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November月
1121:20:4
访客 与“黄卫军”相比，山东吴化文部则属于集团型伪军。
吴化文原是冯玉祥的部下，中原大战爆发后投靠蒋介石。1941年，在日军的“围剿”下，山东的国军部队一度陷入窘境，吴化文从1942年春开始通敌，当日军侵犯友军时作壁上观。随着山东国民党军势力日渐式微，日军逼吴化文公开投降。吴化文后接到戴笠类似“曲线救国”的密谕，于1943年1月正式公开投敌。但他对部下说：“现在我们投靠了日本，将来如果日本打胜了，我们自然无问题。如果中国打胜了，我就拿着这封电报去见蒋介石。”
吴化文投敌后，矛头首先对准与之有摩擦的国民党于学忠部，协助日军击溃于部的周光烈第51军及刘桂堂部，山东的国民党正规军全面瓦解。
抗战胜利后，吴化文部被国民政府拉拢收编，但得不到真正重用。1948年济南战役打响后，吴化文率领两万余人战场起义，被改编为解放军第35军，先后参与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战斗中，该部减员严重，与其他部队进行合并。新中国成立后，吴化文离开军队，不再掌兵，他本人于1963年在北京病死。
吴化文原是冯玉祥的部下，中原大战爆发后投靠蒋介石。1941年，在日军的“围剿”下，山东的国军部队一度陷入窘境，吴化文从1942年春开始通敌，当日军侵犯友军时作壁上观。随着山东国民党军势力日渐式微，日军逼吴化文公开投降。吴化文后接到戴笠类似“曲线救国”的密谕，于1943年1月正式公开投敌。但他对部下说：“现在我们投靠了日本，将来如果日本打胜了，我们自然无问题。如果中国打胜了，我就拿着这封电报去见蒋介石。”
吴化文投敌后，矛头首先对准与之有摩擦的国民党于学忠部，协助日军击溃于部的周光烈第51军及刘桂堂部，山东的国民党正规军全面瓦解。
抗战胜利后，吴化文部被国民政府拉拢收编，但得不到真正重用。1948年济南战役打响后，吴化文率领两万余人战场起义，被改编为解放军第35军，先后参与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战斗中，该部减员严重，与其他部队进行合并。新中国成立后，吴化文离开军队，不再掌兵，他本人于1963年在北京病死。
2015年October月
121:0:38
访客 抗战胜利后，1945秋，中国历史突然翻篇，揭开了灰色一章。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国家的精气神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不是“向前进”，而是“向后转”——
在抗战中凝聚起来的同仇敌忾逐渐消退，随之而来的，是精神旧病复发。所有的老毛病都回来了。
其实，精神的崩溃早有预兆。1944年，临近日本投降，但却是中国军队打得最不好的一年，豫湘桂战役中国军队兵败如山倒，苦守了七年的长沙城也宣告失守，正如蒋介石所言“人家已经不拿中国军队当一个军队，中国军人也不被当作军人”。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精神的松懈。从抗战响彻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即可管窥，“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当然不能全部解释为“亡国亡种方可唤醒华夏魂”，但“图存救亡”的确是彼时华夏魂的“主心骨”。即便是贪腐成性的官员，为了“图存救亡”，也不得不紧绷起精神。
1944，这一年抗战已经打到第七个年头，由于国际战场对中国空前有利，美国在太平洋战役横扫日本海军，胜利就在眼前。在亡国无忧、图存有望状态下，精神开始松懈，于是，官员的堕落、政府的腐败、军队的涣散，死灰复燃。
抗战胜利后,那些抗战前的贪腐官员，就像食腐动物闻到腥味一样冒了出来。他们大多是有欲望没信仰的“商人”，是抗战时躲在民族英雄后面的精神侏儒，如今坐享其成，回来又掌了权，自然要贪欲横流。
“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之前是“一寸山河一寸血”，现在是“官员一场宴百姓一年粮”“崽花爷钱心不痛”。
这些个人利益至上的官商，根本不把国家与民族大义放在心上，他们只想“浑水摸鱼”“积攒家业”。他们人生的最大追求，是房子里面大箱小箱装满钱；他们最痛快的事情，就是回到家里，把门一反锁，坐在房里，看着钞票吞云吐雾。
官员的迅速堕落，使国家精神失去了载体依托。
当然，抗战胜利后，并非所有中国人都丧失了忧患意识。就当时精神下坠乱局，民国著名学者殷海光心急如火，曾发表《赶快收拾人心》一文，痛切地说：
“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奈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特权豪强如故。”
显然，这种精神废弛的状态，上下都看到了，却得不到及时根本治理。
因为根在上层建筑，这是亘古不变的、民族精神的起落架。
早在中世纪的宋代，就有华夏有识之士看到民族精神的起落架，无外乎“内治”二字，专权则落，分权即起。近代晚清，更有启蒙者指出，华夏民族不必“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完全可以走出“朝代更迭之兴亡怪圈”，达到万代不衰。那就是国家统一而自治，不是“大一统”，而是“大联统”“小政府”，中央政府分权于地方政府与国民，让人人享有自由和权利，“以大治小，精神必不能到；以小治小，则烛之必无不明”。
遗憾的是，在复兴的路口，中国政治这把方向盘再次偏离了方向。
抗战胜利后，国家民族要新生，政府理应更换新鲜血液。而民国总统蒋介石此时却被“民族英雄”这顶高帽压昏了头，忘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教诲，萌生私念。他视国家为党产，逆世界潮流而动，延宕民主，遂唤用了一群群“食腐”旧官僚。
这些“食腐官僚”，一不爱国，二不爱民，只有一个处事原则：唯利是图。但正是他们，这些形形色色的庸官贪吏构成党国政权的社会基础。因为你既不肯“还政于民”，民选新公仆，则必靠固有官吏。这些固有官员，败血实属必然——国已姓蒋，爱国何用？民无权利，爱民何益？中饱私囊才是他们效忠党国的唯一动力。而党府这边，即便深知党干腐败透顶，也不得不用。如果对贪腐党干一概不用，或对贪官污吏斩尽杀绝，那么党国政权靠谁维护？
所以，国必先私而后朽，“家政”才是腐败的源头。在这种情形下，国民政府即使反腐动真格，亦难见成效。道理很简单——“家天下”反腐，如同围着粪坑打苍蝇，粪源不除，蝇虫怎尽？
图存已就，痼疾复发。疾在腠里，难下痛手。官风不整，国风难振。就这样，复兴梦一瞬即逝，再次落空。中华抗战，民国虽收复了国土，却复失民族魂。这段痛史虽然短暂、如烟飘过，却留下了世纪长考：
一个民族的精神，可以靠短暂的灾难来激活振作，但却不能靠短暂的兴奋来持久提升，和平之日华夏魂“造血保鲜”始终是千年困扰华夏民族的一个纠结点，此结不解，华夏人之新生恐久久飘荡于远山的呼唤中。
在抗战中凝聚起来的同仇敌忾逐渐消退，随之而来的，是精神旧病复发。所有的老毛病都回来了。
其实，精神的崩溃早有预兆。1944年，临近日本投降，但却是中国军队打得最不好的一年，豫湘桂战役中国军队兵败如山倒，苦守了七年的长沙城也宣告失守，正如蒋介石所言“人家已经不拿中国军队当一个军队，中国军人也不被当作军人”。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精神的松懈。从抗战响彻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即可管窥，“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当然不能全部解释为“亡国亡种方可唤醒华夏魂”，但“图存救亡”的确是彼时华夏魂的“主心骨”。即便是贪腐成性的官员，为了“图存救亡”，也不得不紧绷起精神。
1944，这一年抗战已经打到第七个年头，由于国际战场对中国空前有利，美国在太平洋战役横扫日本海军，胜利就在眼前。在亡国无忧、图存有望状态下，精神开始松懈，于是，官员的堕落、政府的腐败、军队的涣散，死灰复燃。
抗战胜利后,那些抗战前的贪腐官员，就像食腐动物闻到腥味一样冒了出来。他们大多是有欲望没信仰的“商人”，是抗战时躲在民族英雄后面的精神侏儒，如今坐享其成，回来又掌了权，自然要贪欲横流。
“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之前是“一寸山河一寸血”，现在是“官员一场宴百姓一年粮”“崽花爷钱心不痛”。
这些个人利益至上的官商，根本不把国家与民族大义放在心上，他们只想“浑水摸鱼”“积攒家业”。他们人生的最大追求，是房子里面大箱小箱装满钱；他们最痛快的事情，就是回到家里，把门一反锁，坐在房里，看着钞票吞云吐雾。
官员的迅速堕落，使国家精神失去了载体依托。
当然，抗战胜利后，并非所有中国人都丧失了忧患意识。就当时精神下坠乱局，民国著名学者殷海光心急如火，曾发表《赶快收拾人心》一文，痛切地说：
“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奈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特权豪强如故。”
显然，这种精神废弛的状态，上下都看到了，却得不到及时根本治理。
因为根在上层建筑，这是亘古不变的、民族精神的起落架。
早在中世纪的宋代，就有华夏有识之士看到民族精神的起落架，无外乎“内治”二字，专权则落，分权即起。近代晚清，更有启蒙者指出，华夏民族不必“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完全可以走出“朝代更迭之兴亡怪圈”，达到万代不衰。那就是国家统一而自治，不是“大一统”，而是“大联统”“小政府”，中央政府分权于地方政府与国民，让人人享有自由和权利，“以大治小，精神必不能到；以小治小，则烛之必无不明”。
遗憾的是，在复兴的路口，中国政治这把方向盘再次偏离了方向。
抗战胜利后，国家民族要新生，政府理应更换新鲜血液。而民国总统蒋介石此时却被“民族英雄”这顶高帽压昏了头，忘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教诲，萌生私念。他视国家为党产，逆世界潮流而动，延宕民主，遂唤用了一群群“食腐”旧官僚。
这些“食腐官僚”，一不爱国，二不爱民，只有一个处事原则：唯利是图。但正是他们，这些形形色色的庸官贪吏构成党国政权的社会基础。因为你既不肯“还政于民”，民选新公仆，则必靠固有官吏。这些固有官员，败血实属必然——国已姓蒋，爱国何用？民无权利，爱民何益？中饱私囊才是他们效忠党国的唯一动力。而党府这边，即便深知党干腐败透顶，也不得不用。如果对贪腐党干一概不用，或对贪官污吏斩尽杀绝，那么党国政权靠谁维护？
所以，国必先私而后朽，“家政”才是腐败的源头。在这种情形下，国民政府即使反腐动真格，亦难见成效。道理很简单——“家天下”反腐，如同围着粪坑打苍蝇，粪源不除，蝇虫怎尽？
图存已就，痼疾复发。疾在腠里，难下痛手。官风不整，国风难振。就这样，复兴梦一瞬即逝，再次落空。中华抗战，民国虽收复了国土，却复失民族魂。这段痛史虽然短暂、如烟飘过，却留下了世纪长考：
一个民族的精神，可以靠短暂的灾难来激活振作，但却不能靠短暂的兴奋来持久提升，和平之日华夏魂“造血保鲜”始终是千年困扰华夏民族的一个纠结点，此结不解，华夏人之新生恐久久飘荡于远山的呼唤中。
2015年October月
120:36:55
访客 一位出版商朋友送了一本书，张正隆写的《无上光荣——战！东北》。我知道张正隆这位作家，以前也看过他的书，似乎他的写作比较多地集中在东北。朋友不太高兴地说，出版拖了时间，没赶上“9·3大阅兵”之前上市。很快看完了这本书，我觉得出版时间虽然重要，但并不绝对。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顺其自然也没什么。
张正隆的这本《无上光荣》讲的是抗日战争。抗日战争胜利距今70年了，这场战争在中国的延续时间有不同说法，以前常用“八年抗战”，即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算起。今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活动将抗日战争定为“十四年”，即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稍微细心一点就会发现“抗战十四年”的提法，与以前常见的另一个说法有点冲突，即“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既然“不抵抗”，何来“抗战十四年”？既然“抗战十四年”，“不抵抗”的结论还能存在吗？张正隆的这本书较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总体上是确凿无疑的。“九一八事变”前不久，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对中国共产党的苏区根据地3万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当时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只有关东军正规军1万多人，加上其他辅助兵力，总兵力不足2万人。东北军当时驻扎在东北的有16.5万军队，关内还有近10万人。沈阳（奉天）附近仅北大营驻地就有8000多兵力，日军进攻北大营的兵力仅300人左右。张正隆书中写到，日本军队最初落入北大营的是空炮弹，不爆炸，没引信，目的就是试探对手——如果东北军猛烈抵抗了，日本人事后就说是军事演习，搞错地点了；如果东北军不抵抗，就真枪实弹地大干一场。结果，日本人赌注下对了，因“不抵抗”政策使得沈阳很快就被日本军队占领。
但并非所有中国人都不想抵抗，包括东北军在内，依然有热血的军人。不抵抗政策使得日本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占领了辽宁和吉林，蒋介石如果想抵抗，且不说“九一八”当晚的复杂性，就在“九一八”后的一、两个月内，不能明确命令抵抗吗？为何让日本几乎兵不血刃地轻松拿下大半个东北？直到日本打算继续占领黑龙江省，才遭遇了中国军队第一次有组织的反抗，这就是在马占山、谢珂等指挥的“江桥保卫战”。张正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当时黑龙江省马占山指挥的“江桥抗战”和一年以后苏炳文指挥的“海满抗战”（海拉尔、满洲里）。当然，这两次抗战都以失败告终。只要参照一下同时期的大事，我们大致能懂得失败的原因。
江桥抗战是部分东北军希望用战争让张学良回心转意回东北抗战，同时因为黑龙江靠近苏联，中东铁路又是苏联势力范围，中国方面认为日本会有所顾忌，所以，东三省中军力最弱的黑龙江首先开打。张正隆指出，在辽宁、吉林，蒋介石、张学良的政策是不抵抗地等待洋人裁决，在江桥无非是“打着等”，因为，如果希望洋人调停，一点没抵抗也说不过去。在我看来，更像是用“小打”催洋大人快来调停。这种撒娇式的催促洋大人，另一个体现就是第二年初在上海爆发的“淞沪抗战”。
1932年1月开始的淞沪抗战，蒋介石最初也不愿意抵抗，后来同意抵抗，是因为上海是英美等洋人的势力范围，在洋人家门口，一方面打给洋人看，另一方面让日本人不敢放开手脚打，关键是就近吓唬一下洋人，催促洋人赶快调停，以夷制夷，指望用洋人来管住日本。我们应该注意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做了种种外交努力，终于在1932年1月底，促使“国联”成立了由英、美、法、德、意五国组成的“李顿调查团”，专门调查“九一八”及“满洲问题”。因此，淞沪抗战既是对民众抗日热情的一个敷衍，又是打给洋人看的，尤其是打给“李顿调查团”看。不打，洋人觉得中日冲突与己无关，调停没动力。打得过了，与日本撕破脸，亦非老蒋所愿。因此，在上海，在洋人家门口，小打小闹地撒个娇，催促“李顿调查团”说点事态严重的话，催促五国赶紧管管日本。所以，虽然淞沪抗战导致全中国人民热血沸腾，积极请缨，蒋介石在淞沪战区投入杂牌加嫡系部队一共只有5万人，而日军从最初几千人逐步增兵，最终兵力超过了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与前几个月投入30万对付3万红军相比，蒋介石在淞沪战场就没想真打，只是打给洋人看的一场战争秀。
1932年5月，经英、美、法等国调停，在上海的英国领事馆内签署了《淞沪停战协定》。1932年10月，《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在东京、南京、日内瓦同时发表。这份本报告书虽然承认东北主权属于中国，但认为中日冲突是因为中国人抵制日货而引发的，意思是说，你们中国人干嘛没事去惹日本人？对于“九一八事变”的解决，报告书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方案：中日两国都从东北撤出武装，由西方列强对中国东北实施共管。此报告书发表以后，蒋介石也许认为东北问题、中日问题基本解决了。就在此时，远在海拉尔的奉系将领苏炳文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抵抗日军向嫩江以西的推进。显然，蒋介石不会给苏炳文任何支持或援助。1932年12月，蒋介石调集40万大军对红军发起第四次围剿。1933年3月，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红军失败。也就在这时，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蒋介石的外交努力以及耐心等待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变成废纸，试图借洋人之手管束日本的意图完全失败。而此刻的蒋介石却孤注一掷地调集约百万兵力，对10万红军发起第五次围剿。
张正隆的《无上光荣》一书讲述了马占山、苏炳文抗日的经过，也揭示了很多遗憾和思考。我写这篇文章是想就马占山、苏炳文等人抗日的背景及抗日义勇军失败的原因给大家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把“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投入的兵力以及围剿红军的兵力与对待日本入侵的态度、政策以及小打小闹地抗战就可以看出，蒋介石当时的确没想抵抗日本。一方面，蒋介石对于日本抱有幻想，另一方面，蒋介石对于洋人的国际秩序同样抱有幻想。所以，从东北最初燃起的抗日烽火并没有形成燎原之势。马占山、苏炳文等人失败后，退入苏联，后辗转回国。
抗日烽火真正燃遍中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顺应了民心，举起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大旗，将中国民众最大限度地团结在抗日的旗帜周围，形成抗日统一阵线和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才最终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最初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军歌，后改名《义勇军进行曲》。马占山、苏炳文不是共产党员，《义勇军进行曲》的两位创作者田汉、聂耳都是共产党员。东北抗日义勇军失败后，从1933年起，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陆续整编各抗日武装力量，组建东北抗日联军。到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时，东北抗联兵力达3万多人，牵制了东北地区40多万日伪军。东北抗联的内容在张正隆的这本书中没有涉及，我听司马平邦说，他想写东北抗联的故事。我很想早点看到司马平邦笔下东北抗联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张正隆的这本《无上光荣》讲的是抗日战争。抗日战争胜利距今70年了，这场战争在中国的延续时间有不同说法，以前常用“八年抗战”，即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算起。今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活动将抗日战争定为“十四年”，即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稍微细心一点就会发现“抗战十四年”的提法，与以前常见的另一个说法有点冲突，即“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既然“不抵抗”，何来“抗战十四年”？既然“抗战十四年”，“不抵抗”的结论还能存在吗？张正隆的这本书较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总体上是确凿无疑的。“九一八事变”前不久，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对中国共产党的苏区根据地3万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当时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只有关东军正规军1万多人，加上其他辅助兵力，总兵力不足2万人。东北军当时驻扎在东北的有16.5万军队，关内还有近10万人。沈阳（奉天）附近仅北大营驻地就有8000多兵力，日军进攻北大营的兵力仅300人左右。张正隆书中写到，日本军队最初落入北大营的是空炮弹，不爆炸，没引信，目的就是试探对手——如果东北军猛烈抵抗了，日本人事后就说是军事演习，搞错地点了；如果东北军不抵抗，就真枪实弹地大干一场。结果，日本人赌注下对了，因“不抵抗”政策使得沈阳很快就被日本军队占领。
但并非所有中国人都不想抵抗，包括东北军在内，依然有热血的军人。不抵抗政策使得日本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占领了辽宁和吉林，蒋介石如果想抵抗，且不说“九一八”当晚的复杂性，就在“九一八”后的一、两个月内，不能明确命令抵抗吗？为何让日本几乎兵不血刃地轻松拿下大半个东北？直到日本打算继续占领黑龙江省，才遭遇了中国军队第一次有组织的反抗，这就是在马占山、谢珂等指挥的“江桥保卫战”。张正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当时黑龙江省马占山指挥的“江桥抗战”和一年以后苏炳文指挥的“海满抗战”（海拉尔、满洲里）。当然，这两次抗战都以失败告终。只要参照一下同时期的大事，我们大致能懂得失败的原因。
江桥抗战是部分东北军希望用战争让张学良回心转意回东北抗战，同时因为黑龙江靠近苏联，中东铁路又是苏联势力范围，中国方面认为日本会有所顾忌，所以，东三省中军力最弱的黑龙江首先开打。张正隆指出，在辽宁、吉林，蒋介石、张学良的政策是不抵抗地等待洋人裁决，在江桥无非是“打着等”，因为，如果希望洋人调停，一点没抵抗也说不过去。在我看来，更像是用“小打”催洋大人快来调停。这种撒娇式的催促洋大人，另一个体现就是第二年初在上海爆发的“淞沪抗战”。
1932年1月开始的淞沪抗战，蒋介石最初也不愿意抵抗，后来同意抵抗，是因为上海是英美等洋人的势力范围，在洋人家门口，一方面打给洋人看，另一方面让日本人不敢放开手脚打，关键是就近吓唬一下洋人，催促洋人赶快调停，以夷制夷，指望用洋人来管住日本。我们应该注意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做了种种外交努力，终于在1932年1月底，促使“国联”成立了由英、美、法、德、意五国组成的“李顿调查团”，专门调查“九一八”及“满洲问题”。因此，淞沪抗战既是对民众抗日热情的一个敷衍，又是打给洋人看的，尤其是打给“李顿调查团”看。不打，洋人觉得中日冲突与己无关，调停没动力。打得过了，与日本撕破脸，亦非老蒋所愿。因此，在上海，在洋人家门口，小打小闹地撒个娇，催促“李顿调查团”说点事态严重的话，催促五国赶紧管管日本。所以，虽然淞沪抗战导致全中国人民热血沸腾，积极请缨，蒋介石在淞沪战区投入杂牌加嫡系部队一共只有5万人，而日军从最初几千人逐步增兵，最终兵力超过了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与前几个月投入30万对付3万红军相比，蒋介石在淞沪战场就没想真打，只是打给洋人看的一场战争秀。
1932年5月，经英、美、法等国调停，在上海的英国领事馆内签署了《淞沪停战协定》。1932年10月，《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在东京、南京、日内瓦同时发表。这份本报告书虽然承认东北主权属于中国，但认为中日冲突是因为中国人抵制日货而引发的，意思是说，你们中国人干嘛没事去惹日本人？对于“九一八事变”的解决，报告书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方案：中日两国都从东北撤出武装，由西方列强对中国东北实施共管。此报告书发表以后，蒋介石也许认为东北问题、中日问题基本解决了。就在此时，远在海拉尔的奉系将领苏炳文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抵抗日军向嫩江以西的推进。显然，蒋介石不会给苏炳文任何支持或援助。1932年12月，蒋介石调集40万大军对红军发起第四次围剿。1933年3月，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红军失败。也就在这时，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蒋介石的外交努力以及耐心等待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变成废纸，试图借洋人之手管束日本的意图完全失败。而此刻的蒋介石却孤注一掷地调集约百万兵力，对10万红军发起第五次围剿。
张正隆的《无上光荣》一书讲述了马占山、苏炳文抗日的经过，也揭示了很多遗憾和思考。我写这篇文章是想就马占山、苏炳文等人抗日的背景及抗日义勇军失败的原因给大家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把“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投入的兵力以及围剿红军的兵力与对待日本入侵的态度、政策以及小打小闹地抗战就可以看出，蒋介石当时的确没想抵抗日本。一方面，蒋介石对于日本抱有幻想，另一方面，蒋介石对于洋人的国际秩序同样抱有幻想。所以，从东北最初燃起的抗日烽火并没有形成燎原之势。马占山、苏炳文等人失败后，退入苏联，后辗转回国。
抗日烽火真正燃遍中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顺应了民心，举起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大旗，将中国民众最大限度地团结在抗日的旗帜周围，形成抗日统一阵线和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才最终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最初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军歌，后改名《义勇军进行曲》。马占山、苏炳文不是共产党员，《义勇军进行曲》的两位创作者田汉、聂耳都是共产党员。东北抗日义勇军失败后，从1933年起，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陆续整编各抗日武装力量，组建东北抗日联军。到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时，东北抗联兵力达3万多人，牵制了东北地区40多万日伪军。东北抗联的内容在张正隆的这本书中没有涉及，我听司马平邦说，他想写东北抗联的故事。我很想早点看到司马平邦笔下东北抗联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2015年October月
120:36:50
访客 一位出版商朋友送了一本书，张正隆写的《无上光荣——战！东北》。我知道张正隆这位作家，以前也看过他的书，似乎他的写作比较多地集中在东北。朋友不太高兴地说，出版拖了时间，没赶上“9·3大阅兵”之前上市。很快看完了这本书，我觉得出版时间虽然重要，但并不绝对。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顺其自然也没什么。
张正隆的这本《无上光荣》讲的是抗日战争。抗日战争胜利距今70年了，这场战争在中国的延续时间有不同说法，以前常用“八年抗战”，即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算起。今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活动将抗日战争定为“十四年”，即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稍微细心一点就会发现“抗战十四年”的提法，与以前常见的另一个说法有点冲突，即“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既然“不抵抗”，何来“抗战十四年”？既然“抗战十四年”，“不抵抗”的结论还能存在吗？张正隆的这本书较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总体上是确凿无疑的。“九一八事变”前不久，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对中国共产党的苏区根据地3万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当时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只有关东军正规军1万多人，加上其他辅助兵力，总兵力不足2万人。东北军当时驻扎在东北的有16.5万军队，关内还有近10万人。沈阳（奉天）附近仅北大营驻地就有8000多兵力，日军进攻北大营的兵力仅300人左右。张正隆书中写到，日本军队最初落入北大营的是空炮弹，不爆炸，没引信，目的就是试探对手——如果东北军猛烈抵抗了，日本人事后就说是军事演习，搞错地点了；如果东北军不抵抗，就真枪实弹地大干一场。结果，日本人赌注下对了，因“不抵抗”政策使得沈阳很快就被日本军队占领。
但并非所有中国人都不想抵抗，包括东北军在内，依然有热血的军人。不抵抗政策使得日本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占领了辽宁和吉林，蒋介石如果想抵抗，且不说“九一八”当晚的复杂性，就在“九一八”后的一、两个月内，不能明确命令抵抗吗？为何让日本几乎兵不血刃地轻松拿下大半个东北？直到日本打算继续占领黑龙江省，才遭遇了中国军队第一次有组织的反抗，这就是在马占山、谢珂等指挥的“江桥保卫战”。张正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当时黑龙江省马占山指挥的“江桥抗战”和一年以后苏炳文指挥的“海满抗战”（海拉尔、满洲里）。当然，这两次抗战都以失败告终。只要参照一下同时期的大事，我们大致能懂得失败的原因。
江桥抗战是部分东北军希望用战争让张学良回心转意回东北抗战，同时因为黑龙江靠近苏联，中东铁路又是苏联势力范围，中国方面认为日本会有所顾忌，所以，东三省中军力最弱的黑龙江首先开打。张正隆指出，在辽宁、吉林，蒋介石、张学良的政策是不抵抗地等待洋人裁决，在江桥无非是“打着等”，因为，如果希望洋人调停，一点没抵抗也说不过去。在我看来，更像是用“小打”催洋大人快来调停。这种撒娇式的催促洋大人，另一个体现就是第二年初在上海爆发的“淞沪抗战”。
1932年1月开始的淞沪抗战，蒋介石最初也不愿意抵抗，后来同意抵抗，是因为上海是英美等洋人的势力范围，在洋人家门口，一方面打给洋人看，另一方面让日本人不敢放开手脚打，关键是就近吓唬一下洋人，催促洋人赶快调停，以夷制夷，指望用洋人来管住日本。我们应该注意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做了种种外交努力，终于在1932年1月底，促使“国联”成立了由英、美、法、德、意五国组成的“李顿调查团”，专门调查“九一八”及“满洲问题”。因此，淞沪抗战既是对民众抗日热情的一个敷衍，又是打给洋人看的，尤其是打给“李顿调查团”看。不打，洋人觉得中日冲突与己无关，调停没动力。打得过了，与日本撕破脸，亦非老蒋所愿。因此，在上海，在洋人家门口，小打小闹地撒个娇，催促“李顿调查团”说点事态严重的话，催促五国赶紧管管日本。所以，虽然淞沪抗战导致全中国人民热血沸腾，积极请缨，蒋介石在淞沪战区投入杂牌加嫡系部队一共只有5万人，而日军从最初几千人逐步增兵，最终兵力超过了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与前几个月投入30万对付3万红军相比，蒋介石在淞沪战场就没想真打，只是打给洋人看的一场战争秀。
1932年5月，经英、美、法等国调停，在上海的英国领事馆内签署了《淞沪停战协定》。1932年10月，《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在东京、南京、日内瓦同时发表。这份本报告书虽然承认东北主权属于中国，但认为中日冲突是因为中国人抵制日货而引发的，意思是说，你们中国人干嘛没事去惹日本人？对于“九一八事变”的解决，报告书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方案：中日两国都从东北撤出武装，由西方列强对中国东北实施共管。此报告书发表以后，蒋介石也许认为东北问题、中日问题基本解决了。就在此时，远在海拉尔的奉系将领苏炳文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抵抗日军向嫩江以西的推进。显然，蒋介石不会给苏炳文任何支持或援助。1932年12月，蒋介石调集40万大军对红军发起第四次围剿。1933年3月，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红军失败。也就在这时，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蒋介石的外交努力以及耐心等待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变成废纸，试图借洋人之手管束日本的意图完全失败。而此刻的蒋介石却孤注一掷地调集约百万兵力，对10万红军发起第五次围剿。
张正隆的《无上光荣》一书讲述了马占山、苏炳文抗日的经过，也揭示了很多遗憾和思考。我写这篇文章是想就马占山、苏炳文等人抗日的背景及抗日义勇军失败的原因给大家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把“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投入的兵力以及围剿红军的兵力与对待日本入侵的态度、政策以及小打小闹地抗战就可以看出，蒋介石当时的确没想抵抗日本。一方面，蒋介石对于日本抱有幻想，另一方面，蒋介石对于洋人的国际秩序同样抱有幻想。所以，从东北最初燃起的抗日烽火并没有形成燎原之势。马占山、苏炳文等人失败后，退入苏联，后辗转回国。
抗日烽火真正燃遍中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顺应了民心，举起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大旗，将中国民众最大限度地团结在抗日的旗帜周围，形成抗日统一阵线和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才最终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最初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军歌，后改名《义勇军进行曲》。马占山、苏炳文不是共产党员，《义勇军进行曲》的两位创作者田汉、聂耳都是共产党员。东北抗日义勇军失败后，从1933年起，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陆续整编各抗日武装力量，组建东北抗日联军。到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时，东北抗联兵力达3万多人，牵制了东北地区40多万日伪军。东北抗联的内容在张正隆的这本书中没有涉及，我听司马平邦说，他想写东北抗联的故事。我很想早点看到司马平邦笔下东北抗联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张正隆的这本《无上光荣》讲的是抗日战争。抗日战争胜利距今70年了，这场战争在中国的延续时间有不同说法，以前常用“八年抗战”，即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算起。今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活动将抗日战争定为“十四年”，即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稍微细心一点就会发现“抗战十四年”的提法，与以前常见的另一个说法有点冲突，即“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既然“不抵抗”，何来“抗战十四年”？既然“抗战十四年”，“不抵抗”的结论还能存在吗？张正隆的这本书较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总体上是确凿无疑的。“九一八事变”前不久，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对中国共产党的苏区根据地3万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当时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只有关东军正规军1万多人，加上其他辅助兵力，总兵力不足2万人。东北军当时驻扎在东北的有16.5万军队，关内还有近10万人。沈阳（奉天）附近仅北大营驻地就有8000多兵力，日军进攻北大营的兵力仅300人左右。张正隆书中写到，日本军队最初落入北大营的是空炮弹，不爆炸，没引信，目的就是试探对手——如果东北军猛烈抵抗了，日本人事后就说是军事演习，搞错地点了；如果东北军不抵抗，就真枪实弹地大干一场。结果，日本人赌注下对了，因“不抵抗”政策使得沈阳很快就被日本军队占领。
但并非所有中国人都不想抵抗，包括东北军在内，依然有热血的军人。不抵抗政策使得日本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占领了辽宁和吉林，蒋介石如果想抵抗，且不说“九一八”当晚的复杂性，就在“九一八”后的一、两个月内，不能明确命令抵抗吗？为何让日本几乎兵不血刃地轻松拿下大半个东北？直到日本打算继续占领黑龙江省，才遭遇了中国军队第一次有组织的反抗，这就是在马占山、谢珂等指挥的“江桥保卫战”。张正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当时黑龙江省马占山指挥的“江桥抗战”和一年以后苏炳文指挥的“海满抗战”（海拉尔、满洲里）。当然，这两次抗战都以失败告终。只要参照一下同时期的大事，我们大致能懂得失败的原因。
江桥抗战是部分东北军希望用战争让张学良回心转意回东北抗战，同时因为黑龙江靠近苏联，中东铁路又是苏联势力范围，中国方面认为日本会有所顾忌，所以，东三省中军力最弱的黑龙江首先开打。张正隆指出，在辽宁、吉林，蒋介石、张学良的政策是不抵抗地等待洋人裁决，在江桥无非是“打着等”，因为，如果希望洋人调停，一点没抵抗也说不过去。在我看来，更像是用“小打”催洋大人快来调停。这种撒娇式的催促洋大人，另一个体现就是第二年初在上海爆发的“淞沪抗战”。
1932年1月开始的淞沪抗战，蒋介石最初也不愿意抵抗，后来同意抵抗，是因为上海是英美等洋人的势力范围，在洋人家门口，一方面打给洋人看，另一方面让日本人不敢放开手脚打，关键是就近吓唬一下洋人，催促洋人赶快调停，以夷制夷，指望用洋人来管住日本。我们应该注意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做了种种外交努力，终于在1932年1月底，促使“国联”成立了由英、美、法、德、意五国组成的“李顿调查团”，专门调查“九一八”及“满洲问题”。因此，淞沪抗战既是对民众抗日热情的一个敷衍，又是打给洋人看的，尤其是打给“李顿调查团”看。不打，洋人觉得中日冲突与己无关，调停没动力。打得过了，与日本撕破脸，亦非老蒋所愿。因此，在上海，在洋人家门口，小打小闹地撒个娇，催促“李顿调查团”说点事态严重的话，催促五国赶紧管管日本。所以，虽然淞沪抗战导致全中国人民热血沸腾，积极请缨，蒋介石在淞沪战区投入杂牌加嫡系部队一共只有5万人，而日军从最初几千人逐步增兵，最终兵力超过了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与前几个月投入30万对付3万红军相比，蒋介石在淞沪战场就没想真打，只是打给洋人看的一场战争秀。
1932年5月，经英、美、法等国调停，在上海的英国领事馆内签署了《淞沪停战协定》。1932年10月，《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在东京、南京、日内瓦同时发表。这份本报告书虽然承认东北主权属于中国，但认为中日冲突是因为中国人抵制日货而引发的，意思是说，你们中国人干嘛没事去惹日本人？对于“九一八事变”的解决，报告书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方案：中日两国都从东北撤出武装，由西方列强对中国东北实施共管。此报告书发表以后，蒋介石也许认为东北问题、中日问题基本解决了。就在此时，远在海拉尔的奉系将领苏炳文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抵抗日军向嫩江以西的推进。显然，蒋介石不会给苏炳文任何支持或援助。1932年12月，蒋介石调集40万大军对红军发起第四次围剿。1933年3月，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红军失败。也就在这时，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蒋介石的外交努力以及耐心等待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变成废纸，试图借洋人之手管束日本的意图完全失败。而此刻的蒋介石却孤注一掷地调集约百万兵力，对10万红军发起第五次围剿。
张正隆的《无上光荣》一书讲述了马占山、苏炳文抗日的经过，也揭示了很多遗憾和思考。我写这篇文章是想就马占山、苏炳文等人抗日的背景及抗日义勇军失败的原因给大家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把“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投入的兵力以及围剿红军的兵力与对待日本入侵的态度、政策以及小打小闹地抗战就可以看出，蒋介石当时的确没想抵抗日本。一方面，蒋介石对于日本抱有幻想，另一方面，蒋介石对于洋人的国际秩序同样抱有幻想。所以，从东北最初燃起的抗日烽火并没有形成燎原之势。马占山、苏炳文等人失败后，退入苏联，后辗转回国。
抗日烽火真正燃遍中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顺应了民心，举起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大旗，将中国民众最大限度地团结在抗日的旗帜周围，形成抗日统一阵线和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才最终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最初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军歌，后改名《义勇军进行曲》。马占山、苏炳文不是共产党员，《义勇军进行曲》的两位创作者田汉、聂耳都是共产党员。东北抗日义勇军失败后，从1933年起，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陆续整编各抗日武装力量，组建东北抗日联军。到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时，东北抗联兵力达3万多人，牵制了东北地区40多万日伪军。东北抗联的内容在张正隆的这本书中没有涉及，我听司马平邦说，他想写东北抗联的故事。我很想早点看到司马平邦笔下东北抗联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2015年September月
2116:6:5
访客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由此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序幕。提起九一八，人们往往想到的就是东北军放弃抵抗拱手让出东北大好河山，其实在九一八之后，张学良还是有机会可以翻盘，重新夺回对东北的控制权。
1931年9月18日深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在奉天(今沈阳)北面约7500米处的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引爆炸药，炸毁了一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并袭击日军守备队，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
坐镇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的指示，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因此北大营的8000名守军竟被只有300人的日军击溃。同时，关东军第2师团第3旅团第29联队进攻奉天，至9月19目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18座城镇。
当时东北军在东北有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总共约20万人。但大都集中在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路沿线及中东路沿线，在东北腹地以及与朝鲜接壤的地区只有约2.3万人。而日军在东北的关东军正规部队有1.5万余人，另外有在乡军人和警察等非正规部队约1万余人，总兵力约2.7万人，基本都部署在南满铁路沿线。对比双方的兵力和部署可知，中国方面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就处在很不利的状态。
由于张学良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出兵支持蒋介石，帮助蒋介石最终赢得这场战争，因此被委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高位，节制辽、吉、黑、晋、察、热、绥、冀八省军队，不但是东北，就连华北的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军政大权都是张学良一手掌管，所以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身在北平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并不在东北。
但是即便在9月20日，沈阳及四平、营口等城镇相继沦陷后，张学良依然还有翻盘的机会。他迅速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从北平迁到锦州，直接指挥在锦州和辽河一线的约20万东北军主力。此时，黑龙江省的正规军1.5万和非正规部队1.8万，正在马占山的领导下坚持抗击日军；吉林省的正规军也有约3.5万人在李杜、丁超等人的领导下抵抗日军的侵略。就连东边道镇守使于祉山这样的大汉奸，当时也在首鼠两端——同时和日本人、张学良联络，观察形势发展，以便决定自己的最终选择。因此虽然日本关东军1931年底占领了一些城镇，但远远谈不上完全控制东北。
日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日本陆军的最高指挥机关参谋本部就不同意在东北大举出手，所以连下四道命令，要求关东军返回原来驻地。日本政界更是不少人把关东军这种擅自行动的“下克上”行为认为是“叛逆”。就是在关东军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只希望占领根据有关条约即将于1932年租借到期的旅顺和大连地区，也就是“关东州”，而不是吞并整个东北。
关东军当时所面临的局面可以说是内外交困。锦州的20万东北军不可能再会像沈阳北大营那样打不还手了，而且关东军的行动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得到正式的批准和命令。一旦开打，只要有一星半点的失败，就会立刻激化内部矛盾，那就真的难以收拾了。所以关东军从当年10月到1932年初的几个月时间里对锦州也只派飞机轰炸，没有真正派部队展开进攻。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出关东军当时所面对的局面也是相当棘手。
要是这时，张学良能率东北军主力组织反击，再加上马占山、李杜等部在侧后的呼应，取得一两场战斗的胜利完全是在情理之中，这些胜利完全可能导致关东军面对无法收拾残局的情况，从而实现大翻盘的可能。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张学良居然会在1932年1月2日完全放弃锦州，率部撤回关内！1月3日，日本关东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日本国内军内所有的反对声也随之一风吹散，因为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历来人们关注的都是九一八事变中沈阳的不抵抗，但从史料来看，蒋介石是否曾经下过不抵抗的命令还有争议，相关证据只是孤证，算不上确凿。要知道当时张学良对东北军是有绝对控制权的，退一步说就算是有南京的不抵抗命令，他要下令抵抗，东北军肯定是服从指挥。所以张学良难辞其咎。
但不可否认，张学良之所以采取不抵抗政策，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一贯对日政策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在此前的济南事变、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等中日纠纷中，南京国民政府都采取息事宁人的立场，不惜以满足日本的要求来换取事件的平息。从蒋介石到张学良对突然爆发的九一八事变都缺乏足够清醒准确的判断，依然还是延续既定方针，这无疑对于张学良最后采取不抵抗政策是有很大影响的，即使蒋介石没有明令，他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说九一八还是突发事件，判断和应对出现失误还有点原由，但是丢失锦州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从九一八到锦州失守差不多有三个半月的时间，当时的东北军无论是训练还是装备，在中国的各路地方军队中都是一流水准，但没有什么反攻沈阳的主动行动。
此后，南京政府觉察日军将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1931年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12月2日，国民党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说：它同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即要求三国保证中立区的安全。
锦州有东北军的东大营，战备物资和指挥机关一应俱全。锦州以北是狭长的锦西走廊，两侧都是山地，日军来攻，大部队难以展开。锦州以南则是山海关，可以作为防守锦州的坚固后盾。但南京政府却想以锦州中立换国联支持。
既然准备这样解决，锦州自然不容有失。时任外交部代理部长、与张学良私人关系密切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于11月23日致电张学良：“弟意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东省全归掌握，彼于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等阴谋必又猛进，关系东省存亡甚巨。是以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与今晨外委会讨论众意佥同。顷见蒋主席熟商，亦如此主张。”29日，顾维钧和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如日方无理可喻，率队来攻，仍请吾兄当机立断，即以实力防御。”
锦州中立案曝光后，遭到各界人士和学生群起反对，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同时还表示：日军如进攻锦州，中方将实行自卫。
12月8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遭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言辞之严厉，前所未有，但从文字来看，外交考虑仍在里面占了相当大的分量。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蒋介石仍旧以“外交”为第一出发点，考虑战略问题。
为了增强张学良固守锦州的信心，蒋介石和宋子文还提议可以派空军和中央嫡系部队、税警部队等前来增援，并都归张学良统一指挥，甚至还提出可以给予东北军军费援助。
但是，国民政府的前后反复，不可能对张学良的判断毫无影响。即使派遣援兵，也非朝夕可至。至于军费，从军阀混战期间蒋的表现来看，完全可能是口头支票。因此，一切的有利条件都没能坚定张学良的信心，最后他还是选择弃城而退，甚至连象征性地打一下都没有。
后来张学良曾经谈及放弃锦州的原因，一是没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赢；二是怕自己的部队在作战中的损失得不到补充——之前的中东路冲突不就是这样吗？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这可是最重要的了。
随着张学良在锦州的不战而退，东北局势也就雨打风吹花落去，再也无法挽回了。日军随即转兵向北，马占山的部队既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持，又失去实际上军事策应的可能，终于被日军击溃。东北各地其他自发的抗日武装也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士气迅速瓦解，更不提有效指挥和协调，很快也被日军各个击破。东北三省128万平方公里领土，相当于日本国土的3.5倍，3000多万人民都落入了日军手中。
同时，恐日动摇的情绪也在东北军内部弥漫，以至于在此后的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中，东北军各部毫无斗志，争先逃跑。在锦州不战而撤给予东北军自身巨大的心理打击，最直接的恶果就等于是自废武功。
日本方面，关东军“下克上”吞并整个东北的行为取得了完全胜利，这进一步激发了日本法西斯分子坚持侵略路线的疯狂野心。日本人的性格，在干一件事情最初的阶段是典型的“高高抬起，轻轻落下”，小心翼翼，试探性质很强，可一旦得手，就立刻进入癫狂的兴奋状态，开始不顾一切地冒进蛮干。之前的甲午战争、之后的偷袭珍珠港，无一不是如此。正是由于九一八事变轻松得手，日本军国主义对侵略中国也进入疯狂状态，并在六年后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最终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也将自己拖入了对华作战的大泥潭。
南京国民政府也终于意识到和日本的战争将无法避免，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民意也是相当强烈，如果再继续对日妥协，很可能会引起民众甚至军队的反对，因此在“围剿”共产党之余，开始加紧备战，强化落实修建国防工事和公路铁路、采购武器装备、整训部队等等措施。
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民族团结日益增强。但遗憾的是，要直到1936年，被逼着打内战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才最终促成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丢失东北的少帅也算是将功补过，而蒋介石重视“国际援助”的思维惯性却还将继续多年……
1931年9月18日深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在奉天(今沈阳)北面约7500米处的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引爆炸药，炸毁了一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并袭击日军守备队，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
坐镇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的指示，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因此北大营的8000名守军竟被只有300人的日军击溃。同时，关东军第2师团第3旅团第29联队进攻奉天，至9月19目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18座城镇。
当时东北军在东北有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总共约20万人。但大都集中在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路沿线及中东路沿线，在东北腹地以及与朝鲜接壤的地区只有约2.3万人。而日军在东北的关东军正规部队有1.5万余人，另外有在乡军人和警察等非正规部队约1万余人，总兵力约2.7万人，基本都部署在南满铁路沿线。对比双方的兵力和部署可知，中国方面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就处在很不利的状态。
由于张学良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出兵支持蒋介石，帮助蒋介石最终赢得这场战争，因此被委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高位，节制辽、吉、黑、晋、察、热、绥、冀八省军队，不但是东北，就连华北的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军政大权都是张学良一手掌管，所以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身在北平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并不在东北。
但是即便在9月20日，沈阳及四平、营口等城镇相继沦陷后，张学良依然还有翻盘的机会。他迅速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从北平迁到锦州，直接指挥在锦州和辽河一线的约20万东北军主力。此时，黑龙江省的正规军1.5万和非正规部队1.8万，正在马占山的领导下坚持抗击日军；吉林省的正规军也有约3.5万人在李杜、丁超等人的领导下抵抗日军的侵略。就连东边道镇守使于祉山这样的大汉奸，当时也在首鼠两端——同时和日本人、张学良联络，观察形势发展，以便决定自己的最终选择。因此虽然日本关东军1931年底占领了一些城镇，但远远谈不上完全控制东北。
日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日本陆军的最高指挥机关参谋本部就不同意在东北大举出手，所以连下四道命令，要求关东军返回原来驻地。日本政界更是不少人把关东军这种擅自行动的“下克上”行为认为是“叛逆”。就是在关东军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只希望占领根据有关条约即将于1932年租借到期的旅顺和大连地区，也就是“关东州”，而不是吞并整个东北。
关东军当时所面临的局面可以说是内外交困。锦州的20万东北军不可能再会像沈阳北大营那样打不还手了，而且关东军的行动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得到正式的批准和命令。一旦开打，只要有一星半点的失败，就会立刻激化内部矛盾，那就真的难以收拾了。所以关东军从当年10月到1932年初的几个月时间里对锦州也只派飞机轰炸，没有真正派部队展开进攻。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出关东军当时所面对的局面也是相当棘手。
要是这时，张学良能率东北军主力组织反击，再加上马占山、李杜等部在侧后的呼应，取得一两场战斗的胜利完全是在情理之中，这些胜利完全可能导致关东军面对无法收拾残局的情况，从而实现大翻盘的可能。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张学良居然会在1932年1月2日完全放弃锦州，率部撤回关内！1月3日，日本关东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日本国内军内所有的反对声也随之一风吹散，因为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历来人们关注的都是九一八事变中沈阳的不抵抗，但从史料来看，蒋介石是否曾经下过不抵抗的命令还有争议，相关证据只是孤证，算不上确凿。要知道当时张学良对东北军是有绝对控制权的，退一步说就算是有南京的不抵抗命令，他要下令抵抗，东北军肯定是服从指挥。所以张学良难辞其咎。
但不可否认，张学良之所以采取不抵抗政策，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一贯对日政策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在此前的济南事变、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等中日纠纷中，南京国民政府都采取息事宁人的立场，不惜以满足日本的要求来换取事件的平息。从蒋介石到张学良对突然爆发的九一八事变都缺乏足够清醒准确的判断，依然还是延续既定方针，这无疑对于张学良最后采取不抵抗政策是有很大影响的，即使蒋介石没有明令，他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说九一八还是突发事件，判断和应对出现失误还有点原由，但是丢失锦州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从九一八到锦州失守差不多有三个半月的时间，当时的东北军无论是训练还是装备，在中国的各路地方军队中都是一流水准，但没有什么反攻沈阳的主动行动。
此后，南京政府觉察日军将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1931年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12月2日，国民党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说：它同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即要求三国保证中立区的安全。
锦州有东北军的东大营，战备物资和指挥机关一应俱全。锦州以北是狭长的锦西走廊，两侧都是山地，日军来攻，大部队难以展开。锦州以南则是山海关，可以作为防守锦州的坚固后盾。但南京政府却想以锦州中立换国联支持。
既然准备这样解决，锦州自然不容有失。时任外交部代理部长、与张学良私人关系密切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于11月23日致电张学良：“弟意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东省全归掌握，彼于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等阴谋必又猛进，关系东省存亡甚巨。是以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与今晨外委会讨论众意佥同。顷见蒋主席熟商，亦如此主张。”29日，顾维钧和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如日方无理可喻，率队来攻，仍请吾兄当机立断，即以实力防御。”
锦州中立案曝光后，遭到各界人士和学生群起反对，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同时还表示：日军如进攻锦州，中方将实行自卫。
12月8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遭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言辞之严厉，前所未有，但从文字来看，外交考虑仍在里面占了相当大的分量。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蒋介石仍旧以“外交”为第一出发点，考虑战略问题。
为了增强张学良固守锦州的信心，蒋介石和宋子文还提议可以派空军和中央嫡系部队、税警部队等前来增援，并都归张学良统一指挥，甚至还提出可以给予东北军军费援助。
但是，国民政府的前后反复，不可能对张学良的判断毫无影响。即使派遣援兵，也非朝夕可至。至于军费，从军阀混战期间蒋的表现来看，完全可能是口头支票。因此，一切的有利条件都没能坚定张学良的信心，最后他还是选择弃城而退，甚至连象征性地打一下都没有。
后来张学良曾经谈及放弃锦州的原因，一是没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赢；二是怕自己的部队在作战中的损失得不到补充——之前的中东路冲突不就是这样吗？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这可是最重要的了。
随着张学良在锦州的不战而退，东北局势也就雨打风吹花落去，再也无法挽回了。日军随即转兵向北，马占山的部队既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持，又失去实际上军事策应的可能，终于被日军击溃。东北各地其他自发的抗日武装也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士气迅速瓦解，更不提有效指挥和协调，很快也被日军各个击破。东北三省128万平方公里领土，相当于日本国土的3.5倍，3000多万人民都落入了日军手中。
同时，恐日动摇的情绪也在东北军内部弥漫，以至于在此后的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中，东北军各部毫无斗志，争先逃跑。在锦州不战而撤给予东北军自身巨大的心理打击，最直接的恶果就等于是自废武功。
日本方面，关东军“下克上”吞并整个东北的行为取得了完全胜利，这进一步激发了日本法西斯分子坚持侵略路线的疯狂野心。日本人的性格，在干一件事情最初的阶段是典型的“高高抬起，轻轻落下”，小心翼翼，试探性质很强，可一旦得手，就立刻进入癫狂的兴奋状态，开始不顾一切地冒进蛮干。之前的甲午战争、之后的偷袭珍珠港，无一不是如此。正是由于九一八事变轻松得手，日本军国主义对侵略中国也进入疯狂状态，并在六年后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最终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也将自己拖入了对华作战的大泥潭。
南京国民政府也终于意识到和日本的战争将无法避免，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民意也是相当强烈，如果再继续对日妥协，很可能会引起民众甚至军队的反对，因此在“围剿”共产党之余，开始加紧备战，强化落实修建国防工事和公路铁路、采购武器装备、整训部队等等措施。
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民族团结日益增强。但遗憾的是，要直到1936年，被逼着打内战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才最终促成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丢失东北的少帅也算是将功补过，而蒋介石重视“国际援助”的思维惯性却还将继续多年……
2015年September月
1516:26:24
访客 日军自淞沪会战开始全面大举攻入中国内地，闪电战术奏效，很快席卷大半中国，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虽然全力抵御，但终不敌装备精良、作风凶悍的日军，屡屡后撤，士气受到严重打击。国民党军队普遍产生了悲观情绪，很多知识分子由积极主战，到开始埋怨政府抗战，甚至悲哀地散布“日军不可战胜”的言论。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狂妄地扬言“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的日军，却出人意料地在山西省平型关一个小山谷里遭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败在了一支初上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手下。那么，这支抗日新军又是如何实施伏击，让骄横的日军在华首尝败绩的？一场原本预期三小时内结束战斗的伏击战，因日军顽抗，却迟迟没有结束，而附近更强大的日本援军并没有出现，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有人说，这场胜仗〝兄弟鬩于墙，外御其侮〞的国共合作的典型范例呢？
从朝鲜开来的日军第五师团，是日本第一批侵华的师团，率先攻入华北的心脏平津地区后，后来违反日本大本营停止进军的命令，率第五师团继续紧随败退的中国军队，先斩后奏地向绥远国军发起追击。
日军战略思路非常明确：控制山西，就能控制河北，就可进取中原。
大军压境之下，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全力组织抵抗。然而，中国军队的各条防线，在日军猛烈的攻击下被相继被突破。很快直奔平型关而来。当阎锡山听闻日军势如破竹已抵平型关，吓出了一身冷汗。
平型关古称“瓶形寨”，周围地形如瓶，山隘众多，自古是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而此时平型关一带守军兵力空虚，危如累卵。
阎锡山，这位经营山西三十年、以老谋深算著称的山西王，严阵以待严密部署，并积极与中共方面接洽，致电朱德，请求配合。
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的〝八路军〞，总共有二万多人，当时被列入第二战区，归阎锡山指挥，开赴晋北作战。
9月21日，板垣命令两个步兵大队翻过形如锐剑的大尖山，绕过阎锡山的阵地，直达平型关左侧的背后，并令在灵丘的三个大队，正面进攻平型关。
周恩来、朱德与阎锡山会商作战方略和研究平型关战役计划。双方商定在平型关由八路军115师插入敌后，侧击日军，国军71师以正面出击，歼敌于平型关。
平型关前一条狭谷山路东通冀北，西抵雁门，周围地形极为险要，是伏击日军的天然战场。115师师长林彪决定，115师全部集中作战，在平型关设伏，出其不意地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的日军。21日，毛泽东向林彪来电并阐述自己的观点：“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最终因当时局势的考虑和林彪的坚持，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作战计划。
阎锡山得知八路军伏击计划后，为配合115师抄袭敌后，立即派预备军加强平型关北翼的出击力量。23日夜，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令郭宗汾的预备第2军及团城口高桂滋指挥的84师向日军主动发动进攻，国军伤亡近两千人，损失惨重。战斗极为残酷，独8旅3个团一个补充营5000多人，损失一个团。
24日晚，林彪在行动前，联系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说:“我师已达目的地，准备明日拂晓出击，请你们派部队协助，先把此股敌人歼灭。”孙楚答:“好极了，我命郭宗汾师长率4个团从平型关左翼出击。”
24日夜，第115师主力由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率领火速向平型关疾进，顶着狂风暴雨急行军，很快进入预设阵地，在平型关东北公路的两侧埋伏下来。
9月 25 日 7 时许，两支日军部队，从东西两端，钻进了第 115 师的伏击圈。其中一支正是日军第 21 旅团 21 联队的辎重部队。
林彪采取“避强击弱”的战法，放过日军的先头部队，由于前天夜里刚下完雨，路面泥泞难行，加上山路狭窄，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日军行动都十分缓慢。为了避免两股敌人会合在一起，林彪果断下令发起了进攻。
日军车队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晕头转向。但很快，战斗素养较高的日军士兵从慌乱中清醒过来，他们开始向第 115 师阵地还击，还一度抢夺了附近的制高点。眼见战场渐趋于对峙状态，林彪站在高处审时度势，迅速调整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向下冲，先将敌军部队切成几段，再合围分段歼灭。
这股日军虽然属于非战斗的辎重运输兵，有相当部分日军徒手没有携带枪支，但少数持枪日军仍然组织起来，不断向上反攻突围。中日两军在10里山谷反复厮杀，空气中弥漫着阵阵刺鼻的血腥味，双方士兵无不血染衣衫。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场面悲壮惨烈。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战斗还没有结束的迹象，附近更强大的日军随时会赶来，林彪心急如焚。然而，附近的日军却一直没有出现。
原来，几乎就在八路军伏击战的同时，国军第六十一军七十二师四三四团团长程继贤率部在附近的平型关要地鹞子润，与那里的日军展开了极其惨烈的战斗，程继贤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率部奋勇冲杀，给予日军以重大杀伤，最后弹尽援绝，与所部全体官兵一起壮烈牺牲。正是这里的战斗，有力地牵制了平型关附近的日军主力，减轻在附近打伏击战的115师的压力，八路军终于在激战8小时后，全歼了包围之敌，并成功迅速撤出战场。
平型关伏击战胜利结束，共歼敌一千余人，并截获大量弹药和军用物资。唯一遗憾就是，在这场口袋战中，没有抓获一名日军俘虏。
平型关战斗干净利索地消灭千馀日军，是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胜仗。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捷报传来，仿佛一股春风，吹散了笼罩在众多国人心头“亡国论”的乌云，鼓舞了中国军民抗击日寇的信心。
当115师奉命撤离灵丘，到达五台县时，山城张灯结彩，热烈欢迎从前线凯旋的英雄部队。五台山的僧人们也身披袈裟，手持长笛短箫，奏起欢迎的梵乐，声面十分热烈。
平型关大捷是国共合作配合作战成果。整个战役过程中无不闪烁着民族团结精神的光辉，体现出在民族团结、共赴国难的旗帜下，相互取长补短、共谋民族大业的胸怀和气魄，成就了全民族抗战的壮丽篇章。
时至今日，很少有人知道，平型关大捷只是平型关战役中一次小规模的战斗，而平型关战役则是太原会战中一部分。虽然取得了平型关大捷，但整个平型关战役乃至太原会战最终还是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
(本文为@纪录片人陈钦 与爱奇艺 共同投资制作的百集大型历史解密纪录片《中日百年抗战全纪实》的文字稿。@纪录片人陈钦 独家授权@煮酒君谈史 @高会民 更新纪录片文字稿。)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狂妄地扬言“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的日军，却出人意料地在山西省平型关一个小山谷里遭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败在了一支初上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手下。那么，这支抗日新军又是如何实施伏击，让骄横的日军在华首尝败绩的？一场原本预期三小时内结束战斗的伏击战，因日军顽抗，却迟迟没有结束，而附近更强大的日本援军并没有出现，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有人说，这场胜仗〝兄弟鬩于墙，外御其侮〞的国共合作的典型范例呢？
从朝鲜开来的日军第五师团，是日本第一批侵华的师团，率先攻入华北的心脏平津地区后，后来违反日本大本营停止进军的命令，率第五师团继续紧随败退的中国军队，先斩后奏地向绥远国军发起追击。
日军战略思路非常明确：控制山西，就能控制河北，就可进取中原。
大军压境之下，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全力组织抵抗。然而，中国军队的各条防线，在日军猛烈的攻击下被相继被突破。很快直奔平型关而来。当阎锡山听闻日军势如破竹已抵平型关，吓出了一身冷汗。
平型关古称“瓶形寨”，周围地形如瓶，山隘众多，自古是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而此时平型关一带守军兵力空虚，危如累卵。
阎锡山，这位经营山西三十年、以老谋深算著称的山西王，严阵以待严密部署，并积极与中共方面接洽，致电朱德，请求配合。
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的〝八路军〞，总共有二万多人，当时被列入第二战区，归阎锡山指挥，开赴晋北作战。
9月21日，板垣命令两个步兵大队翻过形如锐剑的大尖山，绕过阎锡山的阵地，直达平型关左侧的背后，并令在灵丘的三个大队，正面进攻平型关。
周恩来、朱德与阎锡山会商作战方略和研究平型关战役计划。双方商定在平型关由八路军115师插入敌后，侧击日军，国军71师以正面出击，歼敌于平型关。
平型关前一条狭谷山路东通冀北，西抵雁门，周围地形极为险要，是伏击日军的天然战场。115师师长林彪决定，115师全部集中作战，在平型关设伏，出其不意地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的日军。21日，毛泽东向林彪来电并阐述自己的观点：“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最终因当时局势的考虑和林彪的坚持，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作战计划。
阎锡山得知八路军伏击计划后，为配合115师抄袭敌后，立即派预备军加强平型关北翼的出击力量。23日夜，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令郭宗汾的预备第2军及团城口高桂滋指挥的84师向日军主动发动进攻，国军伤亡近两千人，损失惨重。战斗极为残酷，独8旅3个团一个补充营5000多人，损失一个团。
24日晚，林彪在行动前，联系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说:“我师已达目的地，准备明日拂晓出击，请你们派部队协助，先把此股敌人歼灭。”孙楚答:“好极了，我命郭宗汾师长率4个团从平型关左翼出击。”
24日夜，第115师主力由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率领火速向平型关疾进，顶着狂风暴雨急行军，很快进入预设阵地，在平型关东北公路的两侧埋伏下来。
9月 25 日 7 时许，两支日军部队，从东西两端，钻进了第 115 师的伏击圈。其中一支正是日军第 21 旅团 21 联队的辎重部队。
林彪采取“避强击弱”的战法，放过日军的先头部队，由于前天夜里刚下完雨，路面泥泞难行，加上山路狭窄，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日军行动都十分缓慢。为了避免两股敌人会合在一起，林彪果断下令发起了进攻。
日军车队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晕头转向。但很快，战斗素养较高的日军士兵从慌乱中清醒过来，他们开始向第 115 师阵地还击，还一度抢夺了附近的制高点。眼见战场渐趋于对峙状态，林彪站在高处审时度势，迅速调整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向下冲，先将敌军部队切成几段，再合围分段歼灭。
这股日军虽然属于非战斗的辎重运输兵，有相当部分日军徒手没有携带枪支，但少数持枪日军仍然组织起来，不断向上反攻突围。中日两军在10里山谷反复厮杀，空气中弥漫着阵阵刺鼻的血腥味，双方士兵无不血染衣衫。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场面悲壮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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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几乎就在八路军伏击战的同时，国军第六十一军七十二师四三四团团长程继贤率部在附近的平型关要地鹞子润，与那里的日军展开了极其惨烈的战斗，程继贤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率部奋勇冲杀，给予日军以重大杀伤，最后弹尽援绝，与所部全体官兵一起壮烈牺牲。正是这里的战斗，有力地牵制了平型关附近的日军主力，减轻在附近打伏击战的115师的压力，八路军终于在激战8小时后，全歼了包围之敌，并成功迅速撤出战场。
平型关伏击战胜利结束，共歼敌一千余人，并截获大量弹药和军用物资。唯一遗憾就是，在这场口袋战中，没有抓获一名日军俘虏。
平型关战斗干净利索地消灭千馀日军，是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胜仗。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捷报传来，仿佛一股春风，吹散了笼罩在众多国人心头“亡国论”的乌云，鼓舞了中国军民抗击日寇的信心。
当115师奉命撤离灵丘，到达五台县时，山城张灯结彩，热烈欢迎从前线凯旋的英雄部队。五台山的僧人们也身披袈裟，手持长笛短箫，奏起欢迎的梵乐，声面十分热烈。
平型关大捷是国共合作配合作战成果。整个战役过程中无不闪烁着民族团结精神的光辉，体现出在民族团结、共赴国难的旗帜下，相互取长补短、共谋民族大业的胸怀和气魄，成就了全民族抗战的壮丽篇章。
时至今日，很少有人知道，平型关大捷只是平型关战役中一次小规模的战斗，而平型关战役则是太原会战中一部分。虽然取得了平型关大捷，但整个平型关战役乃至太原会战最终还是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
(本文为@纪录片人陈钦 与爱奇艺 共同投资制作的百集大型历史解密纪录片《中日百年抗战全纪实》的文字稿。@纪录片人陈钦 独家授权@煮酒君谈史 @高会民 更新纪录片文字稿。)
2015年September月
1516:23:37
访客 建炎以来许多志士仁人坚守民族气节的爱国事迹，激起了陈氏共鸣。眼看春节来临，驻港日本宪兵首领得知陈寅恪乃世界闻名的学者，便祭出安抚、拉拢之道，欲令其为日本谋事。对此，令几个宪兵拉两袋当时在港岛已极其紧缺、而陈家又特别急需的大米以示恩赐。陈寅恪夫妇见状并得知来历，竭尽力气把已放于室内的米袋拽了出去，奉令行事的宪兵呜哩哇啦地说着鬼话又一次搬回，陈氏夫妇再度拽出。如此往复多次，最后陈寅恪面带怒容用日语高声斥责宪兵，并告知宁肯一家饿死也不要这来历不明的大米时，宪兵们才不再争持，将米袋拉了回去。除夕晚上，陈寅恪一家每人只喝了半碗稀粥，全家分食了一个鸭蛋，算是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
春节过后，忽有一位自称陈寅恪旧日的学生来访，谓奉命请其到沦陷区广州或上海任教，并拨一笔巨款让陈老师筹建文化学院。陈寅恪听罢，愤而将对方赶出家门，并谓“你不是我的学生”。待静下心来一想，感到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说不定那一天会被日伪汉奸强行利用，想要不与狼共舞，就必须想方设法逃离港岛。而这时，在重庆的朱家骅已拍发密电至澳门，委一国民党地下人员告知陈寅恪，谓某日将有人携款由澳门至香港某地等候接应，请陈寅恪设法与其人接头，并携家眷按计划出逃。但这位携款人由澳门赴香港五次接头，均因日军盘查甚严，未达到目的。陈寅恪眼见形势紧迫，知事不可为，随产生了冒死突围的想法，经过一番筹划与化装打扮，陈氏携全家老小于1942年5月5日夜，乘一艘运粮的小商船，在夜幕掩护下悄悄逃离了坟墓般的孤岛，并在抵达澳门时得以与接迎者谋面。接应人员奉朱家骅之命送来由中央研究院和中英庚款基金会共同拔发的款项一万九千元，另有部分逃亡的川资。饥寒交迫的陈寅恪得到这笔款子，如得天助，遂携家踏上了向内地逃亡的历程。先是由澳门乘船取道广州湾（即湛江），再由陆路乘车向内地进发，一路艰苦跋涉，于6月抵达广西桂林。
关于逃难经过与颠沛流离之苦，陈寅恪在1942年6月19日致傅斯年的信中有一段泣泪滴血的叙述：“此次九死一生，携家返国，其艰苦不可一言尽也，可略述一二，便能推想，即有二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因日兵叩门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迁四次；至于数月食不饱，已不食肉者，历数月之久，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此犹物质上之痛苦也。至精神上之苦，则有汪伪之诱迫，陈璧君之凶恶，北平‘北京大学’之以伪币千元月薪来饵，倭督及汉奸以二十万军票（港币四十万），托办东亚文化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甚为可忧，当时内地书问（信？）断绝，沪及广州湾亦不能通汇，几陷入绝境。忽于四月底始得意外之助，借到数百港元，遂买舟至广州湾，但尚有必须偿还之债务，至以衣鞋抵值始能上船，上船行李皆须自携，弟与内子俱久患心脏病，三女皆幼小亦均不能持重物，其苦又可想见矣！”
脱离虎口，流亡到桂林后，陈寅恪的心情如同久霾的天空忽然晴朗，正如给好友刘永济的信中所言：“弟前居香港半年，每食不饱，后得接济，始扶病就道，一时脱离沦陷区域，获返故国，精神兴奋”。而当远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其兄陈隆恪得知乃弟尚活在人间，且在港岛被困期间不食敌粟，设法摆脱了倭督及汪伪汉奸的纠缠，携家安全脱险，庆幸之余又越加敬佩，即写《闻六弟携眷自香港脱险至桂林》诗一首作为纪念，内中有“辛苦识君来”，“正气吞狂贼”两句，以示对这位富有民族气节的胞弟及其家人的称赞与嘉赏。
[注：此文根据《南渡北归》2015抗战版改编]
春节过后，忽有一位自称陈寅恪旧日的学生来访，谓奉命请其到沦陷区广州或上海任教，并拨一笔巨款让陈老师筹建文化学院。陈寅恪听罢，愤而将对方赶出家门，并谓“你不是我的学生”。待静下心来一想，感到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说不定那一天会被日伪汉奸强行利用，想要不与狼共舞，就必须想方设法逃离港岛。而这时，在重庆的朱家骅已拍发密电至澳门，委一国民党地下人员告知陈寅恪，谓某日将有人携款由澳门至香港某地等候接应，请陈寅恪设法与其人接头，并携家眷按计划出逃。但这位携款人由澳门赴香港五次接头，均因日军盘查甚严，未达到目的。陈寅恪眼见形势紧迫，知事不可为，随产生了冒死突围的想法，经过一番筹划与化装打扮，陈氏携全家老小于1942年5月5日夜，乘一艘运粮的小商船，在夜幕掩护下悄悄逃离了坟墓般的孤岛，并在抵达澳门时得以与接迎者谋面。接应人员奉朱家骅之命送来由中央研究院和中英庚款基金会共同拔发的款项一万九千元，另有部分逃亡的川资。饥寒交迫的陈寅恪得到这笔款子，如得天助，遂携家踏上了向内地逃亡的历程。先是由澳门乘船取道广州湾（即湛江），再由陆路乘车向内地进发，一路艰苦跋涉，于6月抵达广西桂林。
关于逃难经过与颠沛流离之苦，陈寅恪在1942年6月19日致傅斯年的信中有一段泣泪滴血的叙述：“此次九死一生，携家返国，其艰苦不可一言尽也，可略述一二，便能推想，即有二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因日兵叩门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迁四次；至于数月食不饱，已不食肉者，历数月之久，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此犹物质上之痛苦也。至精神上之苦，则有汪伪之诱迫，陈璧君之凶恶，北平‘北京大学’之以伪币千元月薪来饵，倭督及汉奸以二十万军票（港币四十万），托办东亚文化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甚为可忧，当时内地书问（信？）断绝，沪及广州湾亦不能通汇，几陷入绝境。忽于四月底始得意外之助，借到数百港元，遂买舟至广州湾，但尚有必须偿还之债务，至以衣鞋抵值始能上船，上船行李皆须自携，弟与内子俱久患心脏病，三女皆幼小亦均不能持重物，其苦又可想见矣！”
脱离虎口，流亡到桂林后，陈寅恪的心情如同久霾的天空忽然晴朗，正如给好友刘永济的信中所言：“弟前居香港半年，每食不饱，后得接济，始扶病就道，一时脱离沦陷区域，获返故国，精神兴奋”。而当远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其兄陈隆恪得知乃弟尚活在人间，且在港岛被困期间不食敌粟，设法摆脱了倭督及汪伪汉奸的纠缠，携家安全脱险，庆幸之余又越加敬佩，即写《闻六弟携眷自香港脱险至桂林》诗一首作为纪念，内中有“辛苦识君来”，“正气吞狂贼”两句，以示对这位富有民族气节的胞弟及其家人的称赞与嘉赏。
[注：此文根据《南渡北归》2015抗战版改编]
2015年September月
1516:22:38
访客 此时，从天空落下的炸弹已在机场四周爆炸，溅起的尘土直扑机身，滚滚浓烟伴着火星笼罩了整个机场，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是逃离港岛的最后一刻了。此时只知有四大家族、蒋家王朝，不知有党纪国法的活阎王——孔二小姐，从容地指挥她的随从、保镖把自家大大小小的家私、洋狗、甚至私人用过的马桶全部装入机舱，强行下令开拔。飞机舷梯迅速撤除，“空中行宫号”挪动笨重的躯体缓缓划过跑道，在众人的痛骂与呼叫声中腾空而起，直插烟雾弥漫的天空。身后，甩下了一群站在圈外，于凄雨寒风中悲愤交加、捶胸顿足，徒叹“奈何！奈何！”的党国大员与文化名流。孔二小姐指挥飞机离开机场不到两个小时，日军全面占领了港岛。
万般无奈中，陈寅恪只好携家返回，但困在居处不得动弹，与家人共同承受着战争的灾难。在整个港岛大混乱、大失控的枪炮与硝烟之中，他需要尽快设法找到一条逃亡之路。此时，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无论是陆地、海上还是空中，三位一体，所有的交通、书信、电传、票汇等等一切全部断绝。香港大库的存粮全部被日军封存，以供军需。伴随而来的是学校停课、商店关门，粮荒四起，大街小巷散落着满地的垃圾和在寒风中窜动飘舞的疲旧报纸。昔日港岛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似乎在一夜之间全面崩溃，刹时笼罩在一片萧条破败之中，整个香港已成为一座坟墓式的孤城。在这种混乱危局中，要想在短时间内逃出孤岛，几无可能。无奈中的陈寅恪一家老小，只有伴随着这座孤城和孤城中几近绝望的人群，开始在日军的铁蹄下痛苦地呻吟。
陷入港岛的陈寅恪确是遭到了天命与际遇双重的不幸。由于学校关门，粮库封锁，钱粮来源皆已断绝，只靠一点存粮维持一家人的生命。陈氏困坐家中，惶惶不可终日。为节省口粮，唐筼开始强行控制家人进食，孩子们吃到红薯根、皮，甚觉味美无穷。
眼看春节将至，陈寅恪家中一贫如洗，日军又要征用陈寅恪家所租住楼房作为军营，勒令所有住户限期搬出。然而街上交通封闭 , 日军在路口架设铁丝网，动辄开枪杀人，常有过路者无故中弹倒地而亡。闻知将遭驱逐的消息，全楼人惊惶失措，皆感大祸临头又莫不知何应对。陈家女儿流求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母亲含着眼泪，拿一块淡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及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及亲友住址，缝在4岁的小妹美延罩衫大襟上，怕万一被迫出走后失散，盼望有好心人把她收留。如此情景，不仅全家人眼眶湿润，连正要告辞返乡的保姆也哭了。”危难之中，陈寅恪决定不再顾及个人安危，豁出性命与日军一搏，遂毅然下楼与凶悍的日军交涉，终使对方同意延长时日，以留出居民搬迁的空隙。后因这支军队突然奉命开往新的战场，全楼才得以幸免。陈家那位原本有些牛气哄哄的房东对这位在日军面前大义凛然，且能用日语交涉的穷教授自此刮目相看，尊礼有加。
刚刚躲过被驱逐的厄运，夜幕沉沉中，忽又传来对面楼上爆出阵阵凄惨的哭叫声与撕打声，睡梦中的陈家惊恐而起，紧张地听着外面的动静，直到天将大亮哭叫声才渐渐平息。次日有邻居转告，说是昨夜前方楼上一家五个花姑娘遭到日本大兵的强奸污辱。此时陈家大女儿流求已上初中，母亲唐筼听罢打了个寒战，立即从身旁摸过剪刀，一把拉过流求，不由分说，“唏哩咔嚓”把头上的长发剪掉，又找出陈寅恪的旧衣让其穿上，女扮男装，以躲避可能的不测。恰在此时，又传来蔡元培夫人家中遭劫的消息，陈寅恪急忙跑去一看，蔡家钱物被洗劫一空，据说是当地一伙不法之徒趁乱所为。蔡夫人悲恸不已，几次昏死，陈寅恪欲助其难，但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只好空言劝慰，以减轻对方精神之苦痛。
在不能出门、无法逃亡，只有苦撑待变的日子里，陈寅恪强支病弱之躯，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十二卷)倚床抱持诵读。此为宋代史家李心传所撰，建炎是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自建炎以来，正是强邻压境，中国由统一走向分裂的时代。战与和、忠与奸、爱国与卖国、抗战与投降的矛盾贯穿着这一时期的进程。当读到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沦城之日，谣言与烽火同时流窜。陈氏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与史实印证，不觉汗流浃背，有切腹之感受。在书的最后一卷，陈寅恪跋曰：“于万国兵戈饥寒疾病之中，以此书消日，遂匆匆读一过。昔日家藏殿本及学校所藏之本虽远胜此本之为讹脱，然当时读此书犹是太平之世，故不及今日读此之亲切有味也。”
万般无奈中，陈寅恪只好携家返回，但困在居处不得动弹，与家人共同承受着战争的灾难。在整个港岛大混乱、大失控的枪炮与硝烟之中，他需要尽快设法找到一条逃亡之路。此时，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无论是陆地、海上还是空中，三位一体，所有的交通、书信、电传、票汇等等一切全部断绝。香港大库的存粮全部被日军封存，以供军需。伴随而来的是学校停课、商店关门，粮荒四起，大街小巷散落着满地的垃圾和在寒风中窜动飘舞的疲旧报纸。昔日港岛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似乎在一夜之间全面崩溃，刹时笼罩在一片萧条破败之中，整个香港已成为一座坟墓式的孤城。在这种混乱危局中，要想在短时间内逃出孤岛，几无可能。无奈中的陈寅恪一家老小，只有伴随着这座孤城和孤城中几近绝望的人群，开始在日军的铁蹄下痛苦地呻吟。
陷入港岛的陈寅恪确是遭到了天命与际遇双重的不幸。由于学校关门，粮库封锁，钱粮来源皆已断绝，只靠一点存粮维持一家人的生命。陈氏困坐家中，惶惶不可终日。为节省口粮，唐筼开始强行控制家人进食，孩子们吃到红薯根、皮，甚觉味美无穷。
眼看春节将至，陈寅恪家中一贫如洗，日军又要征用陈寅恪家所租住楼房作为军营，勒令所有住户限期搬出。然而街上交通封闭 , 日军在路口架设铁丝网，动辄开枪杀人，常有过路者无故中弹倒地而亡。闻知将遭驱逐的消息，全楼人惊惶失措，皆感大祸临头又莫不知何应对。陈家女儿流求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母亲含着眼泪，拿一块淡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及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及亲友住址，缝在4岁的小妹美延罩衫大襟上，怕万一被迫出走后失散，盼望有好心人把她收留。如此情景，不仅全家人眼眶湿润，连正要告辞返乡的保姆也哭了。”危难之中，陈寅恪决定不再顾及个人安危，豁出性命与日军一搏，遂毅然下楼与凶悍的日军交涉，终使对方同意延长时日，以留出居民搬迁的空隙。后因这支军队突然奉命开往新的战场，全楼才得以幸免。陈家那位原本有些牛气哄哄的房东对这位在日军面前大义凛然，且能用日语交涉的穷教授自此刮目相看，尊礼有加。
刚刚躲过被驱逐的厄运，夜幕沉沉中，忽又传来对面楼上爆出阵阵凄惨的哭叫声与撕打声，睡梦中的陈家惊恐而起，紧张地听着外面的动静，直到天将大亮哭叫声才渐渐平息。次日有邻居转告，说是昨夜前方楼上一家五个花姑娘遭到日本大兵的强奸污辱。此时陈家大女儿流求已上初中，母亲唐筼听罢打了个寒战，立即从身旁摸过剪刀，一把拉过流求，不由分说，“唏哩咔嚓”把头上的长发剪掉，又找出陈寅恪的旧衣让其穿上，女扮男装，以躲避可能的不测。恰在此时，又传来蔡元培夫人家中遭劫的消息，陈寅恪急忙跑去一看，蔡家钱物被洗劫一空，据说是当地一伙不法之徒趁乱所为。蔡夫人悲恸不已，几次昏死，陈寅恪欲助其难，但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只好空言劝慰，以减轻对方精神之苦痛。
在不能出门、无法逃亡，只有苦撑待变的日子里，陈寅恪强支病弱之躯，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十二卷)倚床抱持诵读。此为宋代史家李心传所撰，建炎是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自建炎以来，正是强邻压境，中国由统一走向分裂的时代。战与和、忠与奸、爱国与卖国、抗战与投降的矛盾贯穿着这一时期的进程。当读到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沦城之日，谣言与烽火同时流窜。陈氏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与史实印证，不觉汗流浃背，有切腹之感受。在书的最后一卷，陈寅恪跋曰：“于万国兵戈饥寒疾病之中，以此书消日，遂匆匆读一过。昔日家藏殿本及学校所藏之本虽远胜此本之为讹脱，然当时读此书犹是太平之世，故不及今日读此之亲切有味也。”
2015年September月
1516:21:37
访客 1941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校方己安排好该校汉学家休斯副教授充任其副手——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面对如此荣光的礼聘，陈寅恪曾两度辞谢，后考虑夫人唐筼患严重的心脏病，时停留香港不能抵昆团聚，同时借赴英机会可治疗眼疾，遂答应就聘。在得到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同意后，陈寅恪由抗战中流亡之地昆明来到香港准备起程。意想不到的是，尚未成行，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了。
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同日上午8时30分 , 日军空袭香港并以第38师团数万人之兵力进攻港岛。13日，九龙半岛沦陷 ,25日港岛失守。英国守军仅经18天抵抗便告崩溃，香港总督杨慕琦打着白旗亲到九龙半岛酒店向日本派遣军司令酒井投降，15000名驻港英军被俘，整个港岛为日军占领。随后，日本在香港设立了大本营直辖的占领地总督，以陆军中将矶谷为“港督”，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节制。
鉴于港岛已被日军团团围住且即将沦陷的危局，重庆国民政府火速派出飞机抵达香港，接应、抢运在战前滞留在香港的政府要员与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12月18日，最后一架飞机——中航“空中行宫号”呼啸着降落香港启德机场，此时英港督杨慕琦已经通过广播公开宣布向日本投降，整个港岛事实上已在日军的控制之下，尚未来得及离港的中国政府要员和文化名人，已是大难临头，到了生死攸关的最后一刻。
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提议，“三百年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史学大师陈寅恪，当之无愧地被排在“抢运”之列。此前朱家骅已拍发密电通知陈寅恪，令其作好准备，携家乘机返国，万勿错过这最后一线生机。当陈寅恪于兵荒马乱中携家带口匆忙赶到机场时，却被无情地挡在了圈外。与陈寅恪一道被挡在圈外的还有国民党元老廖仲凯夫人何香凝、国民政府检察院副院长许崇智、著名文化人士郭沫若、茅盾，同时还有中央研究院故院长蔡元培的夫人等等。阻挡者乃是蒋介石胯下的“老二”、时任国民政府政行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女儿、随从和眷养的一批保镖守卒。
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同日上午8时30分 , 日军空袭香港并以第38师团数万人之兵力进攻港岛。13日，九龙半岛沦陷 ,25日港岛失守。英国守军仅经18天抵抗便告崩溃，香港总督杨慕琦打着白旗亲到九龙半岛酒店向日本派遣军司令酒井投降，15000名驻港英军被俘，整个港岛为日军占领。随后，日本在香港设立了大本营直辖的占领地总督，以陆军中将矶谷为“港督”，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节制。
鉴于港岛已被日军团团围住且即将沦陷的危局，重庆国民政府火速派出飞机抵达香港，接应、抢运在战前滞留在香港的政府要员与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12月18日，最后一架飞机——中航“空中行宫号”呼啸着降落香港启德机场，此时英港督杨慕琦已经通过广播公开宣布向日本投降，整个港岛事实上已在日军的控制之下，尚未来得及离港的中国政府要员和文化名人，已是大难临头，到了生死攸关的最后一刻。
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提议，“三百年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史学大师陈寅恪，当之无愧地被排在“抢运”之列。此前朱家骅已拍发密电通知陈寅恪，令其作好准备，携家乘机返国，万勿错过这最后一线生机。当陈寅恪于兵荒马乱中携家带口匆忙赶到机场时，却被无情地挡在了圈外。与陈寅恪一道被挡在圈外的还有国民党元老廖仲凯夫人何香凝、国民政府检察院副院长许崇智、著名文化人士郭沫若、茅盾，同时还有中央研究院故院长蔡元培的夫人等等。阻挡者乃是蒋介石胯下的“老二”、时任国民政府政行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女儿、随从和眷养的一批保镖守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