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斗教授自解放至今54年，历次运动非但毫发未损，且节节高升。君不见，57年颂黄河清顺从苏联专家起家，中苏分裂立马反修战士，大跃进时经周总理介绍入党，是清华有名的红色教授，文革起紧跟四人帮，成了反17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积极分子，文革后摇身一变，狠批四人帮更加红的发紫，改革开放，披两院院士顶戴，任三峡大坝总顾问，自授百万大奖，如今“水利泰斗”东施效颦亲民有加，电视上为民请命，露一副比渭河百姓还苦的哭像[2]。
　　

第二封信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总书记，诸位委员：
　　　　
　　　　1992年11月14日曾函陈长江三峡大坝决不可修等水利方面的意见，附文简释有关技术问题，未见批复。而总理已赴汉口开始筹备施工。在此我愿再度郑重地负责地警告：
　　
　　修建此坝是祸国殃民的，请速决策停工，否则坝成蓄水后定将酿成大祸。
　　　　
　　　　此坝蓄水后不出十年，卵石夹沙随水而下将堵塞重庆港；江津北碚随着惨遭洪灾，其害将几十倍于1983 年安康汉水骤涨21米，淹毙全城人民的洪灾。
　　
　　最终被??#22365;，而两岸直壁百米，石渣连同历年沉积的卵石还须船运出峡，向下游开旷之地倾倒。航运将中断一两年。不知将如何向人民交代。
　　　　
　　　　论经济效益，此坝每千瓦造价三四倍于一般大中型坝，其经济可行性并不成立。
　　
　　对比五年工期的大中型坝，设此坝施工期1995年至2010年，连续15年，按1986年物价，每年20亿元中浪费达13亿元，等于每年抛扔大海400万吨粮食。
　　
　　此举远比美国胡佛总统1931年只一次沉粮于海以示众，还要壮烈。完工后十年内陆续回收发电效益781亿元，未必能抵偿炸坝运渣，断航，及淹没损失。
　　　　
　　　　详情请阅前送的《简释》。拒说三峡问题规定不准公开争辩。此事关系重大，愿向诸公当面解说。
　　
　　单谈卵石塞港问题只需一小时。若再谈经济问题，则外加半小时，质询时间在外。担保讲得诸公都明白。
　　　　
　　　　原来流域水利规划必须具备治河（包括防洪），航道，灌溉，发电，供水等各种工程知识；
　　
　　并曾亲历其勘测，设计，施工，运行的经验；此外还需要气象，地貌，地质，水文以及工程经济的知识；
　　
　　还须能对数学，力学方法和概率统计方法运算自如。这些要比一般土木工程的知识广阔和深邃的多了。
　　
　　概括地说，水利规划要求工程和自然地理学术兼备于一身，前贤有言在先。
　　　　
　　　　技术人员中最早提出修建三峡大坝的美国专家萨凡奇只是专长于造坝和略晓坝址地质的土木工程师。
　　
　　但是1932年美国罗斯福总统创立田纳西流域专区TVA时就未聘用他，而专任具有流域规划经验的Author E. Morgan领导和Sherman M. Woodward教授为顾问。
　　
　　这些外国专家我所熟知，曾在其下层工作过。一个甲子60年过去了，我国涌现出成千上万位水利专家，但仍未闻有兼通工程和水文地理者在水利机关领导规划。
　　
　　于是出现了这个截断长江的高坝计划，实际上不作可行性研究就该被否定。
　　　　
　　　　希望党的经济建设科学化民主化要确实贯彻下去。切勿规定经济建设可行性由行政当局事先决定。
　　
　　例如黄委主任王化云曾对总工程师交代：“这个坝（小浪底坝）你先按6亿元设计请款 ”；又如万里副总理带了张某某视察引黄济青导水工程后，就由计委批准施工，结果耗资10 亿元，每年还须大量费用抽水，其费大于在青岛煮海取水年一亿立方米。
　　
　　对于与众不同意见的建议从不答复，甚至控制学术刊物不准刊登合理的建议，附送两案件请审阅后转交中央纪委。
　　　　
　　　　顺致 敬意
　　　　
　　　　黄万里 1993年2月14日 清华大学九公寓35号
　　　　
　　　　第三封信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总书记，诸位委员：
　　　　
　　　　前曾两次劝告切勿修建长江三峡高坝，首次1991年11月14日，附送两文，第二次1993年2月1 4日，附文请阅后转交中纪委。
　　
　　现在另再送上《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河床演变问题论证一文，请予审批，并请连同前文发交有关机关，安排会议公开讨论。
　　　　
　　　　凡峡谷河流若原不通航，支流两岸又少田地，象大渡河龚咀那样，是可以拦河筑坝，利用水力发电的。
　　
　　尽管16年来这水库已积满卵石夹沙，失掉了调节洪水的能力，仍能利用自然水流的落差发电。
　　
　　但长江三峡却不是这样，这是黄金水道的上段，四条巨川排泄着侵蚀性盆地上的大量卵石进入峡谷，在水库蓄水后，这些卵石和泥沙就会堵塞住重庆港，上延抬高洪水位，淹没田地。那里水源丰富，生活着一亿多人口，缺少的正是耕地。凡是这样的地貌，决不可拦河筑坝。
　　
　　所以长江三峡根本不可修高坝，永远不可修高坝。当年孙中山提出这一设想后，可惜没有一个学者能做出科学的解释，至今也只我一人，说明这是不可行的。
　　
　　随后也就不会有美国萨凡奇的建议，也不会有一群工程师涌向美国学习筑坝的经验，其实这些技术还停留在幼稚可笑的阶段。
　　
　　更不会向加拿大乞取可行性研究经费，更不会有党代会人代会和半个世纪的讨论。这些都是科技低落的后果，虽不单是我国，但今准备施工了，领头的“专家” 应负刑事之责。
　　　　
　　　　论经济效益，此坝每千瓦实际造价之高，可以打破世界纪录。
　　
　　且不论摊派到发电的静态经济成本按1986年物价300亿元是否属实，并缩短工期为15年，投资逐年平均分配，到完工时实际投入为666.45亿元（见《简释》文）。
　　
　　但是审核的报告竟按开工时的成本计算，若也按15年工期，则仅159.54亿元。这样，缩小了造价成为1/4，即隐瞒了实价的3/4。这样，经济可行性自然就成立了。这一错误，凡建设领导都该懂得而负责。
　　　　
　　　　所以长江三峡高坝不仅因其破坏航运和农业环境而不可修建，而且其本身价值也不成立。
　　
　　三峡电站20年内只有工费支出，没有电费收入，国家财力不堪负担。理应从速修江西湖南山区所有大中型电站，以供应东南各省电能燃眉之需。
　　　　
　　　　作为共和国的一个公民，由国家培养成的，从事了60年水利工作者，眼看着国家和以百万头颅换来的坚强党组织误入陷阱，自觉有责任忠告，也应依宪法“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凡对技术复杂的问题例应公开讨论，岂可即下结论，申称“一定要上”，犯有欺国之罪，向监察部举报外，也对总书记等对我两次警告未予批答，深为诧异。未知曾否考虑按宪法“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这一条，发交有关机关处理。
　　
　　当年黄河三门峡修筑前争辩，只我一人反对修筑。现在虽有许多人反对修建长江三峡霸，但又只我一人从根本上彻底反对，申称是对国家经济不利。可能诸公相信群众多数，我个人仍希望公开争辩。
　　　　
　　　　未见批答，工程已准备进行，难望轮台有悔诏，只得将此案披露中外，或可免这一灾难于万一。
　　　　
　　　　顺祝 进步健康
　　　　
　　　　附文
　　　　
　　　　黄万里 1993年6月14日 清华大学九公寓35号
　　　　
　　　　附记 :
　　　　
　　　　三封信如石沉大海，1994年1月25日，黄万里以举报人的身份致信“中纪委、监察部合署举报中心”， “举报国务院在长江三峡高坝修建问题上，置本检举人劝阻说理于不顾，违背宪法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的规定。
　　
　　虽此坝业经人大通过由国务院定期动工修建，但国务院不能卸却核定该坝修建可行性成立的责任。请监察部举报中心查明处理。”
　　　　
　　　　仍旧置之不理。
　　　　
　　　　2000年4月，黄河问题越来越突出，他又把自己治理黄河和长江的意见，寄给国务院的总理和副总理。
　　
　　依旧没有理他。这年他已年届89岁，且处于癌症晚期。
　　

诗人的情感与水库大坝
　　
　　行见渭滨仓廪实，翻为云梦鱼虾没。......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
　　遥望秦川空洒泪，及身难报圣农恩。......
　　
　　
　　
　　 单之蔷
　　
　　⒈"我是用诗人的情感搞水利的，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又是一个诗人。
　　
　　"这是黄万里的话。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黄万里是惟一反对三门峡大坝人？
　　
　　为什么当年水利水电界的专家中只有黄万里看出了三门峡大坝泥沙淤积将威胁渭河与西安？
　　
　　结论是，是黄万里的诗歌帮助了他，那些专家们只有技术一只眼，而黄万里还有另一只眼：
　　
　　诗歌。诗歌的核心是情感，可以说是情感使黄万里成为反对三门峡大坝第一人。
　　
　　 ⒉有一个朋友是清华毕业的，很多年前说过：他的老师说，如果像三峡大坝这样的工程的总工程师不是清华水利系毕业的，那将是清华水利系的耻辱。
　　
　　⒊今天如果你在网上的敲进"黄万里"三个字，你会发现"黄万里"三个字的含金量。清华水利系尽可以放心了：有了黄万里，清华水利系再也不会耻辱了，虽然他没做过任何大坝的总工程师。
　　
　　⒋我想起北大哲学教授吴国盛的话：技术不是中立的，技术构造世界，世界是在工具的使用中显现出来的。眼睛使用多了，世界就是一个视觉的世界，耳朵使用多了，世界就是一个听觉的世界，你使用什么样的工具，你就拥有什么样的世界，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在使用锤子的人眼中，世界是一个钉子；整天带刀的人，遇到问题，他总是用刀解决。那么在一个水利水电工程师的眼中，世界是怎么样的呢？
　　
　　⒌黄万里学的先是桥梁工程，后是水利工程，本应该更多地以技术的眼光看世界，像一些水电专家，一条江河在他们眼里，处处是大坝，看到的尽是坝址。
　　
　　对于坝址又最欣赏"小口大肚子"，小口正好做坝址，大肚子正好是库容。但看不到"大肚子"里面是"炊烟袅袅的村庄，暮归的羊群，荷锄的农夫"。
　　
　　但黄先生能看到，他之所以反对三门峡大坝，是因为他看到了淹没的土地、迁移的几十万百姓，他在诗中写到：
　　
　　
　　行见渭滨仓廪实，翻为云梦鱼虾没。......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
　　遥望秦川空洒泪，及身难报圣农恩。......
　　
　　
　　⒍建高坝还是建低坝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伦理问题。工程师的伦理要求工程师回答移民在大坝建成后是幸福还是痛苦的问题。
　　
　　⒎今年9月我走进陕西水利厅移民办，主任告诉我：刚有几个三门峡的移民离开，他们向政府要青春补偿费。
　　
　　 ⒏我拜访了写《黄河大移民》的女作家冷梦，她说："我在采访时，眼泪没干过。
　　
　　"我钦佩她为移民付出的泪水和情感，我在想，我们在考察坝址时，前期可行性研究中如果能有一两个女性参加，最好是女作家参加，这样选出的坝址也可能减少移民的数量和苦难，就像有研究表明，如果外科医生中有一半是女性，各种切除器官的手术将减少一半。
　　
　　⒐三门峡坝址是"小口大肚子"。当初选址在这里造堤坝的时候，只看到了这个坝址在地质和库容上好的一面，却忽略了人文和历史的因素，淹没了关中最好的土地。
　　
　　这个堤坝在三省交界处，利全在河南，弊全在陕西。因此到今天两省还在摩擦。
　　
　　也许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把三门峡划到陕西省，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⒑我们对历史认识有多深，我们前进的才能有多远。
　　
　　直到今日不能正视三门峡水库的错误，不能总结三门峡的教训，是中国水电开发的隐忧。
　　
　　一个对三门峡水库不敢反思的水利水电界，怎么能把中国的大小江河交给他们去不受任何监督的开发。
　　
　　⒒在莱茵河采访，在干流上我们没有遇到一个大坝将河拦断，莱茵河峡谷中有许多可能被水电专家称赞的好的坝址；
　　
　　但在干流上没有人能建大坝，因为有许多限制因素：
　　
　　莱茵河是一条国际河流，有时是两国的界河，如法国与德国的界河。
　　
　　莱茵河更是一条航运大通道，从鹿特丹可以直航到瑞士的巴塞尔，没有哪个国家会同意在莱茵河上建大坝妨碍航运。
　　
　　没有大坝，这些国家照样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因为他们寻找到了可替代的因素。
　　
　　如：法国80％是核电，德国是火电为主或从法国买电。在荷兰我们到处看到风车发电，这个古老的"风车之国"，再次看到了风车的价值。
　　
　　
　　 ⒓法国的河流上，水电开发者很难建起需要淹地移民的高坝。因为土地私有制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在中国就完全不同了。
　　
　　中国的水电发展呈现失控的状态，只有促进大干快上，修大坝高坝的因素，而无限制因素：
　　
　　钱是银行的，不考虑还的；土地是公有的，不需要赔的；地方是支持的，因为有收入；
　　
　　移民是听话的，拆迁费用低；缺的只是招牌，招牌也有了："西部大开发"。
　　
　　 ⒔水电大坝工程有严密的组织为它奔走论证，移民却没有。
　　
　　⒕中国为什么总是发洪水？因为中国的河流大多都是东西流向的，如黄河、长江、淮河、海河。
　　
　　中国又是季风气候，夏季的雨带是从南向北推进的，东西向的河流与气候带走向是一致的，可以与雨带重合，进入雨季，整个流域上、中、下游同时进入，因此容易发洪水。如果中国的河流都是南北向的，例如长江是从北京流向广州，就不会年年抗洪抢险。
　　
　　
　　⒖防洪不一定要修水库、建大坝，也不一定需要加高大堤，至少有以下的方法：
　　
　　湘西凤凰县土家族的吊脚楼就建在河边，底下是空的，用几根柱子支撑屋子，二层住人，洪水来时，从下面流走。
　　
　　德国科隆市用钢板来防洪，洪水退后，拆除钢板。
　　
　　美国人用建大坝的钱买保险，洪水是概率，淹了就赔。
　　
　　日本人把公园建在低洼处，洪水来时，做蓄洪区，建大型公共设施，底下是水库，城市降雨时，水都流进这些水库存起来用。
　　
　　荷兰人在研究建设浮动的城市......。
　　
　　

对立面的价值
　　黄卧云
　　
　　公共利益区不但别于个人利益, 也区别于集团利益,它是社会不同个体利益和团体利益的调和与平衡。
　　
　　当一个地方各种利益都受到合理兼顾和尊重时,那里的公共利益才能得到体现。平衡各种利益、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反对的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没有合法的反对力量存在，就没有公共利益的切实保障。
　　
　　分歧和对立表明冲突和分裂，从感情上说好像应当尽量避免，但我们的文明发展，我们的不同利益受到合理对待，恰恰是受益于分歧和对立。
　　
　　同传统和现有结论决裂，是所有新思想、新发现的起点。我们从对手那里受益良多，这一点不容易被人清晰地看到。认识到对立面的价值，不是靠人的本性，而是靠人的理性。
　　
　　人的本性不喜欢自己的对立面，人的本性喜欢统一，喜欢他人与自己保持一致。只有理性才会告诉人应该尊重对手，并意识到多样性的好处。
　　
　　反对是净化权力的力量
　　
　　持续不断的反腐运动使担任公职成为典型的高收入与高风险并存的行业。
　　
　　最初也许是一个并不起眼的腐败案件，但它可能牵出来一个更大甚至是一串更大的腐败案件，过去包得严严实实的内幕就此揭开了，卷入的人数越来越多，几十上百，以至更多，其中不乏高级别的官员，判死刑的判死刑，判无期的判无期。
　　
　　他们有不少原先都是“好人”，但现在都完了。鉴于如此严重的职务犯罪现象，不但对如何给担任公职的人员以必要保护，使他们免于堕落和犯罪，更对如何保护公共权力免遭大面积污染，理应引起社会的严重关注。
　　
　　无论是保护掌权的人，还是保护权力，不外一是利用法律，二是利用制度。
　　
　　法律保护在于它能够让人们准确预知自己的行为后果，从而主动离开危险，免受法律惩罚。
　　
　　但只要有相当一部分贪官可以逃避法律的惩处，就会鼓励人们进一步想法逃避法律的惩处，即使加大打击力度，另一方也会对之以更巧妙的逃避，比如把贪污所得转移到海外，通过退出官场到企业任职的方式推迟完成权钱交易……，其结果是在腐败犯罪和执法打击之间展开一场捉迷藏的游戏。
　　
　　制度保护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的权力遇到足够有力的抵制。他们的命令一旦畅通无阻，不但威胁到社会的安全和利益，也威胁到其自身的安全和利益。
　　
　　大部分人都不能总是做到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对眼前利益的追逐会蒙蔽对长远利益的考量，正因为如此，人们都愿意从法律和制度的强制性约束中得到保护。
　　
　　所有犯罪不只是个人的责任，也是制度和社会的责任，而职务犯罪就更加是社会和制度的责任。
　　
　　对上级或者对一把手惟命是从，它可能使任何荒谬和无理的命令都得到贯彻执行。讨厌阻力是人之常情。
　　
　　一些领导干部喜欢强调令行禁止，为此他们要拒斥反对意见，他们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清理那些与自己“对着干”、妨碍他命令的人。
　　
　　他们以团结的名义排挤领导班子内部不与自己合作的成员。只有当听不到不同观点的时候，他们才会感到满意，并以为有了一个“团结的集体”。
　　
　　正像事实所表明的那样，不少时候是通过排斥不同意见的人来实现“团结”的。
　　
　　的确，一个由“自己人”组成的班子是团结一致的，现在他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他的个人意见总是能变成领导班子的决定。
　　
　　特别是摆脱了公众监督之后，随心所欲的个人意志达到了顶点，这时，“集体领导”就会出现集体谋私，集体丧失原则，它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常常看到一些地方整个“领导班子”溃烂的现象。
　　
　　当他最大限度地获得了行动自由时，他的危险也大大增加了，因为当还有人敢于站出来抵制的时候，他会有所顾忌，会更加注意检点和约束自己的行为。
　　
　　“从事不正当活动的人一旦估计阻力可能来自其无法控制的方面，便常常由于恐遭反对而有所节制”（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正是对立面，对他构成了有效的保护。
　　
　　就在他干净地清除了对立面、获得胜利的喜悦时，他同时也就干净地清除了自己的保护伞。
　　
　　尽管所有人都有自我保护意识，在反腐风声很紧的情况下，自我保护意识还会加强，但只有自我保护非常不够。风险越高的地方，自我保护能力越弱。
　　
　　目前，官员保护自己的办法，要么凭个人意志保持廉洁的品质，不为不断涌向自己的金钱所动，要么依靠和使用“自己人”构筑利益联盟，不过事实证明这些自我保护都不可靠。
　　
　　个人意志可以抵挡巨大诱惑的一时进攻，但难以抵挡巨大诱惑的持久逼进；而一个由“自己人”组成的看起来牢不可破的联盟也可能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环节上出现问题，导致整个自我保护系统的全线瓦解。
　　
　　尽管从道理上说限制即是保护，但对不习惯接受限制的权力来说，最难接受的就是对它的限制。
　　
　　近年改革的焦点之一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从制度建设上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从一开始作为改革方向就一直被大力倡导。
　　
　　在被监督者同时又担负监督之责时，他们根据自身的需要理解“改革精神”和“探索”改革办法，而他们的需要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把监督变成一项对自己最好不要造成不便的活动。
　　
　　各地热热闹闹探索的廉政办法，一般不外是把监督变成单位内部或家庭内部事务，如内部整改，妻子监督担任领导职务的丈夫，领导监督自己的妻子。
　　
　　一切内部监督都存在着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同流合污的危险。
　　
　　公共权力承担服务公共利益的义务，但只有在它置于公众控制之下时，才可能担负起自己的义务。
　　
　　一旦任何一个公共职务都要遇到合法的和公开的抵制力量，权力就会得到限制，而担任公职的人们也就会懂得尊重自己的对手。这不是因为他们都具有高尚的情操，而是因为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理解了抵制的优点。
　　
　　他们会体验到来自对手和公众的限制对自身的益处，他们从反对者和公众那里得到的好处比不便明显要大，因此愿意接受反对带来的各种不便。
　　
　　他们虽然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多了些牵制，但作为交换，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得到了保证。
　　
　　既然已经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那么，利用它从事违法犯罪的机会也自然减少了，从而保护了官员，也保护了权力。
　　
　　不同意见，社会的减灾器
　　
　　按照通常的说法，命令畅通，令行禁止，就能保证效率，但这只有在满足下述条件下才是成立的，即命令绝对正确。
　　
　　不要说不存在总是正确的命令，即使是正确的命令，让它在执行前遇到一些阻力也是可取的。权力制衡体制中常常出现议而不决的僵局，但为了安全，在议案的通过时竖起一道或者更多的障碍是必要的，以便让当事人作进一步的思考，正如城市交通出于安全需要通过各种措施限制车速，而不是让汽车危险地加足马力飞速奔驰。
　　
　　效率需要一定的行政集权，但过于强大的行政集权就走向效率的反面，它不仅仅导致无效率，更导致严重的浪费和灾难。
　　
　　由于君临一切的权力使命令无人可以抗拒，不管它们有多么荒谬也总是能够畅行无阻：从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到“大跃进”，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形形色色的重点建设项目上马。
　　
　　它们的失败只有在造成无可挽回的灾难之后才逐渐被大众所认识。2000多万生命的代价制止了继续“大跃进”，损失上千亿元的三门峡水利工程则要过去40多年后才被承认是一座失败工程，很多重点工程没有逃脱投产之日就是亏损之时的命运。
　　
　　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能够经受住这些接二连三的命令的蹂躏。
　　
　　人们常说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在这里是完全可以假设的：如果有反对和抵制的政治力量存在，“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的荒谬历史剧就不可能出现；
　　
　　如果黄万里能够用他的科学知识向社会呼吁，争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劳民伤财的三门峡工程就可能不会修建，至会受到更严谨的对待。
　　
　　今天人们怀念黄万里先生不只是因为他敢于说真话——作为唯一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的科学家，更是因为他唤起人们对固执和无知命令的反思。
　　
　　经济人通过市场各自做出经济决策优于集中决策，同时人们也发现，民主市场与经济市场运作得一样有效。
　　
　　纵使高度统一的权力能解决一些问题，能化解某些矛盾，但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能有效解决自身出现的问题。
　　
　　由于生活中的新问题层出不穷，它需要不断地增加权力机构，穷于应付，以致于陷入机构无限膨胀的窘迫之境；由于下级的错误只有上级才有权纠正，就总会存在着纠正上级权力的困难。
　　
　　权力有原则的公开竞争必定产生反对的力量，对于当权者，反对派是制造麻项的根源，它迫使决策者面向公众为自己的政策和行为进行辩护，对于社会，它却大有益处，它的益处正在于它制造麻烦，它让不同的观点有机会得到社会輿论的评判，使错误的观点经受大众的检验，它迫使当权者不得一意孤行。
　　
　　社会必须有纠正错误决策的力量，是因为：如果个人的错误是由其本人承担全部后果，他的错误也由他自己纠正，坚持错误就意味着他要继续接受错误决策的惩罚，他具有立即纠正错误的强大动机；
　　
　　但如果个人在代表公众进行决策，他的错误决策要由社会来承担后果，社会就有义务、有责任制止其错误。
　　
　　由于共公策决者长期以来不承担错误决策的后果，很难及时纠正错误，相反，他会为树立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维护错误，坚持错误。
　　
　　繁荣源自思想竞争
　　对立面的存在为社会始终保持思想竞争的局面创造了条件。
　　
　　每一次思想对立都是一次思想交锋，思想交流。通过交锋和交流，思想进入更新的境界。
　　
　　彼此不同的主张必然要在竞争和交锋中显示自己的优势，并且，竞争各方也从对手那里获得灵感和启发，在竞争中丰富和完善自身。
　　
　　竞争是实现自我完善的最佳途径，充分的竞争不但使优秀的主张得以脱颖而出，也使不同的主张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彼此竞争包含着相互学习。
　　
　　
　　当竞争者都力争获得创造的优势时，繁荣──思想繁荣和物质繁荣──就会到来。
　　
　　而且总是先有思想繁荣，然才有物质繁荣，依靠从国外引进技术获得繁荣是不可靠的，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思想竞争造就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或者说，正是那些被正统派所拒斥的“五花八门”的思想和观点带动了社会进步。
　　
　　人们观点相左，意见分歧，是生活中的一个基本现象，而观点一致，意见统一，只是暂时的现象。
　　
　　只有非强制的一致才是有益的，强制下的一致就是消灭竞争。某种观点一旦确立唯我独尊的地位，对其它观点进行排斥和打击，就妨碍人们自由创造。
　　
　　步调一致看起来是诱人的，所有的人都劲往一处使，它其实束缚了所有人的手脚，对社会进步它是一种致命的伤害。
　　
　　矛盾、冲突是一种求知和探索真理的状态，容忍对立，即是容忍探求，容忍发展真理。
　　
　　到了检讨我们的“强国梦”的时候了。一百多年来，充满道义感的强国理想激励着几代人，也控制了几代人的头脑，它把经济目标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而政府的主要责任就是实现这一目标。
　　
　　半个多世纪以来，政府一直在大力抓钢铁，抓粮食，抓革命，抓经济，抓建设，抓企业，抓项目，抓出口，抓农业，抓工业，抓教育，抓思想，抓宣传，抓产业化，抓现代化，为此高度地集中利用社会资源，极大强化政府集权。
　　
　　强国的需要压倒了人民对自由的需要，压倒了社会对法治的需要。
　　
　　但是历史一再证明，用权力追求强国达不到强国的目的，强国是“抓”不出来的，是计划不出来的。
　　
　　国家的强大只能是社会所有成员为了其自身利益自由创造带来的伟大副产品。
　　
　　比强国理想更值得追求的，是更合意的生活方式，把改革理解为强国之策会使改革误入歧途。
　　
　　改革的目的是使多数人获得更合意的生活方式──自由是它的根本特征。
　　
　　追求绝对一致不但与强国梦有关，与无止境地追求权力有关，也与追求某种完美理想有关。
　　
　　别尔嘉耶夫，这位视力是正常人两倍的俄国哲学家，发现了追求完美的危险，人类关于完美社会的设计，总是包含着高度一致的理想，包含着全面安排生活的意图，它所希望的完美生活只能是强迫的善。
　　
　　更合意的生活方式并不表示它完美无缺，它表达的理想是，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不要面对不公正的强迫。
　　
　　在我们接受民主和自由的生活方式时，也要接纳它的缺点；
　　
　　在我们追求法律下的平等时，还得承认人在自然禀赋和财产上的差异；
　　
　　我们希望从全球化中受惠，就得同时承受它带来一些的损失。如果要拒绝民主和自由的缺点，就只有不要民主和自由；
　　
　　想得到一切方面的平等，就必须面对奴役；不接受全球化的不足，唯一的办法是把自己封闭起来。
　　
　　
　　让理性的力量支配社会
　　
　　对社会的治理者来说，千方百计把公民变成没有思想的顺民，看起来便于管理，易于使社会保持无所作为的稳定，但它隐藏的风险容易被忽略，那就是顺民转向暴民。
　　
　　“文革”时期的“大民主”是一场持续十年的生命浩劫，无数生命死于暴民之手。
　　
　　这些暴民同时又是顺民。顺民总是被利用的对象，并以此为满足。
　　
　　他们把服从作为自己的本份，他们会喊口号，会举双手赞成，会跳忠字舞，但不会思考，也不知道自己具有什么样的权利，当然也不可能理解别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权利。
　　
　　暴民对破坏和毁灭抱有病态的狂喜，而不会顾及自己以外的人。从顺民到暴民只有一步之遥。
　　
　　顺民只懂得服从，他们不是自己的主人，不由自主地作决定，他们既然可以把命运交给当权者，也就可以把命运交给“造反派”。
　　
　　从顺民到造反者的转变过程历史上通常是这样完成的：
　　
　　顺民由于顺从，他们的利益最容易遭到侵犯，当这种侵犯积累到一定的量时，他们的力量就会呈爆发之势喷涌而出。
　　
　　一个刚刚从剧烈的暴乱中诞生的新政权会想到给民众休养生息，安抚他们，让他们顺服社会的新主人，但随着创立政权的一代人的消逝，处境被动、默无声息的顺民又逐渐被遗忘了，他们重新成为掠夺的对象，在最无望的情况下，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先是占山为王，随着地盘越占越大，与当局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武力争夺由此拉开了序幕。
　　
　　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时，它保有统治；政府无力对付武力挑战时，它就失去统治。
　　
　　国内和平与稳定不是靠一方居于压倒优势来实现的，相反，一方占据压倒优势的企图和努力使社会不得安宁，因为建立绝对优势无非是要建立绝对垄断，获取绝对利益，而这只有反复地求助暴力才能实现。
　　
　　斯大林建立起绝对统治权的过程，是不断对“无数敌人”施加暴力和无休止地制造动荡的过程，它包括反对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粉碎托洛茨基派的“反苏罪行”，清除政治上的“两面派”，消灭富农阶级，消灭布哈林－托洛茨基派“特务余孽”，等等。
　　
　　它不停地制造自己的敌对分子和反动派，然后与之作斗争，进行连绵不绝的清洗，最终消灭竞争对手。
　　
　　在那些有较高政治文明的国家，获得安宁与和平的必要条件是，人们必须要受到理性的控制。
　　
　　党派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任何一方都不会运用暴力谋求获胜。
　　
　　那里经常发生政见纷争和对抗，争取权力的竞争有时异常激烈，但没有任何需要打击和消灭的敌对分子。
　　
　　这样的社会就是由理性在支配的，而不是由权力和力量在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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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夫
　　愿黄老安息 新一代的80后会尽力挽回前人之错
　　救国救民

第二封信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总书记，诸位委员：
　　　　
　　　　1992年11月14日曾函陈长江三峡大坝决不可修等水利方面的意见，附文简释有关技术问题，未见批复。而总理已赴汉口开始筹备施工。在此我愿再度郑重地负责地警告：
　　
　　修建此坝是祸国殃民的，请速决策停工，否则坝成蓄水后定将酿成大祸。
　　　　
　　　　此坝蓄水后不出十年，卵石夹沙随水而下将堵塞重庆港；江津北碚随着惨遭洪灾，其害将几十倍于1983 年安康汉水骤涨21米，淹毙全城人民的洪灾。
　　
　　最终被??#22365;，而两岸直壁百米，石渣连同历年沉积的卵石还须船运出峡，向下游开旷之地倾倒。航运将中断一两年。不知将如何向人民交代。
　　　　
　　　　论经济效益，此坝每千瓦造价三四倍于一般大中型坝，其经济可行性并不成立。
　　
　　对比五年工期的大中型坝，设此坝施工期1995年至2010年，连续15年，按1986年物价，每年20亿元中浪费达13亿元，等于每年抛扔大海400万吨粮食。
　　
　　此举远比美国胡佛总统1931年只一次沉粮于海以示众，还要壮烈。完工后十年内陆续回收发电效益781亿元，未必能抵偿炸坝运渣，断航，及淹没损失。
　　　　
　　　　详情请阅前送的《简释》。拒说三峡问题规定不准公开争辩。此事关系重大，愿向诸公当面解说。
　　
　　单谈卵石塞港问题只需一小时。若再谈经济问题，则外加半小时，质询时间在外。担保讲得诸公都明白。
　　　　
　　　　原来流域水利规划必须具备治河（包括防洪），航道，灌溉，发电，供水等各种工程知识；
　　
　　并曾亲历其勘测，设计，施工，运行的经验；此外还需要气象，地貌，地质，水文以及工程经济的知识；
　　
　　还须能对数学，力学方法和概率统计方法运算自如。这些要比一般土木工程的知识广阔和深邃的多了。
　　
　　概括地说，水利规划要求工程和自然地理学术兼备于一身，前贤有言在先。
　　　　
　　　　技术人员中最早提出修建三峡大坝的美国专家萨凡奇只是专长于造坝和略晓坝址地质的土木工程师。
　　
　　但是1932年美国罗斯福总统创立田纳西流域专区TVA时就未聘用他，而专任具有流域规划经验的Author E. Morgan领导和Sherman M. Woodward教授为顾问。
　　
　　这些外国专家我所熟知，曾在其下层工作过。一个甲子60年过去了，我国涌现出成千上万位水利专家，但仍未闻有兼通工程和水文地理者在水利机关领导规划。
　　
　　于是出现了这个截断长江的高坝计划，实际上不作可行性研究就该被否定。
　　　　
　　　　希望党的经济建设科学化民主化要确实贯彻下去。切勿规定经济建设可行性由行政当局事先决定。
　　
　　例如黄委主任王化云曾对总工程师交代：“这个坝（小浪底坝）你先按6亿元设计请款 ”；又如万里副总理带了张某某视察引黄济青导水工程后，就由计委批准施工，结果耗资10 亿元，每年还须大量费用抽水，其费大于在青岛煮海取水年一亿立方米。
　　
　　对于与众不同意见的建议从不答复，甚至控制学术刊物不准刊登合理的建议，附送两案件请审阅后转交中央纪委。
　　　　
　　　　顺致 敬意
　　　　
　　　　黄万里 1993年2月14日 清华大学九公寓35号
　　　　
　　　　第三封信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总书记，诸位委员：
　　　　
　　　　前曾两次劝告切勿修建长江三峡高坝，首次1991年11月14日，附送两文，第二次1993年2月1 4日，附文请阅后转交中纪委。
　　
　　现在另再送上《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河床演变问题论证一文，请予审批，并请连同前文发交有关机关，安排会议公开讨论。
　　　　
　　　　凡峡谷河流若原不通航，支流两岸又少田地，象大渡河龚咀那样，是可以拦河筑坝，利用水力发电的。
　　
　　尽管16年来这水库已积满卵石夹沙，失掉了调节洪水的能力，仍能利用自然水流的落差发电。
　　
　　但长江三峡却不是这样，这是黄金水道的上段，四条巨川排泄着侵蚀性盆地上的大量卵石进入峡谷，在水库蓄水后，这些卵石和泥沙就会堵塞住重庆港，上延抬高洪水位，淹没田地。那里水源丰富，生活着一亿多人口，缺少的正是耕地。凡是这样的地貌，决不可拦河筑坝。
　　
　　所以长江三峡根本不可修高坝，永远不可修高坝。当年孙中山提出这一设想后，可惜没有一个学者能做出科学的解释，至今也只我一人，说明这是不可行的。
　　
　　随后也就不会有美国萨凡奇的建议，也不会有一群工程师涌向美国学习筑坝的经验，其实这些技术还停留在幼稚可笑的阶段。
　　
　　更不会向加拿大乞取可行性研究经费，更不会有党代会人代会和半个世纪的讨论。这些都是科技低落的后果，虽不单是我国，但今准备施工了，领头的“专家” 应负刑事之责。
　　　　
　　　　论经济效益，此坝每千瓦实际造价之高，可以打破世界纪录。
　　
　　且不论摊派到发电的静态经济成本按1986年物价300亿元是否属实，并缩短工期为15年，投资逐年平均分配，到完工时实际投入为666.45亿元（见《简释》文）。
　　
　　但是审核的报告竟按开工时的成本计算，若也按15年工期，则仅159.54亿元。这样，缩小了造价成为1/4，即隐瞒了实价的3/4。这样，经济可行性自然就成立了。这一错误，凡建设领导都该懂得而负责。
　　　　
　　　　所以长江三峡高坝不仅因其破坏航运和农业环境而不可修建，而且其本身价值也不成立。
　　
　　三峡电站20年内只有工费支出，没有电费收入，国家财力不堪负担。理应从速修江西湖南山区所有大中型电站，以供应东南各省电能燃眉之需。
　　　　
　　　　作为共和国的一个公民，由国家培养成的，从事了60年水利工作者，眼看着国家和以百万头颅换来的坚强党组织误入陷阱，自觉有责任忠告，也应依宪法“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凡对技术复杂的问题例应公开讨论，岂可即下结论，申称“一定要上”，犯有欺国之罪，向监察部举报外，也对总书记等对我两次警告未予批答，深为诧异。未知曾否考虑按宪法“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这一条，发交有关机关处理。
　　
　　当年黄河三门峡修筑前争辩，只我一人反对修筑。现在虽有许多人反对修建长江三峡霸，但又只我一人从根本上彻底反对，申称是对国家经济不利。可能诸公相信群众多数，我个人仍希望公开争辩。
　　　　
　　　　未见批答，工程已准备进行，难望轮台有悔诏，只得将此案披露中外，或可免这一灾难于万一。
　　　　
　　　　顺祝 进步健康
　　　　
　　　　附文
　　　　
　　　　黄万里 1993年6月14日 清华大学九公寓35号
　　　　
　　　　附记 :
　　　　
　　　　三封信如石沉大海，1994年1月25日，黄万里以举报人的身份致信“中纪委、监察部合署举报中心”， “举报国务院在长江三峡高坝修建问题上，置本检举人劝阻说理于不顾，违背宪法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的规定。
　　
　　虽此坝业经人大通过由国务院定期动工修建，但国务院不能卸却核定该坝修建可行性成立的责任。请监察部举报中心查明处理。”
　　　　
　　　　仍旧置之不理。
　　　　
　　　　2000年4月，黄河问题越来越突出，他又把自己治理黄河和长江的意见，寄给国务院的总理和副总理。
　　
　　依旧没有理他。这年他已年届89岁，且处于癌症晚期。
　　

诗人的情感与水库大坝
　　
　　行见渭滨仓廪实，翻为云梦鱼虾没。......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
　　遥望秦川空洒泪，及身难报圣农恩。......
　　
　　
　　
　　 单之蔷
　　
　　⒈"我是用诗人的情感搞水利的，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又是一个诗人。
　　
　　"这是黄万里的话。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黄万里是惟一反对三门峡大坝人？
　　
　　为什么当年水利水电界的专家中只有黄万里看出了三门峡大坝泥沙淤积将威胁渭河与西安？
　　
　　结论是，是黄万里的诗歌帮助了他，那些专家们只有技术一只眼，而黄万里还有另一只眼：
　　
　　诗歌。诗歌的核心是情感，可以说是情感使黄万里成为反对三门峡大坝第一人。
　　
　　 ⒉有一个朋友是清华毕业的，很多年前说过：他的老师说，如果像三峡大坝这样的工程的总工程师不是清华水利系毕业的，那将是清华水利系的耻辱。
　　
　　⒊今天如果你在网上的敲进"黄万里"三个字，你会发现"黄万里"三个字的含金量。清华水利系尽可以放心了：有了黄万里，清华水利系再也不会耻辱了，虽然他没做过任何大坝的总工程师。
　　
　　⒋我想起北大哲学教授吴国盛的话：技术不是中立的，技术构造世界，世界是在工具的使用中显现出来的。眼睛使用多了，世界就是一个视觉的世界，耳朵使用多了，世界就是一个听觉的世界，你使用什么样的工具，你就拥有什么样的世界，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在使用锤子的人眼中，世界是一个钉子；整天带刀的人，遇到问题，他总是用刀解决。那么在一个水利水电工程师的眼中，世界是怎么样的呢？
　　
　　⒌黄万里学的先是桥梁工程，后是水利工程，本应该更多地以技术的眼光看世界，像一些水电专家，一条江河在他们眼里，处处是大坝，看到的尽是坝址。
　　
　　对于坝址又最欣赏"小口大肚子"，小口正好做坝址，大肚子正好是库容。但看不到"大肚子"里面是"炊烟袅袅的村庄，暮归的羊群，荷锄的农夫"。
　　
　　但黄先生能看到，他之所以反对三门峡大坝，是因为他看到了淹没的土地、迁移的几十万百姓，他在诗中写到：
　　
　　
　　行见渭滨仓廪实，翻为云梦鱼虾没。......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
　　遥望秦川空洒泪，及身难报圣农恩。......
　　
　　
　　⒍建高坝还是建低坝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伦理问题。工程师的伦理要求工程师回答移民在大坝建成后是幸福还是痛苦的问题。
　　
　　⒎今年9月我走进陕西水利厅移民办，主任告诉我：刚有几个三门峡的移民离开，他们向政府要青春补偿费。
　　
　　 ⒏我拜访了写《黄河大移民》的女作家冷梦，她说："我在采访时，眼泪没干过。
　　
　　"我钦佩她为移民付出的泪水和情感，我在想，我们在考察坝址时，前期可行性研究中如果能有一两个女性参加，最好是女作家参加，这样选出的坝址也可能减少移民的数量和苦难，就像有研究表明，如果外科医生中有一半是女性，各种切除器官的手术将减少一半。
　　
　　⒐三门峡坝址是"小口大肚子"。当初选址在这里造堤坝的时候，只看到了这个坝址在地质和库容上好的一面，却忽略了人文和历史的因素，淹没了关中最好的土地。
　　
　　这个堤坝在三省交界处，利全在河南，弊全在陕西。因此到今天两省还在摩擦。
　　
　　也许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把三门峡划到陕西省，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⒑我们对历史认识有多深，我们前进的才能有多远。
　　
　　直到今日不能正视三门峡水库的错误，不能总结三门峡的教训，是中国水电开发的隐忧。
　　
　　一个对三门峡水库不敢反思的水利水电界，怎么能把中国的大小江河交给他们去不受任何监督的开发。
　　
　　⒒在莱茵河采访，在干流上我们没有遇到一个大坝将河拦断，莱茵河峡谷中有许多可能被水电专家称赞的好的坝址；
　　
　　但在干流上没有人能建大坝，因为有许多限制因素：
　　
　　莱茵河是一条国际河流，有时是两国的界河，如法国与德国的界河。
　　
　　莱茵河更是一条航运大通道，从鹿特丹可以直航到瑞士的巴塞尔，没有哪个国家会同意在莱茵河上建大坝妨碍航运。
　　
　　没有大坝，这些国家照样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因为他们寻找到了可替代的因素。
　　
　　如：法国80％是核电，德国是火电为主或从法国买电。在荷兰我们到处看到风车发电，这个古老的"风车之国"，再次看到了风车的价值。
　　
　　
　　 ⒓法国的河流上，水电开发者很难建起需要淹地移民的高坝。因为土地私有制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在中国就完全不同了。
　　
　　中国的水电发展呈现失控的状态，只有促进大干快上，修大坝高坝的因素，而无限制因素：
　　
　　钱是银行的，不考虑还的；土地是公有的，不需要赔的；地方是支持的，因为有收入；
　　
　　移民是听话的，拆迁费用低；缺的只是招牌，招牌也有了："西部大开发"。
　　
　　 ⒔水电大坝工程有严密的组织为它奔走论证，移民却没有。
　　
　　⒕中国为什么总是发洪水？因为中国的河流大多都是东西流向的，如黄河、长江、淮河、海河。
　　
　　中国又是季风气候，夏季的雨带是从南向北推进的，东西向的河流与气候带走向是一致的，可以与雨带重合，进入雨季，整个流域上、中、下游同时进入，因此容易发洪水。如果中国的河流都是南北向的，例如长江是从北京流向广州，就不会年年抗洪抢险。
　　
　　
　　⒖防洪不一定要修水库、建大坝，也不一定需要加高大堤，至少有以下的方法：
　　
　　湘西凤凰县土家族的吊脚楼就建在河边，底下是空的，用几根柱子支撑屋子，二层住人，洪水来时，从下面流走。
　　
　　德国科隆市用钢板来防洪，洪水退后，拆除钢板。
　　
　　美国人用建大坝的钱买保险，洪水是概率，淹了就赔。
　　
　　日本人把公园建在低洼处，洪水来时，做蓄洪区，建大型公共设施，底下是水库，城市降雨时，水都流进这些水库存起来用。
　　
　　荷兰人在研究建设浮动的城市......。
　　
　　

对立面的价值
　　黄卧云
　　
　　公共利益区不但别于个人利益, 也区别于集团利益,它是社会不同个体利益和团体利益的调和与平衡。
　　
　　当一个地方各种利益都受到合理兼顾和尊重时,那里的公共利益才能得到体现。平衡各种利益、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反对的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没有合法的反对力量存在，就没有公共利益的切实保障。
　　
　　分歧和对立表明冲突和分裂，从感情上说好像应当尽量避免，但我们的文明发展，我们的不同利益受到合理对待，恰恰是受益于分歧和对立。
　　
　　同传统和现有结论决裂，是所有新思想、新发现的起点。我们从对手那里受益良多，这一点不容易被人清晰地看到。认识到对立面的价值，不是靠人的本性，而是靠人的理性。
　　
　　人的本性不喜欢自己的对立面，人的本性喜欢统一，喜欢他人与自己保持一致。只有理性才会告诉人应该尊重对手，并意识到多样性的好处。
　　
　　反对是净化权力的力量
　　
　　持续不断的反腐运动使担任公职成为典型的高收入与高风险并存的行业。
　　
　　最初也许是一个并不起眼的腐败案件，但它可能牵出来一个更大甚至是一串更大的腐败案件，过去包得严严实实的内幕就此揭开了，卷入的人数越来越多，几十上百，以至更多，其中不乏高级别的官员，判死刑的判死刑，判无期的判无期。
　　
　　他们有不少原先都是“好人”，但现在都完了。鉴于如此严重的职务犯罪现象，不但对如何给担任公职的人员以必要保护，使他们免于堕落和犯罪，更对如何保护公共权力免遭大面积污染，理应引起社会的严重关注。
　　
　　无论是保护掌权的人，还是保护权力，不外一是利用法律，二是利用制度。
　　
　　法律保护在于它能够让人们准确预知自己的行为后果，从而主动离开危险，免受法律惩罚。
　　
　　但只要有相当一部分贪官可以逃避法律的惩处，就会鼓励人们进一步想法逃避法律的惩处，即使加大打击力度，另一方也会对之以更巧妙的逃避，比如把贪污所得转移到海外，通过退出官场到企业任职的方式推迟完成权钱交易……，其结果是在腐败犯罪和执法打击之间展开一场捉迷藏的游戏。
　　
　　制度保护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的权力遇到足够有力的抵制。他们的命令一旦畅通无阻，不但威胁到社会的安全和利益，也威胁到其自身的安全和利益。
　　
　　大部分人都不能总是做到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对眼前利益的追逐会蒙蔽对长远利益的考量，正因为如此，人们都愿意从法律和制度的强制性约束中得到保护。
　　
　　所有犯罪不只是个人的责任，也是制度和社会的责任，而职务犯罪就更加是社会和制度的责任。
　　
　　对上级或者对一把手惟命是从，它可能使任何荒谬和无理的命令都得到贯彻执行。讨厌阻力是人之常情。
　　
　　一些领导干部喜欢强调令行禁止，为此他们要拒斥反对意见，他们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清理那些与自己“对着干”、妨碍他命令的人。
　　
　　他们以团结的名义排挤领导班子内部不与自己合作的成员。只有当听不到不同观点的时候，他们才会感到满意，并以为有了一个“团结的集体”。
　　
　　正像事实所表明的那样，不少时候是通过排斥不同意见的人来实现“团结”的。
　　
　　的确，一个由“自己人”组成的班子是团结一致的，现在他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他的个人意见总是能变成领导班子的决定。
　　
　　特别是摆脱了公众监督之后，随心所欲的个人意志达到了顶点，这时，“集体领导”就会出现集体谋私，集体丧失原则，它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常常看到一些地方整个“领导班子”溃烂的现象。
　　
　　当他最大限度地获得了行动自由时，他的危险也大大增加了，因为当还有人敢于站出来抵制的时候，他会有所顾忌，会更加注意检点和约束自己的行为。
　　
　　“从事不正当活动的人一旦估计阻力可能来自其无法控制的方面，便常常由于恐遭反对而有所节制”（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正是对立面，对他构成了有效的保护。
　　
　　就在他干净地清除了对立面、获得胜利的喜悦时，他同时也就干净地清除了自己的保护伞。
　　
　　尽管所有人都有自我保护意识，在反腐风声很紧的情况下，自我保护意识还会加强，但只有自我保护非常不够。风险越高的地方，自我保护能力越弱。
　　
　　目前，官员保护自己的办法，要么凭个人意志保持廉洁的品质，不为不断涌向自己的金钱所动，要么依靠和使用“自己人”构筑利益联盟，不过事实证明这些自我保护都不可靠。
　　
　　个人意志可以抵挡巨大诱惑的一时进攻，但难以抵挡巨大诱惑的持久逼进；而一个由“自己人”组成的看起来牢不可破的联盟也可能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环节上出现问题，导致整个自我保护系统的全线瓦解。
　　
　　尽管从道理上说限制即是保护，但对不习惯接受限制的权力来说，最难接受的就是对它的限制。
　　
　　近年改革的焦点之一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从制度建设上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从一开始作为改革方向就一直被大力倡导。
　　
　　在被监督者同时又担负监督之责时，他们根据自身的需要理解“改革精神”和“探索”改革办法，而他们的需要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把监督变成一项对自己最好不要造成不便的活动。
　　
　　各地热热闹闹探索的廉政办法，一般不外是把监督变成单位内部或家庭内部事务，如内部整改，妻子监督担任领导职务的丈夫，领导监督自己的妻子。
　　
　　一切内部监督都存在着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同流合污的危险。
　　
　　公共权力承担服务公共利益的义务，但只有在它置于公众控制之下时，才可能担负起自己的义务。
　　
　　一旦任何一个公共职务都要遇到合法的和公开的抵制力量，权力就会得到限制，而担任公职的人们也就会懂得尊重自己的对手。这不是因为他们都具有高尚的情操，而是因为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理解了抵制的优点。
　　
　　他们会体验到来自对手和公众的限制对自身的益处，他们从反对者和公众那里得到的好处比不便明显要大，因此愿意接受反对带来的各种不便。
　　
　　他们虽然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多了些牵制，但作为交换，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得到了保证。
　　
　　既然已经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那么，利用它从事违法犯罪的机会也自然减少了，从而保护了官员，也保护了权力。
　　
　　不同意见，社会的减灾器
　　
　　按照通常的说法，命令畅通，令行禁止，就能保证效率，但这只有在满足下述条件下才是成立的，即命令绝对正确。
　　
　　不要说不存在总是正确的命令，即使是正确的命令，让它在执行前遇到一些阻力也是可取的。权力制衡体制中常常出现议而不决的僵局，但为了安全，在议案的通过时竖起一道或者更多的障碍是必要的，以便让当事人作进一步的思考，正如城市交通出于安全需要通过各种措施限制车速，而不是让汽车危险地加足马力飞速奔驰。
　　
　　效率需要一定的行政集权，但过于强大的行政集权就走向效率的反面，它不仅仅导致无效率，更导致严重的浪费和灾难。
　　
　　由于君临一切的权力使命令无人可以抗拒，不管它们有多么荒谬也总是能够畅行无阻：从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到“大跃进”，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形形色色的重点建设项目上马。
　　
　　它们的失败只有在造成无可挽回的灾难之后才逐渐被大众所认识。2000多万生命的代价制止了继续“大跃进”，损失上千亿元的三门峡水利工程则要过去40多年后才被承认是一座失败工程，很多重点工程没有逃脱投产之日就是亏损之时的命运。
　　
　　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能够经受住这些接二连三的命令的蹂躏。
　　
　　人们常说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在这里是完全可以假设的：如果有反对和抵制的政治力量存在，“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的荒谬历史剧就不可能出现；
　　
　　如果黄万里能够用他的科学知识向社会呼吁，争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劳民伤财的三门峡工程就可能不会修建，至会受到更严谨的对待。
　　
　　今天人们怀念黄万里先生不只是因为他敢于说真话——作为唯一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的科学家，更是因为他唤起人们对固执和无知命令的反思。
　　
　　经济人通过市场各自做出经济决策优于集中决策，同时人们也发现，民主市场与经济市场运作得一样有效。
　　
　　纵使高度统一的权力能解决一些问题，能化解某些矛盾，但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能有效解决自身出现的问题。
　　
　　由于生活中的新问题层出不穷，它需要不断地增加权力机构，穷于应付，以致于陷入机构无限膨胀的窘迫之境；由于下级的错误只有上级才有权纠正，就总会存在着纠正上级权力的困难。
　　
　　权力有原则的公开竞争必定产生反对的力量，对于当权者，反对派是制造麻项的根源，它迫使决策者面向公众为自己的政策和行为进行辩护，对于社会，它却大有益处，它的益处正在于它制造麻烦，它让不同的观点有机会得到社会輿论的评判，使错误的观点经受大众的检验，它迫使当权者不得一意孤行。
　　
　　社会必须有纠正错误决策的力量，是因为：如果个人的错误是由其本人承担全部后果，他的错误也由他自己纠正，坚持错误就意味着他要继续接受错误决策的惩罚，他具有立即纠正错误的强大动机；
　　
　　但如果个人在代表公众进行决策，他的错误决策要由社会来承担后果，社会就有义务、有责任制止其错误。
　　
　　由于共公策决者长期以来不承担错误决策的后果，很难及时纠正错误，相反，他会为树立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维护错误，坚持错误。
　　
　　繁荣源自思想竞争
　　对立面的存在为社会始终保持思想竞争的局面创造了条件。
　　
　　每一次思想对立都是一次思想交锋，思想交流。通过交锋和交流，思想进入更新的境界。
　　
　　彼此不同的主张必然要在竞争和交锋中显示自己的优势，并且，竞争各方也从对手那里获得灵感和启发，在竞争中丰富和完善自身。
　　
　　竞争是实现自我完善的最佳途径，充分的竞争不但使优秀的主张得以脱颖而出，也使不同的主张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彼此竞争包含着相互学习。
　　
　　
　　当竞争者都力争获得创造的优势时，繁荣──思想繁荣和物质繁荣──就会到来。
　　
　　而且总是先有思想繁荣，然才有物质繁荣，依靠从国外引进技术获得繁荣是不可靠的，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思想竞争造就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或者说，正是那些被正统派所拒斥的“五花八门”的思想和观点带动了社会进步。
　　
　　人们观点相左，意见分歧，是生活中的一个基本现象，而观点一致，意见统一，只是暂时的现象。
　　
　　只有非强制的一致才是有益的，强制下的一致就是消灭竞争。某种观点一旦确立唯我独尊的地位，对其它观点进行排斥和打击，就妨碍人们自由创造。
　　
　　步调一致看起来是诱人的，所有的人都劲往一处使，它其实束缚了所有人的手脚，对社会进步它是一种致命的伤害。
　　
　　矛盾、冲突是一种求知和探索真理的状态，容忍对立，即是容忍探求，容忍发展真理。
　　
　　到了检讨我们的“强国梦”的时候了。一百多年来，充满道义感的强国理想激励着几代人，也控制了几代人的头脑，它把经济目标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而政府的主要责任就是实现这一目标。
　　
　　半个多世纪以来，政府一直在大力抓钢铁，抓粮食，抓革命，抓经济，抓建设，抓企业，抓项目，抓出口，抓农业，抓工业，抓教育，抓思想，抓宣传，抓产业化，抓现代化，为此高度地集中利用社会资源，极大强化政府集权。
　　
　　强国的需要压倒了人民对自由的需要，压倒了社会对法治的需要。
　　
　　但是历史一再证明，用权力追求强国达不到强国的目的，强国是“抓”不出来的，是计划不出来的。
　　
　　国家的强大只能是社会所有成员为了其自身利益自由创造带来的伟大副产品。
　　
　　比强国理想更值得追求的，是更合意的生活方式，把改革理解为强国之策会使改革误入歧途。
　　
　　改革的目的是使多数人获得更合意的生活方式──自由是它的根本特征。
　　
　　追求绝对一致不但与强国梦有关，与无止境地追求权力有关，也与追求某种完美理想有关。
　　
　　别尔嘉耶夫，这位视力是正常人两倍的俄国哲学家，发现了追求完美的危险，人类关于完美社会的设计，总是包含着高度一致的理想，包含着全面安排生活的意图，它所希望的完美生活只能是强迫的善。
　　
　　更合意的生活方式并不表示它完美无缺，它表达的理想是，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不要面对不公正的强迫。
　　
　　在我们接受民主和自由的生活方式时，也要接纳它的缺点；
　　
　　在我们追求法律下的平等时，还得承认人在自然禀赋和财产上的差异；
　　
　　我们希望从全球化中受惠，就得同时承受它带来一些的损失。如果要拒绝民主和自由的缺点，就只有不要民主和自由；
　　
　　想得到一切方面的平等，就必须面对奴役；不接受全球化的不足，唯一的办法是把自己封闭起来。
　　
　　
　　让理性的力量支配社会
　　
　　对社会的治理者来说，千方百计把公民变成没有思想的顺民，看起来便于管理，易于使社会保持无所作为的稳定，但它隐藏的风险容易被忽略，那就是顺民转向暴民。
　　
　　“文革”时期的“大民主”是一场持续十年的生命浩劫，无数生命死于暴民之手。
　　
　　这些暴民同时又是顺民。顺民总是被利用的对象，并以此为满足。
　　
　　他们把服从作为自己的本份，他们会喊口号，会举双手赞成，会跳忠字舞，但不会思考，也不知道自己具有什么样的权利，当然也不可能理解别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权利。
　　
　　暴民对破坏和毁灭抱有病态的狂喜，而不会顾及自己以外的人。从顺民到暴民只有一步之遥。
　　
　　顺民只懂得服从，他们不是自己的主人，不由自主地作决定，他们既然可以把命运交给当权者，也就可以把命运交给“造反派”。
　　
　　从顺民到造反者的转变过程历史上通常是这样完成的：
　　
　　顺民由于顺从，他们的利益最容易遭到侵犯，当这种侵犯积累到一定的量时，他们的力量就会呈爆发之势喷涌而出。
　　
　　一个刚刚从剧烈的暴乱中诞生的新政权会想到给民众休养生息，安抚他们，让他们顺服社会的新主人，但随着创立政权的一代人的消逝，处境被动、默无声息的顺民又逐渐被遗忘了，他们重新成为掠夺的对象，在最无望的情况下，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先是占山为王，随着地盘越占越大，与当局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武力争夺由此拉开了序幕。
　　
　　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时，它保有统治；政府无力对付武力挑战时，它就失去统治。
　　
　　国内和平与稳定不是靠一方居于压倒优势来实现的，相反，一方占据压倒优势的企图和努力使社会不得安宁，因为建立绝对优势无非是要建立绝对垄断，获取绝对利益，而这只有反复地求助暴力才能实现。
　　
　　斯大林建立起绝对统治权的过程，是不断对“无数敌人”施加暴力和无休止地制造动荡的过程，它包括反对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粉碎托洛茨基派的“反苏罪行”，清除政治上的“两面派”，消灭富农阶级，消灭布哈林－托洛茨基派“特务余孽”，等等。
　　
　　它不停地制造自己的敌对分子和反动派，然后与之作斗争，进行连绵不绝的清洗，最终消灭竞争对手。
　　
　　在那些有较高政治文明的国家，获得安宁与和平的必要条件是，人们必须要受到理性的控制。
　　
　　党派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任何一方都不会运用暴力谋求获胜。
　　
　　那里经常发生政见纷争和对抗，争取权力的竞争有时异常激烈，但没有任何需要打击和消灭的敌对分子。
　　
　　这样的社会就是由理性在支配的，而不是由权力和力量在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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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历史会记住黄万里对真理的执著和对误国殃民之徒的不懈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