　　　　为什么我这样关切，因为我敬重她的才华，希望天假以年，能够让她为中国文艺有所效力。在中国现存的知名女作家里面，丁玲以她的热和力的深厚的生命折倒了我，凌叔华的淡远的风格给我以平静，萧红的《生死场》的文字像野花野草一样鲜丽，直到最近，杨绛以她灵慧的文静的观察为我带来更高的希望。作品没有她们丰盈，才华的显示不是任何男女所可企及，然而命运似乎一直在和她的倔强的心性为难。
　　
　　　　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我记起她亲口讲起的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察庙宇回到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她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的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当着她的谈锋，人人低头。叶公超在酒席上忽然沉默了，梁宗岱一进屋子就闭拢了嘴，因为他们发见这位多才多艺的夫人在座。杨金甫（《玉君》的作者）笑了，说：“公超，你怎么尽吃菜？”公超放下筷子，指了指口如悬河的徽因。一位客人笑道：“公超，假如徽因不在，就只听见你说话了。”公超提出抗议，“不对，还有宗岱”。
　　
　　　　现在，到什么场合寻找她的音容？她和丈夫，抛弃闲适的客厅生活，最先去了昆明。这一对身体残弱的学者（中国唯一的古建筑学家，“金小玉”的范永立就借用他的职业。）艺人，有的是饱满的精神。我最初听到他们的信息，是有人看见林徽因在昆明的街头提了瓶子打油买醋。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其后，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拒绝了，理由是应当留在祖国吃次苦。他们享受惯了荣华富贵，如今真就那样勇敢，接受上天派给祖国的这份苦难的命运？林徽因在她大勇若愚的忧患中，贫病中，倔强中，没有写出类似下面的一美好的词句：
　　
　　　　心此刻同沙漠一样平，
　　
　　　　思想像孤独的一个阿拉伯人？
　　
　　　　这是一篇十分真实、传神的人物素描。近年来记述、描写林徽因的作品很多，但或浮光掠影、有形无神，泛泛的才和貌而已；或无中生有、面目全非，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中的林徽因去历史人物之远尤给观众很大负面影响。唯林徽因生前挚友费慰梅（W ilm a Fa ib ank）所著《梁思成与林徽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呈现了一个可信的历史人物，不过它化了十几万言的篇幅，而李健吾只用了千余字。赤热、口快、性直、好强，这一组词不足十个字，却简炼、准确勾勒出了林徽因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特征往往被许多文章忽略。李健吾说热情是林徽因生活的支柱，实在属知己之言。“最先去了昆明”一句今天读来似乎寻常，但在文章发表的当时，抗战刚刚结束，读者不难掂出其斤两。“七七”事变之初，北平文化人，包括清华园的教授们，想留在沦陷区苟且者不乏其人（参见徐葆耕文《清华园沦陷前夕的教授们》）。最终大多数陆续奔向后方，却还是有一些人留了下来，且不论个别附逆当了汉奸。林徽因是最先一批走的，毫无犹豫，拖着重病之躯，扶老携幼上路，舍弃了舒适生活和贵重家产，以及她看得比家产更重的学术资料。为此李健吾非常敬重这位女作家，然而他并不像一些文章那样，把林徽因说
　　
　　　　成人人怜爱的大众宠儿。如李健吾说，林徽因有她的孤独、寂寞、忧郁。李健吾甚至直言，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我听吴荔明女士说过，确实林徽因和亲戚里众多女性相处不谐，只与吴女士母亲梁思庄没有芥蒂。林徽因在女性中不合群的事实，李健吾以林徽因“高傲”解释个中原因，怕未必契中症结，我看更可能由林徽因的率真性情所致。林徽因绝顶聪明，过从皆知识界精英，如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逻辑学家金岳霖、物理学家周培源，无不是他们各自学术领域里的泰斗人物，就不必说胡适、沈从文、叶公超、朱光潜……毋庸讳言，女性鲜有此辈，才情多远远逊于林徽因。她们既不能和林徽因在同一层面对话，林徽因又不知作谦和状和她们敷衍、周旋，那么同性们的误解、生分乃至嫉妒、怨忿，可想而知的了。我们从这里窥见的，或许倒是林徽因脱俗的一面。脱俗在女性来说多么难得，可惜，连相知匪浅的李健吾都未能理解女作家这一点，无怪乎林徽因要感到孤独、寂寞、忧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