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由此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序幕。提起九一八，人们往往想到的就是东北军放弃抵抗拱手让出东北大好河山，其实在九一八之后，张学良还是有机会可以翻盘，重新夺回对东北的控制权。
　　1931年9月18日深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在奉天(今沈阳)北面约7500米处的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引爆炸药，炸毁了一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并袭击日军守备队，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
　　
　　　　坐镇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的指示，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因此北大营的8000名守军竟被只有300人的日军击溃。同时，关东军第2师团第3旅团第29联队进攻奉天，至9月19目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18座城镇。
　　
　　　　当时东北军在东北有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总共约20万人。但大都集中在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路沿线及中东路沿线，在东北腹地以及与朝鲜接壤的地区只有约2.3万人。而日军在东北的关东军正规部队有1.5万余人，另外有在乡军人和警察等非正规部队约1万余人，总兵力约2.7万人，基本都部署在南满铁路沿线。对比双方的兵力和部署可知，中国方面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就处在很不利的状态。
　　
　　　　由于张学良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出兵支持蒋介石，帮助蒋介石最终赢得这场战争，因此被委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高位，节制辽、吉、黑、晋、察、热、绥、冀八省军队，不但是东北，就连华北的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军政大权都是张学良一手掌管，所以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身在北平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并不在东北。
　　
　　　　但是即便在9月20日，沈阳及四平、营口等城镇相继沦陷后，张学良依然还有翻盘的机会。他迅速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从北平迁到锦州，直接指挥在锦州和辽河一线的约20万东北军主力。此时，黑龙江省的正规军1.5万和非正规部队1.8万，正在马占山的领导下坚持抗击日军；吉林省的正规军也有约3.5万人在李杜、丁超等人的领导下抵抗日军的侵略。就连东边道镇守使于祉山这样的大汉奸，当时也在首鼠两端——同时和日本人、张学良联络，观察形势发展，以便决定自己的最终选择。因此虽然日本关东军1931年底占领了一些城镇，但远远谈不上完全控制东北。
　　
　　　　日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日本陆军的最高指挥机关参谋本部就不同意在东北大举出手，所以连下四道命令，要求关东军返回原来驻地。日本政界更是不少人把关东军这种擅自行动的“下克上”行为认为是“叛逆”。就是在关东军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只希望占领根据有关条约即将于1932年租借到期的旅顺和大连地区，也就是“关东州”，而不是吞并整个东北。
　　
　　　　关东军当时所面临的局面可以说是内外交困。锦州的20万东北军不可能再会像沈阳北大营那样打不还手了，而且关东军的行动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得到正式的批准和命令。一旦开打，只要有一星半点的失败，就会立刻激化内部矛盾，那就真的难以收拾了。所以关东军从当年10月到1932年初的几个月时间里对锦州也只派飞机轰炸，没有真正派部队展开进攻。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出关东军当时所面对的局面也是相当棘手。
　　
　　　　要是这时，张学良能率东北军主力组织反击，再加上马占山、李杜等部在侧后的呼应，取得一两场战斗的胜利完全是在情理之中，这些胜利完全可能导致关东军面对无法收拾残局的情况，从而实现大翻盘的可能。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张学良居然会在1932年1月2日完全放弃锦州，率部撤回关内！1月3日，日本关东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日本国内军内所有的反对声也随之一风吹散，因为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历来人们关注的都是九一八事变中沈阳的不抵抗，但从史料来看，蒋介石是否曾经下过不抵抗的命令还有争议，相关证据只是孤证，算不上确凿。要知道当时张学良对东北军是有绝对控制权的，退一步说就算是有南京的不抵抗命令，他要下令抵抗，东北军肯定是服从指挥。所以张学良难辞其咎。
　　
　　　　但不可否认，张学良之所以采取不抵抗政策，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一贯对日政策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在此前的济南事变、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等中日纠纷中，南京国民政府都采取息事宁人的立场，不惜以满足日本的要求来换取事件的平息。从蒋介石到张学良对突然爆发的九一八事变都缺乏足够清醒准确的判断，依然还是延续既定方针，这无疑对于张学良最后采取不抵抗政策是有很大影响的，即使蒋介石没有明令，他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说九一八还是突发事件，判断和应对出现失误还有点原由，但是丢失锦州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从九一八到锦州失守差不多有三个半月的时间，当时的东北军无论是训练还是装备，在中国的各路地方军队中都是一流水准，但没有什么反攻沈阳的主动行动。
　　
　　　　此后，南京政府觉察日军将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1931年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12月2日，国民党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说：它同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即要求三国保证中立区的安全。
　　
　　　　锦州有东北军的东大营，战备物资和指挥机关一应俱全。锦州以北是狭长的锦西走廊，两侧都是山地，日军来攻，大部队难以展开。锦州以南则是山海关，可以作为防守锦州的坚固后盾。但南京政府却想以锦州中立换国联支持。
　　
　　　　既然准备这样解决，锦州自然不容有失。时任外交部代理部长、与张学良私人关系密切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于11月23日致电张学良：“弟意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东省全归掌握，彼于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等阴谋必又猛进，关系东省存亡甚巨。是以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与今晨外委会讨论众意佥同。顷见蒋主席熟商，亦如此主张。”29日，顾维钧和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如日方无理可喻，率队来攻，仍请吾兄当机立断，即以实力防御。”
　　
　　　　锦州中立案曝光后，遭到各界人士和学生群起反对，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同时还表示：日军如进攻锦州，中方将实行自卫。
　　
　　　　12月8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遭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言辞之严厉，前所未有，但从文字来看，外交考虑仍在里面占了相当大的分量。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蒋介石仍旧以“外交”为第一出发点，考虑战略问题。
　　
　　　　为了增强张学良固守锦州的信心，蒋介石和宋子文还提议可以派空军和中央嫡系部队、税警部队等前来增援，并都归张学良统一指挥，甚至还提出可以给予东北军军费援助。
　　
　　　　但是，国民政府的前后反复，不可能对张学良的判断毫无影响。即使派遣援兵，也非朝夕可至。至于军费，从军阀混战期间蒋的表现来看，完全可能是口头支票。因此，一切的有利条件都没能坚定张学良的信心，最后他还是选择弃城而退，甚至连象征性地打一下都没有。
　　
　　　　后来张学良曾经谈及放弃锦州的原因，一是没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赢；二是怕自己的部队在作战中的损失得不到补充——之前的中东路冲突不就是这样吗？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这可是最重要的了。
　　
　　　　随着张学良在锦州的不战而退，东北局势也就雨打风吹花落去，再也无法挽回了。日军随即转兵向北，马占山的部队既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持，又失去实际上军事策应的可能，终于被日军击溃。东北各地其他自发的抗日武装也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士气迅速瓦解，更不提有效指挥和协调，很快也被日军各个击破。东北三省128万平方公里领土，相当于日本国土的3.5倍，3000多万人民都落入了日军手中。
　　
　　　　同时，恐日动摇的情绪也在东北军内部弥漫，以至于在此后的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中，东北军各部毫无斗志，争先逃跑。在锦州不战而撤给予东北军自身巨大的心理打击，最直接的恶果就等于是自废武功。
　　
　　　　日本方面，关东军“下克上”吞并整个东北的行为取得了完全胜利，这进一步激发了日本法西斯分子坚持侵略路线的疯狂野心。日本人的性格，在干一件事情最初的阶段是典型的“高高抬起，轻轻落下”，小心翼翼，试探性质很强，可一旦得手，就立刻进入癫狂的兴奋状态，开始不顾一切地冒进蛮干。之前的甲午战争、之后的偷袭珍珠港，无一不是如此。正是由于九一八事变轻松得手，日本军国主义对侵略中国也进入疯狂状态，并在六年后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最终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也将自己拖入了对华作战的大泥潭。
　　南京国民政府也终于意识到和日本的战争将无法避免，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民意也是相当强烈，如果再继续对日妥协，很可能会引起民众甚至军队的反对，因此在“围剿”共产党之余，开始加紧备战，强化落实修建国防工事和公路铁路、采购武器装备、整训部队等等措施。
　　
　　　　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民族团结日益增强。但遗憾的是，要直到1936年，被逼着打内战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才最终促成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丢失东北的少帅也算是将功补过，而蒋介石重视“国际援助”的思维惯性却还将继续多年……
　　

　　对日战争的硝烟已散去七十年，神州大地红旗招展，军旗猎猎，无数国人自我感觉国力强大而倍感荣光与自豪。
　　可是谁曾知道，这个富强的背后，曾经是多少的抗战国军老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这些抗战的国军老兵在一九四九年后却背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锅，从此过上外人永远无法体味到的凄凉生活。
　　他们没有尊严，没有名份，更没有任何的关爱与回报，他们是一群被社会遗忘的族群。为生存他们寄居在四面透风的破棚屋、道观、羊圈、老人院等地方，最终连一百块钱的补贴也不给！抗战国军老兵在贫病交迫中默默凋零，这些抗战老兵中甚至有的自杀、有的病死、因为没钱有的连医院也不愿接受......更没有得到国家的承认。
　　是谁把这些民族的英雄推向了社会对立面？是谁让抗战国军老兵的余生过的如此悲惨不堪？是谁把本该属于抗战国军老兵的桂冠换成了＂内战败兵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帽子？为什么在炮火中都没有低头的抗战国军老兵，却要向我们这个社会低下高贵的头颅？谁是罪魁祸首，值得深思！

　　日军自淞沪会战开始全面大举攻入中国内地，闪电战术奏效，很快席卷大半中国，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虽然全力抵御，但终不敌装备精良、作风凶悍的日军，屡屡后撤，士气受到严重打击。国民党军队普遍产生了悲观情绪，很多知识分子由积极主战，到开始埋怨政府抗战，甚至悲哀地散布“日军不可战胜”的言论。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狂妄地扬言“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的日军，却出人意料地在山西省平型关一个小山谷里遭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败在了一支初上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手下。那么，这支抗日新军又是如何实施伏击，让骄横的日军在华首尝败绩的？一场原本预期三小时内结束战斗的伏击战，因日军顽抗，却迟迟没有结束，而附近更强大的日本援军并没有出现，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有人说，这场胜仗〝兄弟鬩于墙，外御其侮〞的国共合作的典型范例呢？
　　
　　从朝鲜开来的日军第五师团，是日本第一批侵华的师团，率先攻入华北的心脏平津地区后，后来违反日本大本营停止进军的命令，率第五师团继续紧随败退的中国军队，先斩后奏地向绥远国军发起追击。
　　
　　日军战略思路非常明确：控制山西，就能控制河北，就可进取中原。
　　
　　大军压境之下，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全力组织抵抗。然而，中国军队的各条防线，在日军猛烈的攻击下被相继被突破。很快直奔平型关而来。当阎锡山听闻日军势如破竹已抵平型关，吓出了一身冷汗。
　　
　　平型关古称“瓶形寨”，周围地形如瓶，山隘众多，自古是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而此时平型关一带守军兵力空虚，危如累卵。
　　
　　阎锡山，这位经营山西三十年、以老谋深算著称的山西王，严阵以待严密部署，并积极与中共方面接洽，致电朱德，请求配合。
　　
　　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的〝八路军〞，总共有二万多人，当时被列入第二战区，归阎锡山指挥，开赴晋北作战。
　　
　　9月21日，板垣命令两个步兵大队翻过形如锐剑的大尖山，绕过阎锡山的阵地，直达平型关左侧的背后，并令在灵丘的三个大队，正面进攻平型关。
　　
　　周恩来、朱德与阎锡山会商作战方略和研究平型关战役计划。双方商定在平型关由八路军115师插入敌后，侧击日军，国军71师以正面出击，歼敌于平型关。
　　
　　平型关前一条狭谷山路东通冀北，西抵雁门，周围地形极为险要，是伏击日军的天然战场。115师师长林彪决定，115师全部集中作战，在平型关设伏，出其不意地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的日军。21日，毛泽东向林彪来电并阐述自己的观点：“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最终因当时局势的考虑和林彪的坚持，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作战计划。
　　
　　阎锡山得知八路军伏击计划后，为配合115师抄袭敌后，立即派预备军加强平型关北翼的出击力量。23日夜，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令郭宗汾的预备第2军及团城口高桂滋指挥的84师向日军主动发动进攻，国军伤亡近两千人，损失惨重。战斗极为残酷，独8旅3个团一个补充营5000多人，损失一个团。
　　
　　24日晚，林彪在行动前，联系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说:“我师已达目的地，准备明日拂晓出击，请你们派部队协助，先把此股敌人歼灭。”孙楚答:“好极了，我命郭宗汾师长率4个团从平型关左翼出击。”
　　
　　24日夜，第115师主力由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率领火速向平型关疾进，顶着狂风暴雨急行军，很快进入预设阵地，在平型关东北公路的两侧埋伏下来。
　　
　　9月 25 日 7 时许，两支日军部队，从东西两端，钻进了第 115 师的伏击圈。其中一支正是日军第 21 旅团 21 联队的辎重部队。
　　
　　林彪采取“避强击弱”的战法，放过日军的先头部队，由于前天夜里刚下完雨，路面泥泞难行，加上山路狭窄，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日军行动都十分缓慢。为了避免两股敌人会合在一起，林彪果断下令发起了进攻。
　　
　　日军车队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晕头转向。但很快，战斗素养较高的日军士兵从慌乱中清醒过来，他们开始向第 115 师阵地还击，还一度抢夺了附近的制高点。眼见战场渐趋于对峙状态，林彪站在高处审时度势，迅速调整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向下冲，先将敌军部队切成几段，再合围分段歼灭。
　　
　　这股日军虽然属于非战斗的辎重运输兵，有相当部分日军徒手没有携带枪支，但少数持枪日军仍然组织起来，不断向上反攻突围。中日两军在10里山谷反复厮杀，空气中弥漫着阵阵刺鼻的血腥味，双方士兵无不血染衣衫。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场面悲壮惨烈。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战斗还没有结束的迹象，附近更强大的日军随时会赶来，林彪心急如焚。然而，附近的日军却一直没有出现。
　　
　　原来，几乎就在八路军伏击战的同时，国军第六十一军七十二师四三四团团长程继贤率部在附近的平型关要地鹞子润，与那里的日军展开了极其惨烈的战斗，程继贤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率部奋勇冲杀，给予日军以重大杀伤，最后弹尽援绝，与所部全体官兵一起壮烈牺牲。正是这里的战斗，有力地牵制了平型关附近的日军主力，减轻在附近打伏击战的115师的压力，八路军终于在激战8小时后，全歼了包围之敌，并成功迅速撤出战场。
　　
　　平型关伏击战胜利结束，共歼敌一千余人，并截获大量弹药和军用物资。唯一遗憾就是，在这场口袋战中，没有抓获一名日军俘虏。
　　
　　平型关战斗干净利索地消灭千馀日军，是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胜仗。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捷报传来，仿佛一股春风，吹散了笼罩在众多国人心头“亡国论”的乌云，鼓舞了中国军民抗击日寇的信心。
　　
　　当115师奉命撤离灵丘，到达五台县时，山城张灯结彩，热烈欢迎从前线凯旋的英雄部队。五台山的僧人们也身披袈裟，手持长笛短箫，奏起欢迎的梵乐，声面十分热烈。
　　
　　平型关大捷是国共合作配合作战成果。整个战役过程中无不闪烁着民族团结精神的光辉，体现出在民族团结、共赴国难的旗帜下，相互取长补短、共谋民族大业的胸怀和气魄，成就了全民族抗战的壮丽篇章。
　　
　　时至今日，很少有人知道，平型关大捷只是平型关战役中一次小规模的战斗，而平型关战役则是太原会战中一部分。虽然取得了平型关大捷，但整个平型关战役乃至太原会战最终还是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
　　
　　 (本文为@纪录片人陈钦 与爱奇艺 共同投资制作的百集大型历史解密纪录片《中日百年抗战全纪实》的文字稿。@纪录片人陈钦 独家授权@煮酒君谈史 @高会民 更新纪录片文字稿。)
　　
　　

　　建炎以来许多志士仁人坚守民族气节的爱国事迹，激起了陈氏共鸣。眼看春节来临，驻港日本宪兵首领得知陈寅恪乃世界闻名的学者，便祭出安抚、拉拢之道，欲令其为日本谋事。对此，令几个宪兵拉两袋当时在港岛已极其紧缺、而陈家又特别急需的大米以示恩赐。陈寅恪夫妇见状并得知来历，竭尽力气把已放于室内的米袋拽了出去，奉令行事的宪兵呜哩哇啦地说着鬼话又一次搬回，陈氏夫妇再度拽出。如此往复多次，最后陈寅恪面带怒容用日语高声斥责宪兵，并告知宁肯一家饿死也不要这来历不明的大米时，宪兵们才不再争持，将米袋拉了回去。除夕晚上，陈寅恪一家每人只喝了半碗稀粥，全家分食了一个鸭蛋，算是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
　　
　　 春节过后，忽有一位自称陈寅恪旧日的学生来访，谓奉命请其到沦陷区广州或上海任教，并拨一笔巨款让陈老师筹建文化学院。陈寅恪听罢，愤而将对方赶出家门，并谓“你不是我的学生”。待静下心来一想，感到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说不定那一天会被日伪汉奸强行利用，想要不与狼共舞，就必须想方设法逃离港岛。而这时，在重庆的朱家骅已拍发密电至澳门，委一国民党地下人员告知陈寅恪，谓某日将有人携款由澳门至香港某地等候接应，请陈寅恪设法与其人接头，并携家眷按计划出逃。但这位携款人由澳门赴香港五次接头，均因日军盘查甚严，未达到目的。陈寅恪眼见形势紧迫，知事不可为，随产生了冒死突围的想法，经过一番筹划与化装打扮，陈氏携全家老小于1942年5月5日夜，乘一艘运粮的小商船，在夜幕掩护下悄悄逃离了坟墓般的孤岛，并在抵达澳门时得以与接迎者谋面。接应人员奉朱家骅之命送来由中央研究院和中英庚款基金会共同拔发的款项一万九千元，另有部分逃亡的川资。饥寒交迫的陈寅恪得到这笔款子，如得天助，遂携家踏上了向内地逃亡的历程。先是由澳门乘船取道广州湾（即湛江），再由陆路乘车向内地进发，一路艰苦跋涉，于6月抵达广西桂林。
　　
　　 关于逃难经过与颠沛流离之苦，陈寅恪在1942年6月19日致傅斯年的信中有一段泣泪滴血的叙述：“此次九死一生，携家返国，其艰苦不可一言尽也，可略述一二，便能推想，即有二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因日兵叩门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迁四次；至于数月食不饱，已不食肉者，历数月之久，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此犹物质上之痛苦也。至精神上之苦，则有汪伪之诱迫，陈璧君之凶恶，北平‘北京大学’之以伪币千元月薪来饵，倭督及汉奸以二十万军票（港币四十万），托办东亚文化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甚为可忧，当时内地书问（信？）断绝，沪及广州湾亦不能通汇，几陷入绝境。忽于四月底始得意外之助，借到数百港元，遂买舟至广州湾，但尚有必须偿还之债务，至以衣鞋抵值始能上船，上船行李皆须自携，弟与内子俱久患心脏病，三女皆幼小亦均不能持重物，其苦又可想见矣！”
　　 脱离虎口，流亡到桂林后，陈寅恪的心情如同久霾的天空忽然晴朗，正如给好友刘永济的信中所言：“弟前居香港半年，每食不饱，后得接济，始扶病就道，一时脱离沦陷区域，获返故国，精神兴奋”。而当远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其兄陈隆恪得知乃弟尚活在人间，且在港岛被困期间不食敌粟，设法摆脱了倭督及汪伪汉奸的纠缠，携家安全脱险，庆幸之余又越加敬佩，即写《闻六弟携眷自香港脱险至桂林》诗一首作为纪念，内中有“辛苦识君来”，“正气吞狂贼”两句，以示对这位富有民族气节的胞弟及其家人的称赞与嘉赏。
　　
　　[注：此文根据《南渡北归》2015抗战版改编]
　　
　　

　　此时，从天空落下的炸弹已在机场四周爆炸，溅起的尘土直扑机身，滚滚浓烟伴着火星笼罩了整个机场，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是逃离港岛的最后一刻了。此时只知有四大家族、蒋家王朝，不知有党纪国法的活阎王——孔二小姐，从容地指挥她的随从、保镖把自家大大小小的家私、洋狗、甚至私人用过的马桶全部装入机舱，强行下令开拔。飞机舷梯迅速撤除，“空中行宫号”挪动笨重的躯体缓缓划过跑道，在众人的痛骂与呼叫声中腾空而起，直插烟雾弥漫的天空。身后，甩下了一群站在圈外，于凄雨寒风中悲愤交加、捶胸顿足，徒叹“奈何！奈何！”的党国大员与文化名流。孔二小姐指挥飞机离开机场不到两个小时，日军全面占领了港岛。
　　
　　 万般无奈中，陈寅恪只好携家返回，但困在居处不得动弹，与家人共同承受着战争的灾难。在整个港岛大混乱、大失控的枪炮与硝烟之中，他需要尽快设法找到一条逃亡之路。此时，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无论是陆地、海上还是空中，三位一体，所有的交通、书信、电传、票汇等等一切全部断绝。香港大库的存粮全部被日军封存，以供军需。伴随而来的是学校停课、商店关门，粮荒四起，大街小巷散落着满地的垃圾和在寒风中窜动飘舞的疲旧报纸。昔日港岛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似乎在一夜之间全面崩溃，刹时笼罩在一片萧条破败之中，整个香港已成为一座坟墓式的孤城。在这种混乱危局中，要想在短时间内逃出孤岛，几无可能。无奈中的陈寅恪一家老小，只有伴随着这座孤城和孤城中几近绝望的人群，开始在日军的铁蹄下痛苦地呻吟。
　　
　　 陷入港岛的陈寅恪确是遭到了天命与际遇双重的不幸。由于学校关门，粮库封锁，钱粮来源皆已断绝，只靠一点存粮维持一家人的生命。陈氏困坐家中，惶惶不可终日。为节省口粮，唐筼开始强行控制家人进食，孩子们吃到红薯根、皮，甚觉味美无穷。
　　
　　 眼看春节将至，陈寅恪家中一贫如洗，日军又要征用陈寅恪家所租住楼房作为军营，勒令所有住户限期搬出。然而街上交通封闭 , 日军在路口架设铁丝网，动辄开枪杀人，常有过路者无故中弹倒地而亡。闻知将遭驱逐的消息，全楼人惊惶失措，皆感大祸临头又莫不知何应对。陈家女儿流求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母亲含着眼泪，拿一块淡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及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及亲友住址，缝在4岁的小妹美延罩衫大襟上，怕万一被迫出走后失散，盼望有好心人把她收留。如此情景，不仅全家人眼眶湿润，连正要告辞返乡的保姆也哭了。”危难之中，陈寅恪决定不再顾及个人安危，豁出性命与日军一搏，遂毅然下楼与凶悍的日军交涉，终使对方同意延长时日，以留出居民搬迁的空隙。后因这支军队突然奉命开往新的战场，全楼才得以幸免。陈家那位原本有些牛气哄哄的房东对这位在日军面前大义凛然，且能用日语交涉的穷教授自此刮目相看，尊礼有加。
　　
　　 刚刚躲过被驱逐的厄运，夜幕沉沉中，忽又传来对面楼上爆出阵阵凄惨的哭叫声与撕打声，睡梦中的陈家惊恐而起，紧张地听着外面的动静，直到天将大亮哭叫声才渐渐平息。次日有邻居转告，说是昨夜前方楼上一家五个花姑娘遭到日本大兵的强奸污辱。此时陈家大女儿流求已上初中，母亲唐筼听罢打了个寒战，立即从身旁摸过剪刀，一把拉过流求，不由分说，“唏哩咔嚓”把头上的长发剪掉，又找出陈寅恪的旧衣让其穿上，女扮男装，以躲避可能的不测。恰在此时，又传来蔡元培夫人家中遭劫的消息，陈寅恪急忙跑去一看，蔡家钱物被洗劫一空，据说是当地一伙不法之徒趁乱所为。蔡夫人悲恸不已，几次昏死，陈寅恪欲助其难，但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只好空言劝慰，以减轻对方精神之苦痛。
　　
　　 在不能出门、无法逃亡，只有苦撑待变的日子里，陈寅恪强支病弱之躯，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十二卷)倚床抱持诵读。此为宋代史家李心传所撰，建炎是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自建炎以来，正是强邻压境，中国由统一走向分裂的时代。战与和、忠与奸、爱国与卖国、抗战与投降的矛盾贯穿着这一时期的进程。当读到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沦城之日，谣言与烽火同时流窜。陈氏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与史实印证，不觉汗流浃背，有切腹之感受。在书的最后一卷，陈寅恪跋曰：“于万国兵戈饥寒疾病之中，以此书消日，遂匆匆读一过。昔日家藏殿本及学校所藏之本虽远胜此本之为讹脱，然当时读此书犹是太平之世，故不及今日读此之亲切有味也。”
　　
　　

　　1941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校方己安排好该校汉学家休斯副教授充任其副手——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面对如此荣光的礼聘，陈寅恪曾两度辞谢，后考虑夫人唐筼患严重的心脏病，时停留香港不能抵昆团聚，同时借赴英机会可治疗眼疾，遂答应就聘。在得到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同意后，陈寅恪由抗战中流亡之地昆明来到香港准备起程。意想不到的是，尚未成行，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了。
　　
　　 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同日上午8时30分 , 日军空袭香港并以第38师团数万人之兵力进攻港岛。13日，九龙半岛沦陷 ,25日港岛失守。英国守军仅经18天抵抗便告崩溃，香港总督杨慕琦打着白旗亲到九龙半岛酒店向日本派遣军司令酒井投降，15000名驻港英军被俘，整个港岛为日军占领。随后，日本在香港设立了大本营直辖的占领地总督，以陆军中将矶谷为“港督”，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节制。
　　
　　鉴于港岛已被日军团团围住且即将沦陷的危局，重庆国民政府火速派出飞机抵达香港，接应、抢运在战前滞留在香港的政府要员与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12月18日，最后一架飞机——中航“空中行宫号”呼啸着降落香港启德机场，此时英港督杨慕琦已经通过广播公开宣布向日本投降，整个港岛事实上已在日军的控制之下，尚未来得及离港的中国政府要员和文化名人，已是大难临头，到了生死攸关的最后一刻。
　　
　　 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提议，“三百年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史学大师陈寅恪，当之无愧地被排在“抢运”之列。此前朱家骅已拍发密电通知陈寅恪，令其作好准备，携家乘机返国，万勿错过这最后一线生机。当陈寅恪于兵荒马乱中携家带口匆忙赶到机场时，却被无情地挡在了圈外。与陈寅恪一道被挡在圈外的还有国民党元老廖仲凯夫人何香凝、国民政府检察院副院长许崇智、著名文化人士郭沫若、茅盾，同时还有中央研究院故院长蔡元培的夫人等等。阻挡者乃是蒋介石胯下的“老二”、时任国民政府政行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女儿、随从和眷养的一批保镖守卒。
　　
　　

　　那场给中国带来重重劫难、也让这块土地浴火再生的战争，已经在七十年的尘烟里远离我们的视野。当记忆重新唤起萦绕它的感怀，在追念和豪情的涌动之外，对往昔的时光却仍有诸多的隔膜，妨碍我们真切地感受曾经改写无数人命运的沧桑巨澜。
　　我们的手理应拭去多年堆积的尘埃，看清先人在怎样无望的境地中，依然苦撑待变的艰难。关东黑土遭到践踏的时候，羸弱离乱的中国根本不足以阻挡日本强悍的兵锋。种种令当时与现在的愤青痛心疾首的妥协与退让，不过是弱国面对强敌不能不作出的选择。热血的口号不能建起御敌的长城，忍辱负重，积蓄力量，才能让国家终有和入侵者对战的时候，可以在残破的山河中坚守八年。当国者的深谋远虑，其决断的明智已无需再去论争。我们不应还要以匹夫之见纸上谈兵，侮辱为民族存亡殚精竭虑的情怀。
　　我们的手理应抚慰久远的创痛。战斗、挫败，抵抗、后退，领土沦陷，人民流亡，这并非哪个个人的无能，实在是国力悬殊必然的悲怆。时至今天，如果仍凭一孔之见，简单以战事之胜负来评断是否抗日，甚至对将士卫国的惨烈嘲笑谩骂，若不是无知，便是无耻！
　　我们的手理应拨开满目的衰草荆棘，让前辈的丰碑重新昭然于世人面前。那些抗战老兵苍老佝偻的身影，正在走进时光的背景，带着他们在无数血火中翻滚出来的遍体伤残，低语着那篇悲壮史诗随风飘零的片断残章。他们本来是宏大叙事的主角，早就该笔直挺立在荣耀光环的中央，再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将英雄抛置在配角的定位，让他们怀抱着遗憾离场。
　　
　　我们的手理应捋顺真实的脉络，把虚夸的浮词矫饰丢弃一边。当前人举倾国之力与敌奋战的时候，积贫的中国其实独木难支。若没有国际盟友的相助，任凭我们怎样抗争苦斗，结局都不堪预料与想象。哪怕常有利益纠葛、战略分歧的杂音，但合作对敌始终是那段壮阔乐章的主调。半个多世纪的风云散尽，我们完全可以更理性清醒地辨别可靠的朋友，远离潜在的隐患与威胁。如果选择恰恰相反，那么，一群祖先的不肖子孙，绝不配得到任何的祝福。
　　我们的手理应放下情绪化的憎恶，冷静看待昔日对手的面目。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如何在狂热的理念驱动下，走上侵害他国的不归之路，残害了别人，最终也重创了自己。前车之鉴不远，现在状态下的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一段史实，而应让自己在前行的时候，多一份必要的警醒。

　　三民主义万岁，张灵甫将军的英名与宇宙同在，与日月同辉。他是三民主义之典范，中国军人之楷模，他是中华民族宁折不弯的脊梁。

　　三民主义万岁，张灵甫将军的英名与宇宙同在，与日月同辉。他是三民主义之典范，中国军人之楷模，他是中华民族宁折不弯的脊梁。

　　三民主义万岁，张灵甫将军的英名与宇宙同在，与日月同辉。他是三民主义之典范，中国军人之楷模，他是中华民族宁折不弯的脊梁。

　　抗日虎贲中华魂 英雄之志除恶犬 碧血千秋真汉子 名垂万史泰山轻 抗日后代朱峰岭敬题

　　刘汉生，原电力部正部级离休干部。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工作，曾在中共直南特委、冀鲁豫地区组建抗日武装，进行武装斗争。
　　
　　　　李力安，原中顾委秘书长、黑龙江省委原书记。曾在山西省五台县、盂平县从事抗日斗争。
　　
　　　　安志文，原中顾委委员、原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曾在中共陕甘宁边区区委、绥德地委、西北局从事抗日斗争。
　　
　　　　赵东宛，原人事部部长。曾在东北民主联军野战医院从事抗日斗争。
　　
　　　　庄炎林，中国侨联原主席。曾在广西从事抗日斗争。
　　
　　　　吴庆彤，国务院参事室原主任。曾在冀中军区、晋察冀野战军从事抗日斗争。
　　
　　　　万海峰，原中顾委委员、成都军区原政委。参加了黄桥战役、反“扫荡”和对日大反攻作战。
　　
　　　　蒋顺学，军事科学院原院长。曾在八路军三纵队南进支队工作，参加了冀中和冀鲁豫地区对日作战。
　　
　　　　刘振华，北京军区原政委。参加了泰山地区冬季反“扫荡”、鲁中地区秋季反“扫荡”等战役战斗。
　　
　　　　朱光，空军原政委。参加了冀鲁豫边区三次反“扫荡”、崔村等战役战斗。
　　
　　　　魏金山，海军原政委。曾在八路军胶东军区参加对日作战。
　　
　　　　于丁，原军委装甲兵副政委。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和八路军三五九旅工作，参加了反“扫荡”和对日大反攻作战。
　　
　　　　梁斌，红军老战士。参加了平型关战役等对日作战。
　　
　　　　史保东，新四军老战士。参加了兴化战斗等对日作战。
　　
　　　　孙庭江，八路军老战士。参加了收复同定县城、沂水县城等对日作战。
　　
　　　　李占瑞，抗战老兵。先后在印度、缅甸、泰国等地参加对日空战。
　　
　　　　林上元，抗战将领林薰南将军的儿子。林薰南将军筹划指挥了粤北会战、曲江保卫战等战役。
　　
　　　　佟荣芳，著名抗日英烈佟麟阁将军的儿子。佟麟阁将军率部奋勇抵抗日军侵略，壮烈殉国。
　　
　　　　陈立人，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的长孙。陈嘉庚先生带领南洋华侨积极支援祖国抗战。
　　
　　　　张素久，著名爱国将领张治中将军的女儿。张治中将军率部参加了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和淞沪会战等战斗。
　　
　　　　马·阿·加列耶夫，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全俄老战士委员会中国分委会成员。苏联红军老战士，参加了解放牡丹江等战斗。
　　
　　　　陈香梅，陈纳德将军的夫人。陈纳德将军组建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与中国空军并肩抗击日军侵略。
　　
　　　　小林宽澄，日本籍八路军老战士。参加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积极进行反战宣传。
　　
　　
　　
　　　　塔·戈·舒德洛，俄中友协理事、全俄老战士委员会中国分委会副主席。苏联红军老战士，参加了解放沈阳等战斗。
　　
　　　　杰·温雅德，原美国空军运输大队驼峰航线飞行员。曾频繁往返在驼峰航线上，向中国运输食品、炮弹等物资。
　　
　　　　尤·尼·亚斯涅夫，全俄老战士委员会中国分委会成员。苏联红军老战士，参加了解放中国东北的战斗。
　　
　　　　约瑟夫·史迪威，原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孙子。史迪威将军在任期间，协助中国政府与人民抗击日本侵略。
　　
　　　　托马斯·拉贝，德国友人约翰·拉贝的孙子。南京大屠杀期间，约翰·拉贝担任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奋力保护中国难民。
　　
　　　　苏曼加拉·博卡，印度友人柯棣华医生的侄女。柯棣华医生随同印度援华医疗队到中国协助抗日，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马克·威廉·白求恩，加拿大友人白求恩医生堂孙。诺尔曼·白求恩同志率领医疗队到中国支持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来源：新华视点微信公号 作者：朱基钗
　　

　　永远爱戴抗战豪杰 永远铭记爱国爱民

　　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世界都来搞建设，唯有中国继续打。蒋介石抗日战争时保存实力，这时候却大打出手，这一打，把中国政治史上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打掉了。中国的复兴之路戛然而止，胎死腹中。内战四年，是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停止了枪声重头来过而唯独中国硝烟弥漫的四年，是几百万抗日民族英雄内耗的四年，是综合国力不增反减的四年，战败的一方卷走了无数年全国累积下来的资金，带走了大量在清政府时期就开始培养数十年的留学人才，而这些人才直到现在都没有再在中国大地上重现过！内战本已铸成大错，之后更是一错再错，交恶美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行为，目光短浅。虽眼前马上得到苏联暂时的有价援助，却丧失了在美苏两巨人中间左右逢源的可能，断了自己的后路。随后与世界两极之一美国断绝来往20多年，与世隔绝，期间还被苏联怂恿跟美国打了两架，以至如今美国爬上了老大宝座，仍怀恨在心，更导致美国战后不得不被迫反过来扶持死敌日本制约中国至今。从美中制日到美日制中，天壤之别！此消彼长，中日两国的命运发生了乾坤大挪移。日本与德国之所以成为战后发展最快的国家，既不必然，也不偶然，全因他们的背后站着美国，不要听报纸说什么因为日本底子厚，民族优良，没有美国扶持，以日本的资源之匮乏，顶多相当今天之印度，搞不好乃今天之越南，匍匐在前，唯中国眼色行事！而中国在亚洲绝对是说一不二的老大，也不用像今天这样靠压榨自己的血汗来苦苦发展！也不必像今天这样，居然在自家后院的亚洲也挺不起腰杆！居然反过来被日本带头喊中国威胁论，岂不可叹？
　　
　　1945年，已经远去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远去了，一个百年来最重要的年份离我们远去了，一个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无数国人为之赴汤蹈火，点滴鲜血积聚了100年的机遇，离我们远去了，惋惜之余，也只有感叹了。
　　
　　

　　此外，1945年，早已超过孙中山提出的军政训政时间已早过3年6年，此时行宪，天经地义。另外，经过黄金十年的建设，中国经济已经有了一定基础，虽然经过战争破坏，但在国际社会支持下，经济复苏当不是问题。而此时的中国新闻界学术界，已经培养出一批“铁肩担道义，妙手做文章”的舆论高手，有他们的监督批判，民主的实施便有了舆论上的保障。而在国民党内部，实际上从1911年起，开始是与北洋军阀反复争斗，后来与中共争斗，期间又有外敌入侵，再加上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各地方实力人物的牵制，蒋介石一直梦想的独裁政权就没有彻底顺畅过。到1945年时，虽然蒋介石威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国民党内部左中右各种派系林立，社会各阶层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有着各种主张的党派社团力量不断壮大，再加上中共势力的影响，蒋介石想独裁却根本有心无力。中国从1911年推翻满清政府后，社会各种进步势力不断争取下来的民主共和思想，一直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政治民主进程。一方面是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另一方面是多种思想，各种党派并立。社会既有多样性的活力，又有专制腐朽的桎梏。当中共在某种因素变化后的影响下，赞同并推动中国民主模式的选择，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时机。蒋介石如果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他如果顺应这种民主潮流，顺应中国各党派政治势力的主流选择，他将成为中国流传千古的一位伟人。
　　
　　总而言之，此时实行民主宪政完成国家现代化转型可谓万事俱备，不欠东风！
　　
　　然而，这些历史再怎么假设只是一种精神慰藉，蒋介石就只有他蒋介石的水平，他只有想让自己成为中国拿破仑的思想，没有想成为中国华盛顿的思想。蒋介石的错误选择，将中国的民主希望毁于一旦，这促使中国另一个更独裁人物在中国的诞生。后来的这位人物，打败蒋介石以后，没有任何可以约束他的政治对手了，风卷残云般地把残存的那一点民主土壤给消灭得干干净净。客观地说，45年时代的毛泽东，他刚刚洗脱党内斗争旋涡带来的尘土，以他非凡的才能智慧，领导中共在八年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确立了他在中共党内比较稳固的地位。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接人待物处事都比较谨慎谦虚，虽然在党内威望很高，但他基本还是夹起尾巴做人，兢兢业业做事，一点不敢胡作非为。如果蒋介石当时能够带来全国人们建立一种民主制度，毛泽东在这种民主体制内，仍然可能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有影响的一位政治明星，甚至可能比他独掌中国创造的伟业更辉煌。
　　
　　由于国共双方都错失良机，最终导致重庆谈判破裂。当然，其破裂也是有深刻社会背景的。国共双方代表着中国最大的两股政治势力，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是很尖锐的，几十年的拼杀结下了不少血海深仇。因此，一方对另一方作出很大让步是不现实的，这必将造成自己内部阵营的反对而发生分裂。中共相对铁板一块，让步多一点是可能的。蒋介石却幻想以对中共强硬换取在自己阵营的威信，以此实现从1927年以来就一直没有实现的一统天下，这势必把中共逼上与蒋介石集团绝裂，双方武力较量的结果。蒋介石集团后来失败了，一股强大政治势力的消亡，让中国成了真正的一统天下，那本来就很脆弱的民主基础，那本来就很弱小的民主力量也就灰飞烟灭了，那些民主党派人士后来再明白多少道理也无济于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