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连城县新泉乡良福村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故事。
　　
　　 陈凤英是连城县新泉乡岭下村人，幼时由于家贫被卖到良福村一户善良的人家当童养媳。可婆家也不太富裕，但小小年纪的凤英却懂事又勤劳，公公婆婆无不称赞。
　　
　　 1929年3月，朱、毛红军人闽，在连城掀起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革命斗争。良福村也受到革命的影响，青壮年几乎都参加赤卫队。凤英的丈夫杨如新是村中的进步青年，红军到连城后，他立即参加了赤卫队。
　　
　　 “爸、妈，你们就让凤英参加妇女会吧。你们看，红军来了，我们打土豪分田地，日子过得比以前好了。如今我参加了赤卫队，凤英参加妇女会不是很好吗?”如新不断地劝说父母。
　　
　　 “是啊!爸、妈，参加妇女会是为革命做事，红军来了咱们村，咱们好过了，咱们是知恩图报的人家，要从行动上支持革命。”凤英也忙应道。
　　
　　 经不住这两个年轻人软磨硬缠，父母同意了，陈凤英如愿加入妇女会，在妇女会的领导下，她筹措大米、蔬菜，动员妇女给红军做草鞋，为红军送信、当向导等等。
　　
　　 1931年冬，风英的丈夫杨如新在梅村头被匪兵杀害。她强忍悲痛，埋好丈夫的遗体，更加坚定忘我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1932年秋，陈凤英被选为良福村妇女主任。在几年的革命风暴中，她练就了一般女同志所不及的勇敢和胆识。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陈凤英任中共儒畲区宣传委员，随游击队转入到连城与上杭交界山区活动。
　　
　　 1935年春，山上的树绿了，映山红染红了山冈。游击队员们又熬过了一个冬天。
　　
　　 这天，天阴沉沉的，缠绵的小雨伴着凉凉的阴风。游击队正转回莒溪山区，大伙儿冒着雨静静地前行着，突然在一处隐蔽的山坳中，遇到了一股匪兵。在与匪兵作战中，陈凤英为掩护战友突围，不幸被捕。
　　
　　 她被带到莒溪区民团局，匪兵是白军的狗腿子，更卑鄙下流，折磨人的手段惨不忍睹。
　　
　　 “说!游击队现在去向何处?说!”一个匪兵边挥舞着血迹斑斑的长鞭，边恶狠狠地嚷嚷。
　　
　　 陈凤英始终紧闭着嘴，眼神坚定且犀利地瞪着匪兵。
　　
　　 “让老子来!有老子在，不怕她不说!”匪兵头子说道。
　　
　　 说着叫人找了块门板来，“你不说?老子会让你知道和国军作对的下场!”并打了她两耳光。
　　
　　 “有本事你们杀了我!”凤英冷冷地说。
　　
　　 “杀你?老子还不杀你!老子要慢慢折磨你，直到你说出游击队的下落!”
　　
　　 “你们休想!”
　　
　　 “你们几个，把她的手、脚用钉子都给老子钉在这门板上去!老子看她还嘴硬!”匪兵头子吩咐着。
　　
　　 钉子穿过骨头，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震彻监狱上空，惊起了林中正在栖息的乌鸦。剧烈的疼痛使得陈凤英昏厥了过去。
　　
　　 “把她给老子泼醒!”
　　
　　 缓缓醒来的凤英看着眼前的这些魔鬼，心中却丝毫没有畏惧，纵然她身体在微微地颤抖，呈“大”字挂在板上，她也挺直了腰杆，无所畏惧。
　　
　　 “说不说?游击队到底在哪?你要知道老子的耐心是有限的!”匪兵头子捏着陈凤英的下巴，威胁地说。
　　
　　“呸!”凤英一口唾沫吐在匪兵脸上，并露出了从容解气的笑容。
　　
　　 “妈的!臭婊子!敬酒不吃吃罚酒!来啊!把她衣服、裤子给老子全扒了，老子让你们开开看，过瘾过瘾……”
　　
　　 一声声布帛撕裂的声音，预示着一个女游击队员被折磨凌辱的悲惨命运。陈凤英眼含着泪，却始终没让它落下。她的眼神中有着对革命的热忱，又有着对生命的绝望。
　　
　　 受尽了一切凌辱之后，她仍是什么也不说。惨无人道的匪兵们又用铁丝穿过她的两个乳房，绕成环，牵着去游街。她赤身裸体、步履蹒跚地被牵着走，刽子手每拽一次铁丝，她都痛得几乎要昏厥，但她挺直腰杆，从容镇定，视死如归。
　　
　　 面对着敌人的剖腹之刑，她慷慨就义，不多一言一语，眼神坚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很好

　　1942年清明节前夕的深夜，南海之滨的小城汕头黑云低沉，万籁俱寂，沉睡在宁静夜色中。突然，一阵急促的军靴踩踏马路的脚步声由远及近，随即，一阵阵穷凶极恶的吆喝、此起彼伏的狗吠、狂暴猛烈的砸门声，打破了内马路这条老街的宁静。街里人家窗户的灯光陆续亮起，居民们惶恐地从窗户向外窥视。只见日本宪兵队撞开一间杂货店的房门，从屋里拖出一男两女三个人。
　　这三个被捕的人，就是中共汕头沦陷区领导人蔡耿达和他的妻子马雪卿，以及“坐机关”的苏赛金同志。
　　这时，夜雨潇潇而下，日寇的刺刀在苍凉的雨雾中闪着寒光，古老的街道弥漫着一股杀气。三个人不时回头看望，似乎在向老街道别；鬼子凶恶地喝叱着，推推搡搡地将他们押向日军宪兵司令部监狱(市区南海路1号原大中旅社，现汕头总工会大楼)。
　　英雄在雨中渐行渐远的背影，永远定格在老街的记忆里。
　　投身革命 抗日烽火燃潮汕
　　　　蔡耿达，1918年出生于揭阳县蓝田都昆头山村（今锡场镇潭蔡村）一户贫农家庭。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青抗会活动，并接受党组织派遣，到北洋一带农村开展工作。1940年8月，经潮普惠县委批准，蔡耿达与马雪卿结婚。1941年初中共潮梅特委成立后，蔡耿达调任潮惠南县委青年部长。1941年6月，党组织调蔡耿达担任中共汕头市（沦陷区）区委书记。
　　　　马雪卿，1918年出生于潮阳和平下寨长兜村的一户农家。出身贫农的马雪卿，虽未进学堂，但聪明贤慧，绣花、剪纸、唱潮州歌册均属一流。后到和平地下党组织创办的里美下寨小学就读4年，接受了革命启蒙教育。日寇侵占广东时期，她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在抗日烽火中成长起来，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出色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1940年春被中共潮阳县工委评为模范党员；同年8月，被委任为中共潮阳县工委妇女委员；12月任妇女部副部长。
　　1941年6月，党组织调耿达担任中共汕头市（沦陷区）区委书记。初时住在地下党员郑礼和处，以经营雨伞铺掩护工作。三个月后，租到内马路（今爱华街）8号作为区委机关。此时，党组织调马雪卿来汕工作，还调来革命母亲苏赛金（原汕庵区委书记陈培光的母亲）， 以“佣人”名义，共同组织起一个小家庭作为掩护，工作归潮澄饶汕敌后县委周礼平领导。
　　当时的汕头市，日军加以严密封锁，全市仅开放三个出入口与邻县相通：北面的洄澜桥，东面的中山路尾，西南面的安宁（西堤）码头，路口设岗哨盘查行人。在市区，日本宪兵、伪警日夜巡逻，实行宵禁，还有密侦、特务作鹰犬，经常查户口。而且，我们的同志还要警惕和防止来自国民党特务的袭击。这是汕头市工作最艰难的时候。
　　蔡耿达领导着汕头市地下党的同志，不避艰险，战斗在敌人心脏，机智灵活地完成任务。他注意对党员进行秘密工作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以保建立牢固的阵地。还在市郊金砂乡发展李子秀、李植淡等人党，建立了新的党支部。他同党员生活于群众之中，巧妙地宣传抗日，揭露日军侵略暴行，传播八路军、新四军战绩，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盟国对日宣战等重大形势。他还布置党员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情报，了解日军的配备，岗哨的位置数量、人数，军用机场、港口运输情况以及汉奸活动等，及时报告上级党组织，有力地配合了潮澄饶沦陷区的抗日武装斗争。   
　　1942年3月底，蔡耿达到党员郑英杰处布置任务后，约好在4月初再联系。但蔡耿达没有再来，他被叛徒刘华（又名刘维刚）出卖了。
　　刘华是1942年初由上级党组织调来，打进日本军用机场民工队去进行活动的。这个家伙在其当汉奸的姑丈（日军翻译）利诱下，无耻地叛党卖国当汉奸，丧尽天良，出卖组织。他在耿达对其布置任务后便偷偷跟踪，探知机关地址，随后带领日本宪兵和密侦，到汕头市区委机关逮捕了蔡耿达夫妇和苏赛金。刘华还出卖了同他有过联系的人员。接连数天（至清明节前），有党员和进步群众10多人被捕，监禁于日本宪兵司令部监狱。
　　事件发生后，上级党组织除采取应变及防护措施外，还先后派郑礼和、陈作茂、王端韵、蔡子明等同志到市区了解情况，设法营救。但因有刘华告密和指证，敌人已知蔡耿达是汕头市共产党的负责人，夫妇俩的住所是组织机关，身份完全暴露，致使无法公开营救。党组织还布置敌后游击小组侦查刘华行动，准备处决他，后来刘华突然失踪，致使诛杀叛徒的行动未能实现。
　　黑狱忠魂 夫妻携手斗恶魔
　　蔡耿达夫妇自被捕之日起，便下定了为保护党组织和难友不惜牺牲自己的决心。面对敌人的毒刑折磨，他们表现了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
　　第一次被拉去过堂，叛徒刘华就出庭指证，蔡耿达唾骂刘是“叛徒”、“狗种”；日寇逼问口供，蔡耿达痛斥日本是强盗；敌人暴跳如雷，把他吊起来毒打，蔡耿达身受酷刑，仍然骂不绝口，直到被打得昏死过去。他被拖回牢房时，已是伤痕累累，血迹斑斑，难友们都难过极了。
　　蔡耿达苏醒过来后，便告诉身边同志：“刘华出来指证，要做好思想准备。”为了保护同志，蔡耿达仔细回忆了敌人在审讯问话，判断出大多数同志仍未暴露，刘华亦不确切知道每个人的身份。他鼓励同志们：“一定要保持革命气节和民族气节，要坚强，不要乱说，要等待形势变化，争取出狱。”同志们亦表示：“宁可牺牲自己，决不牵累别人。”
　　在狱中，个别被捕群众情绪不够安定，蔡耿达给予关切和耐心帮助，并指定与同牢的人多加劝慰和鼓励，使被捕人员同仇敌忾，与日寇顽强抗争。
　　汕头日寇宪兵司令部监狱是一个惨绝人寰、魔鬼横行的人间地狱。它构筑森严，为了怕犯人挖墙逃跑，在牢房内墙壁钉上了铁皮，牢房的开阔面竖着整条整条杉木的隔离栏，牢门改为类似动物园囚禁野兽的铁栅栏，门洞十分低矮，犯人进出不得不低头屈膝像狗一样爬着出去。鬼子还经常污辱囚犯的人格，有的日本兵值班时，叫牢房“犯人”自己打自己，或相互扇耳光打面部，把脸打得青一块，紫一块，鬼子却在门外哈哈狞笑，以凌辱中国人取乐。
　　由于日寇疯狂捕人，牢房特别拥挤，一间不到10平方米囚室，最多时禁20多人，大家只能像叠粪箕一样，同一方向套着侧身而卧，而且大小便也在其中，加上终年不得洗澡，血腥味、汗臭、屎尿臭其味难闻，空气污浊到令人窒息。由于牢房阴暗潮湿，蚊子到处飞，臭虫跳蚤满地爬，日夜吸人的血，使人坐卧不安。
　　监狱里吃的更是猪狗不如，犯人每天只供二餐，每餐只有一块小碗口般大半寸厚无盐无菜的饭饼，还不时受到流氓老监犯的抢夺，实在难以果腹。水更是敌人摧残犯人的一个毒辣手段，每号囚室每天只放一小桶水，不论牢内多少人，全天候的饮用都在其中，每人只能饮上几口解渴。更残忍的有时整天不给水，犯人渴得厉害，大家咆哮起来。日敌情愿不给你一滴水，却用一桶桶的水往牢里泼，而且用竹竿往牢里捅。这种受欺凌受折磨的非人生活，进狱不用多久，就会把你煎熬得蓬首垢面，衣不蔽体，骨瘦如柴，像个活骷髅。
　　为了争取改善难友境况，蔡耿达把大家组织起来，提出了“死罪易过，饿罪难当”的口号，团结牢友进行制服监霸恶犯盘剥难友的斗争，还发动了“闹监”，看守人员用竹竿捅用冷水泼他们，他们便以粪便回泼，搞得看守所人员不得安宁。马雪卿也教育并发动同时被捕的狱中同志、团结同监囚犯开展绝食斗争，抗议日寇的非人迫害。
　　在鬼子监狱里，酷刑拷问是家常便饭。每一个日日夜夜，行刑者的吆喝声、受刑者的惨叫声、呻吟声，时时不绝于耳，充斥着整个监狱，令人毛骨悚然。
　　由于叛徒指认，日寇知道了蔡耿达汕头地下党领导人的身份，对他的审讯手段特别毒辣残酷。在被捕的人当中，蔡耿达受刑次数最多、最重，电刑、火烙、飞机吊、皮鞭抽、灌辣水、老虎凳……，各种毒刑都受过。幸存出狱的难友说，蔡耿达每次审讯过堂，都被折磨得皮焦肉烂、昏迷不醒，由狱中杂役拖着回来丢进牢房。
　　马雪卿被捕后多次遭受敌人严刑拷问，但她守口如瓶，始终坚守党的秘密，丝毫不透露给敌人。
　　被捕后，蔡耿达夫妇开始一同被关押在第5监房，不久蔡耿达被移至第2监房，夫妻俩从此难有见面机会，但他们心灵始终是相通的。蔡耿达向来饭量大，牢饭难以充饥，马雪卿每餐把仅能半饱的一点监饭留下一部分，暗中通过送监饭的人交给耿达多吃一口。蔡耿达心疼妻子，叫人传话让她保重身体，不要再分饭给自己，但马雪卿依然如故。
　　蔡耿达多次遭受重刑而不招供，日寇便使出更加阴险的手段，想利用蔡耿达和马雪卿的深厚夫妻感情，诱使他们屈服。日寇将夫妇俩“请”到一个洁净的房间里，摆出一副伪善的面孔，甜言蜜语，金钱收买，封官许愿，及尽诱骗之能事，妄想软化他们夫妻归顺日本皇军，遭到了他们的严辞拒绝。日寇暴跳如雷，进而以利害相威胁，夫妻俩毫不畏惧。
　　软化失败后，日寇把夫妇俩一起投入刑房，轮番进行拷打，让他们相互观看对方受刑，妄图通过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摧残，来瓦解他们的意志。
　　在审讯现场，蔡耿达被绑在刑具上，马雪卿被架在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丈夫遭受折磨。日寇残忍地对蔡耿达用刑，一块块砖头加在脚下，双腿骨节拗得嘎嘎作响；烧红的铁条烙在身上，腾起一阵阵焦臭的浓烟；辣椒水灌进鼻孔，呛出来殷红的鲜血……。看着丈夫身受毒刑，被折磨得血肉模糊，不成人形，马雪卿的眼在流泪，心在流血，痛不欲生。可是蔡耿达坚强不屈，以超人的意志抵抗着鬼子的酷刑。每当从昏迷中苏醒，他就用力睁开血肿的眼睛，用坚毅的目光凝望着妻子所在的方向，传达着他对日寇的刻骨仇恨，鼓励她坚强地同敌人斗争。
　　日寇黔驴技穷，转而用更加无耻的手段来摧残马雪卿。他们扒光马雪卿的上衣，用粗铁丝穿着她的双乳吊起来毒打。
　　皮鞭象毒蛇一般噬咬着身体，乳房被铁线撕裂，马雪卿血流遍体，昏死过去，被冷水浇活过来，再度昏死过去……。看到妻子受刑的惨状，蔡耿达条铁汉也无法忍受内心撕肝裂肺般的痛苦，他拼命挣扎，嘶声怒吼，诅咒鬼子。
　　禽兽不如的日寇当着蔡耿达的面，蜂拥而上，轮奸了马雪卿……
　　任凭日寇用尽各种狠毒下流的招数，夫妇俩没有让敌人得到丝毫收获。
　　刑堂就义 英勇捐躯践誓言
　　在近3个月里，蔡耿达夫妇受到多次重刑折磨和人身凌辱，但他们坚贞不屈。日寇对他们无计可施，就下了最后的狠手。
　　五月的一天，敌人又一次把蔡耿达拉去刑讯，他一如既往，怒骂敌人不止，日寇当场把他踢倒在地，疯狂地把他往死里打，蔡耿达牙齿也被打断脱落，血流满地，昏迷不醒人事，当他被拖回牢房时，已是奄奄一息。蔡耿达自知性命已危在旦夕，但仍鼓励同志说：“如果上刑场，我们要唱《国际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他还用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来启发教育被捕人员，要维护民族尊严和党员气节，切不可作遗臭万年的叛徒汉奸卖国贼。
　　1942年6月20日，蔡耿达终因受尽日寇折磨摧残而壮烈牺牲，年仅24岁。同志们十分敬仰地说：“耿达是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着党组织，保护着我们每个人！”
　　蔡耿达牺牲后，敌人死不甘心，继续审讯马雪卿，把种种酷刑施加在这个柔弱女子身上，企图从她口中得出地下党情况。马雪卿集国仇家恨于一身，横眉冷对，怒斥敌寇，视死如归，让敌人的阴谋无法得逞。
　　1942年6月26日，在鬼子的酷刑下，马雪卿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被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她牺牲时还不满25岁，并已怀有身孕。
　　为蔡耿达、马雪卿夫妇的革命精神所鼓励，被捕的同志坚强不屈和敌人进行斗争，共产党员黄名昌、革命群众黄继梅、王名璋等相继在狱中牺牲。其余被捕党员和群众，通过组织和家属的营救，先后释放出狱。
　　蔡耿达夫妇在日寇监狱里严守组织秘密，保护了组织和同志，为抗日救国壮烈牺牲，显示了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本色，实践了为党奋斗终生的誓言，生命虽短暂，却放射着灿烂光辉。
　　蔡耿达和马雪卿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解文卿，女，1929年1月出生于山东莱西县一个贫苦农家。幼时父母双亡。1945年莱西解放后，自觉走上革命道路，帮助村干部理政治村，被推选为青妇队长，时年16岁。为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带领青妇队成立了代耕队、拥军组等，积极开展拥军优属和支前工作。1946年带领青妇队主动请战，组织担架队上前线，在解放高密、平度、掖县城战斗中，昼夜兼程运转伤员，脚起血泡，肩膀破皮，无所畏惧，以模范行动教育、鼓舞了支前民工，被授予“二等功臣”称号和“支前模范”锦旗。1947年2月27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了义谭店村妇救会长。
　　
　　 1947年夏末，响应土改号召，投身土改运动，走街串户发动群众，揪恶霸，斗地主，促土改，大长人民群众志气，大灭地主阶级气焰。1947年7月大雨围困义谭店，正当阶级敌人砸村委，抢村帐，夺大印，盗武器之时，机智勇敢，冒瓢泼大雨，趟齐腰河水，跌跌撞撞，及时将情况告知村南解放军某部，化险为夷，平息了暴乱。同年农历8月14日看着国民党匪徒、还乡团团长解文渊等带领一伙匪徒窜回义谭店悬赏500元法币捉拿自己，并肆意捕杀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8人，敌人扬言如不交出解文卿，就将全村老少都杀光。解文卿听说后，为了保住全村人的性命，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舍生取义，于农历8月16日毅然挺身而出，面对敌人诱骗不动声色，被押解到家庙里，还乡团问她土改复查和党组织情况，她闭口不言。
　　
　　这些还乡团丧心病狂地扒下文卿裤子，恣意奸污，真是禽兽不如，将文卿糟蹋得死去活来。随后，这群灭绝人性的坏蛋，抓住文卿的头发，把她吊到屋梁上。汗珠从她脸上一颗一颗掉落下来。伪自卫队副队长解同文，指挥着几个匪徒用棍棒朝她身上猛打。她的衣服被打成了条条，手臂和腿被打断了，全身皮开肉绽，地上积了一大滩血水。她始终没有流一滴泪，没有喊一声疼。大义凛然，言语铿锵： “要杀要砍随你们便，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点秘密，比登天还难!你们欠下人民的血债，人民～定要你们用血来偿还!”。
　　
　　 这伙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又残无人道地用剪子剪解文卿的手指、脚趾，撬掉指甲脚趾盖，在血肉模糊的手和脚上面洒盐，她再次昏死了过去。但当敌人用凉水把她泼醒后，她依然不屈不挠。地主解子振的老婆将解文卿的破碎血衣扒掉，竟把两块砖用细绳拴起来挂在她的奶头上，勒住其双乳往下坠，解文卿怒骂不止，昏死过去了。
　　
　　人都有一死．可是猝然的死，也并不可怕，因为当知遭要死的候已死了．而最难过的却是那种要死不得，要活不能的惨酷的肉体折磨，妇刑。解文卿赤身裸体时时刻刻都在这种凌辱摧残里。可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的利益不受损害，她承受了这种折磨．全身青紫，肢体残伤，血肉模糊，一字不吐。
　　
　　 当敌人用凉水把解文卿喷醒时，她两眼圆睁，喷着怒火，对这伙禽兽怒骂不止。 一个暴徒拿来一块带棱角的木板，凶残地捅到解文卿的嘴里，将她的牙齿别掉了好几颗。匪徒恶狠狠地说：“你们的干部栾洪顺昨天被我们活埋了。你若不说，也照样办!”
　　
　　 一听到敌人残害了自己的同志，解文卿怒火满腔，把满血水喷吐到敌人的脸上。
　　
　　
　　匪徒们毒刑用遍，但却无法征服一位年轻女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他们万般无奈，便极其残酷地在被吊起的解文卿的脚下堆起了干柴，燃起了熊熊烈火。
　　
　　 为了保护群众，为了保守党的秘密，赤胆红颜的英勇战士解文卿壮烈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位铁骨铮铮的巾帼烈士。
　　

　　戴醒群，女，七里坪镇上戴家村人。幼年读私塾，后辍学参加当地农民运动。1929年底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进入鄂豫皖红军总医院工作。曾任总医院看护班长、看护长、医务主任等职。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秋，被国民党顽固派残忍杀害。
　　组织儿童团
　　 戴醒群小的时候，家庭景况还算好，生活自给自足，略有些节余。她本人也聪明机灵，深得全家人的喜爱。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就把她送到了当地一个私塾学堂念书。十五岁那年，党在她的家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她辍学回乡，组织学生和当地的青少年，成立了儿童团、少先队，站岗放哨，盘查过路行人，配合农民协会，破除封建迷信，组织青年学生到处捣庙宇，打菩萨，捉土豪，分田地。大革命失败后，她随父亲“跑反”，离开了家乡。
　　红色女医官
　　 1929年，被迫在外隐蔽的戴醒群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医院任看护。1930年，从地方转入红军部队，被分配到鄂豫皖红军总医院工作。在总医院，她勤奋好学，对医疗技术精益求精，每到一地，都注意收集医务书籍，认真阅读，反复钻研。因此业务知识和技术水平提高很快，在较短的时间里，便成为小有名气的“女医官”。
　　 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西进川陕，留下了大批伤病员，作为医官的戴醒群被留下照顾伤病员。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她和医院的同志们一道，克服重重困难，医治好了一批又一批的伤病员，使这些伤病员得以重返部队，参加到红二十五军的战斗行列。有段时间，医院没吃的，戴醒群饿着肚子为伤员做手术，一个接着一个，几次晕倒在手术台上。
　　 1934年，红二十五军离开苏区时，设在天台山地区的红军总医院里还收容了200多名伤病员，为了他们的安全戴醒群又主动留下，继续坚持后方医院工作。那时，总医院不仅缺少医伤治病的药品器材及生活用品，而且没有供伤员休养的安全稳定的环境，没有病房，没有固定地点，医务人员都是背着米袋子、干粮袋子、药包，抬着伤病员在山上到处打游击。作为医务主任和当时医院里医术高明的医官，戴醒群的工作任务更重更忙，有时化装成男的，住在群众家里，为伤病员治疗，有时装作到地里干活，从这山头到那山头，为伤病员换药送吃的。为了克服医疗用品匮乏的困难，戴醒群想出了许多办法。自己动手，用山上的竹子削制镊子，用洋伞骨子制作探针。有时弄不到棉花敷料，就把破棉袄里的棉花撕下来，清洗消毒代用，或把破被单拿到山沟洗一洗，放在脸盆里煮一煮，用来作敷料。绷带也是用旧被单、旧衣服代替。治疗外伤的药品极少，硼酸、灰锰氧一类的药品很难弄到。她带领看护攀悬崖，爬峭壁，到深山老林里去采药，用中草药为伤员消炎治伤。
　　 一有机会，她就把留在医院工作的青年集中起来，讲授有关医务学、药物学、绷带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教他们战场救护和简易外科操作。
　　 戴醒群十分爱护伤病员，把伤病员看作亲人。有一次战斗结束后，有一百多名伤员被送到后方医院，戴醒群见状，立即把医务人员分成几个小组，分头救治护理，她负责给一些重伤员做手术，那时，能做手术的医官很少，她一天要给十几个人手术，顾不得吃饭、睡觉，实在疲劳了，就地躺一躺，或用凉水冲冲头，又坚持继续做。红军战士张经发在一次战斗中，大腿骨被打断，弹头卡在骨头里，伤口化脓，经常病得死去活来，戴醒群得知，连夜翻山越岭，赶十多里山路，在简陋的条件下，细心地给张经发做手术，取出了碎骨和弹头。建国后，张经发每谈及此事，总是感激地说，我这条腿，要不是戴医生救治，恐怕早就完了，我也活不到现在。
　　 戴醒群不但认真给伤员治病，而且千方百计照顾他们的生活。有一段时间，敌人实行严密封锁，医院没有办法同山下的群众和便衣队联系，粮食匮乏，她就组织大家挖野菜、采树叶、摘野果充饥，把仅有的一点点粮食省下来煮粥分给伤员吃。在后方医院转移的时候，不管多么困难，多么紧急，她总是亲自参加担架队，抬着重伤员转移，想尽一切办法不丢下一个伤员。有时伤病员心情不好，脾气大，有时还骂人，甚至打人。戴醒群总是体谅他们，劝慰他们，精心给他们治疗。对一些重伤员，她亲自喂药、喂饭，还同看护一起拆洗绷带，给伤病员倒屎倒尿。
　　 戴醒群就是这样以她高度的责任心，娴熟的医疗技术和周到细致、任劳任怨的医德医风克服重重困难，给伤病员以温暖和希望，使一批又一批的伤病员康复，重返前线。
　　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1937年3月，在一次战斗中，国民党军搜山清剿，戴醒群不幸负伤被俘，被关进河南经扶（今新县）监狱。在狱中，她鼓励难友们坚定政治立场，采取各种办法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行为进行斗争，始终保持了高尚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七七”事变后，经党营救戴醒群被释放，旋即被分配到新四军第四支队后方医院任医务主任。1938年底，她和当时任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队长的张体学结婚。1939年1月，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简称“五大队”），她奉调到五大队任医务主任。
　　 1939年9月1日，国民党军一七二师师长程树芬率两个团配合鄂东土顽程汝怀的第十八游击纵队及黄冈、麻城县自卫队，在夏家山、芦泗坳、龙王山、回龙山等地围攻“五大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夏家山事件”。“五大队”坚决抵抗后，分路突围，戴醒群在突围中不幸被捕。
　　戴醒群被捕以后，敌人知道她是张体学的妻子，对她严加看守。程汝怀令就地审讯，要她发表与张体学脱离关系的声明。戴醒群严词拒绝了敌人的劝降，并冲着审问的保安团长痛斥道：“你们这些卖国贼，不打日寇，专门残害抗日的新四军，你们良心何在？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敌人见软的不行，就施加酷刑。他们用尽了各种刑罚，但戴醒群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他们把戴醒群绑在大崎山贾庙的一棵大树上，当着所有被俘人员的面，扒光了衣裤。极端残忍的敌人对戴醒群采用了最野蛮、最无耻的分尸酷刑：先用小刀一刀一刀地割，割掉她的耳朵，是害怕她听到穷人的心声；割掉她的鼻子，是害怕她嗅到终将死亡的黑色气息；割掉她的舌头，是害怕她发出红色的呐喊。屠夫用小刀一刀一刀地割，割掉她的乳房，是害怕她哺育出真正的中华儿女；割破她的子宫，是害怕身怀六甲的她养育出炎黄铁血儿女。屠夫用大刀一刀一刀地砍，砍掉她的四肢，是害怕她走向胜利的红色高地；砍掉她的头颅，是害怕她的红色思想照耀千秋。不管用小刀还是大刀，不论身体如何一点一点被肢解，女将戴醒群仍是女将戴醒群！其情景惨不忍睹，连在场的保安团人员都闭上眼睛，不愿目睹杀人魔王的暴行。戴醒群英勇牺牲时，年仅28岁。

　　徐领弟(1918~1940)，女，河北省藁城县南乡村人。自幼丧母，姐姐早嫁，父亲年老，奶奶双目失明。靠租种土地度日，整年累月过着“刎肉补疮课税租，农夫日抱麦梗哭”的悲惨生活。
　　
　　清贫的生活，苦重的负担，严酷的剥削，繁重的劳动，使她养成了一种艰苦朴素，寡言少语，坚定不移，忠贞不屈和爱僧分明的性格。她料理家务是行家里手，下地干活顶个男子汉。穷人，夸她、疼爱她；地富，恨她，讥笑她。这些不同恶言善语和不公正的世俗，深深地埋藏在她那纯洁的心灵上。
　　
　　“七七”事变爆发，抗日的枪声，把马列主义传到了南乡，也送到了她父女的心中。1938年她父亲徐冬襄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当选为南乡村第一任抗日村长。1940年被推选为藁无县七区人代会主席。她立场坚定，工作积极，人称“老坚决”。在党组织的培养和父亲的影响下，领弟于1938年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投入革命洪流之中。她是村里第一个参加妇救会组织识字班、建立妇女自卫队的女性。搞军训，学刺杀，站岗放哨查坏人；办广播，搞宣传，教唱歌，扭秧歌，开展文艺活动；做军鞋，缝军装，动员青壮年参军，她事事带头，样样工作名列前茅。区里评比，总要争先进夺红旗。
　　
　　她父女的模范行动，多次得到区县表扬，乡亲们的赞赏。但敌人却恨之入骨。
　　
　　1940年农历8月16日拂晓，敌人包了徐领弟的家，由于汉奸齐心顺告密，敌人直扑徐领弟家。她的父亲当时被选为区人代会主席，因此在区里工作未归，日伪军便把徐领弟抓捕，押回北苏据点。
　　
　　领弟的被捕，敌人如获至宝，企图以此彻底摧毁南乡村的党组织和抗日武装。敌人以为一个女孩子，只要威吓、诱骗就会屈服，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及干部名单就伸手可得。因此，日军头子和汉奸首领翟满仓亲自出马，先用金钱、逼婚等手段进行诱骗。他们假惺惺地对领弟说： “姑娘，只要你说出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和名单，以后不再作抗日工作，你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汉奸翟满仓还恬不知耻地说， “咱们还可以结婚，存你享不完的荣华富贵。"领弟受到敌人的如此侮辱，怒火满胸，啪、啪，给了敌人2记耳光，并痛骂汉奸。 “你们这些汉奸、走狗、日本强盗，想用几个臭钱收买我，真是瞎了你们的狗眼。
　　
　　徐领弟的英雄气概，气的敌人暴跳如雷，指着领弟说“给我狠狠地打!”敌人野兽般地用麻绳抽、压杠子、灌凉水等严刑折磨她。徐领弟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敌人对她施尽了各种计策，都一无所得，自农历的八月十七日到九月二十二日，三十五天中就“过堂。二十余次。次次被捆绑吊打、皮肉糜烂，严刑逼拷，骨折臂断。
　　
　　10月22日是最惨酷的一次，领弟倒背手臂反绑押解到刑讯室，敌人为了得到口供，一上来就扒光的衣裤进行下流凌辱，领弟怒斥敌人卑鄙。敌人又将她头发绑起来吊上房梁，双脚脚尖踮地，用皮鞭狠狠抽打，边打边逼徐领弟说出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徐领弟虽浑身是血，可回答敌人的依然是“不知道”。真是惨哪! 敌人气急败坏，竟然拿出一个酒瓶子，用火将瓶底烧掉，扣在她的乳头上，要她交代。领弟同志闭目不视，闭口不开，敌人用力一拧酒瓶子断处尖利如锯齿的碎玻璃，刺入乳头周围的肉里，鲜血顿时喷到子手的身上。徐领弟疼痛难忍，身子一打颤，"哎...哟..."一声惨叫，身子往旁边一躲，被吊起的头发随之被连根拔下，随即昏死过去，乳房血淋淋地割落到地上! 为了掏出领弟的口供，把领弟放下来，用半桶刺骨冷水，倒在她的头上，水呀、血呀流了一地，任凭多么残酷的毒刑，没能征服这个坚强的女英雄。
　　
　　敌人软硬兼施的阴谋破产了，拖到正无公路旁事先挖好的土坑旁边，对徐领弟下了毒手。临刑前一个姓牛的队长对领弟吼道： “你到底说不说?”领弟摇头不语。姓牛的又吼叫： “还有两分钟，是死是活你自己选择。”领弟愤怒有力地说： “我死后，中国人还要抗日，你这狗汉奸们长不了，中国人民饶不了你们。刀敌人用刺刀将领弟刺死在北巷东扪外。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22岁的宝贵生命。
　　
　　有诗赞日：《抗日先锋（颂徐领弟)》
　　　　宣传抗日带头来，
　　 被俘不屈惨刑挨。
　　　　高呼口号土坑立，
　　 烈女坚贞不惧埋。
　　

　　淮河两岸传奇式的抗日女英雄一陈明
　　
　　
　　 陈明，792 7年生于河南省信阳县长台关，名麻妮。她自小就经受贫苦生活的磨炼。
　　
　　
　　 陈明长大后在信南山区十三里桥参加了新四军第五师。她被组织上选送到大梧山洪山公学干部训练班学习。很快成为一名文武双全的战士，特别练出一手好枪法，因她练就双手使枪，当时就有“双枪女班长”的美名。她不仅军事素质好，而且政治上已经成熟，在那里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日寇连续不断地对我边区进行残酷的扫荡和清乡，组织上派陈明回家乡长台关一带负责税收，开展游击抗日活动，打击日伪气焰。伪长台关区维持会长、大地主余六死心塌地地为日寇效力，被封为“模范区长”。新四军多次发信警告，他不予理采，并扬言：新四军动不了他一根毫毛。气焰极为嚣张。一天夜晚，陈明带两名队员，身插双枪，神出鬼没地潜入余六家，双枪对准余六，吓得他魂不附体，双膝跪地，哭求饶命。从此，陈明的声名在信阳一带传响，日寇宪兵队恨之入骨，汉奸敌顽闻风丧胆，成为一名传奇式的女性英杰。
　　
　　 1944年5月5日，由于叛徒告密，陈明在冯家湾被捕，无论敌人怎样逼供诱哄，她都双目怒视，闭口不言。大汉奸余六依仗日本人的势力，做着升官发财的迷梦， 亲自坐阵，里外层层加岗，命令伪参谋长陈南勋，其连襟书记官陈继武和流氓恶棍日伪“二队长”樊豹连夜实行突击轮流审讯。开始，池们想以高官厚禄收买陈明。陈明怒不可遏朗声说道： “我宁可掉头，决不作叛徒，你们休想从我口中得到一丝一毫的机密!”并义正词严地大骂敌人说： 一你们这些无耻的民淡败类，只会充当日本鬼子的狗，有什么资格同我说话，给我滚!”．
　　
　　敌人恼羞成怒，于是把陈明捆在树，叫伪兵们轮流用皮鞭抽打，用劈柴棍，红烙铁，接连炙她的手掌，指头，脸膛，乳房……，余六不停地狂着：说不说?，不说，狠狠地烧!”敌人的嗥叫声伴随着“嗤嗤啦啦”的烧焦的交肉昧，把陈明折磨得血肉模糊， 死去活来。
　　
　　最后，樊豹这条披着人皮的畜牲，双手举起烯红的烙钵和烈火腾晦的劈柴，恶狠狠地说； “不说，看我把你的毛烧光，皮扒掉，换一张牛皮，看你这个臭共党，．麻女人珏厉害不厉害!”接着，惨无人道的烧光大姐的头发、眉毛，鬲毛、腋毛……霎时间，大姐浑身上下皮肤被烧得黑乎乎的一片，几次昏死欲绝．
　　
　　但是党的好女儿陈明大姐，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正义凛然，自始至终咬紧牙关，忍着巨大的折磨和病苦，没叫一声苦，没求一声饶，没吐一句机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钢铁意志．
　　
　　日伪敌人惶恐万分，束手无策，最后，决定对大姐下毒手，
　　
　　
　　
　　敌人对她没法，只好以死威胁。牺牲前，她昂起酋，深情地遥望着生育她的家乡——朱营村，高呼着；“打倒日本侵略者l”“中国共产党万岁l”这位年仅20多岁的女性，就这样为中华民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崔世兰(1929--1947)又名云兰。女。江苏海安人。1946年3月，参加革命，任平等乡里仁村妇女代表。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平等乡妇女代表。同年n月，随区乡干部北撤，坚持游击。1947年1月，在向边区展开攻势的斗争中，奉命回乡坚持斗争，侦察敌情。1947年3月31日，在敌人扫荡中被捕。敌人的严刑逼供，丝毫没有使她屈服。4月14日夜间，在杀害前，敌人灭绝人性地扒光衣裤，用烧红的铁丝烫她的乳头，用刺刀刺她的下身、阴户，最后割下她的两个乳房，用碟子盛放祭奠在被我镇压的联防中队长灵柩之前。翌日晨，她忍着剧痛，被敌人押往平等乡六里港石桥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