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July月
420:12:34
爱国军阀 酷：彭德怀（不知他是不是学苏军将领，理个暴酷的光头）、贺龙（标志性小胡子）
帅：陈毅、叶剑英
英俊：林彪
丑：聂荣臻（最丑）、罗容桓、徐向前（是年轻的时候丑）
憨：朱德
帅：陈毅、叶剑英
英俊：林彪
丑：聂荣臻（最丑）、罗容桓、徐向前（是年轻的时候丑）
憨：朱德
2002年May月
2118:5:21
建议 聂建军：你好，辛苦了！
你的心情和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但是，你不能着急。
历史相册里的单个的相片，一张比一张效果好，比如，徐帅和叶帅的那张相片，徐帅与朱德、贺龙、叶剑英的那幅也不错。
但是“峥嵘岁月，光辉一生”组照，显的杂乱，效果也很不好。我个人的意见，撤掉它们。建军，慢慢来，别急。组图扫描进去杂乱、效果也不好。
建军，我的看法，我们要做就做的它好好的，做的精细点，这样才能对得起徐帅。
建军，你不会孤独，有我们这些网友在，我们支持你！
你的心情和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但是，你不能着急。
历史相册里的单个的相片，一张比一张效果好，比如，徐帅和叶帅的那张相片，徐帅与朱德、贺龙、叶剑英的那幅也不错。
但是“峥嵘岁月，光辉一生”组照，显的杂乱，效果也很不好。我个人的意见，撤掉它们。建军，慢慢来，别急。组图扫描进去杂乱、效果也不好。
建军，我的看法，我们要做就做的它好好的，做的精细点，这样才能对得起徐帅。
建军，你不会孤独，有我们这些网友在，我们支持你！
2002年May月
2117:8:45
加贴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
徐向前
作风就是战斗力。一个革命政党，要有好的党风，才能团结群众，实现自己的纲领、路线。同样地，一支革命军队，也必须有好的战斗作风，才能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是在党的领导下从长期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战斗作风好，打仗过得硬，是这支部队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也是它能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而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想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为五个字：很、硬、快、猛、活。
首先是很。
这个“很”字，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贯穿于红四方面军的全部战斗活动中，不论打小仗或大仗，游击战或运动战，进攻或防御，正面突击或迂回包围，分散袭敌、扰敌或集中主力歼敌，内线转战或外线出击，一言以蔽之，部队从上到下，自始至终都有一股很劲：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罢休。
那时，部队作战一不为钱，二不为官，一心一意消灭敌人。指战员不是怕打仗而是盼打仗，巴不得天天有仗打，天天捉俘虏、缴获武器弹药。如果一两个月不和敌人交锋，下面急得像开锅似的，意见一大堆，领导上要做许多思想工作。相反，战斗任务一下达，几乎用不着费唇舌，下面就忙活起来，人人生龙活虎，个个摩拳擦掌，把枪支、子弹、草鞋、干粮袋弄的好好的，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谁都知道战争不是儿戏，而是敌我双方的生死搏斗。打仗，不仅要吃大苦，耐大劳，而且要流血，要死人。战役战斗的准备和进展过程中，连续行军和连续作战，顶酷暑，冒严寒，喝不上水，吃不上饭，几天几夜睡不上觉，是家常便饭。每个战役战斗的胜利，我们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伤亡。然而，部队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了彻底消灭敌人，解放受苦受难的工农大众，什么饥寒呀，苦累呀，危险呀，伤病呀，流血牺牲呀，通通不在话下。“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不消灭敌人，不是英勇的红四方面军！”是广大指战员的响亮的战斗口号。只要枪声一响，指挥员把驳壳枪一举，喊声：“同志们，跟我来！”战士们就奋不顾身，前仆后继，扑向敌人，直至把敌人摧垮和消灭。大家把在战场上的英勇牺牲叫做“革命到底”，认为这是一个红军指战员的神圣归宿，因而也是最大的光荣。
部队有了这么股狠劲，从而形成了近战歼敌的优良传统。当时，敌众我寡，敌优我劣，敌强我弱。不仅战略上如此，且战役战斗也往往如此。每次敌人“会剿”、“围剿”的兵力，均数倍、十数倍于我。敌人有飞机、大炮自动火机器和充足的弹药，我们没有。我们只有步枪、擗把子、大刀和马尾手留弹；从敌人手里缴来些迫击炮和轻重机枪，但缺乏弹药，坏了又无法修理。在这种情况下，我军靠什么战胜敌人呢？主要是靠士气，靠勇敢，靠有股非要消灭敌人不可的狠劲，靠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手留弹开花。这就是近战。或攻或防，或迂回或突击，不接近敌人不打，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单等几十米以内再打。一锤子打下去，敌人倒下去一大片，惊慌失措，锐气顿挫。这样才能有效发挥优势，减杀敌人的优势，迅速克敌制胜。红四方面军历次战役战斗的胜利，充分证明了近战手段的强大威力。我们的火力火器不行，远远落后于敌人，如果不实行近战歼灭敌，所谓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便是空谈。而要近战歼敌，杀出部队的威风来，关键在于一个“很”字。两军对垒势不两立，你死我活必须很字当头，力争多多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是保存自己的最基本的手段。“宋襄之仁”和“菩萨心肠”乃自取灭亡之道，为我军所鄙弃。只有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我们才施以“仁政”，宽大处理。
很得战斗作风，建立在红军指战员高度阶级觉悟的基础之上。没有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敌人的无比憎恨，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打仗是狠不起来的。在这里，经常的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起着主导作用，它是培养这种战斗作风的基础一环。
第二是硬。
部队作战，不但要很，而且要硬。程咬金的三斧头很是很，但砍完就“撒气马”。没有后劲，过不得硬，是不行的。尤其在战役战斗的严重、惨烈、危急时刻，部队一定要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真正拿得出，挺的住，过得硬。这股硬劲，有时能起到反败为胜，化险为夷，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红四方面军历经许多艰险危难的严峻考验，树立了过硬的战斗作风。
我们的胜利，确确实实来之不易。一部红四方面军的壮大历史，就是不断同敌人打硬仗、恶战，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历史。那个时候，我们叫做“硬着头皮打”。
事实证明，我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作战，虽然主要采取“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但打的却多是硬仗、恶战，轻而易举取胜的战例是不大多见的。这是因为：（一）根据地范围有限，又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敌人的“会剿”、“围剿”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时间久；投入的精锐部队也一次比一次众多。红军回旋余地不大，要想完全避免同强敌、众敌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敌我力量的悬殊，使红军的劣势地位短期之内无法改变，因而即便是敌人的弱军（与其强军相对而言）同我们作战，也往往有恃无恐，其嚣张气焰和拼死决斗的程度，相当可观。国民党正规军如此，杂牌军如此，反动民团也如此。同我作战的敌军，几乎没有成建制倒挂戈的事件发生；我拔掉某些根据地边缘地带的反动民团寨子，也不容易，原因就在这里。（三）虽然各路敌军“围剿”根据地时，互存戒备心，各保实力，给我以可乘之隙，但在对付红军这一点上，他们毕竟有共同的厉害关系。我捡某一点或某一路的弱敌去打，有时会遇到他路敌人迅速来援的情况。我军必须连续作战，进而打破敌人的保卫和夹击。“围点打援”时，援敌来势凶猛，人数众多，要吞掉他们，更是需要花费力气的事。（四）特别在我军反“围剿”失利被迫转战的情况下，敌人疯狂围追堵截，有些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险战斗，避也避不开，非打不可。所以说，我们那时打的许多仗，的确是硬着头皮干的。形势所迫，斗争需要，不这样干怎么行呢！如果部队只想捡省劲的打，一见到硬敌、众敌就望而生畏，远走高飞，不抓住战机，尽一切可能去夺取胜利，那就势必走向消极备战和逃跑主义。要打破“围剿”和壮大红军是不可能的，想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每个战役战斗无不是敌我双方的拼力竞赛。谁胜谁负，除了主观指导正确与否、战术运用正确与否等条件外，部队能不能在节骨眼上过得硬，熬得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敌众我寡或敌我力量大体均衡的条件下进行战役战斗，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关系双方主动地位的一个口子的突破，一个制高点的夺取，一个防御阵地的坚持守，要经过反复多次的剧烈而残酷的冲杀和拼搏。这是叫劲的时刻。谁能咬紧牙关，压倒对方，谁就会取得先机之利，推动战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另一种情形是，由于战场形势千变万化、敌我力量悬殊或我方出现某种失误等原因，部队突然面临攸关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例如，黄安战役“围点打援”时，我嶂山阵地被敌突进，危及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安全，使战局面临逆转的极大危险；漫川关战斗中，我军遭敌包围在深山峡谷地带，险遭全军覆灭的命运。在这千钧一发的危及时刻，部队顶得住，冲得出，结果转危为安；否则，将不堪设想。再一种情形则是敌我双方旗鼓相当，鏖战到筋疲力尽的地步，看来已无战胜对方的希望。然而，这也正是需要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坚持下来的就容易取胜，反之，则功亏一篑，甚至招致完全失败的结局。我们当时强调部队在鏖战的最后关头，一定要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毅力，以便把敌人熬垮，趁势歼灭之。假如失去这种机会，等他们缓过劲来在打，你想消灭它，谈何容易！这些情形说明，过硬的战斗作风，对于我军来说，并非可有可无，而是绝不可少。
培养部队的过硬作风，关键在干部。我常说，只有不能打仗的官，没有不能打仗的兵。兵是干部带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干部就有什么样的兵。假如干部惯于打滑头仗，他能带出部队的过硬作风来，才是见鬼的事呢！
我刚到卾豫边带兵打仗时，敌人的机器强嘟嘟嘟嘟一响，不少同志赶紧爬在地上，动都不敢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样站在那里指挥战斗，子弹嗖嗖从身边穿过，我不予理睬。搞上几次部队就不怕机枪了。杨平口战斗，是卾豫皖红军第一次打大仗——红一师的千把人伏击川军的一个团。能不能把敌人吃掉是个未知数，大家没有把握。战斗打响后，我和政委李荣桂、参谋长刘英，提着驳壳枪带头冲锋，哪里吃紧到哪里去。这一仗，将敌人全歼灭，对指战员鼓舞甚大。再打类似的歼灭战，部队就有了信心和办法。红一军、红四军时期，象许继慎、周维炯、蔡申熙、刘英等同志，都是敢于和善于打硬仗的干部，对形成部队的过硬的战斗作风，起了重大的作用。
当然，不顾需要与可能、不讲战术的死打硬拼，是主观主义、盲动主义、拼命主义在战争问题上的表现，必须给予坚决反对。
第三是快。
“兵贵神速”。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无不重视时间对于军队和战争的意义。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我军，更是这样。我们在战争实践中练就了“走”和“打”的两套本领，凭着它去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两套本领的施展，都离不开一个“快”字。
毛泽东在总结红军作战经验时，曾对运动战作过通俗的解释：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条是打，一条是走。走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做打的文章。
敌人的“会剿”、“围剿”来了，四面围攻，分进合击败，张牙舞爪，凶得很。我们打不赢他们，首先就得走。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同敌人“捉谜藏”。那时候部队行装简单，每人都是有副铁脚板，地理条件熟悉，又有群众掩护。命令一下，干粮带一背，一天一夜走上一二百里地，不成问题。敌人当然不如我们，走走停停，拖泥带水，所以尽管他们处于主动进攻地位，兵力、装备占绝对优势，但因丧失了时间，达不到围歼主力红军的目的。结果其主动和优势便至少减杀了一半。我军赢得了时间，飘忽自如，拖着敌人转来转去，直到把他们拖到疲惫不堪的程度，进行反攻，聚而歼之。由此可见，红军的走对于打破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改变自己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关系是何等的重大。我们愈是走的主动，走的隐蔽，走的神速，便愈能达到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歼敌致胜的目的。这类情形，明显见之于粉碎罗李、卾豫、徐夏三次“会剿”和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反第四次“围剿”失利后，我军被迫长途转战，争取时间的意义尤为突出。前有敌堵，后有敌追，我们边打边走，边走边打，分秒必争，和敌人比速度抢时间。敌人走大路，我们翻山越岭走小路，慢一点就有被敌人包围、消灭的危险。当时，我们真是拼上命去和敌人竞赛，所以才终于甩掉了敌人，取得了在川北立脚建立根据地的时机。可以说，我军西征转战的胜利，一不靠天，二不靠地，靠的是双行如疾风的飞毛腿、铁脚板。
我军的打，更离不开快的特长。
速战速决，是运动战的基本要求，也是红四方面军对敌作战中坚持的重要原则。从游击战阶段到运动战阶段，从小规模的战斗到大规模的战役，从内线防御到外线进攻，概莫能外。这是因为持久对我们不利，各种条件不允许我们在战役战斗中和敌人长期对垒，持久消耗。对付敌人，我军一般在周密计划、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兵力，出敌不意，突然进击，争取几个小时或一两天内干净利落的解决战斗。如杨平口战斗、东西香火岭战斗、双桥战斗、英上战斗等，皆是如此。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如潢光战役歼灭敌八个团，仅用了五天时间，同样是速战速决。只有黄安战役、苏家埠战役费时最久，各四十余天。这两个战役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围点打援”，故不同于一般的速决战。对点上的敌人采取持久围困的办法，而对来援之敌，则抓紧时间，趁其立足未稳，速战速决，予以消灭。苏家埠战役歼灭援敌两万多人，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围点打援”，是一种战役的局部持久同战役的全局速决相结合的打法，仍属速决战的范畴。
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要求我军每战必须果决神速，雷厉风行，以快制敌：集结兵力要快，开进战场要快，兵力展开要快，抢占有利地形要快，扫清外围据点要快，断敌退路要快，突破缺口要快，分割穿插要快，扩张战果要快，追歼逃敌要快。总之，尽一切可能保持战役战斗的突然性，从而夺取各个环节上的先机之利，达到迅速全歼敌人的目的。事实证明，这是我军以劣敌优、以寡击众的有效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时间也就是兵力。几十分钟和几个小时的争取，有时比几营几团的兵力都顶用；反之，几十分钟和几个小时的丧失，用几营几团的兵力也无法补救。商潢战役中，我军获悉大量援敌出动的情报后，当机立断，连夜冒雪急行军，抵杜傅店地区筑好工事，严阵以待。我们兵力虽少，但争取了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因而争取了打援的主动地位（战场选择、兵力部署、构筑阵地、精神准备等），一举将数万敌人打的溃不成军。枣阳新集之战，我军丧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乌头观制高点被敌人抢占，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也未能扭转被动的战局，最后不得不突围而走。战争中的得失胜负，取决于军队行动快慢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
夜战是红四方面军歼敌致胜的重要法宝之一。为什么要搞夜战？就是为了以快制敌，速战速决。夜间敌人龟缩驻地，耳目不灵，便于我集中兵力，神速行动，秘密接近敌人；夜间敌人往往疏于戒备，高枕而眠，便于我出敌不意，奇袭突破；夜间敌人视野有限，优势火器火力难以发扬，便于我发挥近战特长，迅速解决战斗；夜间敌人不易弄清红军的兵力，枪声一响，草木皆兵，也便于我收到以少胜多之效。红四方面军打的不少快速歼灭战的胜仗，都是采取夜战手段奏效的。我们进行夜战，一般说来，多是远距离的奔袭、奇袭，上半夜急行军，下半夜发起攻击。行动神速，正是保证夜袭成功的前提条件。
战时的快速作风，靠严格要求，点滴抓起，平素养成。我们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训练、行军宿营、执行命令、完成任务等活动，树立指战员的坚强时间观念和令行禁止的紧张作风，反对稀稀啦啦，慢慢腾腾，马马虎虎，军队不象个军队的样子。习惯成自然。部队平时养成快的作风，战时就能发挥作用。
第四是猛。
进若锋矢、战若雷霆的勇敢作风，也是红四方面军的特点之一。
部队的勇猛作风，首先是威慑敌人的强大精神威力。战争双方不仅是敌我双方物质力量的较量，同时又是精神力量的较量。物质的因素固然重要，固然必不可少，而精神的因素一定意义上来说，却更重要，更必不可少。“两军相遇勇者胜”。战争实践告诉我们这是真理。一支军心涣散、萎靡不振、缺乏战斗勇气的军队，装备再好，人数再多，也不堪一击。我军当时装备差，人数少，然而却迭摧强敌，屡战屡胜。道理就在于红军指战员是大无畏的勇者，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视死如归，首先是精神上压倒敌人。部队打起仗来，眼睛都红了，人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高喊着“杀”声，猛虎般的扑向敌人。前面的同志倒下，后面的同志继续上；一次冲锋不成功，两次、三次、四次------敌人往往被这种先声夺取人的勇猛气势吓破胆，仓慌无主，不战自乱，以致完全失去抵抗的勇气和能力。有时我们一个战士、一个班、一个排，能俘虏获数倍于自己的敌人，缴获一大堆武器弹药，原因就在这里。
部队的勇猛作风，又是战役战斗中的强大突击力、摧毁力。进攻时猛打猛冲，排山倒海；防御时以十当百，众志成城；迂回分割时，猛进猛插，宛如行蛇利刃；追歼灭逃敌时猛打猛追，摧枯拉朽一般。那时一口气追下去，就是三五十里，有的跑的吐血。孙子兵法里所谓“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就是指的这种力量。懂得这种力量的重要性并不难，做起来却不容易。突破口选择不当，碰到根本就啃不动的“硬核桃”上，勇猛只能增大自己的伤亡；兵力分散，形不成拳头，勇猛便无从发挥其有效的突击、摧毁作用；疲兵屡战，部队的精力体力消耗过大，勇猛则“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围住敌人便仓促发起攻击，勇猛自然难收速决战、歼灭战之效。所以，要使出部队的勇猛作风在战争中真正发挥其有效力量，归根结底，有赖于各级指挥员的正确组织，正确运用，正确指挥。部队越是勇猛善战，指挥员越应慎重从事，把它确实用到点子上去，以避免无畏的牺牲和消耗。
形成部队的勇猛作风，首先靠强有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要使部队具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胜利信心，保持高度的士气，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一往无前，打击敌人。其次是干部和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那时一仗打下来，基层干部和党员的伤亡比例占的相当大，因为他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新兵初上战场，难免有怯战心理，但有了干部和党员的带动，打上几仗，会很快成长，变成勇猛无敌的战士。再次部队的及时休整也极为重要。须充分利用战役战斗的间隙时间，休整队伍，恢复体力，养精蓄锐，以利再战。第四次反“围剿”前，我军几月内连续作战，疲惫已极，但张国焘无视休整的必要性，坚持所谓不停顿的进攻，是很不应该。又叫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办不到。
第五是活。
活，即灵活机动性。他是指战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在战争中的充分发挥，是人的主观能力适应战场条件及其变化的表现，因而也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一环。红四方面军的很、硬、快、猛，是同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我军的灵活机动性，主要表现为：充分利用客观形势的有利因素及各路敌军之间的矛盾，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出敌不意，各个击破；兵力使用从实际出发，或集中击敌，或分散扰敌，兵力集中时注意发挥各部队的优势和特长，分散作战时不忘全局的任务和要求；根据不同的作战阶段、作战对象、作战条件去规定任务，部署兵力，灵活运用战术，变换战术，机动歼敌，不拘泥于机械死板的条条和框框；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和士兵在战场上的主观能动作用，灵活机动，协同配合，巧妙制敌；等等。
这些东西的形成，并非偶然。
我们的部队是打游击起家的。灵活机动作战的特点，早在游击战争阶段，即已产生和具备。当时提出的“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等战术原则，就明显反映了这一点。游击队经常分散作战，因时因地制宜，用各种方式去迷惑、诱击和袭扰敌人，掌握了一套声东击西、飘忽制敌、会打、会跑、会藏的本领。特务队更是神通广大，经常钻到白色据点里，把土豪劣绅收拾掉，带上没收的钱财、武器，平平安安地转回来。部队后来扩展了，仗打的更多更大了，发展到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阶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排斥或否定过去灵活作战的特点，只不过是在新的条件下使之更加充实完备，以适应更高的作战要求罢了。部队的领导骨干，也不外乎是那批经过游击战争的老同志。他们带出来的干部战士，继承和发展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是顺理成章的事，一点也不奇怪。
古往今来，不论进行何种战争，交战双方都要求各自的军队灵活作战，机动制敌。如果参战一方死滞呆板，作茧自缚，则势必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下文就是失败。灵活机动的必要性，不但是由交战双方为取得胜利，均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手段去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所致，同时也为千变万化、扑朔迷离的战场形势所使然。我军以若敌强，打的是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我们进行每个战役战斗，拼火力拼不过敌人，耗时间、耗物资也耗不过敌人。要争取主动和优势地位，达到速决歼敌的目的，除了情报准确、决心果断、士气高昂、运动神速、近战夜战、群众支援等条件外，最重要的便是如何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指战员的能动作用，因时因地因敌而灵活机动作战的问题。因而，灵活机动性，既是战争规律的一般要求，又是我军劣势地位的特别需要。离开了它，部队便无法发展壮大，担负起胜利进行革命战争的伟大斗争任务。
我们的军队是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战争中的高度灵活机动性，又是人民军队的本质所决定的。毛泽东同志说：“灵活性就是具体表现主动性的东西。”这种表现人的主动性的东西，只有在人民军队进行的革命战争中，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集中和发挥。战争的正义性，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广大指战员为为人民利益而战的革命热忱，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官兵之间的平等关系，各部队之间的密切配合，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革命纪律，等等因素，为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形成我军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因而，高度的灵活机动性，也是人民军队必然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一切反动的军队都望尘莫及，难以匹比。
红四方面军在这段历史时期形成的战斗作风，大体就是这些东西，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卾豫皖革命根据地群众斗争实践的产物，是广大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宝贵结晶。历史证明，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不仅对完成建军作战任务，起到了有效的作用，而且在后来的战争岁月里进一步发扬光大，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也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徐向前
作风就是战斗力。一个革命政党，要有好的党风，才能团结群众，实现自己的纲领、路线。同样地，一支革命军队，也必须有好的战斗作风，才能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是在党的领导下从长期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战斗作风好，打仗过得硬，是这支部队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也是它能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而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想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为五个字：很、硬、快、猛、活。
首先是很。
这个“很”字，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贯穿于红四方面军的全部战斗活动中，不论打小仗或大仗，游击战或运动战，进攻或防御，正面突击或迂回包围，分散袭敌、扰敌或集中主力歼敌，内线转战或外线出击，一言以蔽之，部队从上到下，自始至终都有一股很劲：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罢休。
那时，部队作战一不为钱，二不为官，一心一意消灭敌人。指战员不是怕打仗而是盼打仗，巴不得天天有仗打，天天捉俘虏、缴获武器弹药。如果一两个月不和敌人交锋，下面急得像开锅似的，意见一大堆，领导上要做许多思想工作。相反，战斗任务一下达，几乎用不着费唇舌，下面就忙活起来，人人生龙活虎，个个摩拳擦掌，把枪支、子弹、草鞋、干粮袋弄的好好的，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谁都知道战争不是儿戏，而是敌我双方的生死搏斗。打仗，不仅要吃大苦，耐大劳，而且要流血，要死人。战役战斗的准备和进展过程中，连续行军和连续作战，顶酷暑，冒严寒，喝不上水，吃不上饭，几天几夜睡不上觉，是家常便饭。每个战役战斗的胜利，我们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伤亡。然而，部队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了彻底消灭敌人，解放受苦受难的工农大众，什么饥寒呀，苦累呀，危险呀，伤病呀，流血牺牲呀，通通不在话下。“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不消灭敌人，不是英勇的红四方面军！”是广大指战员的响亮的战斗口号。只要枪声一响，指挥员把驳壳枪一举，喊声：“同志们，跟我来！”战士们就奋不顾身，前仆后继，扑向敌人，直至把敌人摧垮和消灭。大家把在战场上的英勇牺牲叫做“革命到底”，认为这是一个红军指战员的神圣归宿，因而也是最大的光荣。
部队有了这么股狠劲，从而形成了近战歼敌的优良传统。当时，敌众我寡，敌优我劣，敌强我弱。不仅战略上如此，且战役战斗也往往如此。每次敌人“会剿”、“围剿”的兵力，均数倍、十数倍于我。敌人有飞机、大炮自动火机器和充足的弹药，我们没有。我们只有步枪、擗把子、大刀和马尾手留弹；从敌人手里缴来些迫击炮和轻重机枪，但缺乏弹药，坏了又无法修理。在这种情况下，我军靠什么战胜敌人呢？主要是靠士气，靠勇敢，靠有股非要消灭敌人不可的狠劲，靠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手留弹开花。这就是近战。或攻或防，或迂回或突击，不接近敌人不打，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单等几十米以内再打。一锤子打下去，敌人倒下去一大片，惊慌失措，锐气顿挫。这样才能有效发挥优势，减杀敌人的优势，迅速克敌制胜。红四方面军历次战役战斗的胜利，充分证明了近战手段的强大威力。我们的火力火器不行，远远落后于敌人，如果不实行近战歼灭敌，所谓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便是空谈。而要近战歼敌，杀出部队的威风来，关键在于一个“很”字。两军对垒势不两立，你死我活必须很字当头，力争多多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是保存自己的最基本的手段。“宋襄之仁”和“菩萨心肠”乃自取灭亡之道，为我军所鄙弃。只有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我们才施以“仁政”，宽大处理。
很得战斗作风，建立在红军指战员高度阶级觉悟的基础之上。没有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敌人的无比憎恨，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打仗是狠不起来的。在这里，经常的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起着主导作用，它是培养这种战斗作风的基础一环。
第二是硬。
部队作战，不但要很，而且要硬。程咬金的三斧头很是很，但砍完就“撒气马”。没有后劲，过不得硬，是不行的。尤其在战役战斗的严重、惨烈、危急时刻，部队一定要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真正拿得出，挺的住，过得硬。这股硬劲，有时能起到反败为胜，化险为夷，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红四方面军历经许多艰险危难的严峻考验，树立了过硬的战斗作风。
我们的胜利，确确实实来之不易。一部红四方面军的壮大历史，就是不断同敌人打硬仗、恶战，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历史。那个时候，我们叫做“硬着头皮打”。
事实证明，我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作战，虽然主要采取“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但打的却多是硬仗、恶战，轻而易举取胜的战例是不大多见的。这是因为：（一）根据地范围有限，又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敌人的“会剿”、“围剿”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时间久；投入的精锐部队也一次比一次众多。红军回旋余地不大，要想完全避免同强敌、众敌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敌我力量的悬殊，使红军的劣势地位短期之内无法改变，因而即便是敌人的弱军（与其强军相对而言）同我们作战，也往往有恃无恐，其嚣张气焰和拼死决斗的程度，相当可观。国民党正规军如此，杂牌军如此，反动民团也如此。同我作战的敌军，几乎没有成建制倒挂戈的事件发生；我拔掉某些根据地边缘地带的反动民团寨子，也不容易，原因就在这里。（三）虽然各路敌军“围剿”根据地时，互存戒备心，各保实力，给我以可乘之隙，但在对付红军这一点上，他们毕竟有共同的厉害关系。我捡某一点或某一路的弱敌去打，有时会遇到他路敌人迅速来援的情况。我军必须连续作战，进而打破敌人的保卫和夹击。“围点打援”时，援敌来势凶猛，人数众多，要吞掉他们，更是需要花费力气的事。（四）特别在我军反“围剿”失利被迫转战的情况下，敌人疯狂围追堵截，有些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险战斗，避也避不开，非打不可。所以说，我们那时打的许多仗，的确是硬着头皮干的。形势所迫，斗争需要，不这样干怎么行呢！如果部队只想捡省劲的打，一见到硬敌、众敌就望而生畏，远走高飞，不抓住战机，尽一切可能去夺取胜利，那就势必走向消极备战和逃跑主义。要打破“围剿”和壮大红军是不可能的，想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每个战役战斗无不是敌我双方的拼力竞赛。谁胜谁负，除了主观指导正确与否、战术运用正确与否等条件外，部队能不能在节骨眼上过得硬，熬得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敌众我寡或敌我力量大体均衡的条件下进行战役战斗，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关系双方主动地位的一个口子的突破，一个制高点的夺取，一个防御阵地的坚持守，要经过反复多次的剧烈而残酷的冲杀和拼搏。这是叫劲的时刻。谁能咬紧牙关，压倒对方，谁就会取得先机之利，推动战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另一种情形是，由于战场形势千变万化、敌我力量悬殊或我方出现某种失误等原因，部队突然面临攸关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例如，黄安战役“围点打援”时，我嶂山阵地被敌突进，危及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安全，使战局面临逆转的极大危险；漫川关战斗中，我军遭敌包围在深山峡谷地带，险遭全军覆灭的命运。在这千钧一发的危及时刻，部队顶得住，冲得出，结果转危为安；否则，将不堪设想。再一种情形则是敌我双方旗鼓相当，鏖战到筋疲力尽的地步，看来已无战胜对方的希望。然而，这也正是需要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坚持下来的就容易取胜，反之，则功亏一篑，甚至招致完全失败的结局。我们当时强调部队在鏖战的最后关头，一定要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毅力，以便把敌人熬垮，趁势歼灭之。假如失去这种机会，等他们缓过劲来在打，你想消灭它，谈何容易！这些情形说明，过硬的战斗作风，对于我军来说，并非可有可无，而是绝不可少。
培养部队的过硬作风，关键在干部。我常说，只有不能打仗的官，没有不能打仗的兵。兵是干部带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干部就有什么样的兵。假如干部惯于打滑头仗，他能带出部队的过硬作风来，才是见鬼的事呢！
我刚到卾豫边带兵打仗时，敌人的机器强嘟嘟嘟嘟一响，不少同志赶紧爬在地上，动都不敢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样站在那里指挥战斗，子弹嗖嗖从身边穿过，我不予理睬。搞上几次部队就不怕机枪了。杨平口战斗，是卾豫皖红军第一次打大仗——红一师的千把人伏击川军的一个团。能不能把敌人吃掉是个未知数，大家没有把握。战斗打响后，我和政委李荣桂、参谋长刘英，提着驳壳枪带头冲锋，哪里吃紧到哪里去。这一仗，将敌人全歼灭，对指战员鼓舞甚大。再打类似的歼灭战，部队就有了信心和办法。红一军、红四军时期，象许继慎、周维炯、蔡申熙、刘英等同志，都是敢于和善于打硬仗的干部，对形成部队的过硬的战斗作风，起了重大的作用。
当然，不顾需要与可能、不讲战术的死打硬拼，是主观主义、盲动主义、拼命主义在战争问题上的表现，必须给予坚决反对。
第三是快。
“兵贵神速”。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无不重视时间对于军队和战争的意义。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我军，更是这样。我们在战争实践中练就了“走”和“打”的两套本领，凭着它去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两套本领的施展，都离不开一个“快”字。
毛泽东在总结红军作战经验时，曾对运动战作过通俗的解释：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条是打，一条是走。走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做打的文章。
敌人的“会剿”、“围剿”来了，四面围攻，分进合击败，张牙舞爪，凶得很。我们打不赢他们，首先就得走。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同敌人“捉谜藏”。那时候部队行装简单，每人都是有副铁脚板，地理条件熟悉，又有群众掩护。命令一下，干粮带一背，一天一夜走上一二百里地，不成问题。敌人当然不如我们，走走停停，拖泥带水，所以尽管他们处于主动进攻地位，兵力、装备占绝对优势，但因丧失了时间，达不到围歼主力红军的目的。结果其主动和优势便至少减杀了一半。我军赢得了时间，飘忽自如，拖着敌人转来转去，直到把他们拖到疲惫不堪的程度，进行反攻，聚而歼之。由此可见，红军的走对于打破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改变自己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关系是何等的重大。我们愈是走的主动，走的隐蔽，走的神速，便愈能达到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歼敌致胜的目的。这类情形，明显见之于粉碎罗李、卾豫、徐夏三次“会剿”和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反第四次“围剿”失利后，我军被迫长途转战，争取时间的意义尤为突出。前有敌堵，后有敌追，我们边打边走，边走边打，分秒必争，和敌人比速度抢时间。敌人走大路，我们翻山越岭走小路，慢一点就有被敌人包围、消灭的危险。当时，我们真是拼上命去和敌人竞赛，所以才终于甩掉了敌人，取得了在川北立脚建立根据地的时机。可以说，我军西征转战的胜利，一不靠天，二不靠地，靠的是双行如疾风的飞毛腿、铁脚板。
我军的打，更离不开快的特长。
速战速决，是运动战的基本要求，也是红四方面军对敌作战中坚持的重要原则。从游击战阶段到运动战阶段，从小规模的战斗到大规模的战役，从内线防御到外线进攻，概莫能外。这是因为持久对我们不利，各种条件不允许我们在战役战斗中和敌人长期对垒，持久消耗。对付敌人，我军一般在周密计划、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兵力，出敌不意，突然进击，争取几个小时或一两天内干净利落的解决战斗。如杨平口战斗、东西香火岭战斗、双桥战斗、英上战斗等，皆是如此。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如潢光战役歼灭敌八个团，仅用了五天时间，同样是速战速决。只有黄安战役、苏家埠战役费时最久，各四十余天。这两个战役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围点打援”，故不同于一般的速决战。对点上的敌人采取持久围困的办法，而对来援之敌，则抓紧时间，趁其立足未稳，速战速决，予以消灭。苏家埠战役歼灭援敌两万多人，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围点打援”，是一种战役的局部持久同战役的全局速决相结合的打法，仍属速决战的范畴。
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要求我军每战必须果决神速，雷厉风行，以快制敌：集结兵力要快，开进战场要快，兵力展开要快，抢占有利地形要快，扫清外围据点要快，断敌退路要快，突破缺口要快，分割穿插要快，扩张战果要快，追歼逃敌要快。总之，尽一切可能保持战役战斗的突然性，从而夺取各个环节上的先机之利，达到迅速全歼敌人的目的。事实证明，这是我军以劣敌优、以寡击众的有效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时间也就是兵力。几十分钟和几个小时的争取，有时比几营几团的兵力都顶用；反之，几十分钟和几个小时的丧失，用几营几团的兵力也无法补救。商潢战役中，我军获悉大量援敌出动的情报后，当机立断，连夜冒雪急行军，抵杜傅店地区筑好工事，严阵以待。我们兵力虽少，但争取了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因而争取了打援的主动地位（战场选择、兵力部署、构筑阵地、精神准备等），一举将数万敌人打的溃不成军。枣阳新集之战，我军丧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乌头观制高点被敌人抢占，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也未能扭转被动的战局，最后不得不突围而走。战争中的得失胜负，取决于军队行动快慢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
夜战是红四方面军歼敌致胜的重要法宝之一。为什么要搞夜战？就是为了以快制敌，速战速决。夜间敌人龟缩驻地，耳目不灵，便于我集中兵力，神速行动，秘密接近敌人；夜间敌人往往疏于戒备，高枕而眠，便于我出敌不意，奇袭突破；夜间敌人视野有限，优势火器火力难以发扬，便于我发挥近战特长，迅速解决战斗；夜间敌人不易弄清红军的兵力，枪声一响，草木皆兵，也便于我收到以少胜多之效。红四方面军打的不少快速歼灭战的胜仗，都是采取夜战手段奏效的。我们进行夜战，一般说来，多是远距离的奔袭、奇袭，上半夜急行军，下半夜发起攻击。行动神速，正是保证夜袭成功的前提条件。
战时的快速作风，靠严格要求，点滴抓起，平素养成。我们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训练、行军宿营、执行命令、完成任务等活动，树立指战员的坚强时间观念和令行禁止的紧张作风，反对稀稀啦啦，慢慢腾腾，马马虎虎，军队不象个军队的样子。习惯成自然。部队平时养成快的作风，战时就能发挥作用。
第四是猛。
进若锋矢、战若雷霆的勇敢作风，也是红四方面军的特点之一。
部队的勇猛作风，首先是威慑敌人的强大精神威力。战争双方不仅是敌我双方物质力量的较量，同时又是精神力量的较量。物质的因素固然重要，固然必不可少，而精神的因素一定意义上来说，却更重要，更必不可少。“两军相遇勇者胜”。战争实践告诉我们这是真理。一支军心涣散、萎靡不振、缺乏战斗勇气的军队，装备再好，人数再多，也不堪一击。我军当时装备差，人数少，然而却迭摧强敌，屡战屡胜。道理就在于红军指战员是大无畏的勇者，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视死如归，首先是精神上压倒敌人。部队打起仗来，眼睛都红了，人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高喊着“杀”声，猛虎般的扑向敌人。前面的同志倒下，后面的同志继续上；一次冲锋不成功，两次、三次、四次------敌人往往被这种先声夺取人的勇猛气势吓破胆，仓慌无主，不战自乱，以致完全失去抵抗的勇气和能力。有时我们一个战士、一个班、一个排，能俘虏获数倍于自己的敌人，缴获一大堆武器弹药，原因就在这里。
部队的勇猛作风，又是战役战斗中的强大突击力、摧毁力。进攻时猛打猛冲，排山倒海；防御时以十当百，众志成城；迂回分割时，猛进猛插，宛如行蛇利刃；追歼灭逃敌时猛打猛追，摧枯拉朽一般。那时一口气追下去，就是三五十里，有的跑的吐血。孙子兵法里所谓“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就是指的这种力量。懂得这种力量的重要性并不难，做起来却不容易。突破口选择不当，碰到根本就啃不动的“硬核桃”上，勇猛只能增大自己的伤亡；兵力分散，形不成拳头，勇猛便无从发挥其有效的突击、摧毁作用；疲兵屡战，部队的精力体力消耗过大，勇猛则“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围住敌人便仓促发起攻击，勇猛自然难收速决战、歼灭战之效。所以，要使出部队的勇猛作风在战争中真正发挥其有效力量，归根结底，有赖于各级指挥员的正确组织，正确运用，正确指挥。部队越是勇猛善战，指挥员越应慎重从事，把它确实用到点子上去，以避免无畏的牺牲和消耗。
形成部队的勇猛作风，首先靠强有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要使部队具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胜利信心，保持高度的士气，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一往无前，打击敌人。其次是干部和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那时一仗打下来，基层干部和党员的伤亡比例占的相当大，因为他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新兵初上战场，难免有怯战心理，但有了干部和党员的带动，打上几仗，会很快成长，变成勇猛无敌的战士。再次部队的及时休整也极为重要。须充分利用战役战斗的间隙时间，休整队伍，恢复体力，养精蓄锐，以利再战。第四次反“围剿”前，我军几月内连续作战，疲惫已极，但张国焘无视休整的必要性，坚持所谓不停顿的进攻，是很不应该。又叫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办不到。
第五是活。
活，即灵活机动性。他是指战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在战争中的充分发挥，是人的主观能力适应战场条件及其变化的表现，因而也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一环。红四方面军的很、硬、快、猛，是同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我军的灵活机动性，主要表现为：充分利用客观形势的有利因素及各路敌军之间的矛盾，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出敌不意，各个击破；兵力使用从实际出发，或集中击敌，或分散扰敌，兵力集中时注意发挥各部队的优势和特长，分散作战时不忘全局的任务和要求；根据不同的作战阶段、作战对象、作战条件去规定任务，部署兵力，灵活运用战术，变换战术，机动歼敌，不拘泥于机械死板的条条和框框；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和士兵在战场上的主观能动作用，灵活机动，协同配合，巧妙制敌；等等。
这些东西的形成，并非偶然。
我们的部队是打游击起家的。灵活机动作战的特点，早在游击战争阶段，即已产生和具备。当时提出的“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等战术原则，就明显反映了这一点。游击队经常分散作战，因时因地制宜，用各种方式去迷惑、诱击和袭扰敌人，掌握了一套声东击西、飘忽制敌、会打、会跑、会藏的本领。特务队更是神通广大，经常钻到白色据点里，把土豪劣绅收拾掉，带上没收的钱财、武器，平平安安地转回来。部队后来扩展了，仗打的更多更大了，发展到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阶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排斥或否定过去灵活作战的特点，只不过是在新的条件下使之更加充实完备，以适应更高的作战要求罢了。部队的领导骨干，也不外乎是那批经过游击战争的老同志。他们带出来的干部战士，继承和发展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是顺理成章的事，一点也不奇怪。
古往今来，不论进行何种战争，交战双方都要求各自的军队灵活作战，机动制敌。如果参战一方死滞呆板，作茧自缚，则势必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下文就是失败。灵活机动的必要性，不但是由交战双方为取得胜利，均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手段去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所致，同时也为千变万化、扑朔迷离的战场形势所使然。我军以若敌强，打的是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我们进行每个战役战斗，拼火力拼不过敌人，耗时间、耗物资也耗不过敌人。要争取主动和优势地位，达到速决歼敌的目的，除了情报准确、决心果断、士气高昂、运动神速、近战夜战、群众支援等条件外，最重要的便是如何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指战员的能动作用，因时因地因敌而灵活机动作战的问题。因而，灵活机动性，既是战争规律的一般要求，又是我军劣势地位的特别需要。离开了它，部队便无法发展壮大，担负起胜利进行革命战争的伟大斗争任务。
我们的军队是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战争中的高度灵活机动性，又是人民军队的本质所决定的。毛泽东同志说：“灵活性就是具体表现主动性的东西。”这种表现人的主动性的东西，只有在人民军队进行的革命战争中，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集中和发挥。战争的正义性，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广大指战员为为人民利益而战的革命热忱，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官兵之间的平等关系，各部队之间的密切配合，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革命纪律，等等因素，为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形成我军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因而，高度的灵活机动性，也是人民军队必然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一切反动的军队都望尘莫及，难以匹比。
红四方面军在这段历史时期形成的战斗作风，大体就是这些东西，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卾豫皖革命根据地群众斗争实践的产物，是广大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宝贵结晶。历史证明，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不仅对完成建军作战任务，起到了有效的作用，而且在后来的战争岁月里进一步发扬光大，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也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2002年May月
219:47:18
jhealth 1990年8月5日，徐向前元帅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对守候在身边的亲属和工作人员说：“我说不了多少话，我要说的是，我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太行山。这就是留给你们的遗言。你们要永远跟党走，贯彻党的路线，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现在党风不正，有些人光说不做。”
这个临终遗言，当时在总部机关和社会上广为流传，震撼了不少人的心灵。
这个临终遗言，当时在总部机关和社会上广为流传，震撼了不少人的心灵。
2002年May月
1822:24:2
聂建军 网友们大家好！刚从*网同*接受徐帅纪念馆的管理，好多的地方还做的不够！但我很开心受到好多网友的关注！在此特向网同和前来纪念徐帅的网友表达我诚挚的谢意！我会做的更好！
2002年May月
1722:43:37
david 徐帅纪念馆的历史相册有相片了！！非常高兴！！！
能不能再多找几张，多多益善！！如果有和张国焘在一起的相片就更好更完美了。徐帅跟张国焘干革命，不丢他的脸面，当时的张国焘不比老毛差。
聂建军辛苦了，但有缺点，就是徐帅的纪念文选的简介太简单太粗糙，版面编辑也不过关，望多多改进。建军如果有可能请你把张万年和迟浩田在徐帅诞辰一百周年的讲话，放进纪念文选，该文章在人物讨论里就有。
能不能再多找几张，多多益善！！如果有和张国焘在一起的相片就更好更完美了。徐帅跟张国焘干革命，不丢他的脸面，当时的张国焘不比老毛差。
聂建军辛苦了，但有缺点，就是徐帅的纪念文选的简介太简单太粗糙，版面编辑也不过关，望多多改进。建军如果有可能请你把张万年和迟浩田在徐帅诞辰一百周年的讲话，放进纪念文选，该文章在人物讨论里就有。
2002年May月
1120:53:10
David 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之死
（河南） 祝辉
白雀园肃反，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军历史上的一场空前浩劫。在这场由张国焘一手制造的政治灾难中，许多卾豫皖苏区的早期领导人、红军创建者以及排以上的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在这场劫难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妻子、卾豫皖苏区著名的妇女干部程训宣也未能幸免。
一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我和程训宣同志是1929年底结婚的。她是黄安人，家住在檀树冈程伍德村，妇女工作干部。我老在前方打仗，她在后方工作，我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1932年反四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很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对我说：‘程训宣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他的命运如何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部队撤离卾豫皖根据地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1937年在延安，才听说他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被杀害了。”
其实关于程训宣在狱中的情况，也是有历史见证人的。河南省信阳市新县籍老红军、原湖北省宜昌军分区政委张波就是其中一位。
1929年6月，徐向前刚被党中央派往卾豫皖苏区任红31师副师长时，15岁的张波就从党代表戴克敏的身边调给徐向前当警卫员。
从此以后，张波一直跟随徐向前转战在卾豫边根据地。1930年3月，红31、32、33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张波编在军直机关部队，任警卫班长；1931年1月，红1军和红15军合编为红四军，由旷继续勋任军长、余笃三为政委，徐向前为参谋长，张波被编入警卫团任班长。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后，随着红军队伍的壮大，张波调任红四方面军军械股股长，统一管理全军的枪械和兵工厂，由此离开了徐向前总指挥。
二
徐向前和程训宣于1930年在黄安县七里坪结婚。两人不是自由结合，也没经过恋爱，是曹学楷、倪志亮两人从中撮和而成。
程训宣1928年参加革命活动，先后担任过箭厂河列宁小学教师、黄安县妇联主任、县委常委、金寨县委书记等职，是当时卾豫皖苏区妇女求解放、反压迫、争自由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她姐弟五人，除姐姐病死以外，都参加了共产党和红军：大哥程启发光参加过黄麻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31师任特务队长；二哥程启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麻起义失败后，上木兰山参加游击战，被敌人抓去杀害；弟弟程启波，在徐向前的司令部当勤务兵，以后在红25军，“肃反“时被杀害了。
徐向前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个人的事从不计较，只是一心用在领兵作战上。他和程训宣虽说是媒约之婚，但他喜欢程训宣泼辣大胆的性格，认为她敢说敢做，具有男子汉般倔强好胜的尽头，但也常提醒她“嘴边没个站岗的，想说哪说哪”。结婚后，两人情深意笃，志同道合，但两人都是来去匆匆，聚少离多。
自从苏区开展肃清“AB团“和”改组派“运动以来，随着一个个相熟相知的中高级领导被杀，徐向前越来越沉默，越来越感到困惑不解了。他万万不曾预料，他也竟会被列为怀疑的对象，而且要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一天，徐向前率领部队行军到黄安县七里坪一带。面对他和程训宣举行婚礼的地方，对妻子的思念之情不由得涌上心头，加上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过程训宣了，他就叫警卫员把破了洞的衣服、袜子给程训宣送去，让他缝补一下。而在往常，衣服、袜子破了，徐向前是自己亲自动手缝补。
这一次，他实际上是以让程训宣缝补衣服为名，让警卫员探听一下程训宣的情况。
谁知，警卫员去不多久，就抱着破衣服和袜子回来了，他面色悲戚地告诉徐向前，程训宣被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
从此以后，徐向前和程训宣二人再也没见过面。
三
此时，担任红四方面军的机械股长的张波，没有随红军主力南下作战，留在卾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当得知程训宣被政治保卫局关押以后，他感到万分惊愕，同时也非常焦急，想方设法要去狱中探望一下程训宣。
在此以前，张国焘曾指使政治保卫局的局长来远安将程训宣关押过一次，试图从程训宣的口中找到诬陷徐向前的材料，由于程训宣态度坚决，丝毫不为他们的威胁利诱所动，他们才不得不将他放出，下放到红四方面军总经理处（即总后勤部）的工厂劳动。
事隔不久，当徐向前带领红四方面军刚刚离开卾豫皖苏区，南下作战时，张国焘迫不及待地指使保卫局再次将程训宣以“第三党”“改组派”的罪名押入牢房，并采取刑讯逼供的手段，妄图迫使程训宣屈服，以达到他们的险恶目的。
去看程训宣没有什么可带的东西。张波就在新集街上买了一些咸鸭蛋和咸菜，径直来到了保卫局的牢房。
第一次去，保卫局的人坚决不让他见程训宣，任凭张波费劲口舌，也无济于事。
第二次去，值班的保卫局人员才让张波会见了程训宣。走进低矮潮湿的牢房，张波看见程训宣正踡缩在潮湿的地上，他脚带镣铐，遍体鳞伤。
程训宣一见张波，眼泪顿时流了下来。他还不知道徐向前已经离开卾豫皖苏区，嘱咐张波不要告诉徐向前关押她的地方，怕由此连累徐向前。临别时，他请张波转告徐向前：“我不是“反革命”也不是什么“第三党”、“改组派”，请军长放心，尽管保卫局用刑逼供，我没有作任何伪证，宁死也不会做对不起军长的事。他们说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与徐军长有关系，我说徐向前对党赤胆忠心，不容陷害，他们就用肉刑拷打我，看来我活不长了。”
程训宣的一番话说的张波泪流满面，他对程训宣说：“请放心，我见到徐军长后一定将您的话转告他。”
不久，张国焘下令秘密处死了程训宣，牺牲时，他年仅存21岁。和他关押在一起的难友说，临死的前夜，难友们还听见程训宣被关押的茅屋中，传出阵阵悠长的山歌。程训宣以一个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始终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说起这段往事，张波自责道：“因我后来再没有见到徐总，她托付我转告的话也未能转达。就这样，一位对党忠心耿耿的好同志，一位好妻子，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徐向前的安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几十年来我一直为程训宣同志深感不平，也为自己未能将烈士的嘱托转达给徐总而深感内疚。”
对于卾豫皖苏区的这段“肃反”历史，徐向前同志评价说：“卾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间，是教条主义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他们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挖‘AB团’的经验，推广到卾豫皖来，又把卾豫皖、湘卾西的‘肃反’验推广到别的根据地，来回折腾，大搞特搞，造成特别令人痛心的损失。”“历史教训值得注意，我们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在重演。
（作者附记：此文系根据张波同志生前与笔者座谈的情况写成。张波已于1993年去世，骨灰葬在卾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
（河南） 祝辉
白雀园肃反，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军历史上的一场空前浩劫。在这场由张国焘一手制造的政治灾难中，许多卾豫皖苏区的早期领导人、红军创建者以及排以上的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在这场劫难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妻子、卾豫皖苏区著名的妇女干部程训宣也未能幸免。
一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我和程训宣同志是1929年底结婚的。她是黄安人，家住在檀树冈程伍德村，妇女工作干部。我老在前方打仗，她在后方工作，我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1932年反四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很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对我说：‘程训宣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他的命运如何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部队撤离卾豫皖根据地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1937年在延安，才听说他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被杀害了。”
其实关于程训宣在狱中的情况，也是有历史见证人的。河南省信阳市新县籍老红军、原湖北省宜昌军分区政委张波就是其中一位。
1929年6月，徐向前刚被党中央派往卾豫皖苏区任红31师副师长时，15岁的张波就从党代表戴克敏的身边调给徐向前当警卫员。
从此以后，张波一直跟随徐向前转战在卾豫边根据地。1930年3月，红31、32、33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张波编在军直机关部队，任警卫班长；1931年1月，红1军和红15军合编为红四军，由旷继续勋任军长、余笃三为政委，徐向前为参谋长，张波被编入警卫团任班长。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后，随着红军队伍的壮大，张波调任红四方面军军械股股长，统一管理全军的枪械和兵工厂，由此离开了徐向前总指挥。
二
徐向前和程训宣于1930年在黄安县七里坪结婚。两人不是自由结合，也没经过恋爱，是曹学楷、倪志亮两人从中撮和而成。
程训宣1928年参加革命活动，先后担任过箭厂河列宁小学教师、黄安县妇联主任、县委常委、金寨县委书记等职，是当时卾豫皖苏区妇女求解放、反压迫、争自由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她姐弟五人，除姐姐病死以外，都参加了共产党和红军：大哥程启发光参加过黄麻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31师任特务队长；二哥程启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麻起义失败后，上木兰山参加游击战，被敌人抓去杀害；弟弟程启波，在徐向前的司令部当勤务兵，以后在红25军，“肃反“时被杀害了。
徐向前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个人的事从不计较，只是一心用在领兵作战上。他和程训宣虽说是媒约之婚，但他喜欢程训宣泼辣大胆的性格，认为她敢说敢做，具有男子汉般倔强好胜的尽头，但也常提醒她“嘴边没个站岗的，想说哪说哪”。结婚后，两人情深意笃，志同道合，但两人都是来去匆匆，聚少离多。
自从苏区开展肃清“AB团“和”改组派“运动以来，随着一个个相熟相知的中高级领导被杀，徐向前越来越沉默，越来越感到困惑不解了。他万万不曾预料，他也竟会被列为怀疑的对象，而且要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一天，徐向前率领部队行军到黄安县七里坪一带。面对他和程训宣举行婚礼的地方，对妻子的思念之情不由得涌上心头，加上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过程训宣了，他就叫警卫员把破了洞的衣服、袜子给程训宣送去，让他缝补一下。而在往常，衣服、袜子破了，徐向前是自己亲自动手缝补。
这一次，他实际上是以让程训宣缝补衣服为名，让警卫员探听一下程训宣的情况。
谁知，警卫员去不多久，就抱着破衣服和袜子回来了，他面色悲戚地告诉徐向前，程训宣被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
从此以后，徐向前和程训宣二人再也没见过面。
三
此时，担任红四方面军的机械股长的张波，没有随红军主力南下作战，留在卾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当得知程训宣被政治保卫局关押以后，他感到万分惊愕，同时也非常焦急，想方设法要去狱中探望一下程训宣。
在此以前，张国焘曾指使政治保卫局的局长来远安将程训宣关押过一次，试图从程训宣的口中找到诬陷徐向前的材料，由于程训宣态度坚决，丝毫不为他们的威胁利诱所动，他们才不得不将他放出，下放到红四方面军总经理处（即总后勤部）的工厂劳动。
事隔不久，当徐向前带领红四方面军刚刚离开卾豫皖苏区，南下作战时，张国焘迫不及待地指使保卫局再次将程训宣以“第三党”“改组派”的罪名押入牢房，并采取刑讯逼供的手段，妄图迫使程训宣屈服，以达到他们的险恶目的。
去看程训宣没有什么可带的东西。张波就在新集街上买了一些咸鸭蛋和咸菜，径直来到了保卫局的牢房。
第一次去，保卫局的人坚决不让他见程训宣，任凭张波费劲口舌，也无济于事。
第二次去，值班的保卫局人员才让张波会见了程训宣。走进低矮潮湿的牢房，张波看见程训宣正踡缩在潮湿的地上，他脚带镣铐，遍体鳞伤。
程训宣一见张波，眼泪顿时流了下来。他还不知道徐向前已经离开卾豫皖苏区，嘱咐张波不要告诉徐向前关押她的地方，怕由此连累徐向前。临别时，他请张波转告徐向前：“我不是“反革命”也不是什么“第三党”、“改组派”，请军长放心，尽管保卫局用刑逼供，我没有作任何伪证，宁死也不会做对不起军长的事。他们说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与徐军长有关系，我说徐向前对党赤胆忠心，不容陷害，他们就用肉刑拷打我，看来我活不长了。”
程训宣的一番话说的张波泪流满面，他对程训宣说：“请放心，我见到徐军长后一定将您的话转告他。”
不久，张国焘下令秘密处死了程训宣，牺牲时，他年仅存21岁。和他关押在一起的难友说，临死的前夜，难友们还听见程训宣被关押的茅屋中，传出阵阵悠长的山歌。程训宣以一个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始终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说起这段往事，张波自责道：“因我后来再没有见到徐总，她托付我转告的话也未能转达。就这样，一位对党忠心耿耿的好同志，一位好妻子，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徐向前的安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几十年来我一直为程训宣同志深感不平，也为自己未能将烈士的嘱托转达给徐总而深感内疚。”
对于卾豫皖苏区的这段“肃反”历史，徐向前同志评价说：“卾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间，是教条主义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他们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挖‘AB团’的经验，推广到卾豫皖来，又把卾豫皖、湘卾西的‘肃反’验推广到别的根据地，来回折腾，大搞特搞，造成特别令人痛心的损失。”“历史教训值得注意，我们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在重演。
（作者附记：此文系根据张波同志生前与笔者座谈的情况写成。张波已于1993年去世，骨灰葬在卾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
2002年May月
623:15:44
大刀 http://www.china-hero.org
中华英雄网站是为了纪念中华民族从1840年以来，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战斗中，在为民族的独立、解放、民主、统一的伟大事业而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华儿女！
中华英雄网站是为了纪念中华民族从1840年以来，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战斗中，在为民族的独立、解放、民主、统一的伟大事业而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华儿女！
2002年May月
113:29:5
Dawid转贴 “临汾旅”被授予荣誉称号之谜
--------------------------------------------------------------------------------
http://jczs.sina.com.cn 2002年4月29日 21:28 解放军报
●王志林
古城南京东郊，巍巍紫金山下，驻扎着一支名扬四海的英雄部队，这就是我军对外开放的“窗口”部队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年代最大的荣誉单位———临汾旅。然而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有关“临汾旅”荣誉称号的确认问题，解放以后军史界一直存有争议，直至50年后，随着一份尘封半个世纪的珍贵历史文电的发现，才使这一历史谜团得以解开。
浴血临汾赢得殊荣
临汾素有“卧牛城”之称，为历史上著名的军事重镇。古城内高外低，坚厚的城墙依自然地形砌成，远远望去，宛如伏在汾河东岸的一条黄牛。郊外有个“挂甲屯”。传说当年李闯王兵临城下，屡攻不克，气得将盔甲挂于屯庄的树上，拍马而去。多年来，在日寇和阎锡山的盘踞经营下，城池壕沟交错，碉堡林立，更成了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要塞。在城外，敌人依托村庄、高地、碉堡、壕沟，组成四道环形防线。每道防线上均筑有高达两丈左右的水泥主碉，周围置有集团工事、铁丝网、地雷、暗道、鹿砦等多种防御设施。环城外壕又宽又深，达8至1 0米。在城内，城墙高14米，厚10至30米，上面能并行两辆卡车。有些地方设上、中、下三层火力点，每百米有横墙和铁丝网阻隔，形成独立防御地段。环城内壕、集团工事、炮兵阵地与城上的反火力点，相互交叉，构成坚固的纵深防御体系。城里与城外的暗道相通，直至防御前沿。一贯重视防守战法的阎锡山，把临汾视为“铜墙铁壁”，狂妄叫嚣：共军插翅也休想飞进临汾城。
1948年3月，我晋冀鲁豫军区八纵、十三纵、晋绥军区2个旅、太岳军区8个团共6万兵力，在徐向前统一指挥下发起了临汾战役。徐向前在率军区前指离开冶陶向晋南开进前，跟夫人黄杰话别时曾说过：“这次出动，打不下临汾不回来！”一开始，部队采取地面进攻的办法，不仅伤亡较大，而且难以奏效。为此，指挥部决定采取坑道爆破的手段攻城。为激励部队奋勇作战，徐向前向参战部队明确宣布：“哪个旅率先破城，就授予哪个旅‘临汾旅’荣誉称号。”徐向前还对八纵司令员王新亭开玩笑说：“临汾哪有攻不下来的道理，就是把胡子打白了，也要打下临汾，打不下临汾，你我都到五台山当和尚去。”
经过20多天激战，我参战部队扫清敌外围据点后，于4月1日从临汾城四周同时开始坑道作业。敌人不断出来反扑袭扰，且在壕底外沿地下构筑暗堡，并且多面挖掘破坏坑道和听音坑道，察听和寻找我坑道部位，进行爆炸，阻我坑道作业。我参战部队所挖的20多条坑道大多遭敌破坏，最后只有八纵二十三旅两条坑道挖掘成功。5月17日19时，两条分别装填12400斤、6000余斤炸药的坑道同时点火爆炸，把城墙轰开37-39厘米的两个大缺口。我突击部队迅速发起冲击，登上城头，全歼守敌，敌中将副司令梁培璜等匪首被活捉。至此，晋南全部解放。
临汾战役中，二十三旅率先破城，对战役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在这次战役中，二十三旅付出了亡415人、伤1899人的代价，为临汾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牺牲。6月4日，八纵在山西洪洞召开贺功大会，会上徐向前司令员亲手将“光荣的临汾旅”锦旗授予二十三旅，并勉励官兵戒骄戒躁，奋勇前进，打到晋中去，活捉阎锡山。
诸多谜团难以释解
由于战争年代部队整天行军打仗，一些珍贵的档案资料留存甚少，全国解放以后，围绕“临汾旅”被授予荣誉称号问题，军史界引起了一场争议。争议主要集中在四点：
第一，被授予称号的是二十三旅还是二十四旅。当年总攻临汾城时，二十三旅、二十四旅担负攻城部队的第一梯队，二十三旅部署在右，二十四旅部署在左，负责在大东门以北至第二凸出部之间地区并肩登城。城墙炸开两个缺口后，两个旅突击部队同时发起冲锋，争先登城，并向纵深发展。作战中，二十四旅伤亡也比较大，旅长王墉光荣牺牲，是我军此次作战中阵亡的最高指挥官。解放以后，临汾人民为纪念王墉，在城中广场建立了王墉的雕像。因此，不少人认为王墉所在的二十四旅才是“临汾旅”。
第二，授予的称号是“临汾旅”还是“光荣的临汾旅”。一种意见认为，授予的称号应是“临汾旅”。一些亲历临汾战役的老同志回忆说，战前徐向前给参战部队动员时，曾亲口讲过荣誉称号以“临汾”冠名。一些军史方面的专家也认为，以“临汾”冠名，符合一般的授予荣誉称号的习惯。但另一种意见认为，所授称号应是“光荣的临汾旅”。理由是在洪洞召开的纵队贺功大会上，徐向前司令员亲手向二十三旅旅长黄定基、政委肖新春赠送的锦旗上写的是“光荣的临汾旅”，而且纵队奖给二十三旅指战员每人一块手帕上也印有“奖给光荣的临汾旅战士”字样。
第三，授予称号的是华北一兵团还是中央军委。一些老同志认为，称号是以华北一兵团名义授予的，因为“光荣的临汾旅”锦旗上落款是“华北一兵团司令部、政治部”。也有一些老同志回忆说，称号好像是报经中央军委批准的。由于查无实据，在后来出版的各种军史书籍中，普遍将授予称号的级别认定为“华北一兵团”。1985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军军史资料汇编》也在提及“临汾旅”被授予称号一事时表述道：徐向前代表华北一兵团亲手将“光荣的临汾旅”锦旗赠予八纵二十三旅。
第四，兵团能不能给旅一级授予荣誉称号。军史界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兵团只相当于军级单位，并没有权力给一个旅级单位授予荣誉称号，如果“临汾旅”称号是华北一兵团授予的，那么称号的有效性就值得推敲。这既是争议最大的一点，也是整个争议的核心问题。
围绕“临汾旅”授予称号问题引起的争议震动了临汾旅部队，尤其是关于“临汾旅”称号所有权和称号是否有效问题的争议，是临汾旅官兵所不能接受的。1956年9月，一七九师(八纵二十三旅后改番号为步兵第一七九师，隶属陆军第六十军建制)以党委的名义，通过六十军、南京军区向总政治部写了报告，请求总政对“临汾旅”被授予荣誉称号一事予以认定。1956年10月24日，总政作出了关于第一七九师“临汾旅”称号的批复。批复全文如下：
政组字二○二号函转来六十军党委会关于一七九师“临汾旅”称号的报告收悉。临汾战役原晋冀鲁豫二十三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原华北一兵团已赠以“临汾旅”的光荣称号，是历史事实。因此，我们认为可以用历史事实，即该部曾获“临汾旅”光荣称号，在部队进行传统教育，以达继承与发扬优良的战斗作风，鼓舞部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至此，有关“临汾旅”授予称号问题的争议暂时得到了平息。
一纸电文见证历史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定“临汾旅”称号是原华北一兵团授予的。直到1987年7月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的出版，才又一次引起人们对“临汾旅”授予称号级别问题的关注。徐帅在该书中较为详细地回顾了指挥临汾战役的经过，在提及“临汾旅”授予称号一事时是这样写的：“为表彰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战后我们报军委批准，授予八纵黄定基第二十三旅以‘临汾旅’的光荣称号，还给不少同志记功授奖。”按照徐帅的回忆，授予“临汾旅”称号是报经中央军委批准的，也就完全可以说明称号是中央军委授予的。那么授予称号的到底是“华北一兵团”，还是中央军委？为此，一七九师曾下决心查证，以对临汾旅后人负责。但终因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查证工作最后只好作罢。
时间到了1998年。6月4日，是“临汾旅”命名五十周年纪念日。为了隆重纪念这个日子。一七九师决定拍摄一部反映部队50年光辉历程的专题片《光荣的临汾旅》。摄制组在赴北京采访徐帅夫人黄杰时，意外得到一条令人惊喜的线索。据徐帅夫人讲，徐帅去世以后，在整理其遗物时，似曾见过一份当年中央军委给“临汾旅”授予称号的批复件，此批复件现可能存放在中央档案馆。摄制组的同志返回部队后，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向师领导作了汇报。师领导当即研究决定，迅速派人赴京寻找。
中央档案馆是存放党和国家珍贵历史文献和资料的地方，外人查找资料一般不予接待。一七九师派去查找批复件的两名机关同志几经周折，最后还是在徐帅夫人的帮助下，才顺利进入档案馆内。他们经过连续2天艰苦细致的查阅，终于从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中找到了那份尘封了整整半个世纪的珍贵历史文电。该电全文如下：请示授廿三旅为临汾旅军委、华北局、军区政治部：
临汾战役中，曾号召部队为打下临汾而奋斗，争取光荣的临汾旅的旗帜，战后经各部队民主评定，一致认为八纵廿三旅担任攻关攻城主攻，战功最著，决将临汾旅的旗帜授予该旅，特此呈报，是否妥当，请示复。
徐周任
这是中央军委收到的以徐向前、周仕第和宣传部长任白戈名义发的请示电。电报上方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的圈阅批示；右侧写有“涛已拟复同意”，说明该请示已由军委作战部长李涛拟电答复同意。这份电报除中央部门有关同志阅过外，还抄送给了朱德、刘少奇。
中央军委批复件的发现，使半个世纪以来围绕“临汾旅”称号问题的争议最终尘埃落定，诸多谜团得以解开。一七九师党委为此向集团军、军区专门写了报告，建议今后在对“临汾旅”授予称号级别问题上，统一用“中央军委授予”这一提法。临汾旅的一些老前辈得知发现军委批复件的消息后，都非常激动，有的打来电话表示祝贺；有的为了亲眼目睹批复件，不顾年迈体弱专程赶到老部队。老首长吴仕宏(临汾战役中任二十三旅副旅长兼参谋长，解放后曾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则激动得几宿都没有睡好觉。如今，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电(影印件)陈列于“临汾旅历史陈列馆”。它不仅印证了临汾旅过去获得的殊荣，更反映了临汾旅后人对历史的尊重和对传统的珍视。
--------------------------------------------------------------------------------
http://jczs.sina.com.cn 2002年4月29日 21:28 解放军报
●王志林
古城南京东郊，巍巍紫金山下，驻扎着一支名扬四海的英雄部队，这就是我军对外开放的“窗口”部队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年代最大的荣誉单位———临汾旅。然而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有关“临汾旅”荣誉称号的确认问题，解放以后军史界一直存有争议，直至50年后，随着一份尘封半个世纪的珍贵历史文电的发现，才使这一历史谜团得以解开。
浴血临汾赢得殊荣
临汾素有“卧牛城”之称，为历史上著名的军事重镇。古城内高外低，坚厚的城墙依自然地形砌成，远远望去，宛如伏在汾河东岸的一条黄牛。郊外有个“挂甲屯”。传说当年李闯王兵临城下，屡攻不克，气得将盔甲挂于屯庄的树上，拍马而去。多年来，在日寇和阎锡山的盘踞经营下，城池壕沟交错，碉堡林立，更成了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要塞。在城外，敌人依托村庄、高地、碉堡、壕沟，组成四道环形防线。每道防线上均筑有高达两丈左右的水泥主碉，周围置有集团工事、铁丝网、地雷、暗道、鹿砦等多种防御设施。环城外壕又宽又深，达8至1 0米。在城内，城墙高14米，厚10至30米，上面能并行两辆卡车。有些地方设上、中、下三层火力点，每百米有横墙和铁丝网阻隔，形成独立防御地段。环城内壕、集团工事、炮兵阵地与城上的反火力点，相互交叉，构成坚固的纵深防御体系。城里与城外的暗道相通，直至防御前沿。一贯重视防守战法的阎锡山，把临汾视为“铜墙铁壁”，狂妄叫嚣：共军插翅也休想飞进临汾城。
1948年3月，我晋冀鲁豫军区八纵、十三纵、晋绥军区2个旅、太岳军区8个团共6万兵力，在徐向前统一指挥下发起了临汾战役。徐向前在率军区前指离开冶陶向晋南开进前，跟夫人黄杰话别时曾说过：“这次出动，打不下临汾不回来！”一开始，部队采取地面进攻的办法，不仅伤亡较大，而且难以奏效。为此，指挥部决定采取坑道爆破的手段攻城。为激励部队奋勇作战，徐向前向参战部队明确宣布：“哪个旅率先破城，就授予哪个旅‘临汾旅’荣誉称号。”徐向前还对八纵司令员王新亭开玩笑说：“临汾哪有攻不下来的道理，就是把胡子打白了，也要打下临汾，打不下临汾，你我都到五台山当和尚去。”
经过20多天激战，我参战部队扫清敌外围据点后，于4月1日从临汾城四周同时开始坑道作业。敌人不断出来反扑袭扰，且在壕底外沿地下构筑暗堡，并且多面挖掘破坏坑道和听音坑道，察听和寻找我坑道部位，进行爆炸，阻我坑道作业。我参战部队所挖的20多条坑道大多遭敌破坏，最后只有八纵二十三旅两条坑道挖掘成功。5月17日19时，两条分别装填12400斤、6000余斤炸药的坑道同时点火爆炸，把城墙轰开37-39厘米的两个大缺口。我突击部队迅速发起冲击，登上城头，全歼守敌，敌中将副司令梁培璜等匪首被活捉。至此，晋南全部解放。
临汾战役中，二十三旅率先破城，对战役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在这次战役中，二十三旅付出了亡415人、伤1899人的代价，为临汾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牺牲。6月4日，八纵在山西洪洞召开贺功大会，会上徐向前司令员亲手将“光荣的临汾旅”锦旗授予二十三旅，并勉励官兵戒骄戒躁，奋勇前进，打到晋中去，活捉阎锡山。
诸多谜团难以释解
由于战争年代部队整天行军打仗，一些珍贵的档案资料留存甚少，全国解放以后，围绕“临汾旅”被授予荣誉称号问题，军史界引起了一场争议。争议主要集中在四点：
第一，被授予称号的是二十三旅还是二十四旅。当年总攻临汾城时，二十三旅、二十四旅担负攻城部队的第一梯队，二十三旅部署在右，二十四旅部署在左，负责在大东门以北至第二凸出部之间地区并肩登城。城墙炸开两个缺口后，两个旅突击部队同时发起冲锋，争先登城，并向纵深发展。作战中，二十四旅伤亡也比较大，旅长王墉光荣牺牲，是我军此次作战中阵亡的最高指挥官。解放以后，临汾人民为纪念王墉，在城中广场建立了王墉的雕像。因此，不少人认为王墉所在的二十四旅才是“临汾旅”。
第二，授予的称号是“临汾旅”还是“光荣的临汾旅”。一种意见认为，授予的称号应是“临汾旅”。一些亲历临汾战役的老同志回忆说，战前徐向前给参战部队动员时，曾亲口讲过荣誉称号以“临汾”冠名。一些军史方面的专家也认为，以“临汾”冠名，符合一般的授予荣誉称号的习惯。但另一种意见认为，所授称号应是“光荣的临汾旅”。理由是在洪洞召开的纵队贺功大会上，徐向前司令员亲手向二十三旅旅长黄定基、政委肖新春赠送的锦旗上写的是“光荣的临汾旅”，而且纵队奖给二十三旅指战员每人一块手帕上也印有“奖给光荣的临汾旅战士”字样。
第三，授予称号的是华北一兵团还是中央军委。一些老同志认为，称号是以华北一兵团名义授予的，因为“光荣的临汾旅”锦旗上落款是“华北一兵团司令部、政治部”。也有一些老同志回忆说，称号好像是报经中央军委批准的。由于查无实据，在后来出版的各种军史书籍中，普遍将授予称号的级别认定为“华北一兵团”。1985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军军史资料汇编》也在提及“临汾旅”被授予称号一事时表述道：徐向前代表华北一兵团亲手将“光荣的临汾旅”锦旗赠予八纵二十三旅。
第四，兵团能不能给旅一级授予荣誉称号。军史界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兵团只相当于军级单位，并没有权力给一个旅级单位授予荣誉称号，如果“临汾旅”称号是华北一兵团授予的，那么称号的有效性就值得推敲。这既是争议最大的一点，也是整个争议的核心问题。
围绕“临汾旅”授予称号问题引起的争议震动了临汾旅部队，尤其是关于“临汾旅”称号所有权和称号是否有效问题的争议，是临汾旅官兵所不能接受的。1956年9月，一七九师(八纵二十三旅后改番号为步兵第一七九师，隶属陆军第六十军建制)以党委的名义，通过六十军、南京军区向总政治部写了报告，请求总政对“临汾旅”被授予荣誉称号一事予以认定。1956年10月24日，总政作出了关于第一七九师“临汾旅”称号的批复。批复全文如下：
政组字二○二号函转来六十军党委会关于一七九师“临汾旅”称号的报告收悉。临汾战役原晋冀鲁豫二十三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原华北一兵团已赠以“临汾旅”的光荣称号，是历史事实。因此，我们认为可以用历史事实，即该部曾获“临汾旅”光荣称号，在部队进行传统教育，以达继承与发扬优良的战斗作风，鼓舞部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至此，有关“临汾旅”授予称号问题的争议暂时得到了平息。
一纸电文见证历史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定“临汾旅”称号是原华北一兵团授予的。直到1987年7月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的出版，才又一次引起人们对“临汾旅”授予称号级别问题的关注。徐帅在该书中较为详细地回顾了指挥临汾战役的经过，在提及“临汾旅”授予称号一事时是这样写的：“为表彰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战后我们报军委批准，授予八纵黄定基第二十三旅以‘临汾旅’的光荣称号，还给不少同志记功授奖。”按照徐帅的回忆，授予“临汾旅”称号是报经中央军委批准的，也就完全可以说明称号是中央军委授予的。那么授予称号的到底是“华北一兵团”，还是中央军委？为此，一七九师曾下决心查证，以对临汾旅后人负责。但终因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查证工作最后只好作罢。
时间到了1998年。6月4日，是“临汾旅”命名五十周年纪念日。为了隆重纪念这个日子。一七九师决定拍摄一部反映部队50年光辉历程的专题片《光荣的临汾旅》。摄制组在赴北京采访徐帅夫人黄杰时，意外得到一条令人惊喜的线索。据徐帅夫人讲，徐帅去世以后，在整理其遗物时，似曾见过一份当年中央军委给“临汾旅”授予称号的批复件，此批复件现可能存放在中央档案馆。摄制组的同志返回部队后，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向师领导作了汇报。师领导当即研究决定，迅速派人赴京寻找。
中央档案馆是存放党和国家珍贵历史文献和资料的地方，外人查找资料一般不予接待。一七九师派去查找批复件的两名机关同志几经周折，最后还是在徐帅夫人的帮助下，才顺利进入档案馆内。他们经过连续2天艰苦细致的查阅，终于从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中找到了那份尘封了整整半个世纪的珍贵历史文电。该电全文如下：请示授廿三旅为临汾旅军委、华北局、军区政治部：
临汾战役中，曾号召部队为打下临汾而奋斗，争取光荣的临汾旅的旗帜，战后经各部队民主评定，一致认为八纵廿三旅担任攻关攻城主攻，战功最著，决将临汾旅的旗帜授予该旅，特此呈报，是否妥当，请示复。
徐周任
这是中央军委收到的以徐向前、周仕第和宣传部长任白戈名义发的请示电。电报上方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的圈阅批示；右侧写有“涛已拟复同意”，说明该请示已由军委作战部长李涛拟电答复同意。这份电报除中央部门有关同志阅过外，还抄送给了朱德、刘少奇。
中央军委批复件的发现，使半个世纪以来围绕“临汾旅”称号问题的争议最终尘埃落定，诸多谜团得以解开。一七九师党委为此向集团军、军区专门写了报告，建议今后在对“临汾旅”授予称号级别问题上，统一用“中央军委授予”这一提法。临汾旅的一些老前辈得知发现军委批复件的消息后，都非常激动，有的打来电话表示祝贺；有的为了亲眼目睹批复件，不顾年迈体弱专程赶到老部队。老首长吴仕宏(临汾战役中任二十三旅副旅长兼参谋长，解放后曾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则激动得几宿都没有睡好觉。如今，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电(影印件)陈列于“临汾旅历史陈列馆”。它不仅印证了临汾旅过去获得的殊荣，更反映了临汾旅后人对历史的尊重和对传统的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