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January月
2913:28:18
访客 历史不以“国粉”的意志为转移
王洪光
今年，我国要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随着纪念日的接近，网上也开始热闹起来，争论的焦点是：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的敌后战场，谁的地位作用更大。
国共“两个战场”缺一不可
抗战的这两个战场，很难进行比较，就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抗战之前在国民党召开、共产党参加的国防会议上，两党根据悬殊的实力，决定分别由国民党军队担任正面抗击，共产党军队担任侧面牵制日军的任务。两个战场互相支持，相辅相成，都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本着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对抗日正面战场的充分肯定，早已无人怀疑。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组织了22次重大战役，歼灭日军100余万，自身伤亡321万，始终没有妥协投降，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讲话：“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充分肯定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地位作用。
与此存在巨大反差的是国民党对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历史态度。早先是诬蔑“游而不击”;近些年是含含糊糊，态度暧昧。倒是有国民党大佬对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陈设很不满意，说是“反映正面战场的事迹少了。”可是台湾岛内70年来，连一座专门的抗战纪念馆都没有，无论是官办的还是私人的。如此底气，怎么说得别人？笔者建议“国粉”们，能不能呼吁一下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当局，趁还在台上，提起精气神来，拿出大陆办纪念活动的魄力，自己为正面战场的胜利与抗日名将的贡献鼓与呼，我们愿意加以配合。否则会让人说成是不肖子孙，数典忘祖，更让崇拜你们的“国粉”们情何以堪？
大陆这边不仅党的领导人充分肯定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而且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这些年也是大力宣传。前些日子，电视剧《长沙保卫战》宣传了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薛岳的光辉形象。而正是这个薛岳，在我中央红军突破湘江防线和进入湘桂黔时，率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紧围不舍，把8万中央红军杀得只剩3万，差一点把红军消灭掉。面对如此血海深仇，共产党胸襟宽广，为着薛岳的抗日贡献，在全国人民面前宣传他一个多月，请问“国粉”们对宣传“抗日名将”还不满意吗？海峡对岸“国防部”发言人为什么不点赞一下？
关于“抗日名将”之争，大可不必。国共双方的名将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赵登禹、佟麟阁、张自忠、戴安澜都是我们所崇敬的。张灵甫在南京保卫战中身为团长，英勇作战，身负重伤，的确为抗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政府也为其后人颁发了奖章。至于他为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并身亡，并不光荣。除去“抗日”，也就不是什么“名将”，只能说是解放军的手下败将。徐焰如实地讲述了张灵甫的情况，居然有岛内媒体给他扣上“两岸共同纪念抗战胜利的期待被蒙上了强大的阴影”的大帽子。其“文革”遗风，着实令人生厌。
国军消极抗战无法粉饰
抗战初期，国民党有300万军队，共产党只有5万。政权在国民党手中，国内国际资源都由国民党调配，共产党是一穷二白。日军的战略主攻方向先由东北—华北指向华中，转为由华东沿长江指向华中，都是直指国民党的命门。国民党打了淞沪、南京、徐州、忻口、武汉等几个会战，稳定了战局，日本3个月消灭中国的企图失败了。在这个战略退却阶段，毛泽东如实评价“这一时期国民党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武汉会战后的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开始“三心二意”，日本由军事打击为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国民党内“曲线救国”投降论调甚嚣尘上，大批国民党政要、将军投敌，其中将军67名;78万国军阵前倒戈，摇身一变成了伪军。特别是“革命精神”最强的时任国民党第二把手、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率部分国民党高层公然投敌，成立“汪伪政府”。同时国民党军委会成立了“防共委员会”，确定“防共、限共、 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在日军眼皮子底下消灭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力部队、同时又是国军编制内的国民革命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捕，副军长项英死亡。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产党及早发现并向美苏英大国揭发国民党企图，国民党胡宗南部准备分9路突袭共产党首府延安。如果得逞，敌后战场将遭到毁灭性打击。
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将主力转用到敌后战场。1942年前后，我抗日根据地被日军反复扫荡，进入最困难时期。该阶段，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要抵抗中国战场上侵华日军(不含东北)总兵力的58%(扫荡时最多达70%)，伪军100%，敌后战场上升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抗日主战场。在日军重点打击下，根据地人口减少一半，军队减员2/5，区域缩小1/6。虽然正面战场压力明显减弱，也不见国民党主动发起攻势作战，完全进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避战观战状态。
诸多“为什么”需要“国粉”来解释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全部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全面落败，为了打通陆上通道，并让空袭日本的美机返航时在中国没有着陆机场，只有41万的日军发起了垂死挣扎的一号作战，即豫湘桂会战。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130多万国民党军，在美空军掌控战场制空权、并有部分部队换装美式装备的情况下，居然被打得溃不成军，失去大片在整个抗战时期都保留着的大后方区域，包括长沙、洛阳、桂林等146座大小城市。与印缅战区美国人史迪威指挥的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连连胜仗形成鲜明对比。而在这时，胡宗南部30多万国民党精锐部队仍然围困我陕北根据地，不去增援，请“国粉”们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
美国总统杜鲁门当时就说:“中国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夺去”。所以，之后毛泽东说蒋介石从西南的山上“下山来摘桃子”;之后蒋介石不准共产党军队接受日军投降，也不准日军向共产党军队投降;美国动用战略运力，把国民党军从大西南和印度运到华东、华北、东北地区;之后国军部署到位，立即撕破国共谈判联合政府之事，发动内战;再之后，国民党彻底失败，撤逃台湾。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不以任何“粉”的意志为转移。
笔者没有贬低正面战场地位作用的意思，正如文中所述。只是想提醒一下“国粉”们，要历史地、客观地、公正地看问题，不要“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尤其是在抗战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把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再次凝聚起来，为实现中国梦而同心同德!▲(作者是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
王洪光
今年，我国要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随着纪念日的接近，网上也开始热闹起来，争论的焦点是：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的敌后战场，谁的地位作用更大。
国共“两个战场”缺一不可
抗战的这两个战场，很难进行比较，就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抗战之前在国民党召开、共产党参加的国防会议上，两党根据悬殊的实力，决定分别由国民党军队担任正面抗击，共产党军队担任侧面牵制日军的任务。两个战场互相支持，相辅相成，都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本着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对抗日正面战场的充分肯定，早已无人怀疑。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组织了22次重大战役，歼灭日军100余万，自身伤亡321万，始终没有妥协投降，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讲话：“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充分肯定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地位作用。
与此存在巨大反差的是国民党对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历史态度。早先是诬蔑“游而不击”;近些年是含含糊糊，态度暧昧。倒是有国民党大佬对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陈设很不满意，说是“反映正面战场的事迹少了。”可是台湾岛内70年来，连一座专门的抗战纪念馆都没有，无论是官办的还是私人的。如此底气，怎么说得别人？笔者建议“国粉”们，能不能呼吁一下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当局，趁还在台上，提起精气神来，拿出大陆办纪念活动的魄力，自己为正面战场的胜利与抗日名将的贡献鼓与呼，我们愿意加以配合。否则会让人说成是不肖子孙，数典忘祖，更让崇拜你们的“国粉”们情何以堪？
大陆这边不仅党的领导人充分肯定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而且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这些年也是大力宣传。前些日子，电视剧《长沙保卫战》宣传了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薛岳的光辉形象。而正是这个薛岳，在我中央红军突破湘江防线和进入湘桂黔时，率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紧围不舍，把8万中央红军杀得只剩3万，差一点把红军消灭掉。面对如此血海深仇，共产党胸襟宽广，为着薛岳的抗日贡献，在全国人民面前宣传他一个多月，请问“国粉”们对宣传“抗日名将”还不满意吗？海峡对岸“国防部”发言人为什么不点赞一下？
关于“抗日名将”之争，大可不必。国共双方的名将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赵登禹、佟麟阁、张自忠、戴安澜都是我们所崇敬的。张灵甫在南京保卫战中身为团长，英勇作战，身负重伤，的确为抗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政府也为其后人颁发了奖章。至于他为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并身亡，并不光荣。除去“抗日”，也就不是什么“名将”，只能说是解放军的手下败将。徐焰如实地讲述了张灵甫的情况，居然有岛内媒体给他扣上“两岸共同纪念抗战胜利的期待被蒙上了强大的阴影”的大帽子。其“文革”遗风，着实令人生厌。
国军消极抗战无法粉饰
抗战初期，国民党有300万军队，共产党只有5万。政权在国民党手中，国内国际资源都由国民党调配，共产党是一穷二白。日军的战略主攻方向先由东北—华北指向华中，转为由华东沿长江指向华中，都是直指国民党的命门。国民党打了淞沪、南京、徐州、忻口、武汉等几个会战，稳定了战局，日本3个月消灭中国的企图失败了。在这个战略退却阶段，毛泽东如实评价“这一时期国民党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武汉会战后的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开始“三心二意”，日本由军事打击为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国民党内“曲线救国”投降论调甚嚣尘上，大批国民党政要、将军投敌，其中将军67名;78万国军阵前倒戈，摇身一变成了伪军。特别是“革命精神”最强的时任国民党第二把手、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率部分国民党高层公然投敌，成立“汪伪政府”。同时国民党军委会成立了“防共委员会”，确定“防共、限共、 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在日军眼皮子底下消灭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力部队、同时又是国军编制内的国民革命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捕，副军长项英死亡。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产党及早发现并向美苏英大国揭发国民党企图，国民党胡宗南部准备分9路突袭共产党首府延安。如果得逞，敌后战场将遭到毁灭性打击。
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将主力转用到敌后战场。1942年前后，我抗日根据地被日军反复扫荡，进入最困难时期。该阶段，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要抵抗中国战场上侵华日军(不含东北)总兵力的58%(扫荡时最多达70%)，伪军100%，敌后战场上升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抗日主战场。在日军重点打击下，根据地人口减少一半，军队减员2/5，区域缩小1/6。虽然正面战场压力明显减弱，也不见国民党主动发起攻势作战，完全进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避战观战状态。
诸多“为什么”需要“国粉”来解释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全部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全面落败，为了打通陆上通道，并让空袭日本的美机返航时在中国没有着陆机场，只有41万的日军发起了垂死挣扎的一号作战，即豫湘桂会战。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130多万国民党军，在美空军掌控战场制空权、并有部分部队换装美式装备的情况下，居然被打得溃不成军，失去大片在整个抗战时期都保留着的大后方区域，包括长沙、洛阳、桂林等146座大小城市。与印缅战区美国人史迪威指挥的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连连胜仗形成鲜明对比。而在这时，胡宗南部30多万国民党精锐部队仍然围困我陕北根据地，不去增援，请“国粉”们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
美国总统杜鲁门当时就说:“中国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夺去”。所以，之后毛泽东说蒋介石从西南的山上“下山来摘桃子”;之后蒋介石不准共产党军队接受日军投降，也不准日军向共产党军队投降;美国动用战略运力，把国民党军从大西南和印度运到华东、华北、东北地区;之后国军部署到位，立即撕破国共谈判联合政府之事，发动内战;再之后，国民党彻底失败，撤逃台湾。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不以任何“粉”的意志为转移。
笔者没有贬低正面战场地位作用的意思，正如文中所述。只是想提醒一下“国粉”们，要历史地、客观地、公正地看问题，不要“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尤其是在抗战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把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再次凝聚起来，为实现中国梦而同心同德!▲(作者是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
2015年January月
2822:4:5
访客 张灵甫的遗骸到底埋在了哪里？
那么，张灵甫的遗体埋在了哪里，他的家属后来是否来收尸了呢？地点和最近的新闻报道中提到的地点是否相同呢？
王树增老师的书中是这样说的——
埋葬地点是“沂水县野猪旺村后的一座小山岗上……华东野战军在张灵甫坟前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张灵甫之墓”。在共产党方面广播了埋葬张灵甫的地点之后，“不久，张灵甫的棺椁被国民党方面挖走，重新安葬于南京玄武湖樱洲之上”。1949年解放军进入南京城后，在玄武湖边看到了张灵甫的墓碑。
最近的新闻报道关于张灵甫遗骸的说法与王树增老师的说法差别很大。相关报道说，遗骸仍然埋在当年的战场附近的村庄里。那么，当年国民党方面没把棺椁挖走吗？玄武湖边葬的又是什么呢？
这都是疑问。
新闻报道里提到的可能埋葬着张灵甫遗骸的地点，也和王树增老师说的不一样。王树增老师说的是“沂水县野猪旺村后的一座小山岗上”，最近的新闻报道说遗骸位于“沂南县马牧池乡董家庄村一户村民院中的羊圈下方”，而且还是张灵甫的儿子打听到的。
我擅自替王树增老师“披露”的这些信息是会有助于谜底的揭开还是会增加事情的悬疑呢？
希望是前者吧。(张霁苍)
那么，张灵甫的遗体埋在了哪里，他的家属后来是否来收尸了呢？地点和最近的新闻报道中提到的地点是否相同呢？
王树增老师的书中是这样说的——
埋葬地点是“沂水县野猪旺村后的一座小山岗上……华东野战军在张灵甫坟前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张灵甫之墓”。在共产党方面广播了埋葬张灵甫的地点之后，“不久，张灵甫的棺椁被国民党方面挖走，重新安葬于南京玄武湖樱洲之上”。1949年解放军进入南京城后，在玄武湖边看到了张灵甫的墓碑。
最近的新闻报道关于张灵甫遗骸的说法与王树增老师的说法差别很大。相关报道说，遗骸仍然埋在当年的战场附近的村庄里。那么，当年国民党方面没把棺椁挖走吗？玄武湖边葬的又是什么呢？
这都是疑问。
新闻报道里提到的可能埋葬着张灵甫遗骸的地点，也和王树增老师说的不一样。王树增老师说的是“沂水县野猪旺村后的一座小山岗上”，最近的新闻报道说遗骸位于“沂南县马牧池乡董家庄村一户村民院中的羊圈下方”，而且还是张灵甫的儿子打听到的。
我擅自替王树增老师“披露”的这些信息是会有助于谜底的揭开还是会增加事情的悬疑呢？
希望是前者吧。(张霁苍)
2015年January月
2822:2:30
访客 没有指挥过“大的会战”，能不能算“名将”？
有专家说，因为张灵甫“未指挥过大的会战”，所以他称不上是“抗战名将”。我觉得，只有指挥过“大的会战”才能算“名将”，这个标准，是不是显得过高了呢？
8年抗战，真正指挥过“大的会战”的将领，国共都算上，一共也没几个。国民党那边，大概有陈诚、白崇禧、薛岳、卫立煌等几个人，共产党这边，因为以游击战为主，指挥过“大的会战”的，严格地说，只有彭德怀一个人，指挥的是“百团大战”。
显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八路军、新四军里只有彭总一人是“抗战名将”，我认为刘伯承、贺龙、聂荣臻等几位老帅乃至吕正操、杨成武等将军都称得上是“抗战名将”，尽管他们在抗战期间都没有指挥过“大的会战”。
其实，即使指挥过大的会战，但如果没有打赢，指挥者貌似也难算“名将”，而真正打赢的会战，又有几个呢？像汤恩伯，虽然是抗战中豫湘桂会战的指挥者之一，但指挥得一塌糊涂，如果说他是“抗战名将”，大概很难获得认同。
同时我还想到了谢晋元将军的例子。谢将军率领“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与日军血战之时，他是一名上校团长，跟当时的张灵甫一样，是“校”不是“将”。谢将军与日军激战，终其一生，也就这么一次，谢将军的少将军衔是在他被叛徒刺杀之后被国民政府追授的。但这些并不妨碍后人称其为“抗日名将”。
该如何看待“当年的参战者”的 “惊诧”
有专家说，把张灵甫拔高为“抗战名将”，“连当年的参战者也感惊诧”。专家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位“当年的参战者”在何时何地以及在怎么的情境下表示了“惊诧”，我们可以姑且听之。
我想说的是，即使真地有“当年的参战者”对把张灵甫称为“抗战名将”感到“惊诧”，那么，我们对这样的“惊诧”也不能不加分析地就全盘相信。为什么？因为国民党军内部的关系并不和谐，黄埔系与非黄埔系，这派与那派之间经常互相拆台，这是各路史家的共识。具体到张灵甫，他在同僚中人缘不好，这是出了名的，王树增老师的《解放战争》一书对此有一些叙述，其中提到他在孟良崮的覆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同僚平时就愤愤于他的狂妄，此时看他陷入重围，不但不全力相救，反而幸灾乐祸，盼他快点完蛋。如果感到“惊诧”的是这样一些“当年的参战者”，那么，我们对此也应理性看待。
总之，对张灵甫算不算“抗战名将”这个问题，我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网上流传的那些关于张灵甫抗战军功的帖子，其中可能有夸大、不实的成分；第二，说他不算“抗战名将”，目前的论据和推理还显得不够令人信服；第三，“名将”这个称呼，只是表示对战功的一种肯定，并不是像评职称一样，一定得有非常严格精确的标准和界限。在这个事情上较真，感觉不是太妥当。
张灵甫的两段历史不应相互否定
然后，我想有必要表明一下我对张灵甫这个人的总体评价，以免引起误会。
抗战中的张灵甫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无论军功到底有多大，无论够不够格被称为“抗战名将”，毕竟他的一条腿是在和日军作战时被打残的。
内战中的张灵甫无疑是应该否定的，因为他效忠的政权确实不是代表全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也不为大多数人所拥护。他成为那个政权的殉葬者，这是他人生的悲剧。
这两段历史是不该互相否定的。
对国共抗战作用的评价 应该努力去除情绪化
作为资深网民和媒体人，我知道近些年网上出现了一批自称或被称为“国粉”的人，主要行为是介绍乃至渲染和夸大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的作用，其中一些人连带贬低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这次张灵甫因偶然事件成为“热门人物”，有专家作出判断，政治因素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就此我也谈点自己的看法。
众所周知，新中国建国后，对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的作用的评价，是经历过变化的。改革开放以后，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的作用，主要是在正面战场发挥的作用，已经得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客观的评价。近些年网上“国粉”群体的出现，我认为最初是有还原历史的本意和作用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前些年国民党的抗战作用没有得到客观充分地介绍这种情况的反弹。但逐渐地，情况变得复杂了，情绪化的成分增多了，一些人走向了原来情况的反面，只强调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把共产党的作用贬得一钱不值。
对那段历史有点了解的人，只要抱着一颗客观理性之心，都知道当时在抗日统一战线之下，国共分别发挥了对方无法替代的作用。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必须肯定，共产党敌后战场的作用也绝不能抹煞和低估。“治史最忌气不平”。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走极端都不是有益的选择，努力去除情绪化，应该是我们看待历史和评价历史的最佳选择。
一段让人感慨的当年“秘闻”
最后，我还想从王树增老师的书中引述两段内容，一是告诉今天的人们，当时的共产党人是如何对待死后的张灵甫的，二是给今天关注张灵甫遗骸的人提供一点线索。
孟良崮战役结束之后，解放军官兵“用担架抬着张灵甫的遗体开始转移，两天之后，由于天气炎热尸体开始腐烂，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决定就地掩埋。官兵们花了四百块大洋买了口上好的楠木棺材，将张灵甫的遗体擦洗干净，给他穿上了新衣服”，并允许他的部属与他作了最后的诀别，然后把他安葬了。
同学们，四百块大洋啊！什么概念？！楠木棺材，什么规格啊？！
要知道，虽然孟良崮战役打胜了，但当时解放军的处境是很困难的，解放区的面积大大地缩小了，根据地和解放军的财政都非常紧张啊！四百块大洋，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
还要知道，孟良崮战役打得是非常惨烈的，七十四师被消灭了，但解放军伤亡的人数几乎与敌人相同。而对待给自己带来重大伤亡的敌军的最高将领的遗体，解放军竟是这样的仁厚！这是一种怎样的胸怀！
而这，是不是也表明了共产党人对张灵甫当年的抗日业绩的认可呢？
不仅如此，在安葬后，共产党方面还广播了埋葬张灵甫的地点，希望他的家属来收尸。
这是一段多么让人感慨的故事啊！
有专家说，因为张灵甫“未指挥过大的会战”，所以他称不上是“抗战名将”。我觉得，只有指挥过“大的会战”才能算“名将”，这个标准，是不是显得过高了呢？
8年抗战，真正指挥过“大的会战”的将领，国共都算上，一共也没几个。国民党那边，大概有陈诚、白崇禧、薛岳、卫立煌等几个人，共产党这边，因为以游击战为主，指挥过“大的会战”的，严格地说，只有彭德怀一个人，指挥的是“百团大战”。
显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八路军、新四军里只有彭总一人是“抗战名将”，我认为刘伯承、贺龙、聂荣臻等几位老帅乃至吕正操、杨成武等将军都称得上是“抗战名将”，尽管他们在抗战期间都没有指挥过“大的会战”。
其实，即使指挥过大的会战，但如果没有打赢，指挥者貌似也难算“名将”，而真正打赢的会战，又有几个呢？像汤恩伯，虽然是抗战中豫湘桂会战的指挥者之一，但指挥得一塌糊涂，如果说他是“抗战名将”，大概很难获得认同。
同时我还想到了谢晋元将军的例子。谢将军率领“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与日军血战之时，他是一名上校团长，跟当时的张灵甫一样，是“校”不是“将”。谢将军与日军激战，终其一生，也就这么一次，谢将军的少将军衔是在他被叛徒刺杀之后被国民政府追授的。但这些并不妨碍后人称其为“抗日名将”。
该如何看待“当年的参战者”的 “惊诧”
有专家说，把张灵甫拔高为“抗战名将”，“连当年的参战者也感惊诧”。专家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位“当年的参战者”在何时何地以及在怎么的情境下表示了“惊诧”，我们可以姑且听之。
我想说的是，即使真地有“当年的参战者”对把张灵甫称为“抗战名将”感到“惊诧”，那么，我们对这样的“惊诧”也不能不加分析地就全盘相信。为什么？因为国民党军内部的关系并不和谐，黄埔系与非黄埔系，这派与那派之间经常互相拆台，这是各路史家的共识。具体到张灵甫，他在同僚中人缘不好，这是出了名的，王树增老师的《解放战争》一书对此有一些叙述，其中提到他在孟良崮的覆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同僚平时就愤愤于他的狂妄，此时看他陷入重围，不但不全力相救，反而幸灾乐祸，盼他快点完蛋。如果感到“惊诧”的是这样一些“当年的参战者”，那么，我们对此也应理性看待。
总之，对张灵甫算不算“抗战名将”这个问题，我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网上流传的那些关于张灵甫抗战军功的帖子，其中可能有夸大、不实的成分；第二，说他不算“抗战名将”，目前的论据和推理还显得不够令人信服；第三，“名将”这个称呼，只是表示对战功的一种肯定，并不是像评职称一样，一定得有非常严格精确的标准和界限。在这个事情上较真，感觉不是太妥当。
张灵甫的两段历史不应相互否定
然后，我想有必要表明一下我对张灵甫这个人的总体评价，以免引起误会。
抗战中的张灵甫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无论军功到底有多大，无论够不够格被称为“抗战名将”，毕竟他的一条腿是在和日军作战时被打残的。
内战中的张灵甫无疑是应该否定的，因为他效忠的政权确实不是代表全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也不为大多数人所拥护。他成为那个政权的殉葬者，这是他人生的悲剧。
这两段历史是不该互相否定的。
对国共抗战作用的评价 应该努力去除情绪化
作为资深网民和媒体人，我知道近些年网上出现了一批自称或被称为“国粉”的人，主要行为是介绍乃至渲染和夸大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的作用，其中一些人连带贬低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这次张灵甫因偶然事件成为“热门人物”，有专家作出判断，政治因素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就此我也谈点自己的看法。
众所周知，新中国建国后，对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的作用的评价，是经历过变化的。改革开放以后，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的作用，主要是在正面战场发挥的作用，已经得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客观的评价。近些年网上“国粉”群体的出现，我认为最初是有还原历史的本意和作用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前些年国民党的抗战作用没有得到客观充分地介绍这种情况的反弹。但逐渐地，情况变得复杂了，情绪化的成分增多了，一些人走向了原来情况的反面，只强调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把共产党的作用贬得一钱不值。
对那段历史有点了解的人，只要抱着一颗客观理性之心，都知道当时在抗日统一战线之下，国共分别发挥了对方无法替代的作用。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必须肯定，共产党敌后战场的作用也绝不能抹煞和低估。“治史最忌气不平”。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走极端都不是有益的选择，努力去除情绪化，应该是我们看待历史和评价历史的最佳选择。
一段让人感慨的当年“秘闻”
最后，我还想从王树增老师的书中引述两段内容，一是告诉今天的人们，当时的共产党人是如何对待死后的张灵甫的，二是给今天关注张灵甫遗骸的人提供一点线索。
孟良崮战役结束之后，解放军官兵“用担架抬着张灵甫的遗体开始转移，两天之后，由于天气炎热尸体开始腐烂，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决定就地掩埋。官兵们花了四百块大洋买了口上好的楠木棺材，将张灵甫的遗体擦洗干净，给他穿上了新衣服”，并允许他的部属与他作了最后的诀别，然后把他安葬了。
同学们，四百块大洋啊！什么概念？！楠木棺材，什么规格啊？！
要知道，虽然孟良崮战役打胜了，但当时解放军的处境是很困难的，解放区的面积大大地缩小了，根据地和解放军的财政都非常紧张啊！四百块大洋，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
还要知道，孟良崮战役打得是非常惨烈的，七十四师被消灭了，但解放军伤亡的人数几乎与敌人相同。而对待给自己带来重大伤亡的敌军的最高将领的遗体，解放军竟是这样的仁厚！这是一种怎样的胸怀！
而这，是不是也表明了共产党人对张灵甫当年的抗日业绩的认可呢？
不仅如此，在安葬后，共产党方面还广播了埋葬张灵甫的地点，希望他的家属来收尸。
这是一段多么让人感慨的故事啊！
2015年January月
2822:0:44
访客 最近，网上围绕张灵甫这个历史人物出现了舆论热点，先一个热点是他的遗骸迁移的事，然后由此又衍生了另一个热点：他到底算不算抗战名将。作为一名历史爱好者，我觉得有必要也来给大家提供点信息，同时也把我的疑惑摆在这里，求教于专家，以及万能的网友。
先声明一下我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的态度：不夸张，不矮化，纯说事儿，有功说功，有过说过，引述的材料绝对是官方正版，依据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即使发几句议论，也力争不说过头儿话。
张灵甫是不是因抗战而出名？
有学者称，“张灵甫在国内出名并非是因为抗战”。对此，我没有直接的反驳证据，但我可以提供一种相反的说法，这个说法的来源是比较权威的。
《解放战争》是一部大部头的著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作者是王树增老师，一位以中国现代战争题材的纪实写作而闻名的军人作家，作品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大奖等多个重量级奖项。分为上下两册的《解放战争》一书长达1400多页，围歼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整编七十四师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章，这当中作者简述了作为七十四师师长的张灵甫的简历。恰巧我正在第二遍读这部书，找到王树增老师对张灵甫的介绍不是难事。王树增老师在书中是这样说的——
抗日战争爆发，张灵甫率五十一师一五三旅三0五团参加上海保卫战(有人说他没有参加淞沪会战，这个，小编没有能力判断哈)和武汉保卫战，并在德安一战中率部仰攻日军山地阵地……腿部中弹却誓死不退，血战五天五夜后将日军击退……德安一战令张灵甫名传天下，战后升为旅长，继而参加南昌战役、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每每勇猛善战，一九四0年升任五十八师师长，一九四四年秋升任第七十四军副军长……国民党军整编后，第七十四军称整编七十四师……被蒋介石誉为‘国军模范’，参谋总长陈诚也在多个场合说：‘全军多几个七十四师，战事就平定了’”。
注意啊，“德安一战令张灵甫名传天下”！
顺便说明：德安之战是1938年的事，也就是抗战的第二年。
张灵甫的名声是不是抗战期间打出来的？专家的说法不一致。该信谁呢？我不知道。我只是摆出疑惑。欢迎官方专家和民间高手给大家科普。
军衔和职务升迁快，不是因为抗战军功大吗？
有学者指出，“张灵甫在抗战中的地位，起初不过是营长、团长，是‘校’而不是‘将’，直至战争末期才升至第74军军长。”以此来说明张灵甫算不上“抗战名将”。但我觉得，这段话貌似恰恰可以说明张灵甫在抗战期间战功不小。
抗战那几年，张灵甫并没有与共产党军队作战，只是在对日作战。他具体取得了怎样的战功，老实说我了解得并不多，我只是依据专家列举的上述事实，从逻辑上来推断，觉得张灵甫在抗战期间的战功应该不小。
从军衔上看，抗战开始时，他是校官，后来升为少将，抗战胜利8个月后已升为陆军中将(此时他还没有投入内战)；从职务上看，抗战初期他只是营长、团长，抗战末期已经升任军长。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抗日军功，蒋介石会让他升迁这么快吗(尤其他还是个有杀妻前科的人)？会让他担任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军的军长吗？
我们可以再横向比较一下。“五大主力”中的另外四支，新一军、新六军、十八军、第五军，这四支部队的军长，孙立人、廖耀湘、胡琏、邱清泉，哪个不是在抗战中打出名然后得以担任这些王牌部队的军长的？从军衔上来说，这5人当中，只有年长张灵甫3岁的孙立人是与张灵甫同年获授中将军衔的，其他3人都晚于他。鉴于上述分析，我觉得，如果他在抗战期间没有足够的战功，那他升迁这么快，是不合逻辑的。
先声明一下我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的态度：不夸张，不矮化，纯说事儿，有功说功，有过说过，引述的材料绝对是官方正版，依据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即使发几句议论，也力争不说过头儿话。
张灵甫是不是因抗战而出名？
有学者称，“张灵甫在国内出名并非是因为抗战”。对此，我没有直接的反驳证据，但我可以提供一种相反的说法，这个说法的来源是比较权威的。
《解放战争》是一部大部头的著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作者是王树增老师，一位以中国现代战争题材的纪实写作而闻名的军人作家，作品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大奖等多个重量级奖项。分为上下两册的《解放战争》一书长达1400多页，围歼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整编七十四师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章，这当中作者简述了作为七十四师师长的张灵甫的简历。恰巧我正在第二遍读这部书，找到王树增老师对张灵甫的介绍不是难事。王树增老师在书中是这样说的——
抗日战争爆发，张灵甫率五十一师一五三旅三0五团参加上海保卫战(有人说他没有参加淞沪会战，这个，小编没有能力判断哈)和武汉保卫战，并在德安一战中率部仰攻日军山地阵地……腿部中弹却誓死不退，血战五天五夜后将日军击退……德安一战令张灵甫名传天下，战后升为旅长，继而参加南昌战役、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每每勇猛善战，一九四0年升任五十八师师长，一九四四年秋升任第七十四军副军长……国民党军整编后，第七十四军称整编七十四师……被蒋介石誉为‘国军模范’，参谋总长陈诚也在多个场合说：‘全军多几个七十四师，战事就平定了’”。
注意啊，“德安一战令张灵甫名传天下”！
顺便说明：德安之战是1938年的事，也就是抗战的第二年。
张灵甫的名声是不是抗战期间打出来的？专家的说法不一致。该信谁呢？我不知道。我只是摆出疑惑。欢迎官方专家和民间高手给大家科普。
军衔和职务升迁快，不是因为抗战军功大吗？
有学者指出，“张灵甫在抗战中的地位，起初不过是营长、团长，是‘校’而不是‘将’，直至战争末期才升至第74军军长。”以此来说明张灵甫算不上“抗战名将”。但我觉得，这段话貌似恰恰可以说明张灵甫在抗战期间战功不小。
抗战那几年，张灵甫并没有与共产党军队作战，只是在对日作战。他具体取得了怎样的战功，老实说我了解得并不多，我只是依据专家列举的上述事实，从逻辑上来推断，觉得张灵甫在抗战期间的战功应该不小。
从军衔上看，抗战开始时，他是校官，后来升为少将，抗战胜利8个月后已升为陆军中将(此时他还没有投入内战)；从职务上看，抗战初期他只是营长、团长，抗战末期已经升任军长。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抗日军功，蒋介石会让他升迁这么快吗(尤其他还是个有杀妻前科的人)？会让他担任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军的军长吗？
我们可以再横向比较一下。“五大主力”中的另外四支，新一军、新六军、十八军、第五军，这四支部队的军长，孙立人、廖耀湘、胡琏、邱清泉，哪个不是在抗战中打出名然后得以担任这些王牌部队的军长的？从军衔上来说，这5人当中，只有年长张灵甫3岁的孙立人是与张灵甫同年获授中将军衔的，其他3人都晚于他。鉴于上述分析，我觉得，如果他在抗战期间没有足够的战功，那他升迁这么快，是不合逻辑的。
2015年January月
2714:47:28
华夏子孙 由于键盘误操作把＂怒吼吧，丽江＂误输为＂怒红吧，丽江＂还有应该是＂及时＂误输为＂集市＂对此特别予以更正道歉。
2015年January月
2714:33:7
华夏子孙 最近看到在七十四军纪念吧的留言栏上出现诋毁抹黑抗战国军将领的留言。作为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中国人有责任和义务站出来澄清历史事实真相，严厉指责这种违反伦理道德的无耻恶意诽谤。
七十四军留言栏是纪念抗战国军将士留言的纯净圣地岂能容纳这种充满轻佻风格的污垢！此留言歪曲否认国军主导抗战的历史事实，否认张灵甫将军作为抗日名将的身份。那么这条留言可靠吗？经得起检验吗？通过分析可以剖析抗日英雄是怎样被污蔑化的。
1一九七三年秋，国家总理周恩来从海外华人口中得知张灵甫将军夫人王玉玲女士美国的情况后，立即通知有关人员向她发出邀请，希望她回来观光旅游，欢迎她叶落归根。同年九月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设宴招待张灵甫夫人王玉玲女士。一九七五年冬，邓颖超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会见了王玉玲女士。二〇〇五张灵甫将军的夫人王玉玲女士随儿子张道宇先生来到上海接到当年华野指挥官粟裕大将之子粟刚兵的邀请、同年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张灵甫将军的夫人王玉玲应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邀请在北京参加了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活动，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张灵甫将军的后人代父领到中国国家领导人颁发的抗日纪念章。
正本清源；驳斥对抗战英雄的污名：
根据史实记载，诽谤张灵甫的留言者再如何玩弄辞藻，也改变不了张灵甫在张古山的战功。根据台湾史政局出版的《张灵甫传略》记载，张将军任一五三旅副旅长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同年九月升任旅长。张古山一战，张灵甫以少将旅长身份指挥一五三旅下辖三〇五团、三〇六团以及一五一旅的三〇二团。
关于田汉在长沙采访张灵甫将军，亲自撰写了话剧《德安大捷》；据相关文史资料记载，“时任第三厅第六处处长的田汉，以此战七十四军一五三旅旅长张灵甫为原型编写了活报剧，率队赴军中演出。”(摘自秦弓《抗战时期作家与正面战场的关系》,《抗战文化研究》第一辑)这里点明了田汉为张灵甫写的是:"活报剧",那么"活报剧"是什么呢?活报剧是集市地向民众介绍当前国内外的政治时事、军事情势和社会动态的独幕戏剧。起到的是活报纸的作用。当时文盲比例极大，广大不识字的群众无法阅读报纸“活报剧”的出现成为向广大底层百姓宣传抗日的最佳手段之一。
七七事变后，田汉在武汉第三厅第六处任职时，身体力行，编写大量通俗易懂的广场剧（冯文双李金健《田汉与抗战初期武汉文艺救亡运动》，《理论月刊》二〇〇五年第十二期）启发民众觉悟，鼓动团结抗战。
今天唯一可以看到的抗战时期田汉编写的活报剧《怒红吧，丽江》，是一九三九年八月四日下午日军飞机轰炸桂林后田汉当场急就剧本，当天就在金城露天剧场由平宣队演出。在本留言中引用资料中提到的抗战期间田汉创作的大量活报剧，到今天能看到的也只有《怒红吧，丽江》这一部了。由此可以看出抹黑张灵甫将军留言之恶毒。现有田汉剧目和《田汉年谱》中自然不会有《德安大捷》这部活报剧，因为在编剧目和年谱的年代，因为资料的散失，编撰者已经看不到这部剧了。但用不全资料编成的剧目、年谱去反过来否定已散失的剧目的存在，从历史学角度是违反逻辑的技术错误，从造谣诽谤的角度，就是处心积虑的信息蒙蔽了。田汉采访张灵甫写话剧在文史资料和亲历者回忆中都存在并相互印证，不是随诽谤者随便摇动两下笔杆就能否定得了的。
关于田汉作词任光作曲的74军军歌；任光履历清楚明晰容不得任何歪曲。可以引用《倒在叶挺将军怀中的作曲家任光》（《广东党史》二〇〇四年第二期）和《音乐家任光在皖南事变中》（《新文化史料》一九九四年第四期）来告诉大家任光当时究竟在哪里。
“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海日本领事馆查明《打回老家去》歌曲的作者“前芨”原来就是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任光，准备对他采取暗杀行动，在此情况下任光不得不离开祖国流亡海外.....一九三七年秋，任光在法国进巴黎音乐师范进修，并担任了法国左翼组织“民众文化协会”的委员......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任光同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同从巴黎启程，经香港到达武汉，继续投入抗日宣传活动.....同年下旬随同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转赴重庆，与蔡楚生、史东此阳翰笙等人一起从事电影音乐工作，为抗战服务......一九三九年五月。任光脱离了三厅，到新加坡在华侨中组织“铜锣合唱团”举办“民族歌咏训练班”。全力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海外华人区开展抗日救亡的歌咏活动培养音乐人才。一九四〇年四月，任光自新加坡取道昆明又返回重庆，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工作......同年秋应新四军军长叶挺的邀请经周恩来同意，与叶挺、袁国平等来到设在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履历何其清晰，任光因《打回老家去》流亡海外是事实，一九四〇年回国至重庆也是事实，但诽谤的留言中刻意掐掉中间一九三八年十月任光返国在武汉第三厅工作至一九三九年再次出国去新加坡这段历史。已达到蒙蔽制造一个“任光三八年不在国内”的谣言。从史实记载可以看到，一九三八年十月这大半月里任光正好在武汉第三厅工作，与田汉去采访张灵甫的时间恰好吻合。也就是说，称74军军歌是任光作曲是一项强硬的证据；任光在武汉二十余天，也是万家岭大捷结束、田汉采访唯一对上的时间段，从而证明军歌的可信。
那么事实证明抹黑张灵甫抗日英雄的身份实际是在抹黑谁呢？
造谣抹黑张灵甫否认田汉、任光对张灵甫抗战功绩的宣传，实际上否认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在宣传战线上的抗战努力。
本留言中频繁出现了田汉和任光在武汉第三厅的任职，那么“第三厅”是什么身份呢？第三厅又称政治部第三厅，是抗战初期国共第二度合作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按当时在第三厅工作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属下的一个部门，看起来是国民党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实际上按照时任第三厅主任秘书的地下党员作家阳翰笙记叙，第三厅表面上“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的一个部门，但实际上由中共长江局和周恩来直接领导。第三厅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集中了当时国统区文化界的许多代表人物。正因为是人心所系，人才荟萃，发挥了战斗作用，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团结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一致抗日，是国统区抗日民统一主阵线的战斗堡垒。”（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主统一阵线的战斗堡垒》，《新文学史料》一九八〇第四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统一阵线的战斗堡垒，第三厅的工作在中共长江局的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之下。时任第三厅第六处处长的田汉和在第三厅任职的任光，对张灵甫的采访和宣传工作，从领导关系上说是直接执行中共长江局和周恩来的领导。对张灵甫抗日英雄的宣传，也是在周恩来和中共高层领导下的抗日民主统一阵线在宣传领域积极的抗日活动。
关于张灵甫张灵甫算不算一个优秀将领；评介一个将领可以单以一个人的观点为全部论据吗？那么看看张灵甫是否有勇无谋。“九、十月间，王耀武命令第一五一旅旅长唐生海指挥张国献的第三〇二团、张灵甫的第三〇五团、常海德的第三〇六团反攻德安的张古山之敌，阻止日军南进。在研讨作战方案的会议上，有的团长认为，张古山地势高峻位置险要，易守难攻；没有重炮，单凭正面仰攻必然伤亡很大，难于完成任务。张灵甫力排众议，提出效仿《三国演义》中邓艾偷袭阴平进攻西蜀的经验，建议挑选一批精干将士组成突击队，从张古山之背突破，实施两面夹攻。他的方案得到大家赞同后奉命带领一支突击队攀藤附葛，从人烟绝迹的崎岖峡谷偷渡，配合正面进攻夹击日军，很快夺取了张古山。”这是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〇出版的《民国高级将领传》（第五集）中对张灵甫的记载。以诽谤者的逻辑，该不会说此书的编委也是所谓的“张粉”吧。从这段关于攻打张古山的记叙可以看出，张灵甫的确有勇有谋，否则他怎么敢亲自带领敢死队攀绝壁偷袭日军？张将军的谋略正是他出奇制胜的战术，才使中国军队从日军手中夺占了张古山。
再举一例，也是《民国高级将领传》（第五集）中的记叙。一九四三年，日军十万大军进攻常德。时任国民党陆军第五十八师师长的张灵甫看到部分官兵有怯战心理，在动员大会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和日本鬼子作战，不仅要斗勇，而且要斗智......敌人武器精良，火力比我们强，这是他们的优势。但是，他们是进行一场侵略战争，粮少弹缺，要求速战速决，不能持久......我们应该以自己的优势对付日本鬼子的弱点！”张将军的战前动员激发了官兵的士气，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国军岿然不动。当夜张灵甫将军算计日军可能会偷袭，于是从预备队中调了一个营准备伏击，果然遇到日军夜袭便衣部队，并歼其大部。难道这也是张将军有勇无谋的表现吗？
关于第二次长沙会战；这段战史在百度文库中是这样描述的；“一九四一年九月，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目标之一就是寻歼国军主力七十四军。尽管此战七十四军失利，但在与日军遭遇之初，七十四军在华春山一线仍颇有斩获，并以凌厉攻势一度迫使日军第三师团后退，也显示了中国王牌军的威风”。 从这段记叙中我们看到了了七十四军将士顽强不怕死的精神和作战风格。当年的日本鬼子不仅是凶狠残暴，不要忽略的是，日军同时也是一支装备精良战斗力非常强悍的军队。把这样的侵略者赶出国门，绝不是抗战神剧中的那样简单。武器装备远超中国的美军尚且不惜使用原子弹来避免与日军更多的交战，当时国军的抗战艰难可想而知。
张灵甫将军是一个争议较大的历史人物。他身在行伍，操枪弄棒是为本分，却又喜欢舞文弄墨，曾经靠卖字画换路费行数千里；他有一腔爱国热血，也干出过杀妻的冷血行径；他既是内战中共产党的劲敌，又是抗日战场上的一员悍将。我们应该客观的看到，张灵甫所处的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而人性的复杂也在张灵甫身上得以充分展现。每个历史人物都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张灵甫是职业军人不是圣人，以张将军所在的年代抗日是第一位，任何一个为国家民族舍身忘死跟外辱拼命的中国人都是英雄，不分何党何派，在中国人眼里他们都是中国军人民族英雄。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出于任何目的抹黑他们。请用敬畏来面对抗战国军将士。他们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人！
七十四军留言栏是纪念抗战国军将士留言的纯净圣地岂能容纳这种充满轻佻风格的污垢！此留言歪曲否认国军主导抗战的历史事实，否认张灵甫将军作为抗日名将的身份。那么这条留言可靠吗？经得起检验吗？通过分析可以剖析抗日英雄是怎样被污蔑化的。
1一九七三年秋，国家总理周恩来从海外华人口中得知张灵甫将军夫人王玉玲女士美国的情况后，立即通知有关人员向她发出邀请，希望她回来观光旅游，欢迎她叶落归根。同年九月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设宴招待张灵甫夫人王玉玲女士。一九七五年冬，邓颖超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会见了王玉玲女士。二〇〇五张灵甫将军的夫人王玉玲女士随儿子张道宇先生来到上海接到当年华野指挥官粟裕大将之子粟刚兵的邀请、同年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张灵甫将军的夫人王玉玲应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邀请在北京参加了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活动，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张灵甫将军的后人代父领到中国国家领导人颁发的抗日纪念章。
正本清源；驳斥对抗战英雄的污名：
根据史实记载，诽谤张灵甫的留言者再如何玩弄辞藻，也改变不了张灵甫在张古山的战功。根据台湾史政局出版的《张灵甫传略》记载，张将军任一五三旅副旅长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同年九月升任旅长。张古山一战，张灵甫以少将旅长身份指挥一五三旅下辖三〇五团、三〇六团以及一五一旅的三〇二团。
关于田汉在长沙采访张灵甫将军，亲自撰写了话剧《德安大捷》；据相关文史资料记载，“时任第三厅第六处处长的田汉，以此战七十四军一五三旅旅长张灵甫为原型编写了活报剧，率队赴军中演出。”(摘自秦弓《抗战时期作家与正面战场的关系》,《抗战文化研究》第一辑)这里点明了田汉为张灵甫写的是:"活报剧",那么"活报剧"是什么呢?活报剧是集市地向民众介绍当前国内外的政治时事、军事情势和社会动态的独幕戏剧。起到的是活报纸的作用。当时文盲比例极大，广大不识字的群众无法阅读报纸“活报剧”的出现成为向广大底层百姓宣传抗日的最佳手段之一。
七七事变后，田汉在武汉第三厅第六处任职时，身体力行，编写大量通俗易懂的广场剧（冯文双李金健《田汉与抗战初期武汉文艺救亡运动》，《理论月刊》二〇〇五年第十二期）启发民众觉悟，鼓动团结抗战。
今天唯一可以看到的抗战时期田汉编写的活报剧《怒红吧，丽江》，是一九三九年八月四日下午日军飞机轰炸桂林后田汉当场急就剧本，当天就在金城露天剧场由平宣队演出。在本留言中引用资料中提到的抗战期间田汉创作的大量活报剧，到今天能看到的也只有《怒红吧，丽江》这一部了。由此可以看出抹黑张灵甫将军留言之恶毒。现有田汉剧目和《田汉年谱》中自然不会有《德安大捷》这部活报剧，因为在编剧目和年谱的年代，因为资料的散失，编撰者已经看不到这部剧了。但用不全资料编成的剧目、年谱去反过来否定已散失的剧目的存在，从历史学角度是违反逻辑的技术错误，从造谣诽谤的角度，就是处心积虑的信息蒙蔽了。田汉采访张灵甫写话剧在文史资料和亲历者回忆中都存在并相互印证，不是随诽谤者随便摇动两下笔杆就能否定得了的。
关于田汉作词任光作曲的74军军歌；任光履历清楚明晰容不得任何歪曲。可以引用《倒在叶挺将军怀中的作曲家任光》（《广东党史》二〇〇四年第二期）和《音乐家任光在皖南事变中》（《新文化史料》一九九四年第四期）来告诉大家任光当时究竟在哪里。
“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海日本领事馆查明《打回老家去》歌曲的作者“前芨”原来就是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任光，准备对他采取暗杀行动，在此情况下任光不得不离开祖国流亡海外.....一九三七年秋，任光在法国进巴黎音乐师范进修，并担任了法国左翼组织“民众文化协会”的委员......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任光同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同从巴黎启程，经香港到达武汉，继续投入抗日宣传活动.....同年下旬随同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转赴重庆，与蔡楚生、史东此阳翰笙等人一起从事电影音乐工作，为抗战服务......一九三九年五月。任光脱离了三厅，到新加坡在华侨中组织“铜锣合唱团”举办“民族歌咏训练班”。全力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海外华人区开展抗日救亡的歌咏活动培养音乐人才。一九四〇年四月，任光自新加坡取道昆明又返回重庆，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工作......同年秋应新四军军长叶挺的邀请经周恩来同意，与叶挺、袁国平等来到设在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履历何其清晰，任光因《打回老家去》流亡海外是事实，一九四〇年回国至重庆也是事实，但诽谤的留言中刻意掐掉中间一九三八年十月任光返国在武汉第三厅工作至一九三九年再次出国去新加坡这段历史。已达到蒙蔽制造一个“任光三八年不在国内”的谣言。从史实记载可以看到，一九三八年十月这大半月里任光正好在武汉第三厅工作，与田汉去采访张灵甫的时间恰好吻合。也就是说，称74军军歌是任光作曲是一项强硬的证据；任光在武汉二十余天，也是万家岭大捷结束、田汉采访唯一对上的时间段，从而证明军歌的可信。
那么事实证明抹黑张灵甫抗日英雄的身份实际是在抹黑谁呢？
造谣抹黑张灵甫否认田汉、任光对张灵甫抗战功绩的宣传，实际上否认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在宣传战线上的抗战努力。
本留言中频繁出现了田汉和任光在武汉第三厅的任职，那么“第三厅”是什么身份呢？第三厅又称政治部第三厅，是抗战初期国共第二度合作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按当时在第三厅工作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属下的一个部门，看起来是国民党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实际上按照时任第三厅主任秘书的地下党员作家阳翰笙记叙，第三厅表面上“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的一个部门，但实际上由中共长江局和周恩来直接领导。第三厅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集中了当时国统区文化界的许多代表人物。正因为是人心所系，人才荟萃，发挥了战斗作用，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团结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一致抗日，是国统区抗日民统一主阵线的战斗堡垒。”（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主统一阵线的战斗堡垒》，《新文学史料》一九八〇第四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统一阵线的战斗堡垒，第三厅的工作在中共长江局的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之下。时任第三厅第六处处长的田汉和在第三厅任职的任光，对张灵甫的采访和宣传工作，从领导关系上说是直接执行中共长江局和周恩来的领导。对张灵甫抗日英雄的宣传，也是在周恩来和中共高层领导下的抗日民主统一阵线在宣传领域积极的抗日活动。
关于张灵甫张灵甫算不算一个优秀将领；评介一个将领可以单以一个人的观点为全部论据吗？那么看看张灵甫是否有勇无谋。“九、十月间，王耀武命令第一五一旅旅长唐生海指挥张国献的第三〇二团、张灵甫的第三〇五团、常海德的第三〇六团反攻德安的张古山之敌，阻止日军南进。在研讨作战方案的会议上，有的团长认为，张古山地势高峻位置险要，易守难攻；没有重炮，单凭正面仰攻必然伤亡很大，难于完成任务。张灵甫力排众议，提出效仿《三国演义》中邓艾偷袭阴平进攻西蜀的经验，建议挑选一批精干将士组成突击队，从张古山之背突破，实施两面夹攻。他的方案得到大家赞同后奉命带领一支突击队攀藤附葛，从人烟绝迹的崎岖峡谷偷渡，配合正面进攻夹击日军，很快夺取了张古山。”这是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〇出版的《民国高级将领传》（第五集）中对张灵甫的记载。以诽谤者的逻辑，该不会说此书的编委也是所谓的“张粉”吧。从这段关于攻打张古山的记叙可以看出，张灵甫的确有勇有谋，否则他怎么敢亲自带领敢死队攀绝壁偷袭日军？张将军的谋略正是他出奇制胜的战术，才使中国军队从日军手中夺占了张古山。
再举一例，也是《民国高级将领传》（第五集）中的记叙。一九四三年，日军十万大军进攻常德。时任国民党陆军第五十八师师长的张灵甫看到部分官兵有怯战心理，在动员大会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和日本鬼子作战，不仅要斗勇，而且要斗智......敌人武器精良，火力比我们强，这是他们的优势。但是，他们是进行一场侵略战争，粮少弹缺，要求速战速决，不能持久......我们应该以自己的优势对付日本鬼子的弱点！”张将军的战前动员激发了官兵的士气，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国军岿然不动。当夜张灵甫将军算计日军可能会偷袭，于是从预备队中调了一个营准备伏击，果然遇到日军夜袭便衣部队，并歼其大部。难道这也是张将军有勇无谋的表现吗？
关于第二次长沙会战；这段战史在百度文库中是这样描述的；“一九四一年九月，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目标之一就是寻歼国军主力七十四军。尽管此战七十四军失利，但在与日军遭遇之初，七十四军在华春山一线仍颇有斩获，并以凌厉攻势一度迫使日军第三师团后退，也显示了中国王牌军的威风”。 从这段记叙中我们看到了了七十四军将士顽强不怕死的精神和作战风格。当年的日本鬼子不仅是凶狠残暴，不要忽略的是，日军同时也是一支装备精良战斗力非常强悍的军队。把这样的侵略者赶出国门，绝不是抗战神剧中的那样简单。武器装备远超中国的美军尚且不惜使用原子弹来避免与日军更多的交战，当时国军的抗战艰难可想而知。
张灵甫将军是一个争议较大的历史人物。他身在行伍，操枪弄棒是为本分，却又喜欢舞文弄墨，曾经靠卖字画换路费行数千里；他有一腔爱国热血，也干出过杀妻的冷血行径；他既是内战中共产党的劲敌，又是抗日战场上的一员悍将。我们应该客观的看到，张灵甫所处的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而人性的复杂也在张灵甫身上得以充分展现。每个历史人物都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张灵甫是职业军人不是圣人，以张将军所在的年代抗日是第一位，任何一个为国家民族舍身忘死跟外辱拼命的中国人都是英雄，不分何党何派，在中国人眼里他们都是中国军人民族英雄。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出于任何目的抹黑他们。请用敬畏来面对抗战国军将士。他们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人！
2015年January月
279:53:14
王志军 《满江红》
百年神州，群狼舞，雄狮沉歇。
觅真理，黄埔报国，北伐激烈。
南京城下耻与恨，张古山上云和月。
战上高、雪峰岭如铁，倭寇灭。
保京畿，大检阅；强国梦，建伟业。
卫三民主义、自由世界。
百战百胜铁军捷，成功成仁一腔血。
弹援绝、赤胆昭汉阙，丹心写。
百年神州，群狼舞，雄狮沉歇。
觅真理，黄埔报国，北伐激烈。
南京城下耻与恨，张古山上云和月。
战上高、雪峰岭如铁，倭寇灭。
保京畿，大检阅；强国梦，建伟业。
卫三民主义、自由世界。
百战百胜铁军捷，成功成仁一腔血。
弹援绝、赤胆昭汉阙，丹心写。
2015年January月
266:29:0
访客 第六，我是人品正直的君子吗？
国民党粉丝极力吹捧我的人品，把我说成清廉爱民、大义凛然的君子。我的人品到底如何呢？且不谈令我臭名昭著的“杀妻”事件，单看我在陆军大学的表现即可知。我的同学董其武将军在回忆录中说：“在陆大受训，将领班的将领按规定每人可以带一个参谋，但是我们班里的、张灵甫（就是后来所谓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在孟良崮被解放军打死的那个张灵甫），却带了两个参谋去上学。他每天只上一节课，其余的课让参谋替他去上。他花了七百万元在重庆近郊买了一处洋楼，每天在那里养尊处优，吃喝嫖赌。一个星期天，他请我去他那里。我到了一看，富丽堂皇，光彩耀目，简直象一座王宫。又是舞厅，又是餐厅，看得我眼花缭乱。我这个在塞外前线，吃土豆睡土炕的将领实在坐不住，我忙向主人佯称有事告辞了。这样的将领怎么能抗日，怎么不失掉民心军心？这样的政府怎么不招来国难，怎么能不亡国？”
我在国难当头时入陆军大学，不认真学习军事以报效国家，而是整天逃课在别墅里花天酒地，这还能够说是一名爱国军人吗？这期间，我还曾经坐飞机到湖南，为的是一睹美少女王玉龄。这是典型的“重色轻国”表现，我哪里有脸自称“爱国军人”？在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年代，我竟能在大后方花巨金买洋楼，有谁相信我是一位清廉的将领吗？
曾经在74军任职的周更声，曾经撰文揭过我的老底。他说，张灵甫治兵严苛，手段暴戾，时常杀一儆百：“他在当师长时，曾对他的团长刘光宇说：‘明天纪念周，你团里有几个（他的惯用术语，就是有几个要枪杀的官兵）？’刘团长说：‘我团里没有。’张灵甫说：‘你们团里总是没有。明天一定要替我找几个出来。’刘也说：‘只有拿我去枪毙吧。’”周更生《国民党第一补充旅的前前后后》（湖北文史资料2002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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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我这样杀妻、杀兵如儿戏的人，在那些整天呼喊人权的果粉眼里，居然成了高尚正直的“伟光正”人物，这真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看来，这世界上什么奇异动物都有。
第七，《蒋介石王牌悍将张灵甫传》是一本客观的书吗？
2008年，大陆出版了《蒋介石王牌悍将张灵甫传》。作者是我的一位女粉丝钟子麟，因此根本谈不上客观评价我，书中处处为我涂脂抹粉、百般辩护，把将才平庸的我说成“王牌悍将”。钟子麟为我洗白辩护的手法，是大量引用我家人和部属的话。这些材料哪能做得到客观公正呢？举例来说，钟子麟描写我在陆大读书时，既要消除董其武回忆录的影响，又不能造成董其武说法扩散的效果。因此，她在书中引用我家人的话，声称我没有在重庆购置过房产。我家人的话岂能当成证据？同时，她在书中不敢引用董其武的原话，生怕读者知道我“吃喝嫖赌”；甚至不敢提到董其武的回忆录，以免读者出于好奇去查看此书，可见她处处维护我形象的苦心。
钟子麟竭力在书里为我评功摆好，宣扬我张某人打仗勇敢、流血断腿。果粉们据此把我说成民族英雄。其实，咱离民族英雄差十万八千里呢！按照果粉们的逻辑，我的抗战功绩还不如谢文东。人家谢文东抗战的时候，俺老张还在剿共、讨小老婆、杀小老婆。这时候，谢文东是真真正正抗日啊，俺老张连游而不击都不算，怎么能跟人家相比啊？谢文东打死过正儿八经的日军大佐（追赠少将），而我打死的没一个这么高军衔。谢文东所对抗的日本鬼子，都是响当当的皇军精锐―关东军；而俺老张对付的大多是二流部队，比如象106师团这样的窝囊废。另外，谢文东的杀敌效率高，他的部队是民团的底子，最多时仅2000多人，武器乱七八糟，补给全靠缴获，却能消灭敌人1000多人。俺老张最小当个团长，手下最少2000多人，以后当旅长、师长，部下更多，武器是响当当的，损失了马上有补充，但8年下来也没杀死多少敌人（当然总数比谢文东要多，但效率绝对比谢文东要低）。谢文东的全家都投入抗战，先后有7个亲人战死沙场，而俺老张抗战只残了一条腿，拿什么去跟人家相比呢？如果俺老张残了条腿就是民族英雄，那么谢文东岂不是大大的民族英雄？
第八，我对罗炳辉“掘墓鞭尸”吗？
网上有军迷在文章里面提到：“张灵甫对于早逝的前北伐军老前辈﹑民族抗日英雄﹑我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罗炳辉将军，他不但没有给予前辈军人应有的尊重不说，竟毫无人道地下令掘开罗炳辉将军的陵墓，把将军的尸体挂在树上大肆凌辱，还让士兵打‘活靶’取乐，完全失却了一个职业军人应有的为将之道。”这可真是天大的冤枉！占领山东解放区的首府临沂，并对罗炳辉将军“掘墓鞭尸”的，是李天霞指挥的整编83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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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率部进攻解放区期间，确实对当地民众犯下累累暴行。整编74师进入解放区后，烧杀、抢掠、奸淫无所不用其极。例如：在进攻沂蒙山区的过程中，74师尖兵进入张官村时，发现了几双绣有红五星的鞋垫，便将做鞋垫9名妇女全部枪杀。在孟良崮被解放军包围时，74师将附近许多村庄烧毁焚平，将来不及逃跑的村民一律枪杀。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我张灵甫为了解决粮食的困难，曾下令在解放区“就地补给”，也就是让部队抢掠百姓的粮食，对敢于反抗的老百姓全部枪杀。解放军在孟良崮战役中俘虏的敌官佐，有前日本军官佐加滕等之和松下一冠。抗战期间，他们曾经参加“扫荡”敌后根据地，血腥屠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抗战胜利后，他们又充当我的军事顾问，为他出谋划策进攻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区内推行“三光政策”。国民党粉丝称我为“民族英雄”。试问：有如此屠杀百姓、认敌为友的“民族英雄”吗？！
第九，我能跟岳飞、张自忠相比吗？
近日，围绕为我建陵的问题，网络上掀起了一场风暴。反对为我建陵者有之，主张保留陵园者亦有之。后一类人的代表有王希哲，这位先生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中国人都热爱岳飞（最近的汉奸分子除外），视他为民族英雄的模范。然而岳飞对外抗金，‘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对内，作为大宋‘天阙’的将军又何尝不会去奉命坚决地镇压农民起义，对造反农民欠下血债？如此，便不应为岳飞建下陵墓，俾精神传之中华后人？张自忠是早牺牲了。若他活在抗战胜利后，安知不是另一位‘张灵甫’？”
按照王希哲先生的看法，我堪与岳飞、张自忠比肩，是一位民族英雄式的人物；只要是抗击过外敌的将领，都应象岳飞、张自忠那样被纪念。看来王希哲先生并没有搞清楚：今人纪念岳飞、张自忠的前提，是因为他们两人的功大于过。否则，同样是抗击过金军的名将，张俊为什么不受后人纪念，还被铸成铁像跪在岳飞墓前？
在岳飞的一生中，抗击金军进攻是主要方面，而镇压农民起义是次要方面。张自忠是在反侵略的战场上战死的，而不是在反人民的战场上战死的。所以，他们受到纪念是当之无愧的。而我主要是靠打内战出名的，与岳飞、张自忠不可同日而语。岳飞、张自忠具有许多优秀品质，他们堪称那个时代的优秀军人，是爱国、爱民、爱兵的典范，在旧军队将领中非常罕见。史载：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张自忠部也以军纪严明著称。张自忠的一位族弟调戏妇女，张自忠得知后将他逮捕监押，后又驱逐回乡、永不录用。而我张灵甫的人品则令人垢病，在青史上留下了太多的恶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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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一生中，弃妻，杀妻，休妻样样俱全，从中不难看出我真实的为人。最让我弄不明白的是，象我这样的花心大萝卜，居然被果粉说成了情圣！我的同僚吴鸢曾评论说：“张灵甫是个登徒子，曾先后结过4次婚。原籍早婚的那个女人始终住在乡下，一生不见天日；第二个是被他打死的；第三个是陕西高翰林的孙女，是一个略有旧文化知识的封建式妇女，由于相貌平常，不受宠爱，生了一女，没有随军行动。第四个是1945年冬，他从陆大受训回到部队驻在长沙，当时的职务是七十四军副军长，经友人李某的介绍，与王玉玲相识，以王氏年轻貌美和张的金钱地位，使两人的婚事很快就谈妥了。当七十四军到达南京，张就任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后，两人去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不久高氏闻讯，匆匆从西安赶来交涉，经过几轮谈判，最后始由张给予一笔可观的赡养费，让高氏回陕隐居。这位王夫人美丽多姿，不甘寂寞，艳史遍传，如“灵甫号”的舰长就是她的情人之一。后来去台转美，入了美国籍。”
可见，拿我与岳飞、张自忠相比，简直就是对后两人的侮辱。即使从军职地位来说，我与后两人也相差甚远。岳飞的地位相当于战区总司令，张自忠是集团军上将总司令。而我在八年抗战期间，仅是一位少将副军长而已。还必须提到的是：作为同时代将领的张自忠，其政治态度与我显著不同。抗日战争时期，张自忠在与心腹部下谈话时，就流露出对国民党政权的厌弃，以及投奔共产党阵营的想法。他说：“国民党部队腐化，各人保存实力，不是真正同日本人打！”“我们要是跟共产党跑，共产党要不要我们呢？跟国民党早晚会完蛋！”张自忠麾下的头号大将张克侠，更是很早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后来在淮海战役中率所部起义，对全歼黄百韬兵团起了重大作用。相反，我在抗战期间积极反共，在面见蒋介石时建议说：“中国当前之患，不在日寇之侵略，而在共匪之叛乱。”此话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于是，蒋放着几位中将候选人不用，而钦点我为青年军师长，将我送入陆军大学将官班培训。
第十，我有建陵纪念的资格吗？
迫于广大网民的强烈声讨，最近我的陵园被迫改名，但为我鸣冤叫屈的仍大有人在。田德政写了一篇《摒弃成见，容纳下张灵甫的历史印迹》，文中称我为“令日军闻风丧胆的将军。”但我忍不住要问这位田先生：从淞沪一直退到湖南的我，什么时候令日军闻风丧胆过？日军战史可曾提过我的大名？
在八年抗战中，比我战功大的将领不少，为何唯独为我建豪华的陵园？如果我能拥有那样巨大的陵园，那么比我战功更大的那些将领们，如卫立煌、王耀武、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孙立人、陈明仁等等，是不是也得一个个拥有豪奢的陵园？这些真正的抗日名将没有陵园，为什么要宣扬有杀妻劣迹的我？解放军将帅如陈毅、粟裕、叶飞、许世友等人，都没有那样面积巨大的豪华陵园，为什么要给他们的对手修建豪华陵园？
田先生在文中还这样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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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两种对立的价值认同导致的战争——那就是南北战争。最终，由林肯领导的北方，击败了罗伯特?李统帅的南方。按说，北方是以解放黑奴为目的，属于正义之战；南方是维护奴隶制的，属于反动派。正义战胜了反动，战胜方应该彻底否定战败方，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可美国人并没有这样做。在美国南北战争纪念展览中，如实地介绍南北双方的参战情况、死亡人数等，只是客观介绍而没有进步反动、革命反革命之类的价值评价。南方统帅罗伯特?李的雕像和北方领袖林肯、尤里西斯?格兰特的雕像并存，双方没有以‘成者王败者寇’的眼光审视对方。
美国之所以能有今天的繁荣与自信，自有其道理，这种对历史的豁达大度，也许是成就他们今天辉煌的一个心理基础。不必设定一种全民都必须趋同的历史评价标准，而是让后人们认识到，那些不管持什么样价值观的人，他们都曾经为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奋斗过。”
宣传美国人的“宽厚仁爱”，是近年公知精英的欺骗手法。事实上，美国人根本没有那样宽容。南北战争刚刚结束，林肯就在戏院里被人开枪杀害。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回忆说，他的祖父是林肯夫人的表兄，由于与林肯家族的这种关系，使他在南方居住时提心吊胆，唯恐自己的性命难保。由此可见，美国人的“宽容”程度有限，远不象精英们宣扬的那样。这些年来，中国大陆对国民党真太宽容了，电视天天播映国军奋勇抗战，而不提国军的黑暗、腐败和无能，不提国军的抓丁、拉夫和虐民。电视里面展现的民国社会，老百姓一个个衣着光鲜，穿着打扮比毛时代还好，简直让人觉得民国是天堂。书店里充斥着正面战场的书，宣扬国民党远征军的所向披靡，而不提国军在内地几乎战无不败。多亏这些电视和书籍的教育，现在众多的年轻人崇拜国军，网上“国军威武”的叫喊比比皆是，但这得到了对岸的积极回应吗？“民主台湾”宣传过共军的英勇抗战吗？拍摄过共军敌后作战的影视作品吗？为共军的将领士兵树碑立传过吗？当年精明无比的共产党，如今怎么作出这等傻事呢？
国民党粉丝极力吹捧我的人品，把我说成清廉爱民、大义凛然的君子。我的人品到底如何呢？且不谈令我臭名昭著的“杀妻”事件，单看我在陆军大学的表现即可知。我的同学董其武将军在回忆录中说：“在陆大受训，将领班的将领按规定每人可以带一个参谋，但是我们班里的、张灵甫（就是后来所谓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在孟良崮被解放军打死的那个张灵甫），却带了两个参谋去上学。他每天只上一节课，其余的课让参谋替他去上。他花了七百万元在重庆近郊买了一处洋楼，每天在那里养尊处优，吃喝嫖赌。一个星期天，他请我去他那里。我到了一看，富丽堂皇，光彩耀目，简直象一座王宫。又是舞厅，又是餐厅，看得我眼花缭乱。我这个在塞外前线，吃土豆睡土炕的将领实在坐不住，我忙向主人佯称有事告辞了。这样的将领怎么能抗日，怎么不失掉民心军心？这样的政府怎么不招来国难，怎么能不亡国？”
我在国难当头时入陆军大学，不认真学习军事以报效国家，而是整天逃课在别墅里花天酒地，这还能够说是一名爱国军人吗？这期间，我还曾经坐飞机到湖南，为的是一睹美少女王玉龄。这是典型的“重色轻国”表现，我哪里有脸自称“爱国军人”？在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年代，我竟能在大后方花巨金买洋楼，有谁相信我是一位清廉的将领吗？
曾经在74军任职的周更声，曾经撰文揭过我的老底。他说，张灵甫治兵严苛，手段暴戾，时常杀一儆百：“他在当师长时，曾对他的团长刘光宇说：‘明天纪念周，你团里有几个（他的惯用术语，就是有几个要枪杀的官兵）？’刘团长说：‘我团里没有。’张灵甫说：‘你们团里总是没有。明天一定要替我找几个出来。’刘也说：‘只有拿我去枪毙吧。’”周更生《国民党第一补充旅的前前后后》（湖北文史资料2002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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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我这样杀妻、杀兵如儿戏的人，在那些整天呼喊人权的果粉眼里，居然成了高尚正直的“伟光正”人物，这真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看来，这世界上什么奇异动物都有。
第七，《蒋介石王牌悍将张灵甫传》是一本客观的书吗？
2008年，大陆出版了《蒋介石王牌悍将张灵甫传》。作者是我的一位女粉丝钟子麟，因此根本谈不上客观评价我，书中处处为我涂脂抹粉、百般辩护，把将才平庸的我说成“王牌悍将”。钟子麟为我洗白辩护的手法，是大量引用我家人和部属的话。这些材料哪能做得到客观公正呢？举例来说，钟子麟描写我在陆大读书时，既要消除董其武回忆录的影响，又不能造成董其武说法扩散的效果。因此，她在书中引用我家人的话，声称我没有在重庆购置过房产。我家人的话岂能当成证据？同时，她在书中不敢引用董其武的原话，生怕读者知道我“吃喝嫖赌”；甚至不敢提到董其武的回忆录，以免读者出于好奇去查看此书，可见她处处维护我形象的苦心。
钟子麟竭力在书里为我评功摆好，宣扬我张某人打仗勇敢、流血断腿。果粉们据此把我说成民族英雄。其实，咱离民族英雄差十万八千里呢！按照果粉们的逻辑，我的抗战功绩还不如谢文东。人家谢文东抗战的时候，俺老张还在剿共、讨小老婆、杀小老婆。这时候，谢文东是真真正正抗日啊，俺老张连游而不击都不算，怎么能跟人家相比啊？谢文东打死过正儿八经的日军大佐（追赠少将），而我打死的没一个这么高军衔。谢文东所对抗的日本鬼子，都是响当当的皇军精锐―关东军；而俺老张对付的大多是二流部队，比如象106师团这样的窝囊废。另外，谢文东的杀敌效率高，他的部队是民团的底子，最多时仅2000多人，武器乱七八糟，补给全靠缴获，却能消灭敌人1000多人。俺老张最小当个团长，手下最少2000多人，以后当旅长、师长，部下更多，武器是响当当的，损失了马上有补充，但8年下来也没杀死多少敌人（当然总数比谢文东要多，但效率绝对比谢文东要低）。谢文东的全家都投入抗战，先后有7个亲人战死沙场，而俺老张抗战只残了一条腿，拿什么去跟人家相比呢？如果俺老张残了条腿就是民族英雄，那么谢文东岂不是大大的民族英雄？
第八，我对罗炳辉“掘墓鞭尸”吗？
网上有军迷在文章里面提到：“张灵甫对于早逝的前北伐军老前辈﹑民族抗日英雄﹑我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罗炳辉将军，他不但没有给予前辈军人应有的尊重不说，竟毫无人道地下令掘开罗炳辉将军的陵墓，把将军的尸体挂在树上大肆凌辱，还让士兵打‘活靶’取乐，完全失却了一个职业军人应有的为将之道。”这可真是天大的冤枉！占领山东解放区的首府临沂，并对罗炳辉将军“掘墓鞭尸”的，是李天霞指挥的整编83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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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率部进攻解放区期间，确实对当地民众犯下累累暴行。整编74师进入解放区后，烧杀、抢掠、奸淫无所不用其极。例如：在进攻沂蒙山区的过程中，74师尖兵进入张官村时，发现了几双绣有红五星的鞋垫，便将做鞋垫9名妇女全部枪杀。在孟良崮被解放军包围时，74师将附近许多村庄烧毁焚平，将来不及逃跑的村民一律枪杀。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我张灵甫为了解决粮食的困难，曾下令在解放区“就地补给”，也就是让部队抢掠百姓的粮食，对敢于反抗的老百姓全部枪杀。解放军在孟良崮战役中俘虏的敌官佐，有前日本军官佐加滕等之和松下一冠。抗战期间，他们曾经参加“扫荡”敌后根据地，血腥屠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抗战胜利后，他们又充当我的军事顾问，为他出谋划策进攻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区内推行“三光政策”。国民党粉丝称我为“民族英雄”。试问：有如此屠杀百姓、认敌为友的“民族英雄”吗？！
第九，我能跟岳飞、张自忠相比吗？
近日，围绕为我建陵的问题，网络上掀起了一场风暴。反对为我建陵者有之，主张保留陵园者亦有之。后一类人的代表有王希哲，这位先生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中国人都热爱岳飞（最近的汉奸分子除外），视他为民族英雄的模范。然而岳飞对外抗金，‘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对内，作为大宋‘天阙’的将军又何尝不会去奉命坚决地镇压农民起义，对造反农民欠下血债？如此，便不应为岳飞建下陵墓，俾精神传之中华后人？张自忠是早牺牲了。若他活在抗战胜利后，安知不是另一位‘张灵甫’？”
按照王希哲先生的看法，我堪与岳飞、张自忠比肩，是一位民族英雄式的人物；只要是抗击过外敌的将领，都应象岳飞、张自忠那样被纪念。看来王希哲先生并没有搞清楚：今人纪念岳飞、张自忠的前提，是因为他们两人的功大于过。否则，同样是抗击过金军的名将，张俊为什么不受后人纪念，还被铸成铁像跪在岳飞墓前？
在岳飞的一生中，抗击金军进攻是主要方面，而镇压农民起义是次要方面。张自忠是在反侵略的战场上战死的，而不是在反人民的战场上战死的。所以，他们受到纪念是当之无愧的。而我主要是靠打内战出名的，与岳飞、张自忠不可同日而语。岳飞、张自忠具有许多优秀品质，他们堪称那个时代的优秀军人，是爱国、爱民、爱兵的典范，在旧军队将领中非常罕见。史载：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张自忠部也以军纪严明著称。张自忠的一位族弟调戏妇女，张自忠得知后将他逮捕监押，后又驱逐回乡、永不录用。而我张灵甫的人品则令人垢病，在青史上留下了太多的恶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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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一生中，弃妻，杀妻，休妻样样俱全，从中不难看出我真实的为人。最让我弄不明白的是，象我这样的花心大萝卜，居然被果粉说成了情圣！我的同僚吴鸢曾评论说：“张灵甫是个登徒子，曾先后结过4次婚。原籍早婚的那个女人始终住在乡下，一生不见天日；第二个是被他打死的；第三个是陕西高翰林的孙女，是一个略有旧文化知识的封建式妇女，由于相貌平常，不受宠爱，生了一女，没有随军行动。第四个是1945年冬，他从陆大受训回到部队驻在长沙，当时的职务是七十四军副军长，经友人李某的介绍，与王玉玲相识，以王氏年轻貌美和张的金钱地位，使两人的婚事很快就谈妥了。当七十四军到达南京，张就任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后，两人去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不久高氏闻讯，匆匆从西安赶来交涉，经过几轮谈判，最后始由张给予一笔可观的赡养费，让高氏回陕隐居。这位王夫人美丽多姿，不甘寂寞，艳史遍传，如“灵甫号”的舰长就是她的情人之一。后来去台转美，入了美国籍。”
可见，拿我与岳飞、张自忠相比，简直就是对后两人的侮辱。即使从军职地位来说，我与后两人也相差甚远。岳飞的地位相当于战区总司令，张自忠是集团军上将总司令。而我在八年抗战期间，仅是一位少将副军长而已。还必须提到的是：作为同时代将领的张自忠，其政治态度与我显著不同。抗日战争时期，张自忠在与心腹部下谈话时，就流露出对国民党政权的厌弃，以及投奔共产党阵营的想法。他说：“国民党部队腐化，各人保存实力，不是真正同日本人打！”“我们要是跟共产党跑，共产党要不要我们呢？跟国民党早晚会完蛋！”张自忠麾下的头号大将张克侠，更是很早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后来在淮海战役中率所部起义，对全歼黄百韬兵团起了重大作用。相反，我在抗战期间积极反共，在面见蒋介石时建议说：“中国当前之患，不在日寇之侵略，而在共匪之叛乱。”此话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于是，蒋放着几位中将候选人不用，而钦点我为青年军师长，将我送入陆军大学将官班培训。
第十，我有建陵纪念的资格吗？
迫于广大网民的强烈声讨，最近我的陵园被迫改名，但为我鸣冤叫屈的仍大有人在。田德政写了一篇《摒弃成见，容纳下张灵甫的历史印迹》，文中称我为“令日军闻风丧胆的将军。”但我忍不住要问这位田先生：从淞沪一直退到湖南的我，什么时候令日军闻风丧胆过？日军战史可曾提过我的大名？
在八年抗战中，比我战功大的将领不少，为何唯独为我建豪华的陵园？如果我能拥有那样巨大的陵园，那么比我战功更大的那些将领们，如卫立煌、王耀武、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孙立人、陈明仁等等，是不是也得一个个拥有豪奢的陵园？这些真正的抗日名将没有陵园，为什么要宣扬有杀妻劣迹的我？解放军将帅如陈毅、粟裕、叶飞、许世友等人，都没有那样面积巨大的豪华陵园，为什么要给他们的对手修建豪华陵园？
田先生在文中还这样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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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两种对立的价值认同导致的战争——那就是南北战争。最终，由林肯领导的北方，击败了罗伯特?李统帅的南方。按说，北方是以解放黑奴为目的，属于正义之战；南方是维护奴隶制的，属于反动派。正义战胜了反动，战胜方应该彻底否定战败方，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可美国人并没有这样做。在美国南北战争纪念展览中，如实地介绍南北双方的参战情况、死亡人数等，只是客观介绍而没有进步反动、革命反革命之类的价值评价。南方统帅罗伯特?李的雕像和北方领袖林肯、尤里西斯?格兰特的雕像并存，双方没有以‘成者王败者寇’的眼光审视对方。
美国之所以能有今天的繁荣与自信，自有其道理，这种对历史的豁达大度，也许是成就他们今天辉煌的一个心理基础。不必设定一种全民都必须趋同的历史评价标准，而是让后人们认识到，那些不管持什么样价值观的人，他们都曾经为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奋斗过。”
宣传美国人的“宽厚仁爱”，是近年公知精英的欺骗手法。事实上，美国人根本没有那样宽容。南北战争刚刚结束，林肯就在戏院里被人开枪杀害。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回忆说，他的祖父是林肯夫人的表兄，由于与林肯家族的这种关系，使他在南方居住时提心吊胆，唯恐自己的性命难保。由此可见，美国人的“宽容”程度有限，远不象精英们宣扬的那样。这些年来，中国大陆对国民党真太宽容了，电视天天播映国军奋勇抗战，而不提国军的黑暗、腐败和无能，不提国军的抓丁、拉夫和虐民。电视里面展现的民国社会，老百姓一个个衣着光鲜，穿着打扮比毛时代还好，简直让人觉得民国是天堂。书店里充斥着正面战场的书，宣扬国民党远征军的所向披靡，而不提国军在内地几乎战无不败。多亏这些电视和书籍的教育，现在众多的年轻人崇拜国军，网上“国军威武”的叫喊比比皆是，但这得到了对岸的积极回应吗？“民主台湾”宣传过共军的英勇抗战吗？拍摄过共军敌后作战的影视作品吗？为共军的将领士兵树碑立传过吗？当年精明无比的共产党，如今怎么作出这等傻事呢？
2015年January月
266:28:11
访客 如今，我是网上最风光的国军将领，风头盖过我的许多顶头上司，包括真正的名将薛岳、王耀武。这令九泉之下的我惭愧不安。我仅是一员将才平平的将领，一生连象样的勋章都没获过，要说我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就是与共军作战“光荣捐躯”。日后，果粉将我当作反共图腾，给我抹上了一层层的光环，使得我能在网上名声大噪，成为反共祭坛的一尊泥神。但我无论如何不愿当这尊神。当年我为老蒋政权战死疆场，但蒋家连我家属都不肯关照，逼得我的未亡人远走美国谋生。因此，我要揭穿果粉的谎言，还原一个真实的我。
第一、 我是抗日名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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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某些人把我吹得神乎其神，甚至说成抗日十大名将的第九名，比我的上级名将王耀武还靠前。其实，我根本不是抗日名将，抗日战功有人为拔高之处。八年抗战a>期间，国民政府有对较大战功的将领，往往会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或提请美国政府授予自由勋章。而我从未获得这两种勋章。有人说我获得美国金质自由勋章，这早已被网友考证是假的。黄埔军校网公布的自由勋章获得者名单，里面根本没有我的名字。
在我的生前死后，蒋介石政权虽然对我极力旌扬，却从未说过我是抗日名将。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出版了一本《抗战伟人传》，里面介绍了许多抗日著名将领，包括卫立煌、王耀武、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等，却没有我张灵甫的名字在内。国民党军里的芸芸诸将，也不认为我有多大的抗日战功。1974年香港《春秋》杂志总第406期，发表了国军方面人员写的《汤恩伯与苏北之战》，介绍了1946年国共双方在华中的交战。文中说：“苏北之战的最高峰，是淮阴地区被国军攻克……就因为这一战，原先无籍籍名的张灵甫一变而为国军中的英雄人物。”可见，在国民党军政人员们的眼里，我在抗战后仍籍籍无名，是靠打内战而成为“英雄”的。
目前许多关于我的抗日神话，都是虚浮夸张甚至编造的东西。这里略举一两例来加以说明：
按照某些国民党粉丝的说法，我作为51师153旅305团团长，参加了“八一三”凇沪保卫战，在嘉定作战时“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军的日寇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后他率领该团又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寇800多人。”但历史事实是：国军几个师在嘉定狙击日军，双方进行了40多天的拉锯战，整个战役期间击毙的日军共1200名，何来我的毙敌800余名之功？事实上，我并没有参加这次战斗。51师扩编为2旅4团的甲种师，直到1937年10月才算完成，我这时才当上305团团长。也就是说在淞沪的嘉定作战时，压根儿不存在我这个团。
许多国民党粉丝宣称：“当年武汉保卫战中，若不是张灵甫提议奇袭张古山，安有国军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的万家岭大捷？”但事实是：张古山在万家岭战役中，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共有十个主战场，张古山只是其中之一。这与万家岭地区的地形有关，这里虽不是一马平川，但也没有关隘天险，是些高高低低的小山包，最高峰万家岭只有50米高，张古山的高度更只有30米。万家岭处处都是战场，因而形成了十个主战场。有的高地你打下来，包围圈就缩小一点，不意味着敌人被消灭；反过来敌人将它夺了去，包围圈就扩大一点，不意味着包围圈被撕开。张古山就是这样一个高地。当张古山陷落日军手中时，日军并没有从这里冲出包围；在国军最终夺回张古山后，日军从其他地方炸开一个通道，约有半数兵力逃了出去，谈不上“全歼日军一个师团”。所以张古山的得与失，并不是万家岭大捷的决定因素。所谓“张灵甫奇袭张古山”，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张古山三陷三夺的争夺战，总不能次次都是奇袭吧？所以无论有没有奇袭，张古山都是可以攻占的。另外还必须指出两点：第一，提议奇袭张古山的是王耀武，而不是后来某些人所说的我。第二，率领敢死队是305团团长唐生海。我作为153旅的旅长，怎么可能亲率敢死队登山？早期的我因张古山而出名，是因为田汉编剧《德安大捷》。这个戏里面有艺术夸张。比如按照这部戏里的说法，高度只有30米的张古山上，居然有个“鸟兽绝迹的鹰绝崖”，我率领突击队攀登悬崖而上。剧中采取这样夸张的说法，原意是振民心、鼓士气，今天却被某些人当成史实。同样，剧里为了歌颂抗战将士，出现了基层军官张灵甫的真名，现在却被看成为我树碑立传。这样的结果，是田汉当初所没有想到的。
第二、我杀妻是杀“共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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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本来很清楚：我在老家枪杀妻子吴海兰，然后若无其事地潜回部队。吴家到处告状上访，一直闹到了宋美龄那里，蒋介石才开始下令抓人。至于杀妻的原因，军内同僚说是怀疑妻子有外遇。近年翻案风大起，又说成吴海兰偷拿我的文件，从而推演出她是一名“共谍”。但这事发生在1935年底，正是蒋介石大力铲除共匪的时候，围追堵截万里长征中的共军，把他们一路赶到了陕北。杀共谍可谓“英雄壮举”，哪里会有什么罪呢？我回西安是探亲，怎么可能携带文件前往？何况，按照国民党军内的规定，军官不得将文件带回家中。我张灵甫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违抗这条军中纪律。当年，蒋介石都不相信这共谍之说，照样将我判刑入狱；胡宗南也不相信共谍之说，拒绝让我回自己的部队。我迫不得已只好投奔王耀武。这“共谍”的说法是我制造的。我跟王玉龄这样说也是无奈。否则，对年仅17岁的新婚妻，你能说什么呢？说是怀疑前妻有外遇就开枪，或说是感情不和就开枪，那不就成了赤裸裸的威胁了吗？一个二百五都不会这样傻的！
第三、我是自杀而死的吗？
近年网络兴起后，反共势力为了推翻现政权，故意对我进行大肆炒作。我明明是靠打内战出名的，却被说成一位盖世无双的“抗日名将”，并被打扮成国民党的“忠勇之士”。我明明是当俘虏后被打死的，这有当年陈毅讲话和华野验尸报告为证。陈毅的讲话明确说“张灵甫是我们杀的”。华野的验尸报告透露：张灵甫是冲锋枪弹从左后脑打进，从右下颚穿出而致死。而张灵甫身材高大，这样的弹道只有他取跪姿才能形成。当年战地记者的报道也证实：张灵甫的致命伤口在后脑。《孤军困守，横尸遍野——蒋74师覆灭情景》这篇报道说：“……师长张灵甫于孟良崮企图突围逃生时，被人民解放军以缴自蒋军的美造汤姆机枪击中后脑，与他的近万名官兵一起，葬身在孟良崮。”另一篇《美械师长我死在美式武器下》报道也说：“当蒋军74师师部被歼时，张灵甫妄图突围逃生，人民解放军手中的美造汤姆枪挡住了他的去路，弹中张氏后脑而死。尸首查出后，经被俘之该师辎重团上校团长黄政、58旅172团上校团长雷励群及张灵甫之侍从秘书张光第等人前往辨认，确证张氏后脑被汤姆枪炸烂，血与脑浆均已干涸。”
但是，果粉们坚称我是自杀“成仁”的。钟子麟的《蒋介石王牌悍将张灵甫》一书，也极力让读者相信我是自杀的。钟子麟无法否认我致命弹道的位置，只好引用沂南县史志办主任郑国华的说法。这位郑国华教授认为：“粟裕将军谈到：击中张灵甫的子弹是从左后脑打进，从右下鄂穿出，弹道十分特殊。这和194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所载‘张氏后脑被汤姆机枪炸烂’而相吻，所不同的是，子弹并非从左后脑进入，而是正好相反，是从右下鄂进入。其原因是弹头在枪管里受到高压而随膛线高速旋转。高速旋转的弹头在近距离时进入人体仅是一个弹孔，而出来时高速旋转的弹头便把左后脑带出，因而形成后脑被炸烂的现象。此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如在枪毙罪犯时，从后面打进去便是弹孔，而出来时便会被带出一大块。所以说按照科学逻辑的推论，张氏在最后看大势已去时，便拨出手枪，对准右下鄂开枪自尽。”但网上早就有军迷指出，郑国华教授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建国后处决犯人是用步枪，步枪（包括突击步枪）的弹洞与冲锋枪不同，能够造成弹孔前小后大的现象，而冲锋枪的弹洞前后大小一样。
果粉们把我想象得英勇不屈。但被俘的74师报务队长招供：“几分钟前，张灵甫还在向蒋介石呼救，蒋介石要他再坚持3个钟头，可是还不到三分钟，张灵甫就被活捉了。”我向蒋介石诉说要“集体自裁”的谎言，那不过是要胁蒋介石及友军迅速增援。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说：“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天底下哪有自杀还要大喊大叫，生怕世人不知道的？戴之奇、杨干才等人自杀时，都是痛痛快快给自己一枪，哪象我喊得地动山摇，生怕南京的老头子听不到！
据解放军方面的战报：孟良崮战役总计歼敌32000余人，俘虏整编第74师少将师长张灵甫（后被击毙），少将参谋长魏振钺，少将副参谋长兼第58旅副旅长李运良，上校新闻处副处长赵建功，第51旅少将旅长陈传均、少将旅长皮宣酞，第57旅少将旅长陈嘘云，第58旅上校副旅长贺翊章，第152团上校团长谢岂常、中校副团长周亚球，第172团上校团长雷勋群、中校副团长秦明徽、辛明，直属辎重兵团上校团长黄政，整编第83师第19旅第57团上校团长罗文浪等；击毙整编第74师少将副师长蔡仁杰，上校代理参谋处长刘立梓，第58旅少将旅长卢醒、上校副旅长明灿，第171团上校团长周少宾等；击伤第151团上校团长王奎昌，第170团团长冯继异等；另有日军军事顾问二人。”从这一名单不难看出，有几名国军将领肯自裁“成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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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我的遗书是真的吗？
果粉们大肆渲染我“遗书”，作为我“忠诚党国”的证据。事实上，这份遗书是王耀武伪造的，早就被前74军人事处长吴鸢揭露了。吴鸢在《我所知道的张灵甫》中说：“（王耀武）决定伪造张灵甫的遗书两封，一封是由张写给王耀武的，表明一死以报党国和对校长的忠诚；一封是给他妻子王玉玲的，要求她善于抚养刚出生的孩子。信是由第二绥靖区司令部译电科科长李啸梓（与张灵甫同乡）模仿张灵甫的笔迹代写而成，信的内容和词句，是经过再三斟酌决定的。这两封信写好后，派人乘飞机送到南京，谎称是张灵甫在战局危急时亲笔写好交随从副官化装送出的。蒋介石见信后，大为赞赏，当即命令军务局拟了一道通令，要求各部队学习张灵甫‘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英雄精神。”
许多军迷也指出“遗书”的疑点：第一，遗书里竟然将妻子名字弄错，将“玉龄”写成了“玉玲”；第二，这份遗书是用毛笔写的，很难想象在战地缺水的情况下，我会放着美国派克金笔不用，竟然用毛笔来书写这份遗书；第三，遗书被说成是参谋杨占春带出的，但俘虏们被押解下山的时候，孟良崮战场突然天降大雨，国共官兵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鸡，为何这份遗书没有水渍的痕迹？
其实，只要读一下我真实的家书，可以看出两者语气的巨大差别。
抗战期间我在家信中说：“此次对日之战，为国家民族争生存，兵凶战危，生死难卜。家人当认我已死，绝勿似我尚生。予果死，堂上双亲，请兄奉养；膝下诸子，望兄抚教；余妻守嫁，听其自然。”所谓我给王玉龄的绝命书却说：“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这哪里象是一封家书，明明是配合“党国”的宣传需要嘛！
但就是这份假造的遗书，今天居然被刻在孟良崮山上，这岂不是在表彰我的“忠勇”！这封遗书里面骂解放军是“匪”，这样一篇文字刻在孟良崮山上，真是长国民党的志气，灭共产党的威风！建国以后，孟良崮一向是“革命教育基地”，今天倒象是“反革命教育基地”。另外，当地政府还按我家属的要求，铲去了“击毙张灵甫之地”的黑漆，使这五个大字变得模糊不可辨。在我当年指挥所的山洞外，建立了纪念我的“灵甫亭”。哈哈，今天在孟良崮风光无限的，是作为失败者的我张灵甫，而不是作为战胜者的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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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我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将领吗？
许多国民党粉丝将我捧上天去，说我是中国近代最能打仗的将军。事实上，这一说法连我的同僚都不认可。曾任74军人事处长的吴鸢评价我：“他当一个营、团军官是可以的，要当军、师长则是难以胜任的。李天霞平时说他是张飞，有勇无谋。他平时不务实际，专好附庸风雅，喜骑马、练字，收买古董字画，室内悬挂成吉思汗、拿破仑等人的画像，俨然摆出一副儒将的风度……在作战紧要关头，拿不出办法，有时只晓得‘冲’。充分表现出‘一介武夫’的样子。”吴鸢对我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我在淮阴之战中的表现就是如此。我在攻城受阻时束手无策，只想亲率警卫营上阵冲锋，显示出有勇无谋的武夫本色！王耀武保举我当74军军长，是认为同颇有心机的李天霞相比，头脑简单的我比较容易操纵，有利于他继续在幕后掌控74军。我当上74军军长的结果，是该军参加内战不久就被歼灭，比其它四大主力提早了一年半。这是对我军事能力的最好诠释。
国军最高统帅蒋介石委座，在一次内部讲话严厉地说：
“第四、第七十四师此次为准备进攻坦埠，特从垛庄到唐家峪子修筑三十里公路，以便重武器通过，这真是莫大的错误。现在我们军队的一举一动，往往为匪军所侦知，何况我们修筑这样长的一条道路？他当然可以判断我们会进攻坦埠。所以匪军第六纵队不顾一切，冒险窜出，目的即在南北夹击第七十四师。我们受了这次教训之后，对于封锁消息，隐蔽企图，保守秘密，一定要特别注意！
第五、第七十四师此次还有一个错误，就是不侦察地形。孟良崮是石山，既没有水源，而且敌人的炮火易增威力，怎么可以选作阵地呢？但是第七十四师各级官长事先疏忽大意，对此不侦察，不研究，所以后来要牺牲在这个阵地上。”
1947年5月19日，蒋委座在谈到孟良崮之战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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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我要提出最近一次的教训告诉大家，这就是第74师在孟良崮战斗的经过。74师这次在鲁中攻击匪军根据地坦埠，攻击两天没有攻下，发现敌人的主力已向他包围，于是全师撤退到距蒙阴30里的一个山地——孟良崮。当时全师有六个团兵力，如果师、旅、团长平时有高深的战术修养，能够选择适当的地形，配置兵力，构成周密的火网，则不论敌人兵力如何雄厚，绝不能在一天之内解决我们。但当时该师不守山口，只守山头，而山头又是石山，又没有饮水，因此敌人的炮火威力倍增，而我军的伤亡更大，以至整个失败。”
蒋委座对我的将才作了定评：没有高深的战术修养。一个堂堂的王牌军军长，被自己领袖批得狗屎不如，让我有何脸面见同僚啊！唉，写得一手好字，马骑得再好又有啥用？这些临阵都派不了用场，只能让人想到一个成语：绣花枕头一包草。
第一、 我是抗日名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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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某些人把我吹得神乎其神，甚至说成抗日十大名将的第九名，比我的上级名将王耀武还靠前。其实，我根本不是抗日名将，抗日战功有人为拔高之处。八年抗战a>期间，国民政府有对较大战功的将领，往往会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或提请美国政府授予自由勋章。而我从未获得这两种勋章。有人说我获得美国金质自由勋章，这早已被网友考证是假的。黄埔军校网公布的自由勋章获得者名单，里面根本没有我的名字。
在我的生前死后，蒋介石政权虽然对我极力旌扬，却从未说过我是抗日名将。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出版了一本《抗战伟人传》，里面介绍了许多抗日著名将领，包括卫立煌、王耀武、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等，却没有我张灵甫的名字在内。国民党军里的芸芸诸将，也不认为我有多大的抗日战功。1974年香港《春秋》杂志总第406期，发表了国军方面人员写的《汤恩伯与苏北之战》，介绍了1946年国共双方在华中的交战。文中说：“苏北之战的最高峰，是淮阴地区被国军攻克……就因为这一战，原先无籍籍名的张灵甫一变而为国军中的英雄人物。”可见，在国民党军政人员们的眼里，我在抗战后仍籍籍无名，是靠打内战而成为“英雄”的。
目前许多关于我的抗日神话，都是虚浮夸张甚至编造的东西。这里略举一两例来加以说明：
按照某些国民党粉丝的说法，我作为51师153旅305团团长，参加了“八一三”凇沪保卫战，在嘉定作战时“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军的日寇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后他率领该团又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寇800多人。”但历史事实是：国军几个师在嘉定狙击日军，双方进行了40多天的拉锯战，整个战役期间击毙的日军共1200名，何来我的毙敌800余名之功？事实上，我并没有参加这次战斗。51师扩编为2旅4团的甲种师，直到1937年10月才算完成，我这时才当上305团团长。也就是说在淞沪的嘉定作战时，压根儿不存在我这个团。
许多国民党粉丝宣称：“当年武汉保卫战中，若不是张灵甫提议奇袭张古山，安有国军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的万家岭大捷？”但事实是：张古山在万家岭战役中，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共有十个主战场，张古山只是其中之一。这与万家岭地区的地形有关，这里虽不是一马平川，但也没有关隘天险，是些高高低低的小山包，最高峰万家岭只有50米高，张古山的高度更只有30米。万家岭处处都是战场，因而形成了十个主战场。有的高地你打下来，包围圈就缩小一点，不意味着敌人被消灭；反过来敌人将它夺了去，包围圈就扩大一点，不意味着包围圈被撕开。张古山就是这样一个高地。当张古山陷落日军手中时，日军并没有从这里冲出包围；在国军最终夺回张古山后，日军从其他地方炸开一个通道，约有半数兵力逃了出去，谈不上“全歼日军一个师团”。所以张古山的得与失，并不是万家岭大捷的决定因素。所谓“张灵甫奇袭张古山”，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张古山三陷三夺的争夺战，总不能次次都是奇袭吧？所以无论有没有奇袭，张古山都是可以攻占的。另外还必须指出两点：第一，提议奇袭张古山的是王耀武，而不是后来某些人所说的我。第二，率领敢死队是305团团长唐生海。我作为153旅的旅长，怎么可能亲率敢死队登山？早期的我因张古山而出名，是因为田汉编剧《德安大捷》。这个戏里面有艺术夸张。比如按照这部戏里的说法，高度只有30米的张古山上，居然有个“鸟兽绝迹的鹰绝崖”，我率领突击队攀登悬崖而上。剧中采取这样夸张的说法，原意是振民心、鼓士气，今天却被某些人当成史实。同样，剧里为了歌颂抗战将士，出现了基层军官张灵甫的真名，现在却被看成为我树碑立传。这样的结果，是田汉当初所没有想到的。
第二、我杀妻是杀“共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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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本来很清楚：我在老家枪杀妻子吴海兰，然后若无其事地潜回部队。吴家到处告状上访，一直闹到了宋美龄那里，蒋介石才开始下令抓人。至于杀妻的原因，军内同僚说是怀疑妻子有外遇。近年翻案风大起，又说成吴海兰偷拿我的文件，从而推演出她是一名“共谍”。但这事发生在1935年底，正是蒋介石大力铲除共匪的时候，围追堵截万里长征中的共军，把他们一路赶到了陕北。杀共谍可谓“英雄壮举”，哪里会有什么罪呢？我回西安是探亲，怎么可能携带文件前往？何况，按照国民党军内的规定，军官不得将文件带回家中。我张灵甫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违抗这条军中纪律。当年，蒋介石都不相信这共谍之说，照样将我判刑入狱；胡宗南也不相信共谍之说，拒绝让我回自己的部队。我迫不得已只好投奔王耀武。这“共谍”的说法是我制造的。我跟王玉龄这样说也是无奈。否则，对年仅17岁的新婚妻，你能说什么呢？说是怀疑前妻有外遇就开枪，或说是感情不和就开枪，那不就成了赤裸裸的威胁了吗？一个二百五都不会这样傻的！
第三、我是自杀而死的吗？
近年网络兴起后，反共势力为了推翻现政权，故意对我进行大肆炒作。我明明是靠打内战出名的，却被说成一位盖世无双的“抗日名将”，并被打扮成国民党的“忠勇之士”。我明明是当俘虏后被打死的，这有当年陈毅讲话和华野验尸报告为证。陈毅的讲话明确说“张灵甫是我们杀的”。华野的验尸报告透露：张灵甫是冲锋枪弹从左后脑打进，从右下颚穿出而致死。而张灵甫身材高大，这样的弹道只有他取跪姿才能形成。当年战地记者的报道也证实：张灵甫的致命伤口在后脑。《孤军困守，横尸遍野——蒋74师覆灭情景》这篇报道说：“……师长张灵甫于孟良崮企图突围逃生时，被人民解放军以缴自蒋军的美造汤姆机枪击中后脑，与他的近万名官兵一起，葬身在孟良崮。”另一篇《美械师长我死在美式武器下》报道也说：“当蒋军74师师部被歼时，张灵甫妄图突围逃生，人民解放军手中的美造汤姆枪挡住了他的去路，弹中张氏后脑而死。尸首查出后，经被俘之该师辎重团上校团长黄政、58旅172团上校团长雷励群及张灵甫之侍从秘书张光第等人前往辨认，确证张氏后脑被汤姆枪炸烂，血与脑浆均已干涸。”
但是，果粉们坚称我是自杀“成仁”的。钟子麟的《蒋介石王牌悍将张灵甫》一书，也极力让读者相信我是自杀的。钟子麟无法否认我致命弹道的位置，只好引用沂南县史志办主任郑国华的说法。这位郑国华教授认为：“粟裕将军谈到：击中张灵甫的子弹是从左后脑打进，从右下鄂穿出，弹道十分特殊。这和194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所载‘张氏后脑被汤姆机枪炸烂’而相吻，所不同的是，子弹并非从左后脑进入，而是正好相反，是从右下鄂进入。其原因是弹头在枪管里受到高压而随膛线高速旋转。高速旋转的弹头在近距离时进入人体仅是一个弹孔，而出来时高速旋转的弹头便把左后脑带出，因而形成后脑被炸烂的现象。此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如在枪毙罪犯时，从后面打进去便是弹孔，而出来时便会被带出一大块。所以说按照科学逻辑的推论，张氏在最后看大势已去时，便拨出手枪，对准右下鄂开枪自尽。”但网上早就有军迷指出，郑国华教授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建国后处决犯人是用步枪，步枪（包括突击步枪）的弹洞与冲锋枪不同，能够造成弹孔前小后大的现象，而冲锋枪的弹洞前后大小一样。
果粉们把我想象得英勇不屈。但被俘的74师报务队长招供：“几分钟前，张灵甫还在向蒋介石呼救，蒋介石要他再坚持3个钟头，可是还不到三分钟，张灵甫就被活捉了。”我向蒋介石诉说要“集体自裁”的谎言，那不过是要胁蒋介石及友军迅速增援。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说：“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天底下哪有自杀还要大喊大叫，生怕世人不知道的？戴之奇、杨干才等人自杀时，都是痛痛快快给自己一枪，哪象我喊得地动山摇，生怕南京的老头子听不到！
据解放军方面的战报：孟良崮战役总计歼敌32000余人，俘虏整编第74师少将师长张灵甫（后被击毙），少将参谋长魏振钺，少将副参谋长兼第58旅副旅长李运良，上校新闻处副处长赵建功，第51旅少将旅长陈传均、少将旅长皮宣酞，第57旅少将旅长陈嘘云，第58旅上校副旅长贺翊章，第152团上校团长谢岂常、中校副团长周亚球，第172团上校团长雷勋群、中校副团长秦明徽、辛明，直属辎重兵团上校团长黄政，整编第83师第19旅第57团上校团长罗文浪等；击毙整编第74师少将副师长蔡仁杰，上校代理参谋处长刘立梓，第58旅少将旅长卢醒、上校副旅长明灿，第171团上校团长周少宾等；击伤第151团上校团长王奎昌，第170团团长冯继异等；另有日军军事顾问二人。”从这一名单不难看出，有几名国军将领肯自裁“成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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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我的遗书是真的吗？
果粉们大肆渲染我“遗书”，作为我“忠诚党国”的证据。事实上，这份遗书是王耀武伪造的，早就被前74军人事处长吴鸢揭露了。吴鸢在《我所知道的张灵甫》中说：“（王耀武）决定伪造张灵甫的遗书两封，一封是由张写给王耀武的，表明一死以报党国和对校长的忠诚；一封是给他妻子王玉玲的，要求她善于抚养刚出生的孩子。信是由第二绥靖区司令部译电科科长李啸梓（与张灵甫同乡）模仿张灵甫的笔迹代写而成，信的内容和词句，是经过再三斟酌决定的。这两封信写好后，派人乘飞机送到南京，谎称是张灵甫在战局危急时亲笔写好交随从副官化装送出的。蒋介石见信后，大为赞赏，当即命令军务局拟了一道通令，要求各部队学习张灵甫‘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英雄精神。”
许多军迷也指出“遗书”的疑点：第一，遗书里竟然将妻子名字弄错，将“玉龄”写成了“玉玲”；第二，这份遗书是用毛笔写的，很难想象在战地缺水的情况下，我会放着美国派克金笔不用，竟然用毛笔来书写这份遗书；第三，遗书被说成是参谋杨占春带出的，但俘虏们被押解下山的时候，孟良崮战场突然天降大雨，国共官兵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鸡，为何这份遗书没有水渍的痕迹？
其实，只要读一下我真实的家书，可以看出两者语气的巨大差别。
抗战期间我在家信中说：“此次对日之战，为国家民族争生存，兵凶战危，生死难卜。家人当认我已死，绝勿似我尚生。予果死，堂上双亲，请兄奉养；膝下诸子，望兄抚教；余妻守嫁，听其自然。”所谓我给王玉龄的绝命书却说：“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这哪里象是一封家书，明明是配合“党国”的宣传需要嘛！
但就是这份假造的遗书，今天居然被刻在孟良崮山上，这岂不是在表彰我的“忠勇”！这封遗书里面骂解放军是“匪”，这样一篇文字刻在孟良崮山上，真是长国民党的志气，灭共产党的威风！建国以后，孟良崮一向是“革命教育基地”，今天倒象是“反革命教育基地”。另外，当地政府还按我家属的要求，铲去了“击毙张灵甫之地”的黑漆，使这五个大字变得模糊不可辨。在我当年指挥所的山洞外，建立了纪念我的“灵甫亭”。哈哈，今天在孟良崮风光无限的，是作为失败者的我张灵甫，而不是作为战胜者的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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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我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将领吗？
许多国民党粉丝将我捧上天去，说我是中国近代最能打仗的将军。事实上，这一说法连我的同僚都不认可。曾任74军人事处长的吴鸢评价我：“他当一个营、团军官是可以的，要当军、师长则是难以胜任的。李天霞平时说他是张飞，有勇无谋。他平时不务实际，专好附庸风雅，喜骑马、练字，收买古董字画，室内悬挂成吉思汗、拿破仑等人的画像，俨然摆出一副儒将的风度……在作战紧要关头，拿不出办法，有时只晓得‘冲’。充分表现出‘一介武夫’的样子。”吴鸢对我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我在淮阴之战中的表现就是如此。我在攻城受阻时束手无策，只想亲率警卫营上阵冲锋，显示出有勇无谋的武夫本色！王耀武保举我当74军军长，是认为同颇有心机的李天霞相比，头脑简单的我比较容易操纵，有利于他继续在幕后掌控74军。我当上74军军长的结果，是该军参加内战不久就被歼灭，比其它四大主力提早了一年半。这是对我军事能力的最好诠释。
国军最高统帅蒋介石委座，在一次内部讲话严厉地说：
“第四、第七十四师此次为准备进攻坦埠，特从垛庄到唐家峪子修筑三十里公路，以便重武器通过，这真是莫大的错误。现在我们军队的一举一动，往往为匪军所侦知，何况我们修筑这样长的一条道路？他当然可以判断我们会进攻坦埠。所以匪军第六纵队不顾一切，冒险窜出，目的即在南北夹击第七十四师。我们受了这次教训之后，对于封锁消息，隐蔽企图，保守秘密，一定要特别注意！
第五、第七十四师此次还有一个错误，就是不侦察地形。孟良崮是石山，既没有水源，而且敌人的炮火易增威力，怎么可以选作阵地呢？但是第七十四师各级官长事先疏忽大意，对此不侦察，不研究，所以后来要牺牲在这个阵地上。”
1947年5月19日，蒋委座在谈到孟良崮之战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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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我要提出最近一次的教训告诉大家，这就是第74师在孟良崮战斗的经过。74师这次在鲁中攻击匪军根据地坦埠，攻击两天没有攻下，发现敌人的主力已向他包围，于是全师撤退到距蒙阴30里的一个山地——孟良崮。当时全师有六个团兵力，如果师、旅、团长平时有高深的战术修养，能够选择适当的地形，配置兵力，构成周密的火网，则不论敌人兵力如何雄厚，绝不能在一天之内解决我们。但当时该师不守山口，只守山头，而山头又是石山，又没有饮水，因此敌人的炮火威力倍增，而我军的伤亡更大，以至整个失败。”
蒋委座对我的将才作了定评：没有高深的战术修养。一个堂堂的王牌军军长，被自己领袖批得狗屎不如，让我有何脸面见同僚啊！唉，写得一手好字，马骑得再好又有啥用？这些临阵都派不了用场，只能让人想到一个成语：绣花枕头一包草。
2015年January月
266:26:30
访客 如今，我是网上最风光的国军将领，风头盖过我的许多顶头上司，包括真正的名将薛岳、王耀武。这令九泉之下的我惭愧不安。我仅是一员将才平平的将领，一生连象样的勋章都没获过，要说我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就是与共军作战“光荣捐躯”。日后，果粉将我当作反共图腾，给我抹上了一层层的光环，使得我能在网上名声大噪，成为反共祭坛的一尊泥神。但我无论如何不愿当这尊神。当年我为老蒋政权战死疆场，但蒋家连我家属都不肯关照，逼得我的未亡人远走美国谋生。因此，我要揭穿果粉的谎言，还原一个真实的我。
第一、 我是抗日名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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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某些人把我吹得神乎其神，甚至说成抗日十大名将的第九名，比我的上级名将王耀武还靠前。其实，我根本不是抗日名将，抗日战功有人为拔高之处。八年抗战a>期间，国民政府有对较大战功的将领，往往会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或提请美国政府授予自由勋章。而我从未获得这两种勋章。有人说我获得美国金质自由勋章，这早已被网友考证是假的。黄埔军校网公布的自由勋章获得者名单，里面根本没有我的名字。
在我的生前死后，蒋介石政权虽然对我极力旌扬，却从未说过我是抗日名将。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出版了一本《抗战伟人传》，里面介绍了许多抗日著名将领，包括卫立煌、王耀武、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等，却没有我张灵甫的名字在内。国民党军里的芸芸诸将，也不认为我有多大的抗日战功。1974年香港《春秋》杂志总第406期，发表了国军方面人员写的《汤恩伯与苏北之战》，介绍了1946年国共双方在华中的交战。文中说：“苏北之战的最高峰，是淮阴地区被国军攻克……就因为这一战，原先无籍籍名的张灵甫一变而为国军中的英雄人物。”可见，在国民党军政人员们的眼里，我在抗战后仍籍籍无名，是靠打内战而成为“英雄”的。
目前许多关于我的抗日神话，都是虚浮夸张甚至编造的东西。这里略举一两例来加以说明：
按照某些国民党粉丝的说法，我作为51师153旅305团团长，参加了“八一三”凇沪保卫战，在嘉定作战时“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军的日寇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后他率领该团又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寇800多人。”但历史事实是：国军几个师在嘉定狙击日军，双方进行了40多天的拉锯战，整个战役期间击毙的日军共1200名，何来我的毙敌800余名之功？事实上，我并没有参加这次战斗。51师扩编为2旅4团的甲种师，直到1937年10月才算完成，我这时才当上305团团长。也就是说在淞沪的嘉定作战时，压根儿不存在我这个团。
许多国民党粉丝宣称：“当年武汉保卫战中，若不是张灵甫提议奇袭张古山，安有国军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的万家岭大捷？”但事实是：张古山在万家岭战役中，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共有十个主战场，张古山只是其中之一。这与万家岭地区的地形有关，这里虽不是一马平川，但也没有关隘天险，是些高高低低的小山包，最高峰万家岭只有50米高，张古山的高度更只有30米。万家岭处处都是战场，因而形成了十个主战场。有的高地你打下来，包围圈就缩小一点，不意味着敌人被消灭；反过来敌人将它夺了去，包围圈就扩大一点，不意味着包围圈被撕开。张古山就是这样一个高地。当张古山陷落日军手中时，日军并没有从这里冲出包围；在国军最终夺回张古山后，日军从其他地方炸开一个通道，约有半数兵力逃了出去，谈不上“全歼日军一个师团”。所以张古山的得与失，并不是万家岭大捷的决定因素。所谓“张灵甫奇袭张古山”，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张古山三陷三夺的争夺战，总不能次次都是奇袭吧？所以无论有没有奇袭，张古山都是可以攻占的。另外还必须指出两点：第一，提议奇袭张古山的是王耀武，而不是后来某些人所说的我。第二，率领敢死队是305团团长唐生海。我作为153旅的旅长，怎么可能亲率敢死队登山？早期的我因张古山而出名，是因为田汉编剧《德安大捷》。这个戏里面有艺术夸张。比如按照这部戏里的说法，高度只有30米的张古山上，居然有个“鸟兽绝迹的鹰绝崖”，我率领突击队攀登悬崖而上。剧中采取这样夸张的说法，原意是振民心、鼓士气，今天却被某些人当成史实。同样，剧里为了歌颂抗战将士，出现了基层军官张灵甫的真名，现在却被看成为我树碑立传。这样的结果，是田汉当初所没有想到的。
第二、我杀妻是杀“共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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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本来很清楚：我在老家枪杀妻子吴海兰，然后若无其事地潜回部队。吴家到处告状上访，一直闹到了宋美龄那里，蒋介石才开始下令抓人。至于杀妻的原因，军内同僚说是怀疑妻子有外遇。近年翻案风大起，又说成吴海兰偷拿我的文件，从而推演出她是一名“共谍”。但这事发生在1935年底，正是蒋介石大力铲除共匪的时候，围追堵截万里长征中的共军，把他们一路赶到了陕北。杀共谍可谓“英雄壮举”，哪里会有什么罪呢？我回西安是探亲，怎么可能携带文件前往？何况，按照国民党军内的规定，军官不得将文件带回家中。我张灵甫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违抗这条军中纪律。当年，蒋介石都不相信这共谍之说，照样将我判刑入狱；胡宗南也不相信共谍之说，拒绝让我回自己的部队。我迫不得已只好投奔王耀武。这“共谍”的说法是我制造的。我跟王玉龄这样说也是无奈。否则，对年仅17岁的新婚妻，你能说什么呢？说是怀疑前妻有外遇就开枪，或说是感情不和就开枪，那不就成了赤裸裸的威胁了吗？一个二百五都不会这样傻的！
第三、我是自杀而死的吗？
近年网络兴起后，反共势力为了推翻现政权，故意对我进行大肆炒作。我明明是靠打内战出名的，却被说成一位盖世无双的“抗日名将”，并被打扮成国民党的“忠勇之士”。我明明是当俘虏后被打死的，这有当年陈毅讲话和华野验尸报告为证。陈毅的讲话明确说“张灵甫是我们杀的”。华野的验尸报告透露：张灵甫是冲锋枪弹从左后脑打进，从右下颚穿出而致死。而张灵甫身材高大，这样的弹道只有他取跪姿才能形成。当年战地记者的报道也证实：张灵甫的致命伤口在后脑。《孤军困守，横尸遍野——蒋74师覆灭情景》这篇报道说：“……师长张灵甫于孟良崮企图突围逃生时，被人民解放军以缴自蒋军的美造汤姆机枪击中后脑，与他的近万名官兵一起，葬身在孟良崮。”另一篇《美械师长我死在美式武器下》报道也说：“当蒋军74师师部被歼时，张灵甫妄图突围逃生，人民解放军手中的美造汤姆枪挡住了他的去路，弹中张氏后脑而死。尸首查出后，经被俘之该师辎重团上校团长黄政、58旅172团上校团长雷励群及张灵甫之侍从秘书张光第等人前往辨认，确证张氏后脑被汤姆枪炸烂，血与脑浆均已干涸。”
但是，果粉们坚称我是自杀“成仁”的。钟子麟的《蒋介石王牌悍将张灵甫》一书，也极力让读者相信我是自杀的。钟子麟无法否认我致命弹道的位置，只好引用沂南县史志办主任郑国华的说法。这位郑国华教授认为：“粟裕将军谈到：击中张灵甫的子弹是从左后脑打进，从右下鄂穿出，弹道十分特殊。这和194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所载‘张氏后脑被汤姆机枪炸烂’而相吻，所不同的是，子弹并非从左后脑进入，而是正好相反，是从右下鄂进入。其原因是弹头在枪管里受到高压而随膛线高速旋转。高速旋转的弹头在近距离时进入人体仅是一个弹孔，而出来时高速旋转的弹头便把左后脑带出，因而形成后脑被炸烂的现象。此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如在枪毙罪犯时，从后面打进去便是弹孔，而出来时便会被带出一大块。所以说按照科学逻辑的推论，张氏在最后看大势已去时，便拨出手枪，对准右下鄂开枪自尽。”但网上早就有军迷指出，郑国华教授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建国后处决犯人是用步枪，步枪（包括突击步枪）的弹洞与冲锋枪不同，能够造成弹孔前小后大的现象，而冲锋枪的弹洞前后大小一样。
果粉们把我想象得英勇不屈。但被俘的74师报务队长招供：“几分钟前，张灵甫还在向蒋介石呼救，蒋介石要他再坚持3个钟头，可是还不到三分钟，张灵甫就被活捉了。”我向蒋介石诉说要“集体自裁”的谎言，那不过是要胁蒋介石及友军迅速增援。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说：“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天底下哪有自杀还要大喊大叫，生怕世人不知道的？戴之奇、杨干才等人自杀时，都是痛痛快快给自己一枪，哪象我喊得地动山摇，生怕南京的老头子听不到！
据解放军方面的战报：孟良崮战役总计歼敌32000余人，俘虏整编第74师少将师长张灵甫（后被击毙），少将参谋长魏振钺，少将副参谋长兼第58旅副旅长李运良，上校新闻处副处长赵建功，第51旅少将旅长陈传均、少将旅长皮宣酞，第57旅少将旅长陈嘘云，第58旅上校副旅长贺翊章，第152团上校团长谢岂常、中校副团长周亚球，第172团上校团长雷勋群、中校副团长秦明徽、辛明，直属辎重兵团上校团长黄政，整编第83师第19旅第57团上校团长罗文浪等；击毙整编第74师少将副师长蔡仁杰，上校代理参谋处长刘立梓，第58旅少将旅长卢醒、上校副旅长明灿，第171团上校团长周少宾等；击伤第151团上校团长王奎昌，第170团团长冯继异等；另有日军军事顾问二人。”从这一名单不难看出，有几名国军将领肯自裁“成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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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我的遗书是真的吗？
果粉们大肆渲染我“遗书”，作为我“忠诚党国”的证据。事实上，这份遗书是王耀武伪造的，早就被前74军人事处长吴鸢揭露了。吴鸢在《我所知道的张灵甫》中说：“（王耀武）决定伪造张灵甫的遗书两封，一封是由张写给王耀武的，表明一死以报党国和对校长的忠诚；一封是给他妻子王玉玲的，要求她善于抚养刚出生的孩子。信是由第二绥靖区司令部译电科科长李啸梓（与张灵甫同乡）模仿张灵甫的笔迹代写而成，信的内容和词句，是经过再三斟酌决定的。这两封信写好后，派人乘飞机送到南京，谎称是张灵甫在战局危急时亲笔写好交随从副官化装送出的。蒋介石见信后，大为赞赏，当即命令军务局拟了一道通令，要求各部队学习张灵甫‘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英雄精神。”
许多军迷也指出“遗书”的疑点：第一，遗书里竟然将妻子名字弄错，将“玉龄”写成了“玉玲”；第二，这份遗书是用毛笔写的，很难想象在战地缺水的情况下，我会放着美国派克金笔不用，竟然用毛笔来书写这份遗书；第三，遗书被说成是参谋杨占春带出的，但俘虏们被押解下山的时候，孟良崮战场突然天降大雨，国共官兵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鸡，为何这份遗书没有水渍的痕迹？
其实，只要读一下我真实的家书，可以看出两者语气的巨大差别。
抗战期间我在家信中说：“此次对日之战，为国家民族争生存，兵凶战危，生死难卜。家人当认我已死，绝勿似我尚生。予果死，堂上双亲，请兄奉养；膝下诸子，望兄抚教；余妻守嫁，听其自然。”所谓我给王玉龄的绝命书却说：“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这哪里象是一封家书，明明是配合“党国”的宣传需要嘛！
但就是这份假造的遗书，今天居然被刻在孟良崮山上，这岂不是在表彰我的“忠勇”！这封遗书里面骂解放军是“匪”，这样一篇文字刻在孟良崮山上，真是长国民党的志气，灭共产党的威风！建国以后，孟良崮一向是“革命教育基地”，今天倒象是“反革命教育基地”。另外，当地政府还按我家属的要求，铲去了“击毙张灵甫之地”的黑漆，使这五个大字变得模糊不可辨。在我当年指挥所的山洞外，建立了纪念我的“灵甫亭”。哈哈，今天在孟良崮风光无限的，是作为失败者的我张灵甫，而不是作为战胜者的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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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我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将领吗？
许多国民党粉丝将我捧上天去，说我是中国近代最能打仗的将军。事实上，这一说法连我的同僚都不认可。曾任74军人事处长的吴鸢评价我：“他当一个营、团军官是可以的，要当军、师长则是难以胜任的。李天霞平时说他是张飞，有勇无谋。他平时不务实际，专好附庸风雅，喜骑马、练字，收买古董字画，室内悬挂成吉思汗、拿破仑等人的画像，俨然摆出一副儒将的风度……在作战紧要关头，拿不出办法，有时只晓得‘冲’。充分表现出‘一介武夫’的样子。”吴鸢对我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我在淮阴之战中的表现就是如此。我在攻城受阻时束手无策，只想亲率警卫营上阵冲锋，显示出有勇无谋的武夫本色！王耀武保举我当74军军长，是认为同颇有心机的李天霞相比，头脑简单的我比较容易操纵，有利于他继续在幕后掌控74军。我当上74军军长的结果，是该军参加内战不久就被歼灭，比其它四大主力提早了一年半。这是对我军事能力的最好诠释。
国军最高统帅蒋介石委座，在一次内部讲话严厉地说：
“第四、第七十四师此次为准备进攻坦埠，特从垛庄到唐家峪子修筑三十里公路，以便重武器通过，这真是莫大的错误。现在我们军队的一举一动，往往为匪军所侦知，何况我们修筑这样长的一条道路？他当然可以判断我们会进攻坦埠。所以匪军第六纵队不顾一切，冒险窜出，目的即在南北夹击第七十四师。我们受了这次教训之后，对于封锁消息，隐蔽企图，保守秘密，一定要特别注意！
第五、第七十四师此次还有一个错误，就是不侦察地形。孟良崮是石山，既没有水源，而且敌人的炮火易增威力，怎么可以选作阵地呢？但是第七十四师各级官长事先疏忽大意，对此不侦察，不研究，所以后来要牺牲在这个阵地上。”
1947年5月19日，蒋委座在谈到孟良崮之战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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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我要提出最近一次的教训告诉大家，这就是第74师在孟良崮战斗的经过。74师这次在鲁中攻击匪军根据地坦埠，攻击两天没有攻下，发现敌人的主力已向他包围，于是全师撤退到距蒙阴30里的一个山地——孟良崮。当时全师有六个团兵力，如果师、旅、团长平时有高深的战术修养，能够选择适当的地形，配置兵力，构成周密的火网，则不论敌人兵力如何雄厚，绝不能在一天之内解决我们。但当时该师不守山口，只守山头，而山头又是石山，又没有饮水，因此敌人的炮火威力倍增，而我军的伤亡更大，以至整个失败。”
蒋委座对我的将才作了定评：没有高深的战术修养。一个堂堂的王牌军军长，被自己领袖批得狗屎不如，让我有何脸面见同僚啊！唉，写得一手好字，马骑得再好又有啥用？这些临阵都派不了用场，只能让人想到一个成语：绣花枕头一包草。
第六，我是人品正直的君子吗？
国民党粉丝极力吹捧我的人品，把我说成清廉爱民、大义凛然的君子。我的人品到底如何呢？且不谈令我臭名昭著的“杀妻”事件，单看我在陆军大学的表现即可知。我的同学董其武将军在回忆录中说：“在陆大受训，将领班的将领按规定每人可以带一个参谋，但是我们班里的、张灵甫（就是后来所谓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在孟良崮被解放军打死的那个张灵甫），却带了两个参谋去上学。他每天只上一节课，其余的课让参谋替他去上。他花了七百万元在重庆近郊买了一处洋楼，每天在那里养尊处优，吃喝嫖赌。一个星期天，他请我去他那里。我到了一看，富丽堂皇，光彩耀目，简直象一座王宫。又是舞厅，又是餐厅，看得我眼花缭乱。我这个在塞外前线，吃土豆睡土炕的将领实在坐不住，我忙向主人佯称有事告辞了。这样的将领怎么能抗日，怎么不失掉民心军心？这样的政府怎么不招来国难，怎么能不亡国？”
我在国难当头时入陆军大学，不认真学习军事以报效国家，而是整天逃课在别墅里花天酒地，这还能够说是一名爱国军人吗？这期间，我还曾经坐飞机到湖南，为的是一睹美少女王玉龄。这是典型的“重色轻国”表现，我哪里有脸自称“爱国军人”？在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年代，我竟能在大后方花巨金买洋楼，有谁相信我是一位清廉的将领吗？
曾经在74军任职的周更声，曾经撰文揭过我的老底。他说，张灵甫治兵严苛，手段暴戾，时常杀一儆百：“他在当师长时，曾对他的团长刘光宇说：‘明天纪念周，你团里有几个（他的惯用术语，就是有几个要枪杀的官兵）？’刘团长说：‘我团里没有。’张灵甫说：‘你们团里总是没有。明天一定要替我找几个出来。’刘也说：‘只有拿我去枪毙吧。’”周更生《国民党第一补充旅的前前后后》（湖北文史资料2002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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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我这样杀妻、杀兵如儿戏的人，在那些整天呼喊人权的果粉眼里，居然成了高尚正直的“伟光正”人物，这真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看来，这世界上什么奇异动物都有。
第七，《蒋介石王牌悍将张灵甫传》是一本客观的书吗？
2008年，大陆出版了《蒋介石王牌悍将张灵甫传》。作者是我的一位女粉丝钟子麟，因此根本谈不上客观评价我，书中处处为我涂脂抹粉、百般辩护，把将才平庸的我说成“王牌悍将”。钟子麟为我洗白辩护的手法，是大量引用我家人和部属的话。这些材料哪能做得到客观公正呢？举例来说，钟子麟描写我在陆大读书时，既要消除董其武回忆录的影响，又不能造成董其武说法扩散的效果。因此，她在书中引用我家人的话，声称我没有在重庆购置过房产。我家人的话岂能当成证据？同时，她在书中不敢引用董其武的原话，生怕读者知道我“吃喝嫖赌”；甚至不敢提到董其武的回忆录，以免读者出于好奇去查看此书，可见她处处维护我形象的苦心。
钟子麟竭力在书里为我评功摆好，宣扬我张某人打仗勇敢、流血断腿。果粉们据此把我说成民族英雄。其实，咱离民族英雄差十万八千里呢！按照果粉们的逻辑，我的抗战功绩还不如谢文东。人家谢文东抗战的时候，俺老张还在剿共、讨小老婆、杀小老婆。这时候，谢文东是真真正正抗日啊，俺老张连游而不击都不算，怎么能跟人家相比啊？谢文东打死过正儿八经的日军大佐（追赠少将），而我打死的没一个这么高军衔。谢文东所对抗的日本鬼子，都是响当当的皇军精锐―关东军；而俺老张对付的大多是二流部队，比如象106师团这样的窝囊废。另外，谢文东的杀敌效率高，他的部队是民团的底子，最多时仅2000多人，武器乱七八糟，补给全靠缴获，却能消灭敌人1000多人。俺老张最小当个团长，手下最少2000多人，以后当旅长、师长，部下更多，武器是响当当的，损失了马上有补充，但8年下来也没杀死多少敌人（当然总数比谢文东要多，但效率绝对比谢文东要低）。谢文东的全家都投入抗战，先后有7个亲人战死沙场，而俺老张抗战只残了一条腿，拿什么去跟人家相比呢？如果俺老张残了条腿就是民族英雄，那么谢文东岂不是大大的民族英雄？
第八，我对罗炳辉“掘墓鞭尸”吗？
网上有军迷在文章里面提到：“张灵甫对于早逝的前北伐军老前辈﹑民族抗日英雄﹑我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罗炳辉将军，他不但没有给予前辈军人应有的尊重不说，竟毫无人道地下令掘开罗炳辉将军的陵墓，把将军的尸体挂在树上大肆凌辱，还让士兵打‘活靶’取乐，完全失却了一个职业军人应有的为将之道。”这可真是天大的冤枉！占领山东解放区的首府临沂，并对罗炳辉将军“掘墓鞭尸”的，是李天霞指挥的整编83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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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率部进攻解放区期间，确实对当地民众犯下累累暴行。整编74师进入解放区后，烧杀、抢掠、奸淫无所不用其极。例如：在进攻沂蒙山区的过程中，74师尖兵进入张官村时，发现了几双绣有红五星的鞋垫，便将做鞋垫9名妇女全部枪杀。在孟良崮被解放军包围时，74师将附近许多村庄烧毁焚平，将来不及逃跑的村民一律枪杀。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我张灵甫为了解决粮食的困难，曾下令在解放区“就地补给”，也就是让部队抢掠百姓的粮食，对敢于反抗的老百姓全部枪杀。解放军在孟良崮战役中俘虏的敌官佐，有前日本军官佐加滕等之和松下一冠。抗战期间，他们曾经参加“扫荡”敌后根据地，血腥屠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抗战胜利后，他们又充当我的军事顾问，为他出谋划策进攻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区内推行“三光政策”。国民党粉丝称我为“民族英雄”。试问：有如此屠杀百姓、认敌为友的“民族英雄”吗？！
第九，我能跟岳飞、张自忠相比吗？
近日，围绕为我建陵的问题，网络上掀起了一场风暴。反对为我建陵者有之，主张保留陵园者亦有之。后一类人的代表有王希哲，这位先生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中国人都热爱岳飞（最近的汉奸分子除外），视他为民族英雄的模范。然而岳飞对外抗金，‘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对内，作为大宋‘天阙’的将军又何尝不会去奉命坚决地镇压农民起义，对造反农民欠下血债？如此，便不应为岳飞建下陵墓，俾精神传之中华后人？张自忠是早牺牲了。若他活在抗战胜利后，安知不是另一位‘张灵甫’？”
按照王希哲先生的看法，我堪与岳飞、张自忠比肩，是一位民族英雄式的人物；只要是抗击过外敌的将领，都应象岳飞、张自忠那样被纪念。看来王希哲先生并没有搞清楚：今人纪念岳飞、张自忠的前提，是因为他们两人的功大于过。否则，同样是抗击过金军的名将，张俊为什么不受后人纪念，还被铸成铁像跪在岳飞墓前？
在岳飞的一生中，抗击金军进攻是主要方面，而镇压农民起义是次要方面。张自忠是在反侵略的战场上战死的，而不是在反人民的战场上战死的。所以，他们受到纪念是当之无愧的。而我主要是靠打内战出名的，与岳飞、张自忠不可同日而语。岳飞、张自忠具有许多优秀品质，他们堪称那个时代的优秀军人，是爱国、爱民、爱兵的典范，在旧军队将领中非常罕见。史载：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张自忠部也以军纪严明著称。张自忠的一位族弟调戏妇女，张自忠得知后将他逮捕监押，后又驱逐回乡、永不录用。而我张灵甫的人品则令人垢病，在青史上留下了太多的恶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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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一生中，弃妻，杀妻，休妻样样俱全，从中不难看出我真实的为人。最让我弄不明白的是，象我这样的花心大萝卜，居然被果粉说成了情圣！我的同僚吴鸢曾评论说：“张灵甫是个登徒子，曾先后结过4次婚。原籍早婚的那个女人始终住在乡下，一生不见天日；第二个是被他打死的；第三个是陕西高翰林的孙女，是一个略有旧文化知识的封建式妇女，由于相貌平常，不受宠爱，生了一女，没有随军行动。第四个是1945年冬，他从陆大受训回到部队驻在长沙，当时的职务是七十四军副军长，经友人李某的介绍，与王玉玲相识，以王氏年轻貌美和张的金钱地位，使两人的婚事很快就谈妥了。当七十四军到达南京，张就任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后，两人去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不久高氏闻讯，匆匆从西安赶来交涉，经过几轮谈判，最后始由张给予一笔可观的赡养费，让高氏回陕隐居。这位王夫人美丽多姿，不甘寂寞，艳史遍传，如“灵甫号”的舰长就是她的情人之一。后来去台转美，入了美国籍。”
可见，拿我与岳飞、张自忠相比，简直就是对后两人的侮辱。即使从军职地位来说，我与后两人也相差甚远。岳飞的地位相当于战区总司令，张自忠是集团军上将总司令。而我在八年抗战期间，仅是一位少将副军长而已。还必须提到的是：作为同时代将领的张自忠，其政治态度与我显著不同。抗日战争时期，张自忠在与心腹部下谈话时，就流露出对国民党政权的厌弃，以及投奔共产党阵营的想法。他说：“国民党部队腐化，各人保存实力，不是真正同日本人打！”“我们要是跟共产党跑，共产党要不要我们呢？跟国民党早晚会完蛋！”张自忠麾下的头号大将张克侠，更是很早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后来在淮海战役中率所部起义，对全歼黄百韬兵团起了重大作用。相反，我在抗战期间积极反共，在面见蒋介石时建议说：“中国当前之患，不在日寇之侵略，而在共匪之叛乱。”此话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于是，蒋放着几位中将候选人不用，而钦点我为青年军师长，将我送入陆军大学将官班培训。
第十，我有建陵纪念的资格吗？
迫于广大网民的强烈声讨，最近我的陵园被迫改名，但为我鸣冤叫屈的仍大有人在。田德政写了一篇《摒弃成见，容纳下张灵甫的历史印迹》，文中称我为“令日军闻风丧胆的将军。”但我忍不住要问这位田先生：从淞沪一直退到湖南的我，什么时候令日军闻风丧胆过？日军战史可曾提过我的大名？
在八年抗战中，比我战功大的将领不少，为何唯独为我建豪华的陵园？如果我能拥有那样巨大的陵园，那么比我战功更大的那些将领们，如卫立煌、王耀武、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孙立人、陈明仁等等，是不是也得一个个拥有豪奢的陵园？这些真正的抗日名将没有陵园，为什么要宣扬有杀妻劣迹的我？解放军将帅如陈毅、粟裕、叶飞、许世友等人，都没有那样面积巨大的豪华陵园，为什么要给他们的对手修建豪华陵园？
田先生在文中还这样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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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两种对立的价值认同导致的战争——那就是南北战争。最终，由林肯领导的北方，击败了罗伯特?李统帅的南方。按说，北方是以解放黑奴为目的，属于正义之战；南方是维护奴隶制的，属于反动派。正义战胜了反动，战胜方应该彻底否定战败方，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可美国人并没有这样做。在美国南北战争纪念展览中，如实地介绍南北双方的参战情况、死亡人数等，只是客观介绍而没有进步反动、革命反革命之类的价值评价。南方统帅罗伯特?李的雕像和北方领袖林肯、尤里西斯?格兰特的雕像并存，双方没有以‘成者王败者寇’的眼光审视对方。
美国之所以能有今天的繁荣与自信，自有其道理，这种对历史的豁达大度，也许是成就他们今天辉煌的一个心理基础。不必设定一种全民都必须趋同的历史评价标准，而是让后人们认识到，那些不管持什么样价值观的人，他们都曾经为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奋斗过。”
宣传美国人的“宽厚仁爱”，是近年公知精英的欺骗手法。事实上，美国人根本没有那样宽容。南北战争刚刚结束，林肯就在戏院里被人开枪杀害。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回忆说，他的祖父是林肯夫人的表兄，由于与林肯家族的这种关系，使他在南方居住时提心吊胆，唯恐自己的性命难保。由此可见，美国人的“宽容”程度有限，远不象精英们宣扬的那样。这些年来，中国大陆对国民党真太宽容了，电视天天播映国军奋勇抗战，而不提国军的黑暗、腐败和无能，不提国军的抓丁、拉夫和虐民。电视里面展现的民国社会，老百姓一个个衣着光鲜，穿着打扮比毛时代还好，简直让人觉得民国是天堂。书店里充斥着正面战场的书，宣扬国民党远征军的所向披靡，而不提国军在内地几乎战无不败。多亏这些电视和书籍的教育，现在众多的年轻人崇拜国军，网上“国军威武”的叫喊比比皆是，但这得到了对岸的积极回应吗？“民主台湾”宣传过共军的英勇抗战吗？拍摄过共军敌后作战的影视作品吗？为共军的将领士兵树碑立传过吗？当年精明无比的共产党，如今怎么作出这等傻事呢？
第一、 我是抗日名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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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某些人把我吹得神乎其神，甚至说成抗日十大名将的第九名，比我的上级名将王耀武还靠前。其实，我根本不是抗日名将，抗日战功有人为拔高之处。八年抗战a>期间，国民政府有对较大战功的将领，往往会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或提请美国政府授予自由勋章。而我从未获得这两种勋章。有人说我获得美国金质自由勋章，这早已被网友考证是假的。黄埔军校网公布的自由勋章获得者名单，里面根本没有我的名字。
在我的生前死后，蒋介石政权虽然对我极力旌扬，却从未说过我是抗日名将。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出版了一本《抗战伟人传》，里面介绍了许多抗日著名将领，包括卫立煌、王耀武、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等，却没有我张灵甫的名字在内。国民党军里的芸芸诸将，也不认为我有多大的抗日战功。1974年香港《春秋》杂志总第406期，发表了国军方面人员写的《汤恩伯与苏北之战》，介绍了1946年国共双方在华中的交战。文中说：“苏北之战的最高峰，是淮阴地区被国军攻克……就因为这一战，原先无籍籍名的张灵甫一变而为国军中的英雄人物。”可见，在国民党军政人员们的眼里，我在抗战后仍籍籍无名，是靠打内战而成为“英雄”的。
目前许多关于我的抗日神话，都是虚浮夸张甚至编造的东西。这里略举一两例来加以说明：
按照某些国民党粉丝的说法，我作为51师153旅305团团长，参加了“八一三”凇沪保卫战，在嘉定作战时“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军的日寇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后他率领该团又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寇800多人。”但历史事实是：国军几个师在嘉定狙击日军，双方进行了40多天的拉锯战，整个战役期间击毙的日军共1200名，何来我的毙敌800余名之功？事实上，我并没有参加这次战斗。51师扩编为2旅4团的甲种师，直到1937年10月才算完成，我这时才当上305团团长。也就是说在淞沪的嘉定作战时，压根儿不存在我这个团。
许多国民党粉丝宣称：“当年武汉保卫战中，若不是张灵甫提议奇袭张古山，安有国军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的万家岭大捷？”但事实是：张古山在万家岭战役中，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共有十个主战场，张古山只是其中之一。这与万家岭地区的地形有关，这里虽不是一马平川，但也没有关隘天险，是些高高低低的小山包，最高峰万家岭只有50米高，张古山的高度更只有30米。万家岭处处都是战场，因而形成了十个主战场。有的高地你打下来，包围圈就缩小一点，不意味着敌人被消灭；反过来敌人将它夺了去，包围圈就扩大一点，不意味着包围圈被撕开。张古山就是这样一个高地。当张古山陷落日军手中时，日军并没有从这里冲出包围；在国军最终夺回张古山后，日军从其他地方炸开一个通道，约有半数兵力逃了出去，谈不上“全歼日军一个师团”。所以张古山的得与失，并不是万家岭大捷的决定因素。所谓“张灵甫奇袭张古山”，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张古山三陷三夺的争夺战，总不能次次都是奇袭吧？所以无论有没有奇袭，张古山都是可以攻占的。另外还必须指出两点：第一，提议奇袭张古山的是王耀武，而不是后来某些人所说的我。第二，率领敢死队是305团团长唐生海。我作为153旅的旅长，怎么可能亲率敢死队登山？早期的我因张古山而出名，是因为田汉编剧《德安大捷》。这个戏里面有艺术夸张。比如按照这部戏里的说法，高度只有30米的张古山上，居然有个“鸟兽绝迹的鹰绝崖”，我率领突击队攀登悬崖而上。剧中采取这样夸张的说法，原意是振民心、鼓士气，今天却被某些人当成史实。同样，剧里为了歌颂抗战将士，出现了基层军官张灵甫的真名，现在却被看成为我树碑立传。这样的结果，是田汉当初所没有想到的。
第二、我杀妻是杀“共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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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本来很清楚：我在老家枪杀妻子吴海兰，然后若无其事地潜回部队。吴家到处告状上访，一直闹到了宋美龄那里，蒋介石才开始下令抓人。至于杀妻的原因，军内同僚说是怀疑妻子有外遇。近年翻案风大起，又说成吴海兰偷拿我的文件，从而推演出她是一名“共谍”。但这事发生在1935年底，正是蒋介石大力铲除共匪的时候，围追堵截万里长征中的共军，把他们一路赶到了陕北。杀共谍可谓“英雄壮举”，哪里会有什么罪呢？我回西安是探亲，怎么可能携带文件前往？何况，按照国民党军内的规定，军官不得将文件带回家中。我张灵甫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违抗这条军中纪律。当年，蒋介石都不相信这共谍之说，照样将我判刑入狱；胡宗南也不相信共谍之说，拒绝让我回自己的部队。我迫不得已只好投奔王耀武。这“共谍”的说法是我制造的。我跟王玉龄这样说也是无奈。否则，对年仅17岁的新婚妻，你能说什么呢？说是怀疑前妻有外遇就开枪，或说是感情不和就开枪，那不就成了赤裸裸的威胁了吗？一个二百五都不会这样傻的！
第三、我是自杀而死的吗？
近年网络兴起后，反共势力为了推翻现政权，故意对我进行大肆炒作。我明明是靠打内战出名的，却被说成一位盖世无双的“抗日名将”，并被打扮成国民党的“忠勇之士”。我明明是当俘虏后被打死的，这有当年陈毅讲话和华野验尸报告为证。陈毅的讲话明确说“张灵甫是我们杀的”。华野的验尸报告透露：张灵甫是冲锋枪弹从左后脑打进，从右下颚穿出而致死。而张灵甫身材高大，这样的弹道只有他取跪姿才能形成。当年战地记者的报道也证实：张灵甫的致命伤口在后脑。《孤军困守，横尸遍野——蒋74师覆灭情景》这篇报道说：“……师长张灵甫于孟良崮企图突围逃生时，被人民解放军以缴自蒋军的美造汤姆机枪击中后脑，与他的近万名官兵一起，葬身在孟良崮。”另一篇《美械师长我死在美式武器下》报道也说：“当蒋军74师师部被歼时，张灵甫妄图突围逃生，人民解放军手中的美造汤姆枪挡住了他的去路，弹中张氏后脑而死。尸首查出后，经被俘之该师辎重团上校团长黄政、58旅172团上校团长雷励群及张灵甫之侍从秘书张光第等人前往辨认，确证张氏后脑被汤姆枪炸烂，血与脑浆均已干涸。”
但是，果粉们坚称我是自杀“成仁”的。钟子麟的《蒋介石王牌悍将张灵甫》一书，也极力让读者相信我是自杀的。钟子麟无法否认我致命弹道的位置，只好引用沂南县史志办主任郑国华的说法。这位郑国华教授认为：“粟裕将军谈到：击中张灵甫的子弹是从左后脑打进，从右下鄂穿出，弹道十分特殊。这和194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所载‘张氏后脑被汤姆机枪炸烂’而相吻，所不同的是，子弹并非从左后脑进入，而是正好相反，是从右下鄂进入。其原因是弹头在枪管里受到高压而随膛线高速旋转。高速旋转的弹头在近距离时进入人体仅是一个弹孔，而出来时高速旋转的弹头便把左后脑带出，因而形成后脑被炸烂的现象。此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如在枪毙罪犯时，从后面打进去便是弹孔，而出来时便会被带出一大块。所以说按照科学逻辑的推论，张氏在最后看大势已去时，便拨出手枪，对准右下鄂开枪自尽。”但网上早就有军迷指出，郑国华教授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建国后处决犯人是用步枪，步枪（包括突击步枪）的弹洞与冲锋枪不同，能够造成弹孔前小后大的现象，而冲锋枪的弹洞前后大小一样。
果粉们把我想象得英勇不屈。但被俘的74师报务队长招供：“几分钟前，张灵甫还在向蒋介石呼救，蒋介石要他再坚持3个钟头，可是还不到三分钟，张灵甫就被活捉了。”我向蒋介石诉说要“集体自裁”的谎言，那不过是要胁蒋介石及友军迅速增援。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说：“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天底下哪有自杀还要大喊大叫，生怕世人不知道的？戴之奇、杨干才等人自杀时，都是痛痛快快给自己一枪，哪象我喊得地动山摇，生怕南京的老头子听不到！
据解放军方面的战报：孟良崮战役总计歼敌32000余人，俘虏整编第74师少将师长张灵甫（后被击毙），少将参谋长魏振钺，少将副参谋长兼第58旅副旅长李运良，上校新闻处副处长赵建功，第51旅少将旅长陈传均、少将旅长皮宣酞，第57旅少将旅长陈嘘云，第58旅上校副旅长贺翊章，第152团上校团长谢岂常、中校副团长周亚球，第172团上校团长雷勋群、中校副团长秦明徽、辛明，直属辎重兵团上校团长黄政，整编第83师第19旅第57团上校团长罗文浪等；击毙整编第74师少将副师长蔡仁杰，上校代理参谋处长刘立梓，第58旅少将旅长卢醒、上校副旅长明灿，第171团上校团长周少宾等；击伤第151团上校团长王奎昌，第170团团长冯继异等；另有日军军事顾问二人。”从这一名单不难看出，有几名国军将领肯自裁“成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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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我的遗书是真的吗？
果粉们大肆渲染我“遗书”，作为我“忠诚党国”的证据。事实上，这份遗书是王耀武伪造的，早就被前74军人事处长吴鸢揭露了。吴鸢在《我所知道的张灵甫》中说：“（王耀武）决定伪造张灵甫的遗书两封，一封是由张写给王耀武的，表明一死以报党国和对校长的忠诚；一封是给他妻子王玉玲的，要求她善于抚养刚出生的孩子。信是由第二绥靖区司令部译电科科长李啸梓（与张灵甫同乡）模仿张灵甫的笔迹代写而成，信的内容和词句，是经过再三斟酌决定的。这两封信写好后，派人乘飞机送到南京，谎称是张灵甫在战局危急时亲笔写好交随从副官化装送出的。蒋介石见信后，大为赞赏，当即命令军务局拟了一道通令，要求各部队学习张灵甫‘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英雄精神。”
许多军迷也指出“遗书”的疑点：第一，遗书里竟然将妻子名字弄错，将“玉龄”写成了“玉玲”；第二，这份遗书是用毛笔写的，很难想象在战地缺水的情况下，我会放着美国派克金笔不用，竟然用毛笔来书写这份遗书；第三，遗书被说成是参谋杨占春带出的，但俘虏们被押解下山的时候，孟良崮战场突然天降大雨，国共官兵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鸡，为何这份遗书没有水渍的痕迹？
其实，只要读一下我真实的家书，可以看出两者语气的巨大差别。
抗战期间我在家信中说：“此次对日之战，为国家民族争生存，兵凶战危，生死难卜。家人当认我已死，绝勿似我尚生。予果死，堂上双亲，请兄奉养；膝下诸子，望兄抚教；余妻守嫁，听其自然。”所谓我给王玉龄的绝命书却说：“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这哪里象是一封家书，明明是配合“党国”的宣传需要嘛！
但就是这份假造的遗书，今天居然被刻在孟良崮山上，这岂不是在表彰我的“忠勇”！这封遗书里面骂解放军是“匪”，这样一篇文字刻在孟良崮山上，真是长国民党的志气，灭共产党的威风！建国以后，孟良崮一向是“革命教育基地”，今天倒象是“反革命教育基地”。另外，当地政府还按我家属的要求，铲去了“击毙张灵甫之地”的黑漆，使这五个大字变得模糊不可辨。在我当年指挥所的山洞外，建立了纪念我的“灵甫亭”。哈哈，今天在孟良崮风光无限的，是作为失败者的我张灵甫，而不是作为战胜者的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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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我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将领吗？
许多国民党粉丝将我捧上天去，说我是中国近代最能打仗的将军。事实上，这一说法连我的同僚都不认可。曾任74军人事处长的吴鸢评价我：“他当一个营、团军官是可以的，要当军、师长则是难以胜任的。李天霞平时说他是张飞，有勇无谋。他平时不务实际，专好附庸风雅，喜骑马、练字，收买古董字画，室内悬挂成吉思汗、拿破仑等人的画像，俨然摆出一副儒将的风度……在作战紧要关头，拿不出办法，有时只晓得‘冲’。充分表现出‘一介武夫’的样子。”吴鸢对我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我在淮阴之战中的表现就是如此。我在攻城受阻时束手无策，只想亲率警卫营上阵冲锋，显示出有勇无谋的武夫本色！王耀武保举我当74军军长，是认为同颇有心机的李天霞相比，头脑简单的我比较容易操纵，有利于他继续在幕后掌控74军。我当上74军军长的结果，是该军参加内战不久就被歼灭，比其它四大主力提早了一年半。这是对我军事能力的最好诠释。
国军最高统帅蒋介石委座，在一次内部讲话严厉地说：
“第四、第七十四师此次为准备进攻坦埠，特从垛庄到唐家峪子修筑三十里公路，以便重武器通过，这真是莫大的错误。现在我们军队的一举一动，往往为匪军所侦知，何况我们修筑这样长的一条道路？他当然可以判断我们会进攻坦埠。所以匪军第六纵队不顾一切，冒险窜出，目的即在南北夹击第七十四师。我们受了这次教训之后，对于封锁消息，隐蔽企图，保守秘密，一定要特别注意！
第五、第七十四师此次还有一个错误，就是不侦察地形。孟良崮是石山，既没有水源，而且敌人的炮火易增威力，怎么可以选作阵地呢？但是第七十四师各级官长事先疏忽大意，对此不侦察，不研究，所以后来要牺牲在这个阵地上。”
1947年5月19日，蒋委座在谈到孟良崮之战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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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我要提出最近一次的教训告诉大家，这就是第74师在孟良崮战斗的经过。74师这次在鲁中攻击匪军根据地坦埠，攻击两天没有攻下，发现敌人的主力已向他包围，于是全师撤退到距蒙阴30里的一个山地——孟良崮。当时全师有六个团兵力，如果师、旅、团长平时有高深的战术修养，能够选择适当的地形，配置兵力，构成周密的火网，则不论敌人兵力如何雄厚，绝不能在一天之内解决我们。但当时该师不守山口，只守山头，而山头又是石山，又没有饮水，因此敌人的炮火威力倍增，而我军的伤亡更大，以至整个失败。”
蒋委座对我的将才作了定评：没有高深的战术修养。一个堂堂的王牌军军长，被自己领袖批得狗屎不如，让我有何脸面见同僚啊！唉，写得一手好字，马骑得再好又有啥用？这些临阵都派不了用场，只能让人想到一个成语：绣花枕头一包草。
第六，我是人品正直的君子吗？
国民党粉丝极力吹捧我的人品，把我说成清廉爱民、大义凛然的君子。我的人品到底如何呢？且不谈令我臭名昭著的“杀妻”事件，单看我在陆军大学的表现即可知。我的同学董其武将军在回忆录中说：“在陆大受训，将领班的将领按规定每人可以带一个参谋，但是我们班里的、张灵甫（就是后来所谓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在孟良崮被解放军打死的那个张灵甫），却带了两个参谋去上学。他每天只上一节课，其余的课让参谋替他去上。他花了七百万元在重庆近郊买了一处洋楼，每天在那里养尊处优，吃喝嫖赌。一个星期天，他请我去他那里。我到了一看，富丽堂皇，光彩耀目，简直象一座王宫。又是舞厅，又是餐厅，看得我眼花缭乱。我这个在塞外前线，吃土豆睡土炕的将领实在坐不住，我忙向主人佯称有事告辞了。这样的将领怎么能抗日，怎么不失掉民心军心？这样的政府怎么不招来国难，怎么能不亡国？”
我在国难当头时入陆军大学，不认真学习军事以报效国家，而是整天逃课在别墅里花天酒地，这还能够说是一名爱国军人吗？这期间，我还曾经坐飞机到湖南，为的是一睹美少女王玉龄。这是典型的“重色轻国”表现，我哪里有脸自称“爱国军人”？在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年代，我竟能在大后方花巨金买洋楼，有谁相信我是一位清廉的将领吗？
曾经在74军任职的周更声，曾经撰文揭过我的老底。他说，张灵甫治兵严苛，手段暴戾，时常杀一儆百：“他在当师长时，曾对他的团长刘光宇说：‘明天纪念周，你团里有几个（他的惯用术语，就是有几个要枪杀的官兵）？’刘团长说：‘我团里没有。’张灵甫说：‘你们团里总是没有。明天一定要替我找几个出来。’刘也说：‘只有拿我去枪毙吧。’”周更生《国民党第一补充旅的前前后后》（湖北文史资料2002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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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我这样杀妻、杀兵如儿戏的人，在那些整天呼喊人权的果粉眼里，居然成了高尚正直的“伟光正”人物，这真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看来，这世界上什么奇异动物都有。
第七，《蒋介石王牌悍将张灵甫传》是一本客观的书吗？
2008年，大陆出版了《蒋介石王牌悍将张灵甫传》。作者是我的一位女粉丝钟子麟，因此根本谈不上客观评价我，书中处处为我涂脂抹粉、百般辩护，把将才平庸的我说成“王牌悍将”。钟子麟为我洗白辩护的手法，是大量引用我家人和部属的话。这些材料哪能做得到客观公正呢？举例来说，钟子麟描写我在陆大读书时，既要消除董其武回忆录的影响，又不能造成董其武说法扩散的效果。因此，她在书中引用我家人的话，声称我没有在重庆购置过房产。我家人的话岂能当成证据？同时，她在书中不敢引用董其武的原话，生怕读者知道我“吃喝嫖赌”；甚至不敢提到董其武的回忆录，以免读者出于好奇去查看此书，可见她处处维护我形象的苦心。
钟子麟竭力在书里为我评功摆好，宣扬我张某人打仗勇敢、流血断腿。果粉们据此把我说成民族英雄。其实，咱离民族英雄差十万八千里呢！按照果粉们的逻辑，我的抗战功绩还不如谢文东。人家谢文东抗战的时候，俺老张还在剿共、讨小老婆、杀小老婆。这时候，谢文东是真真正正抗日啊，俺老张连游而不击都不算，怎么能跟人家相比啊？谢文东打死过正儿八经的日军大佐（追赠少将），而我打死的没一个这么高军衔。谢文东所对抗的日本鬼子，都是响当当的皇军精锐―关东军；而俺老张对付的大多是二流部队，比如象106师团这样的窝囊废。另外，谢文东的杀敌效率高，他的部队是民团的底子，最多时仅2000多人，武器乱七八糟，补给全靠缴获，却能消灭敌人1000多人。俺老张最小当个团长，手下最少2000多人，以后当旅长、师长，部下更多，武器是响当当的，损失了马上有补充，但8年下来也没杀死多少敌人（当然总数比谢文东要多，但效率绝对比谢文东要低）。谢文东的全家都投入抗战，先后有7个亲人战死沙场，而俺老张抗战只残了一条腿，拿什么去跟人家相比呢？如果俺老张残了条腿就是民族英雄，那么谢文东岂不是大大的民族英雄？
第八，我对罗炳辉“掘墓鞭尸”吗？
网上有军迷在文章里面提到：“张灵甫对于早逝的前北伐军老前辈﹑民族抗日英雄﹑我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罗炳辉将军，他不但没有给予前辈军人应有的尊重不说，竟毫无人道地下令掘开罗炳辉将军的陵墓，把将军的尸体挂在树上大肆凌辱，还让士兵打‘活靶’取乐，完全失却了一个职业军人应有的为将之道。”这可真是天大的冤枉！占领山东解放区的首府临沂，并对罗炳辉将军“掘墓鞭尸”的，是李天霞指挥的整编83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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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率部进攻解放区期间，确实对当地民众犯下累累暴行。整编74师进入解放区后，烧杀、抢掠、奸淫无所不用其极。例如：在进攻沂蒙山区的过程中，74师尖兵进入张官村时，发现了几双绣有红五星的鞋垫，便将做鞋垫9名妇女全部枪杀。在孟良崮被解放军包围时，74师将附近许多村庄烧毁焚平，将来不及逃跑的村民一律枪杀。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我张灵甫为了解决粮食的困难，曾下令在解放区“就地补给”，也就是让部队抢掠百姓的粮食，对敢于反抗的老百姓全部枪杀。解放军在孟良崮战役中俘虏的敌官佐，有前日本军官佐加滕等之和松下一冠。抗战期间，他们曾经参加“扫荡”敌后根据地，血腥屠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抗战胜利后，他们又充当我的军事顾问，为他出谋划策进攻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区内推行“三光政策”。国民党粉丝称我为“民族英雄”。试问：有如此屠杀百姓、认敌为友的“民族英雄”吗？！
第九，我能跟岳飞、张自忠相比吗？
近日，围绕为我建陵的问题，网络上掀起了一场风暴。反对为我建陵者有之，主张保留陵园者亦有之。后一类人的代表有王希哲，这位先生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中国人都热爱岳飞（最近的汉奸分子除外），视他为民族英雄的模范。然而岳飞对外抗金，‘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对内，作为大宋‘天阙’的将军又何尝不会去奉命坚决地镇压农民起义，对造反农民欠下血债？如此，便不应为岳飞建下陵墓，俾精神传之中华后人？张自忠是早牺牲了。若他活在抗战胜利后，安知不是另一位‘张灵甫’？”
按照王希哲先生的看法，我堪与岳飞、张自忠比肩，是一位民族英雄式的人物；只要是抗击过外敌的将领，都应象岳飞、张自忠那样被纪念。看来王希哲先生并没有搞清楚：今人纪念岳飞、张自忠的前提，是因为他们两人的功大于过。否则，同样是抗击过金军的名将，张俊为什么不受后人纪念，还被铸成铁像跪在岳飞墓前？
在岳飞的一生中，抗击金军进攻是主要方面，而镇压农民起义是次要方面。张自忠是在反侵略的战场上战死的，而不是在反人民的战场上战死的。所以，他们受到纪念是当之无愧的。而我主要是靠打内战出名的，与岳飞、张自忠不可同日而语。岳飞、张自忠具有许多优秀品质，他们堪称那个时代的优秀军人，是爱国、爱民、爱兵的典范，在旧军队将领中非常罕见。史载：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张自忠部也以军纪严明著称。张自忠的一位族弟调戏妇女，张自忠得知后将他逮捕监押，后又驱逐回乡、永不录用。而我张灵甫的人品则令人垢病，在青史上留下了太多的恶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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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一生中，弃妻，杀妻，休妻样样俱全，从中不难看出我真实的为人。最让我弄不明白的是，象我这样的花心大萝卜，居然被果粉说成了情圣！我的同僚吴鸢曾评论说：“张灵甫是个登徒子，曾先后结过4次婚。原籍早婚的那个女人始终住在乡下，一生不见天日；第二个是被他打死的；第三个是陕西高翰林的孙女，是一个略有旧文化知识的封建式妇女，由于相貌平常，不受宠爱，生了一女，没有随军行动。第四个是1945年冬，他从陆大受训回到部队驻在长沙，当时的职务是七十四军副军长，经友人李某的介绍，与王玉玲相识，以王氏年轻貌美和张的金钱地位，使两人的婚事很快就谈妥了。当七十四军到达南京，张就任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后，两人去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不久高氏闻讯，匆匆从西安赶来交涉，经过几轮谈判，最后始由张给予一笔可观的赡养费，让高氏回陕隐居。这位王夫人美丽多姿，不甘寂寞，艳史遍传，如“灵甫号”的舰长就是她的情人之一。后来去台转美，入了美国籍。”
可见，拿我与岳飞、张自忠相比，简直就是对后两人的侮辱。即使从军职地位来说，我与后两人也相差甚远。岳飞的地位相当于战区总司令，张自忠是集团军上将总司令。而我在八年抗战期间，仅是一位少将副军长而已。还必须提到的是：作为同时代将领的张自忠，其政治态度与我显著不同。抗日战争时期，张自忠在与心腹部下谈话时，就流露出对国民党政权的厌弃，以及投奔共产党阵营的想法。他说：“国民党部队腐化，各人保存实力，不是真正同日本人打！”“我们要是跟共产党跑，共产党要不要我们呢？跟国民党早晚会完蛋！”张自忠麾下的头号大将张克侠，更是很早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后来在淮海战役中率所部起义，对全歼黄百韬兵团起了重大作用。相反，我在抗战期间积极反共，在面见蒋介石时建议说：“中国当前之患，不在日寇之侵略，而在共匪之叛乱。”此话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于是，蒋放着几位中将候选人不用，而钦点我为青年军师长，将我送入陆军大学将官班培训。
第十，我有建陵纪念的资格吗？
迫于广大网民的强烈声讨，最近我的陵园被迫改名，但为我鸣冤叫屈的仍大有人在。田德政写了一篇《摒弃成见，容纳下张灵甫的历史印迹》，文中称我为“令日军闻风丧胆的将军。”但我忍不住要问这位田先生：从淞沪一直退到湖南的我，什么时候令日军闻风丧胆过？日军战史可曾提过我的大名？
在八年抗战中，比我战功大的将领不少，为何唯独为我建豪华的陵园？如果我能拥有那样巨大的陵园，那么比我战功更大的那些将领们，如卫立煌、王耀武、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孙立人、陈明仁等等，是不是也得一个个拥有豪奢的陵园？这些真正的抗日名将没有陵园，为什么要宣扬有杀妻劣迹的我？解放军将帅如陈毅、粟裕、叶飞、许世友等人，都没有那样面积巨大的豪华陵园，为什么要给他们的对手修建豪华陵园？
田先生在文中还这样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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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两种对立的价值认同导致的战争——那就是南北战争。最终，由林肯领导的北方，击败了罗伯特?李统帅的南方。按说，北方是以解放黑奴为目的，属于正义之战；南方是维护奴隶制的，属于反动派。正义战胜了反动，战胜方应该彻底否定战败方，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可美国人并没有这样做。在美国南北战争纪念展览中，如实地介绍南北双方的参战情况、死亡人数等，只是客观介绍而没有进步反动、革命反革命之类的价值评价。南方统帅罗伯特?李的雕像和北方领袖林肯、尤里西斯?格兰特的雕像并存，双方没有以‘成者王败者寇’的眼光审视对方。
美国之所以能有今天的繁荣与自信，自有其道理，这种对历史的豁达大度，也许是成就他们今天辉煌的一个心理基础。不必设定一种全民都必须趋同的历史评价标准，而是让后人们认识到，那些不管持什么样价值观的人，他们都曾经为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奋斗过。”
宣传美国人的“宽厚仁爱”，是近年公知精英的欺骗手法。事实上，美国人根本没有那样宽容。南北战争刚刚结束，林肯就在戏院里被人开枪杀害。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回忆说，他的祖父是林肯夫人的表兄，由于与林肯家族的这种关系，使他在南方居住时提心吊胆，唯恐自己的性命难保。由此可见，美国人的“宽容”程度有限，远不象精英们宣扬的那样。这些年来，中国大陆对国民党真太宽容了，电视天天播映国军奋勇抗战，而不提国军的黑暗、腐败和无能，不提国军的抓丁、拉夫和虐民。电视里面展现的民国社会，老百姓一个个衣着光鲜，穿着打扮比毛时代还好，简直让人觉得民国是天堂。书店里充斥着正面战场的书，宣扬国民党远征军的所向披靡，而不提国军在内地几乎战无不败。多亏这些电视和书籍的教育，现在众多的年轻人崇拜国军，网上“国军威武”的叫喊比比皆是，但这得到了对岸的积极回应吗？“民主台湾”宣传过共军的英勇抗战吗？拍摄过共军敌后作战的影视作品吗？为共军的将领士兵树碑立传过吗？当年精明无比的共产党，如今怎么作出这等傻事呢？
2015年January月
266:19:20
访客 钟子麟女士在张帅哥传中描绘上高会战中张帅哥的种种英武神武 带领58师几进几出 犹如赵子龙在世 可是钟子麟莫非不知道 当时的58师长是廖龄奇？廖龄奇还没被枪毙呢 哪里轮得到你家张帅哥丢人现眼？
钟子麟女士在书中引用罗卓英将军的话说：““在这次战役中，第七十四军发挥了最大的力量，创建了最大的战果，这是非常光荣的。记得北伐时期，第四军以‘铁军’闻名……现在抗战时期，我敢大胆的说：第七十四军是抗战期中的‘铁军’，第七十四军自参加**战争以来，屡战屡胜，愈战愈强，这次又于上高会战中，建立伟大的辉煌的战绩，特别值得我们钦敬。本总司令，今天召集第七十四军高级官佐训话，一方面是表示本人最大的敬意，一方面藉此对这次战役，作一精密的检讨，希望大家秉着此次英勇作战的精神，闻胜勿骄，再接再厉，永远保持‘铁军’的威名，建立更大的战功。”
但是 钟子麟女士不会不知道，在罗卓英的这段讲话中还有这么一段 ：“自二十二日起，进入决战阶段，我第七十四军坚守正面阵地，前赴后继，奋勇肉搏，与敌激烈争夺，造成最光荣壮烈的一幕血战。........................同时，五十一师一部由右翼以每时十五华里速度转为左翼，先敌赶到华阳，石头街，占领优势阵地，阻敌前进，发挥了最机动最灵活的力量，影响战事全局确大，值得我们以后效法。”
也就是说 在罗卓英将军的这段讲话中，点名表扬了51师，这段话却被某女士删除，成了给某帅哥脸上贴金的文章！
关于上高会战中74军的获得的荣耀，钟子麟女士列举了“飞虎旗”，王耀武军长的青天白日勋章，还说了一句张灵甫也因功获得嘉奖。我实在无法理解，钟子麟女士究竟是因为无知还是无耻故意把74军的获得的武功状给删除了，钟子麟女士难道就如此吝啬你的文笔，不愿意提一下李天霞将军和余程万将军获得的第一号和第二号武功状？ 您究竟是害怕他的的荣誉会使你家张帅哥的所谓战功暴露阳光之下，还是害怕你的读者们知道了真相呢？
钟子麟女士在书中指责李天霞将军“为人狡诈专横，好耍心眼，还出名的好赌好色，上前线也带着姘头，部队里不少女政工队员都被迫和他上过床”首先我不知道钟子麟女士是怎么知道“不少女政工队员都被迫和他上过床”（当然，如果钟子麟女士的女性亲属在霞公的文工团工作过，被迫和霞公上过床的话我也无话可说），可是钟子麟女士下面接着说“张灵甫则比较耿直正派，对李天霞的一些作为很不屑，比如他就十分反对李天霞老是在军中开舞会，抱着下属的太太或女政工队员跳舞，斥之为“乌烟瘴气’”。
看到这我就笑了，钟子麟女士撒谎的本领果然强悍，李天霞将军前后4个老婆都是明媒正娶。虽说原配夫人徐文娟是大米商的女儿，但总脱不了乡下黄脸婆的俗称。李常年在外，当官后仍不离不弃，直至徐患产后热去世。还有三位夫人：卢苔莲、罗璐、岳景华均是部队政工队员，擅长唱歌跳舞，李天霞呵护有加。 四人中2人病逝，1
人遇车祸身亡，1人离婚。每每新婚时，霞公都承诺：“绝不娶小，绝不纳妾。” 事实证明，将军都做到了！
相比之下，您笔下张帅哥呢，杀妻，休妻，啥事没干过？这就是“耿直正派的张灵甫将军”？
我真的想问钟子麟女士 张灵甫在李天霞面前究竟有何道德优越感？您究竟有何道德优越感指责李天霞将军？
钟子麟女士污蔑李天霞将军的同时，还百般为张灵甫开脱，董其武将军回忆张灵甫在将官班算不上是一个勤奋的学生，他有时只在上午点个卯就不知去向，让他的参谋替他记笔记，自己则在郊外的别墅里养尊处优。有一个周末，张灵甫邀请同学去他的住处聚会，董其武也在应邀之列，踏进张灵甫的住所，他感叹别墅的豪华，觉得张灵甫此人生活奢华是个腐化分子。而钟子麟女士则反驳：“张灵甫居住豪华别墅可能不假，他对个人家居的确颇讲究品味，不过董其武称别墅是张灵甫花了七百万元买下的，似为误会” 请问钟子麟女士，是不是买的重要吗？张灵甫生活腐化难道是董其武的一家之言吗? 王耀武的副官怎么回忆的？“事实上他当一个营、团级军官是可以的， 要当军、师长则是难以胜任的。李天霞平时说他是张飞，有勇无谋。他平日不务实际，专好附庸风雅，喜骑马，练字，收买古董字画。室内悬挂成吉思汗、拿破仑等人的画像， 俨然摆出一副儒将的风度。他有一把瓦壶，据说是明朝杨椒山用过的，他常以之炫示于人。1938年冬在长沙时曾宴请田汉，当时田汉为他写过一篇以德安作战为题材的活报剧，搬上舞台。在作战紧要关头，拿不出办法，有时只晓得“冲”。充分表现出“一介武夫” 的样子。”（吴鸢：我所知道的张灵甫），可见张确实生活腐化，有勇无谋。
最后送钟子麟女士一些话，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钟子麟女士没事给自己化化妆鄙人没意见，你没事吹吹张灵甫也与我无关，可是你通过污蔑李天霞等英烈的行为给张灵甫脸上贴金，我决不答应，我相信李天霞吧的黄埔骁将们页决不答应！
钟子麟女士在书中引用罗卓英将军的话说：““在这次战役中，第七十四军发挥了最大的力量，创建了最大的战果，这是非常光荣的。记得北伐时期，第四军以‘铁军’闻名……现在抗战时期，我敢大胆的说：第七十四军是抗战期中的‘铁军’，第七十四军自参加**战争以来，屡战屡胜，愈战愈强，这次又于上高会战中，建立伟大的辉煌的战绩，特别值得我们钦敬。本总司令，今天召集第七十四军高级官佐训话，一方面是表示本人最大的敬意，一方面藉此对这次战役，作一精密的检讨，希望大家秉着此次英勇作战的精神，闻胜勿骄，再接再厉，永远保持‘铁军’的威名，建立更大的战功。”
但是 钟子麟女士不会不知道，在罗卓英的这段讲话中还有这么一段 ：“自二十二日起，进入决战阶段，我第七十四军坚守正面阵地，前赴后继，奋勇肉搏，与敌激烈争夺，造成最光荣壮烈的一幕血战。........................同时，五十一师一部由右翼以每时十五华里速度转为左翼，先敌赶到华阳，石头街，占领优势阵地，阻敌前进，发挥了最机动最灵活的力量，影响战事全局确大，值得我们以后效法。”
也就是说 在罗卓英将军的这段讲话中，点名表扬了51师，这段话却被某女士删除，成了给某帅哥脸上贴金的文章！
关于上高会战中74军的获得的荣耀，钟子麟女士列举了“飞虎旗”，王耀武军长的青天白日勋章，还说了一句张灵甫也因功获得嘉奖。我实在无法理解，钟子麟女士究竟是因为无知还是无耻故意把74军的获得的武功状给删除了，钟子麟女士难道就如此吝啬你的文笔，不愿意提一下李天霞将军和余程万将军获得的第一号和第二号武功状？ 您究竟是害怕他的的荣誉会使你家张帅哥的所谓战功暴露阳光之下，还是害怕你的读者们知道了真相呢？
钟子麟女士在书中指责李天霞将军“为人狡诈专横，好耍心眼，还出名的好赌好色，上前线也带着姘头，部队里不少女政工队员都被迫和他上过床”首先我不知道钟子麟女士是怎么知道“不少女政工队员都被迫和他上过床”（当然，如果钟子麟女士的女性亲属在霞公的文工团工作过，被迫和霞公上过床的话我也无话可说），可是钟子麟女士下面接着说“张灵甫则比较耿直正派，对李天霞的一些作为很不屑，比如他就十分反对李天霞老是在军中开舞会，抱着下属的太太或女政工队员跳舞，斥之为“乌烟瘴气’”。
看到这我就笑了，钟子麟女士撒谎的本领果然强悍，李天霞将军前后4个老婆都是明媒正娶。虽说原配夫人徐文娟是大米商的女儿，但总脱不了乡下黄脸婆的俗称。李常年在外，当官后仍不离不弃，直至徐患产后热去世。还有三位夫人：卢苔莲、罗璐、岳景华均是部队政工队员，擅长唱歌跳舞，李天霞呵护有加。 四人中2人病逝，1
人遇车祸身亡，1人离婚。每每新婚时，霞公都承诺：“绝不娶小，绝不纳妾。” 事实证明，将军都做到了！
相比之下，您笔下张帅哥呢，杀妻，休妻，啥事没干过？这就是“耿直正派的张灵甫将军”？
我真的想问钟子麟女士 张灵甫在李天霞面前究竟有何道德优越感？您究竟有何道德优越感指责李天霞将军？
钟子麟女士污蔑李天霞将军的同时，还百般为张灵甫开脱，董其武将军回忆张灵甫在将官班算不上是一个勤奋的学生，他有时只在上午点个卯就不知去向，让他的参谋替他记笔记，自己则在郊外的别墅里养尊处优。有一个周末，张灵甫邀请同学去他的住处聚会，董其武也在应邀之列，踏进张灵甫的住所，他感叹别墅的豪华，觉得张灵甫此人生活奢华是个腐化分子。而钟子麟女士则反驳：“张灵甫居住豪华别墅可能不假，他对个人家居的确颇讲究品味，不过董其武称别墅是张灵甫花了七百万元买下的，似为误会” 请问钟子麟女士，是不是买的重要吗？张灵甫生活腐化难道是董其武的一家之言吗? 王耀武的副官怎么回忆的？“事实上他当一个营、团级军官是可以的， 要当军、师长则是难以胜任的。李天霞平时说他是张飞，有勇无谋。他平日不务实际，专好附庸风雅，喜骑马，练字，收买古董字画。室内悬挂成吉思汗、拿破仑等人的画像， 俨然摆出一副儒将的风度。他有一把瓦壶，据说是明朝杨椒山用过的，他常以之炫示于人。1938年冬在长沙时曾宴请田汉，当时田汉为他写过一篇以德安作战为题材的活报剧，搬上舞台。在作战紧要关头，拿不出办法，有时只晓得“冲”。充分表现出“一介武夫” 的样子。”（吴鸢：我所知道的张灵甫），可见张确实生活腐化，有勇无谋。
最后送钟子麟女士一些话，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钟子麟女士没事给自己化化妆鄙人没意见，你没事吹吹张灵甫也与我无关，可是你通过污蔑李天霞等英烈的行为给张灵甫脸上贴金，我决不答应，我相信李天霞吧的黄埔骁将们页决不答应！
2015年January月
266:14:46
访客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对抗日战争的历史作出了全面的评价。相较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和到台湾后完全抹杀共产党抗战业绩的做法，大陆媒体早就称赞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正面作用。然而，有些人却不忘“借题发挥”，走向某种极端。近段时间以来，有人将国民党军的张灵甫抬高为“抗战名将”，还就其埋葬地大肆炒作，这明显就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张灵甫在国内出名并非是因为抗战，而是因其在进攻解放区时被击毙，蒋介石专门下令在南京玄武湖边为这个“杀身成仁”典型建碑修墓。张灵甫在抗战中的地位，起初不过是营长、团长，是“校”而不是“将”，直至战争末期才升至第74军军长。他对日寇打过硬仗可算有过功，却未指挥过大的会战，将其拔高为“名将”连当年的参战者也感惊诧。
中国自古以来赞扬一位名人，要有三条基本标准：立德、立言、立功。以此衡量张灵甫，此人可谓品德之差丧失了正常人的底线。1936年他任团长时在陕西无端怀疑妻子不贞而拔枪将其击毙，激起国内妇女界激愤并要求依法判死刑。蒋介石却以抗战需用人，让他“戴罪立功”出狱上前线，这些都是无视法制的基本原则。
至于立言，看不到张灵甫有什么著述和名言传世。谈到他抗战中的战功，新中国政府也是肯定的，2005年还曾向张灵甫长子颁发过其父的抗日纪念章。不过他积极参加内战进攻解放区之过，也是不能掩盖的，因冒进被打死在孟良崮便是自寻的结局。据解放军史料记载，当时本着人道精神，为张灵甫尸体找了棺木并换上新衣掩埋，并通知国民党军挖走，现在遗体是否在山东孟良崮还存有疑问。
俗话说，是人三分对。一个能在社会上立足扬名，通常总会做点有益之事，不过评价历史人物却不能只看一时一事，必须全面考察其生平。汪精卫是大汉奸，他在反清革命中却因谋刺摄政王载沣而誉满全天下，后来因降日的罪行才被全民唾弃。如今那些抓住张灵甫参加抗战这一点便一味吹捧的人，难道也要歌颂汪精卫是“反清革命英雄”？
近些年来，媒体上一些被称为“国粉”的人总抱怨大陆对国民党抗战宣传不够，其实了解海峡两岸实情的人都知道，自国民党式微和“绿营”兴起后，台湾媒体和社会上已基本消失了“纪念国军抗战”之声。现在岛内没有一座纪念国民党抗战的纪念馆，蒋介石塑像大都被拆，颂扬“日治”的舆论倒是甚嚣尘上。反而是大陆近些年来建立起不少国民党抗日将士的纪念物，电视屏幕也是“国军抗战剧”满天飞。这方面宣传不是不够，而是有些过了，导致不少缺乏历史知识的人出现了认识错乱，部分人对张灵甫的片面看法正是受这一倾向误导。
如今进入了信息社会，国内外的政治斗争也突出表现在网络等各种新媒体上，思想多元化的现状也为一些敌对势力展开信息舆论进攻和思想渗透提供了空间。特别是有些“逢共必反”的人活跃于一些媒体上，故意颂扬中国革命打倒的人物，如称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也是“抗战有功”，川西一霸刘文彩“造福乡里”，祸害河南的汤恩伯和张灵甫一样是“抗战名将”。这种鼓噪的目的，只是想说中国革命的对象都是些“好人”，就此来否定当年的革命战争和建立新中国的合理性。这根本就不是追求史学“公正”，而是一种政治斗争手段。
在多元的世界中，出现谬误自然是难免的。任何谬误只要能及时得到批驳，就不是可怕的事，何况锄掉毒草还可以肥田。用雄辩的事实澄清一些媒体上的恶意炒作，全面揭示一个真实的张灵甫，这对人们提高政治免疫力和增强正能量宣传，都会是大有裨益。
张灵甫在国内出名并非是因为抗战，而是因其在进攻解放区时被击毙，蒋介石专门下令在南京玄武湖边为这个“杀身成仁”典型建碑修墓。张灵甫在抗战中的地位，起初不过是营长、团长，是“校”而不是“将”，直至战争末期才升至第74军军长。他对日寇打过硬仗可算有过功，却未指挥过大的会战，将其拔高为“名将”连当年的参战者也感惊诧。
中国自古以来赞扬一位名人，要有三条基本标准：立德、立言、立功。以此衡量张灵甫，此人可谓品德之差丧失了正常人的底线。1936年他任团长时在陕西无端怀疑妻子不贞而拔枪将其击毙，激起国内妇女界激愤并要求依法判死刑。蒋介石却以抗战需用人，让他“戴罪立功”出狱上前线，这些都是无视法制的基本原则。
至于立言，看不到张灵甫有什么著述和名言传世。谈到他抗战中的战功，新中国政府也是肯定的，2005年还曾向张灵甫长子颁发过其父的抗日纪念章。不过他积极参加内战进攻解放区之过，也是不能掩盖的，因冒进被打死在孟良崮便是自寻的结局。据解放军史料记载，当时本着人道精神，为张灵甫尸体找了棺木并换上新衣掩埋，并通知国民党军挖走，现在遗体是否在山东孟良崮还存有疑问。
俗话说，是人三分对。一个能在社会上立足扬名，通常总会做点有益之事，不过评价历史人物却不能只看一时一事，必须全面考察其生平。汪精卫是大汉奸，他在反清革命中却因谋刺摄政王载沣而誉满全天下，后来因降日的罪行才被全民唾弃。如今那些抓住张灵甫参加抗战这一点便一味吹捧的人，难道也要歌颂汪精卫是“反清革命英雄”？
近些年来，媒体上一些被称为“国粉”的人总抱怨大陆对国民党抗战宣传不够，其实了解海峡两岸实情的人都知道，自国民党式微和“绿营”兴起后，台湾媒体和社会上已基本消失了“纪念国军抗战”之声。现在岛内没有一座纪念国民党抗战的纪念馆，蒋介石塑像大都被拆，颂扬“日治”的舆论倒是甚嚣尘上。反而是大陆近些年来建立起不少国民党抗日将士的纪念物，电视屏幕也是“国军抗战剧”满天飞。这方面宣传不是不够，而是有些过了，导致不少缺乏历史知识的人出现了认识错乱，部分人对张灵甫的片面看法正是受这一倾向误导。
如今进入了信息社会，国内外的政治斗争也突出表现在网络等各种新媒体上，思想多元化的现状也为一些敌对势力展开信息舆论进攻和思想渗透提供了空间。特别是有些“逢共必反”的人活跃于一些媒体上，故意颂扬中国革命打倒的人物，如称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也是“抗战有功”，川西一霸刘文彩“造福乡里”，祸害河南的汤恩伯和张灵甫一样是“抗战名将”。这种鼓噪的目的，只是想说中国革命的对象都是些“好人”，就此来否定当年的革命战争和建立新中国的合理性。这根本就不是追求史学“公正”，而是一种政治斗争手段。
在多元的世界中，出现谬误自然是难免的。任何谬误只要能及时得到批驳，就不是可怕的事，何况锄掉毒草还可以肥田。用雄辩的事实澄清一些媒体上的恶意炒作，全面揭示一个真实的张灵甫，这对人们提高政治免疫力和增强正能量宣传，都会是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