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三写梅兰芳
　　
　　徐城北
　　
　　
　　《宇宙锋》是梅兰芳学得最苦、演出中也最惬意的一出戏。
　　
　　
　　　　2000年，我的《梅兰芳三部曲》终于问世。一个传统戏剧的研究者，有幸能在10年当中，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逐步深入探讨梅兰芳文化现象，进而研究如何把古典艺术自觉地融进全社会日趋现代化的景观当中，对此，我感到任重道远，也由衷地感到了幸福。
　　
　　 1990年，我曾用文化情怀“感叹”出一本《梅兰芳与20世纪》。当时正在进行徽班进京200周年的纪念活动，该书也列为向大会的赠书。对此我感到庆幸，心想经过国家如此的重视，京剧也该大为振兴了。3年之后，适逢梅兰芳、周信芳二位百年诞辰，文化界宣称“要有活动”。我不甘寂寞，便又写了一本《梅兰芳百年祭》。两年过去，出版社的朋友建议我再写一本《梅兰芳与21世纪》，并将3本书紧紧“咬”在一起———第一本是回顾，第二本是横断面，第三本则是展望———最终在世纪末以《梅兰芳三部曲》的形式推出。这建议是很让人兴奋的。古往今来，似乎还没有哪个“笔杆子”能在10年间，从文化上对本民族的艺术大师进行一次认真的描述。尤其是这10年对于中国现代历史，是具有根本转折意义的10年。京剧置身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其遭遇其苦楚其奋争都可想而知。京剧饱尝了磨难，我也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思索。因此这“三写”只能是递进和渐深，而不会是平面和重复的。
　　
　　 我认真修改了前两本，更努力去写第三本。其核心的问题，是想研究一下艺术和时代发展的关系。一般来说，任何艺术在生成期都希望平静，这样才能让艺术获得安稳发展的环境。但京剧百多年来的遭遇，并不是匀速行进的，而是时快时慢，时连时断。尤其是本世纪最后的20年，中国开始了从未有过的觉醒，整个社会以快速进入转型期。不这样，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前途和出路。应该说，这20年的中国社会大发展，给一贯慢吞吞行进的京剧出了难题，以前的几次机遇京剧都没抓住。应该承认，京剧的命运是抓在“京剧人”手中的。可现实中的“京剧人”，对自身命运之无奈和无力，却是让整体上的“国人”都感到震惊的。
　　
　　 再者，我要延伸在《梅兰芳百年祭》当中的一个观点：京剧今后的“活”，主要体现在文化上的完善和升华，体现在它对外来文化的民族化，体现在它对民族各种新兴艺术的经典化；与以上重大的功能和业绩相比，新时代对京剧剧场艺术的要求已经不“高”，已不要求它再诞生出“划时代的作品”。越是揪住后者不放，越是在创作“划时代作品”上用力，兴许反倒会影响其弘扬主体文化的作用。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论点，我以为有一纵一横两个任务。纵的，是继续研究中国经典艺术（如唐诗宋词元杂剧）的历史，以它们的历史经验作为论据；横的，就要研究亚洲（甚至是世界）诸多古老艺术的发展历程。
　　
　　 我后来在写作中，在心态非常放松的前提下，曾说了以下的一些话：
　　
　　 京剧的萌生离不开北京文化的哺育，但任何地域文化都不肯对自己的艺术“包到底”。京剧之前的元杂剧，也应当视为北京文化的产物———当时何等辉煌，如今安在？
　　
　　 京剧如唐诗。盛唐时涌现过李白、杜甫，世称“大李杜”，晚唐时又出现李商隐和杜牧，只可惜“生不逢时”，就只能安于“小李杜”的位置。今日名伶不要抵触“小李杜”的称谓，其实这“小中有大”———只要对“大李杜”继往开来，戏曲的“宋词时代”或许就要在他们手上实现呢！
　　
　　 要善于从艺术本体发展的阶段性上进行把握。京剧已经过了“听戏”和“看戏”两个阶段，目前的不景气究竟是什么原因？是否它已然悄悄进入了新阶段（我称之为“品戏”）呢？振兴工作究竟沿着什么样的路径进行？一种，是力图把京剧放回到五六十年代的背景中，再造当年“看戏”的辉煌；再一种，就是面对新时期中的新情况，使京剧这一古典艺术以一种新的形式焕发青春……
　　
　　 我不再多说什么。我只是激动，因为自己生命的华年，都贡献给对于梅兰芳文化现象的研究探索之中。相信在新世纪和新千年当中，祖国文化事业会有新的发展。其中对于梅先生的研究，也会获得更具有时代远见的开拓。
　　
　　 （《梅兰芳三部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