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中午1点10分，毛主席的专列进站，随后我们上了他的专列车厢，毛主席简单地询问了北京的情况，对我和纪登奎、李德生、吴忠说：[这次回来要下决心解决庐山会议上还没有处理的一些问题。你们不要以为只有一个陈伯达，这个黑手后面还有黑手。几次庐山会议，去年这次是最凶的一次。他们的气势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要分裂中央，搞掉张春桥、江青这些人。为什么要搞他们呢？无非他们坚持听我的话，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这就使陈伯达及其后台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彭德怀搞我还要下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都不如，可见这些人的风格之低！]当时，毛主席几次提到张春桥，称赞他和姚文元。当时张春桥为了表示谦虚，不让在传达毛主席指示时提他，后来华国锋把他们抓起来以后，有关他们的东西都成了禁区，这不符合历史。所以，我和你谈的时后，尽量都是毛主席的原意。”讲到这里，我询问毛泽东对汪东兴的态度时，吴德说：“毛主席对汪东兴并不满意，但是为了团结多数嘛。在我和张春桥一次谈话时，张春桥对我说过：[汪东兴在毛主席身边，可以稳住许多人的心。他的问题以后慢慢解决，并不着急。他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想到汪东兴在抓他们的问题上可是起了大作用了。”
　　我说：“请你能谈谈林彪事件以后，弄在中央所看到和所干的事情。这样，便于我们研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嘛。”
　　吴德想了想说：“我看毛主席也没有预料到林彪事件会是一个这样的结局。林彪之死对毛主席的威信是有损伤的，出了林彪后，人们对毛主席的神话破灭了。加上他已经是快80岁的人了，身体明显地恶化着。中央所有的领导人的思想已经在产生着变化。这种变化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只有从私底下的谈话里感觉到人们的担心和考虑的问题。人们希望国家能够逐步地平稳，对政治的兴趣在渐渐地淡化。什么路线斗争的觉悟，什么区分马列主义的界限，都已失去了信仰的支柱。你怎么敢在林彪活着的时候反他呢？他是党章上规定的接班人呀！所有这些，毛泽东也看出来了，提出批判路线斗争的不可知论，其实解释这些问题的人本身也是解释不清楚的。林彪死后，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想纠正林彪的极左错误，这自然又和江青、张春桥的做法，其实也是毛泽东的主张产生一定的矛盾。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在具体的做法上微妙的差距，人们都注意到了。好在周恩来和毛泽东都能顾全大局，都不会把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暴露得不可收拾。中央里抓经济工作和具体工作的本来就少，新上任的文革派，政治局里一些人私下把张春桥、姚文元说成是文革派，他们毕竟在管理国家机器这一点上生疏，不象经过长期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老同志那样精炼。毛主席虽然有计划地在培养他们，但是那毕竟不是一日之功。毛主席天天讲路线斗争，讲理论指引，使他们真正产生了误区和错觉，以为那就是一切，就是战无不胜的灵丹妙药。”
　　

　　陈伯达、康生和谢富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吴德谈话，研究和商量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陈伯达明确地告诉吴德：“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总理的意见都是建议你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协助谢富治做好北京市的工作。中央相信你能在这个岗位上继续作出成绩。”
　　2月2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刊登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同时还刊登上海《体育战线》评论员的文章《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红旗》杂志还发表短评《推荐两篇好文章》。短评说：“这两篇文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新阶段的时候，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带有普遍性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关系到革命事业继续前进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即边战斗，边整风，向自己头脑中的[私]字开火的问题。”这以后，在一些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内部，实行了一段时间的所谓闭门整风。当时吴德就对谢富治说：“这些措施，在北京的学生组织内部，不会起多大的效果。”
　　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介绍贵阳棉纺厂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创造了自下而上按部门大联合的经验。社论说：“贵阳棉纺厂创造了大联合的好形式，自下而上地按照部门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在统一的革命组织里，对革命和生产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目前运动发展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决战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组织形式必须适应新的战斗任务的要求。”
　　3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发表了社论，题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高度赞扬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泽东的革命的三结合方针，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假夺权阴谋，终于获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社论指出：“山东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阴谋。”
　　3月7日，毛泽东看了《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报告后，作了批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这天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论革命的三结合》的社论，引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社论强调：“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哪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
　　

　　2月14日，李富春在党中央的会议上讲：“胡耀邦必须彻底批判，17年来，他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的。”这天凌晨，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原化工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梁膺庸，给他扣的罪名是“叛徒”和“特务”。当天晚上，《光明日报》的群众再次斗争了穆欣。
　　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动政治攻势，瓦解反动组织——黑龙江省军区部队镇压反革命的几点经验》的文章。
　　这天，吴德研究了农口夺权的一些情况：2月4日在谭震林的支持下，“农大红旗”砸了被称为反动组织的“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农大东方红”广播站，开始抓“扒手”和“黑手”。谭震林提出：“他们搞我们的白色恐怖，我们就搞他们的红色恐怖。”于是，他下令解散了“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农大东方红”，把头头打成了“反革命”。这时，陈正人贴出《我的立场》的大字报，反击农大东方红和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组织。农业部副部长朱荣，经过部党组研究，在大会上控诉了“农科院红旗”等组织对他“实行的法西斯暴行”。部领导江一真提出“必须加强领导，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来打退反革命势力的进攻！”到2月11日，谭震林领着周恩来接见了“农红总”组织所属的五个夺权组织的代表，谭震林指出：“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夺权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
　　2月16日，周恩来在接见内蒙军区和内蒙三司的代表时，指出：“不要把矛头对准解放军。没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指挥的人民解放军，能有今天吗？帝修反只是骂骂而已，不敢动手，就是因为有了解放军。”同天下午，周恩来接见财贸造反派的时候，指出：“中央信得过李先念同志，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协助我把财政上的外债还完了，把内债也还剩下很少一点了。67年、68年就还光了。财政系统有陈云的思想，但并没有占统治地位，只有一两个月就被我们反对了，毛主席路线就又胜利了。”
　　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规定指出：“文艺团体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艺界的斗争重点是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发和清算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肃清以周扬、夏衍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毒害，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
　　同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进一步提出了要把文化大革命深入地开展下去的设想，
　　2月18日，毛泽东从2月12日到2月18日，连续三次接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说：“夺权一定要搞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内蒙的问题也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夺权的机构里53%是革命群众，27%是部队，20%是机关干部。你们上海应该向他们学习。1月革命胜利了，2、3、4月更关键，更重要。你们要往下传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陶铸鼓吹这个口号，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姚文元要写文章批判他。”吴德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和北京市的一些干部说：“毛主席的话是针对上海的局势讲的，我们北京到底怎么办？还要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如果夺权，是夺李雪峰的权还是夺我的权？我还没有吃透这个精神。”
　　

　　吴德看到了首都政法兵团贴出的揭发、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和各种传单，他立刻批示：“这是在全国夺权斗争中的一股反革命逆流，敌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公安部队的司令员，完全是有预谋的，建议查清。”
　　下午，吴德陪同陈伯达、江青、戚本禹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50多位中学所谓革命师生的代表，桌子上摆满了联动组织破坏的东西。江青指着这些东西气愤地说：“你们看看，这叫革命吗？可以办一个展览，让他们看看。”
　　

　　1977年7月2日，吴德和纪登奎、陈永贵三人一起和担任中央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姚连蔚谈话的时候，吴德说得很清楚：“现在，陕西省有人在告你的状。如果再让你继续工作，中央怕群众有更大的反映，中央也不好解释。因为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我们考虑再三，决定让你回去，接受中央和陕西省委审查。”这时，先后经过他手和他参与，宣布一些人停职审查的，还有吴桂贤、孙健、庄则栋、孙玉国等人。
　　但是，他没有想到，不久，他也和这些人一样，享受了同样的待遇。与他们不同的地方是，他和陈永贵、陈锡联、汪东兴、纪登奎是被迫辞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