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
　　

　　黃色

　　说的太好了！

　　细数中国古代史，为将者，为臣者，若卫青屈居第二，又有谁敢位列第一？
　　
　　为将，则所向披靡。为臣，权倾朝野却谦虚恭谨。
　　
　　恨不生汉时，长忆卫将军。

　　孝指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包括尊敬、抚养、送终等等，是传统社会的基本道德。从动物学上说，实质上是一种"反哺"的行为。
　　
　　 在我国，孝的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孝"字，这也就是说，在公元前１１世纪以前，华夏先民就已经有了孝的观念。至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是一位全面地系统地论述孝道的人，《论语》、《孝经》等书记载了孔子在这方面的大量言论。
　　
　　 《孝经》中，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夫孝，德之本也"。孔子认为为人子女，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法则，是人们应该身体力行的。可见孔子对孝道的看重与推崇。
　　
　　 在《论语·为政》里有几位弟子向孔子问孝。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对子游的发问，孔子在这里突出了一个"敬"字，实是精僻。孟子也说："孝之至，莫大于尊亲。"（《孟子·万章上》）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色难"是指态度不容易做好。并不是有事子女来做，有好吃的拿给父母吃就尽了孝道。孔子再明确提出在孝顺父母时，还要做得和颜悦色。而不应冷淡的一句"我来"、"吃吧"，这个态度问题主要还是在于为人子女者的孝心是否根于诚笃。明代袁采有言："人之孝行，根于诚笃，虽繁文末节不至，亦可动天地，感鬼神"（《袁氏世范》卷一）。这是反过来的说法。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父母唯其之忧"这句话的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还是想想你自己生病时，父母那种忧愁，担心的心情吧！"言外之意，溢于言表。还有一种解释为"为人子女者应尽量做到只有在自己生病时才会使父母忧愁，担心。"这句话的深意在于：为人子女者除了因病使父母担忧外，其它的一切不致于犯法，不出去惹事犯法，这才是孝。无可否认，也因为这种孝道的外延，封建统治阶级从维护封建统治和宗法秩序的需要出发，大力提倡和宣传孝道。
　　
　　 自秦代后，"不孝"被定为十恶大罪之一，不肯抚养甚至辱骂殴打父母或祖父母者，都要受训官府严厉处治，甚至处以绞刑和腰斩。从正面来说，就是表彰孝子，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义传》，能青史留名；前面说过"孝"本不是儒家专利，而是华夏民族固有的道德传统，所以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汉王朝就提倡"以孝治天下"，选拔官员也把“孝"作为一个标准；唐朝时，参加医学、算学、律学考试的人不用读五经，但《论语》、《孝经》都不能不读，类似现代大学的"公共课"；唐玄宗曾亲自为《孝经》作注，《孝经》也是《十三经注疏》中唯一一部由皇帝注释的儒家经典；清代康熙也极力提倡孝道，以便利于三百万人能更好地统治四万万汉人……
　　
　　 诚然，儒家孝道也有时代局限性的陈旧观念，夹杂封建性的糟粕——比如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的"父为子纲"（指父亲对子女有绝对权威），于今已绝对不适合我们这个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又如"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我们在信息便捷的今天，已可以不必理会这句话，这是因为当时联络多有不便，也是社会生产力限制下的说法；再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已不足取，我们是提倡男女平等的；还有关于"三年之丧"这个问题，四科中十哲之一的宰我就此事曾与孔子讨论过，这位因为白天睡觉而被夫子斥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的学生认为，为父母服丧三年时间过长了，一年就可以了。无论三年，还是一年，这显然是一种弊端较多的行孝方式，我们就无须效仿了。诸如以上孝说，到了今天，无疑均已过时，我们应毫不吝惜地抛弃或予以批判。
　　
　　 但是，经久以来，人们对孔子所提倡的孝道却有着好多误解。
　　
　　 一、古时的老百姓很少读正史和子书，经学著作，就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句在旧戏里，说书人口中出现率极为频繁的根本违仁而悖义的邪说当做是孔孟思想，而且居然流传至今。殊不知"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那根本不是孔孟儒学的本来面目。《孔子家语·六本》篇里记载着一个事例，大致是说：曾子犯了小过，斩断了他父亲曾皙以从吴国觅来的瓜种，曾皙一怒之下用锄柄将曾子打昏了。曾子苏醒后问父亲："刚才我犯了过错，您老教训我，没累着您吧？"之后回房弹琴而歌，好让父亲听见，表示他挨打后没有不适。孔子知道后批评说："一点小事，曾皙不该暴怒杖罚，而曾子不该委身以待杖罚，如果万一为父打死，死的没有道理，人们就会指责曾皙的不义，这是大不孝！"这段显然是对所谓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说法的不攻之击。
　　
　　 二、愚俗的邪说，固然可鄙，而最可恶的是硬把邪说之源归结为孔孟的歪批。把孝当成是子女对父母百依百顺也是错误的理解，是对孔孟观点的曲解。《孝经》中曾参问孔子："儿女都听从父母的指命，就是孝吗？"但听孔子道："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父母有敢于跟自己争论的子女，他们就不会陷于不义，所以父母有不对的言行，就应该与之争论。听从父母的指命，又怎能就算是孝？"
　　
　　 三、五四至今的人们，总是对古代的"割股疗亲"、"目连救母"的"愚孝"念念不忘，肆意菲薄。其实我们应该知道的，孝再愚，也还知道要去孝顺父母，其过程虽有差池，其动机仍需褒扬。例如《二十四孝》所选孝行，事迹十分突出，故事情节生动感人，使人阅读或听讲后容易留下深刻印象，而产生强烈的教育效果。该书在流传过程中，曾经过许多"无名氏"作家的加工。这些"无名氏"作家各自从自己的价值观、道德观、历史观来塑造他们自己心中的孝子形象，因此一些孝行确实蒙上了迷信色彩和荒诞成分，这是因为由于人们非常热爱和同情孝子，希望如《二十四孝题辞》序里所说"所求无不遂，所愿无不得"，孝子的孝心能够得到有益的回报和完满的结果。试问，如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这样的孝行何错之有？
　　
　　 孝做为华夏民族固有的道德观念，又经孔孟儒学的发挥，以及历代帝王的提倡，孝道在古代确实是深入民心，难以动摇。佛教传入中国，最后也不得不把"无夫无君"的教义改变为"忠孝"的说教；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初，也不得不改变"不能崇拜偶像"的诫条，允许信徒"祭祖".....
　　
　　 孝在众德中（克己、爱人、惠、恕、孝、忠、信、讱、勇、俭、无怨、直、刚、恭、 敬、宽、庄、敏、慎、逊、让等）的地位很高，有学者甚至认为儒家便是以孝为重点的学派或宗教，如胡适先生认为"孔子一系的思想演成‘孝的宗教"（《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这点姑且不作探讨。孝做为众德之一，受着人类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中应当遵循之最高原则的"义"的节制，而成为美德，影响极为深远。中国人之重孝道，几乎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最大特点。
　　
　　 至此，我们对孔孟所提倡的孝道应已有了初步的认识。是的，儒家讲的孝道，已不仅仅是一种通过行为表现出的人伦道德，而且还是一种社会性行为，行孝者对社会公德负责，肩负着社会责任，孔孟儒学提倡这种孝道，毫无疑问是完全可以以肯定的。对于今天来说，也适合我们现代社会。
　　
　　 五四以来，我们虽都在提倡"尊老敬老爱老"，但是相对古时"孝"与"忠"并列成为中国古代民众最讲究最看重的两大思想观念来说，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事实上，现代的中国人"孝"的观念已明显淡薄了很多很多。如果长此以往又听之任之的话，若干年后，又将是怎样？细细寻思，我们是否有必要继承我们所应该继承的孔孟儒学所提倡的合理孝道，以使之符合当今的社会道德规范并发扬光大？
　　
　　
　　

　　“儒家”、“忠”，相对来说，人们对“忠”或许比对“儒家”这一概念要熟悉的多，但熟悉并不等于了解。事实上，一提到儒家之忠，人们首先总是会想到“愚忠”之类，而对忠、对儒家之忠的认识，恐不能基于此。
　　
　　何谓忠？查《说文解字》："忠，敬也,尽心曰忠。"应该说，这便是忠的定义。"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 （《忠经·天地神明章第一》）， 也作如是说。朱熹在《四书集注》解释忠的涵义：“尽己之谓忠。”都是对“忠”字的正确理解。
　　
　　《左传·桓公六年》："上思利民，忠也。"《左传·昭公元年》："临患不忘国，忠也。"这是春秋时代人们对忠的解释。但这解释已不只是单单对“忠”字，而是对忠的外延（忠的对象）来进一步剖析。
　　
　　忠，是一种应有品德和行为准则。它是一种对事对人的应有品德和行为准则，因为它必然要通过人事才能表现出来。其对象较为广泛，对自己的份内之事，对亲、师、友、君所交待的事都要忠（尽心）。间接地，也便成了待亲、待师、待友、待君（但绝非汉以降特指的对上、待君）都应该忠（尽心），当然这忠并非无原则的忠。
　　
　　《论语·里仁》里，曾子曾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学而》："子曰：君子……主忠信。"君子行事以忠信为主。在《论语》中，未见孔子对“忠”字直接释义。纵观《论语》，更绝没有要求臣应对君的忠。
　　
　　《论语·八佾》篇中，倒有一段有臣应忠于君的嫌疑的对话，"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按：鲁定公问道："君主使用臣下，臣下服事君主，该怎样做？"孔子回答说："如果君主能按照礼来对待臣下，那么臣下就会尽心去做君所任命的份内之事。"）这句中的“事君”二字，自然不能理解成“侍奉君主”或“服侍君主”，据学者查证，儒家经典里应还没有“侍君”一词。所以“臣事君以忠”的解释完全可以解为“臣下尽心去做君所任命的份内之事”。退而言之，即便简单理解为“臣下尽心去服侍君主”也无不可——只要我们莫拉下上一句“君事臣以礼”，不将之一分为二而作断章取义之举。
　　
　　在对待君臣关系，孔孟都是从相对关系切入的。“亚圣”孟子谈到忠时，和孔子一样，绝没有认为忠是无原则地听从上司、君主之命。相反地，孟子在此基础上还迈出了一大步，痛快淋漓地道出孔子还没说下去的话，《孟子·离娄》篇中，"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按：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主把臣下当手足，臣下就会把君主当腹心；君主把臣下当狗马，臣下就会把君主当一般不相干的人；君主把臣下当泥土草芥，臣下就会把君主当仇敌。"）
　　
　　在孔孟那里，"忠"隶属于"仁"，忠是诚实的表现，它所传示的精深内涵本身便是仁义。忠在众德中（克己、爱人、惠、恕、孝、信、讱、勇、俭、无怨、直、刚、恭、 敬、宽、庄、敏、慎、逊、让）的地位很高，忠做为众德之一，受着人类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中应当遵循之最高原则的"义"的节制，成其为美德。
　　
　　到了汉代，西汉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贾谊在其《新书》中多次谈到忠，他对忠的解释是对孔学的进一步论叙，也是基于爱民的。而西汉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提出了所谓的"王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原是指提网的总绳，这里是一种比喻，意为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有较绝对的支配权力，而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则只有绝对服从的义务。这无疑是和孔子思想是相悖的，也是孔孟儒学的一大变。“忠”由原来的儒家（孔子）的伦理范畴而一跃成为重要的政治道德范畴，其含义主要是指对君主忠诚。《忠经》上所谓“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动神明，而况人乎，忠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其行一也”。
　　
　　直至程朱，更是对三纲大力宣扬（有一点要注意，最早鼓吹王权至上的是法家韩非子）。此后的忠，更成了传统社会的最高道德。自班固的《汉书》以下，《晋书》、两《唐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都设有《忠义传》。不过，确切来说，先秦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况（有学者认为荀子本属儒表法里类人物，如钱世明；有学者认为荀子可为杂家，如郭沫若）对忠的解释就已不同于孔孟。
　　
　　《荀子·君子》篇里："忠者，敦慎此者也。"把办事敦慎称为忠，还没离开孔子对忠的正确观点。但通读《荀子》一书，也没看见荀子把"忠"的对象放宽到对一切人上的论说。单就其《臣道》篇而言，这篇专讲为臣之道如何如何，言"忠"只及于君王。《荀子·臣道篇》："从命而利君谓之顺；逆命而利君谓之忠；敬而不顺者，不忠也。"荀子谈忠，旨在说"忠臣"，说臣应如何忠于君……
　　
　　行文止此，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问题。那便是忠的对象问题，这恐怕也便是人们对忠的误解其症结所在。
　　
　　千百年来，在所谓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邪说流传下，人们多以为"忠"只是臣对于君而言，大不足取。但实际上，追本溯源，我们便知道孔孟所说的"忠"，并不是单指臣对君忠，更不是无原则的臣对君忠。
　　
　　
　　忠，于今而言，既不拘于时空，也不拘于地域，推之古今而公行，放之四海而皆然。暂不论孔孟的这一正确的"忠"是可以照搬不误，即便是董子所谓的"忠"也可以拿来用，只是在忠的“对象”上略加改动便是。孙中山先生便曾说："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要高尚得多。"（《孙中山选集》）显然，严格来说，孙中山先生这段话中"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这句是笼统而有误的。但把忠的对象转化为为国为民，则所言甚是。
　　
　　我们对于传统美德都应古为今用，并进行现代注解。于忠而言，亦复如是.

　　一般来说，现代人多以为儒者便是埋头故纸堆而手无缚鸡力的书生，也不知何时，儒者还和"迂"、"呆"、"腐"、"酸"联了姻，而这显然与意识形态上象征武士精神的"勇"相去甚远。其实不然。
　　
　　我们通常所说的勇，大致上可分有三点来讨论，而这三点主次问题，套用孟老夫子的一句话来说便是："勇德"为贵，"勇气"次之，"勇力"为轻。
　　
　　先说勇力。古代儒家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即所说"小学"学习内容。其中射便是指射箭技术，御则是驾车技能。射与御都是武略，用于战场。可见，传统意义上的儒者本身并不是只知读书而文弱无力的书生，儒家创始人孔子身材魁梧，力能搏牛是一明证。
　　
　　勇也绝不是单单凭借勇力，还要具有勇气。先秦诸子中墨家很是特别，"墨子之门多勇士"（ 陆贾《新语·思务》）、"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说明了墨家学者的非凡勇气。庆忌刺杀要离，专诸刺杀王僚，实际上都不是只靠勇立就足已成事的。但这只是勇的表现--有足够的勇力、勇气而已，还相当偏面。换句话说，有了勇力、勇气，犹远远不能称之为"勇"。
　　
　　那么最主要的勇德是指什么？ 《说文》："勇，气也。""勇"是在某种信念驱动下，所体现出的一种无所畏惧的行为及精神，真正的勇可冠之为"精神"二字。分析怎样的勇才是勇德（也就是真正的勇），这一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有待详叙。
　　
　　首先，勇有等级之勇。
　　
　　勇有大勇与小勇之分，大勇可以大到安天下，小勇则小到只能力敌一人而已。大勇与小勇，《孟子·梁惠王》篇中，"亚圣"孟子与齐宣王有段对话——宣王说："先生的话可真高深呀！不过，我有个毛病，就是逞强好勇。"孟子说："那就请大王不要好小勇。有的人动辄按剑瞪眼说：‘他怎么敢抵挡我呢？这其实只是匹夫之勇，只能与个把人较量。大王请不要喜好这样的匹夫之勇！《诗经》：‘文王义愤激昂，发令调兵遣将，把侵略莒国的敌军阻挡，增添了周国的吉祥，不辜负天下百姓的期望。这是周文王的勇。周文王一怒便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尚书》说：‘上天降生了老百姓，又替他们降生了君王，降生了师表，这些君王和师表的唯一责任，就是帮助上帝来爱护老百姓。所以，天下四方的有罪者和无罪者，都由我来负责，普天之下，何人敢超越上帝的意志呢？所以，只要有一人在天下横行霸道，周武王便感到羞耻。这是周武王的勇。周武王也是一怒便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如今大王如果也做到一怒便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那么，老百姓就会唯恐大王不喜好勇了啊。"
　　
　　孟子对齐宣王的劝解之词，已说明了大勇与小勇的区别。其实说开来，大勇不外是凭仁与知，小勇则凭借个人力气。在某种程度，历史上家喻户晓的刘备、宋江可以说是属于大勇，莽张飞、黑李逵只是小勇。
　　
　　孔子曾评价子路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孔子门人中，子路应算是武功第一，但也是最好勇了。"孔子之宋，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子路怒，奋戟将与战"（《孔子家语》），老师与自己无辜被人围住，子路很是生气，也自恃武功了得，便要和匡人拼命，孔子劝阻了子路，认为彼强我弱，让子路稍安勿躁，并命之歌，自己相和，期以悲歌感之（事又见《琴操》）。孔子被围于匡地，孔子与子路两位便表现出大勇与小勇之间的区别。
　　
　　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荀卿，曾在其《荀子·荣辱》篇里提到了四种勇，"争夺饮食，没有廉耻，不知道是与非，不知逃避死伤的危险，不知道害怕众人强大，贪婪地只是看到吃喝，这是狗与猪的勇敢；为了谋利，争夺财物，没有辞让之心，果断而狠毒，极端贪心而暴戾，贪婪地只是看到唯利是图，这是商人与盜贼的勇敢；轻视生命而又暴虐，这是小人的勇敢；站在正义立场上，不为权势吓倒，不管有利与否，便是全国都反对他，也不改变原来想法虽然重视生命，但为了坚持维护正义决不屈从，这是士君子的勇敢。
　　
　　显而易见，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狗彘之勇"、"贾盜之勇"、"小人之勇"不但都是从自己的利害关系出发，并因此危及他人，这种勇必然是不足取的，更谈不上勇德。再看不同于前三者的"士君子之勇"则不然，士君子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具有较强的道德观，在《论语·为政》篇中有千古名句"见义不为，无勇也"，士君子的勇原本就不是为了己身、私利，而是为了正义，为了公利，这也便是勇德。
　　
　　其次，勇发乎仁，适乎礼，止乎义。
　　
　　仁，是贯穿孔学思想体系的基本观念。勇原本与克己、爱人、惠、恕、孝、忠、信、讱、俭、无怨、直、刚、恭、 敬、宽、庄、敏、慎、逊、让等一样是一种美德，隶属做为道德极则的"仁"统辖下。且孔子曾多次将勇和智提出来与仁相提并论，"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中庸》），"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 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同上），于中可见，对勇的推崇之意。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仁中一定已包含了勇，而勇未必便能做到了仁，当然，也不排除勇者也有仁的情况存在。勇与仁的关系很明显，一如孝（或者其它众仁德），仁一定已包含了孝，而孝未必便能做到了仁。而上面孔子对勇的肯定，是建立在勇属于仁德之一的基础上。见义勇为的人，首先是有了仁心，然后去做。
　　
　　勇依于仁，而立于礼。"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按：子路问什么是完人。孔子说："像臧武仲那样的智慧，孟公绰那样的不贪心，卞庄子那样的勇敢，冉求那样的多才多艺，再用礼乐加以修饰，也就可以称为完人了。"）照孔子的看法，完美的人必然也包含了勇，否则便不能称为完美了。但是这时的勇还只是指有勇气，单单只有勇气还不足以成勇德，所以还要用礼乐加以修饰。礼作为标尺，来衡量勇。关于礼对众德的节制，在《论语·泰伯》篇里还有提及，"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按：恭敬而不符合礼就会劳倦，谨慎而不符合礼就会畏缩，勇敢而不符合礼就会作乱，直率而不符合礼就会尖刻伤人。"）勇与恭、慎、直一样，如果失去礼，那么无视国法则会叛乱，动辄较劲则惹出乱子，再如车匪路霸，杀人贩毒，肆无忌惮，无恶不做，也是因为有勇气啊，只是这不符合礼，是不对的。"勇而无礼则乱"在《论语》中曾两次谈到，徒有勇是不够的，惟有遵循礼，然后勇才成为勇德！ 在《论语-先进》篇，孔子让弟子谈谈各自的志向，子路说道，"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按："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中间，外面受到军事威胁，里面发生灾害饥荒。让我来治理它，等到三年，可以使老百姓勇敢而懂得礼。"）子路在"可使有勇"后加了个韵脚———"且知方也"，看来子路这里也已意识到单单使老百姓勇敢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知方"，"方"字可指"礼"，但可以说是指"义"。"义者，宜也"（《中庸》），此处姑不论是指礼还是义，归根结底，勇都要合宜（符合义）。
　　
　　勇本属于仁德，仁行不合宜（义），就离开仁的本质。仁是义的主体，礼也是一样，义是制约、调和仁与礼的客观标准。"仁者，义之本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礼记·礼运》）。简单来说，仁与礼都需要义来节制，勇发乎仁，适乎礼，而止乎义。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由于孔子深知子路勇有余，便回答说君子以义为上，这是"因材施教"，而不能说尚义而不尚勇。孔子又告诉他应该用义来约束勇。并谈到勇如果没有义来约束，则君子也罢，小人也罢，都有害无益。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义来约束自己，以免闯祸，诸如"一朝之忿，而忘其身及其亲"（《忍经》），自身遭难不说，还累及父母家人。孟子所举"今之不孝者有五"中所说"好勇斗狠，以危父母"（《孟子》）便是其中之一。 且不再提小人之勇的危害，上文业已详叙。这里的君子之勇，已是勇德了，但不合于义也是会出乱子。是以一言一蔽之，勇惟义是从。
　　
　　《论语·里仁》篇所谓"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因而，发乎仁，适乎礼，止乎义，不单单是勇的界定，应该说也是克己、爱人、惠、恕、孝、忠、信、讱、俭、无怨、直、刚、恭、 敬、宽、庄、敏、慎、逊、让等等众仁德的界定。
　　
　　综上所述，接上前话，我们不难发现，只是有勇力与勇气，明显不足以为勇的。勇的可取，正是因为勇是在仁爱信念的驱使下，所体现出的一种无所畏惧的行为及精神。勇本身所应具有的是仁爱这一道德思想，并符合仁爱的外在表现"礼"，再由人类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中应当遵循之最高原则的"义"来加以节制，那么这勇便成为大勇，成为士君子之勇———也便是勇德了。

　　这几天在看电视连续剧《江山风雨情》，这个片子拍的还算严谨，从崇帧皇帝到李自成，从吴三桂到皇太极，历史人物极多，而这里面最值关注的则是袁崇焕。《江山风雨情》关于袁崇焕的剧情令人再次悲愤万分。
　　 这个明朝最杰出的将领，被处以那个朝代最残酷的极刑！
　　 他被处以的是凌迟而死！
　　 按照明朝刑法的规定凌迟是将受刑者割一千刀，这一千刀每一刀都要割下一块肉，而又不让他死，这是一种最残酷的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极刑！
　　 而据金庸所书《袁崇焕传》写道，刽子手还没动手，老百姓就冲了上去，活生生的咬袁崇焕的肉，直到咬出了内脏！
　　 还有更多的人在刽子手每割下一块袁崇焕的血肉，争先恐后的抢其而生食！
　　 袁崇焕的内脏也被分食，更有老百姓在撕咬时满嘴血水还咒骂不已。后来他剩下的空骨架，还被人拾之而用刀斧敲碎。
　　 老百姓为何如此恨袁崇焕？因为当时京城流言传袁崇焕通敌，清兵是他引来的，而清兵对北京城的小攻使百姓有所伤亡，也让京城的皇民们受了一场惊吓。这就些，待清军撤退后，他们把帐算到了袁崇焕的头上。
　　 这就是中国人，你让他流一滴血，他就要一块肉，当然这只是面对弱者的一种仇恨。弱者只会抽刀砍向更弱者。
　　 就是这些老百姓面对外敌时怯怯懦懦，面对同胞却一个个都这么凶残，这哪是人啊！
　　 袁崇焕的惨死的确也引出了又一群丑陋的中国人，要说中国人野蛮，一点也不逊色日本人。
　　 真是“寸寸血肉喂黎民”！
　　 还有袁崇焕触犯的是君威！他必死啊！
　　 因为袁崇焕对伏清军的长远战略跟崇帧皇帝不切实际的硬拼背道而驰（而清军又利用这个“君臣矛盾”制造了一个离间计。）。
　　 袁崇焕心里明白他改变不了这千年的帝制和人治，他宁愿自已被老百姓撕碎食之，也懒得去为自已争论了，他就算有十张嘴，也说不过那成百上千万愚昧的老百姓。
　　 这是何等的气概！
　　 何等的绝望！
　　 他宁愿自已被一刀一刀割碎，承受着旷古绝后的痛苦。
　　 据史记载其部下佘义士夜窃其尸骨葬于今北京广渠门内东花市斜街，其十几代含辛茹苦一直守着袁崇焕的墓，跨越了几个朝代自到现在。
　　 如果袁崇焕在，灭满清也不是没有可能。他是明朝上下官员中最令清军和皇太极恐慌的一个人。也是真正能大败清军的人，努尔哈赤就死在他的大炮下。
　　 也就是这些国人，在袁崇焕死后，被长驱直入的清兵活活屠杀的不计其数，这又何尝不是一次报应。
　　

　　现在听说小日本首相又将要去拜鬼了，以前说是什么“内政”，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那些死鬼，在我们眼里是战犯，但在日本人眼里那真是大大的英雄。人，归根到底是自私的。一个国家也如此，在国家利益的高度，国家也是自私的。这就是我们眼里的战犯而他们却奉为英雄和神灵的原因。
　　
　　 我们反对日本领导层参拜靖国神社是对的，那是政治需要，是一种姿态。
　　
　　 但是，我们更应该问问，我们的英雄在哪里？历史在远去，我们的英雄是不是会被历史的尘埃淹没呢？我们的英雄有谁去凭吊？我们有一个国家级的英雄纪念场所吗？在那个民族倾亡，国土沦丧的时代，那些力挽狂澜血溅轩辕的英雄在哪里？谁记得他们的名字？今天的我们还在为岳飞、文天祥、袁崇焕是不是民族英雄争论不休的时候，日本人敢帽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地参拜他们的神社，我们作何感想？
　　
　　 日本人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的民族文化和性格，他们的扩张侵略心理是与生俱来的。看见过小泉在神社无语垂泪的表情吗？那是对所谓大日本帝国昔日武力荣光的追忆和怀念，是对当年“英雄”们壮志未酬的痛惜和祭奠！他们战败了，几十年来，他们未曾忘记他们的耻辱和所谓大日本帝国的狂妄梦想。这就是我们要了解和警惕的。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漠视英雄难免不重蹈历史的覆辙。
　　
　　
　　

　　湘西会战，抗日战场最后一次中日会战
　　芷江，位于湖南西部，历代为州府治所在地。地处武陵山系南麓、云贵高原东部余脉延伸地带，东邻中方县鹤城区，南接洪江市、会同县及贵州省天柱县，西连新晃侗族自治县及贵州省万山特区，北界麻阳苗族自治县及贵州省铜仁市，总面积2099平方公里。史有“黔滇门户”“全楚咽喉”之称。
　　
　　　　1945年初，已到灭亡边缘的日寇负隅顽抗，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根据大本营的意图，策划发起新的进攻，他把目光投向地处湘西的芷江。
　　
　　　　1 中日双方同日开会布战
　　
　　　　芷江不仅是进出黔、川的军事要冲。当年的芷江还是中国空军基地和中美混合飞行第5团所在地，拥有最先进的P－51“野马式”战斗机，还有B－24、B－25轰炸机和C－43、C－47运输机。冈村企图一举捣毁芷江空军基地，解除空中威胁，并伺机进逼四川，威胁中国的陪都重庆，以此挽救失败的命运。
　　
　　　　在此背景下，1945年4月初的一天，中日双方军队很巧合地各自开了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中国方面，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来到芷江召开军事会议，调兵遣将。会上，“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答应把廖耀湘的新编“王牌”第6军从云南空运到芷江作为总预备队，配合驻守湘西的第4方面军司令王耀武——他当时手中握有号称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军”中的两个军，即第18军和第74军。
　　
　　　　日本方面，受命担负芷江作战任务的日军第6方面军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郎也组织了一次特殊的会议。他带领部下乘车巡视衡邵公路，部署作战。
　　
　　　　中国战场最后一场会战——“湘西会战”(日本称为“芷江作战”)就此拉开了帷幕。
　　
　　　　2 佯装后撤诱敌钻入口袋
　　
　　　　4月9日凌晨，按照预先计划，坂西一郎命令第116师团师团长岩永旺兵分三路从邵阳出发向西发起攻击。就在前一天，日军占领了老河口。从1945年3月底开始，日军发起了在中国大陆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行动，集中两个方面军的兵力，企图占领中国两大战略机场所在地——湖北老河口和湖南芷江。
　　
　　　　也许是占领老河口给垂死的日军带来了一丝希望，日军左中右三路军接连越过中国军队几道防线，分别进抵至雪峰山中南部龙潭司附近、赛市以东地区及米山铺以西地区。但骄横的日军哪里想到，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乃是依命行事，王耀武采纳第4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的建议，步步后撤，引诱日军钻入“口袋”予以围歼。
　　
　　　　就在日军沿着芷江以东的公路攻击之时，第4方面军参战官兵则按计划每杀伤一部分敌人后就主动后撤转移到另一个阵地上。当一路长驱直入的第116师团，攻抵洞口镇附近时，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死伤惨重。
　　
　　　　更令日军意想不到的是，廖耀湘的新编第6军此时也千里迢迢空运到芷江参战。全副美式装备的新六军官兵，面对在缅甸战场击败过的对手，战斗力颇强，打得日寇无力招架。
　　
　　　　3 武阳一役吹响反攻号角
　　
　　　　4月27日，由关根久太郎率领的日军第58旅团对武阳城发起疯狂进攻。驻武阳中国军队主力奉命后撤，仅留第58师174团9连牵制敌人。以一连之兵力抵抗日军一个旅团，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气急败坏的日军强攻3天，才攻进武阳城内。
　　
　　　　在三昼夜的激战中，9连官兵伤亡惨重，最后只剩袁连长一人。当敌人攻入城来的时候，他把所剩的手榴弹全部捆绑在自己衣服的下面，只露出一根引信。日本士兵团团将他围了起来，突然，袁连长拉爆了身上的手榴弹，随着一声巨响，十几名日寇飞上天空。
　　
　　　　5月1日，刚刚攻陷武阳的关根久太郎奉坂西之命进攻洪江镇，只留下小笠原七郎大尉的独立步兵第115大队驻守。看到武阳守敌空虚，第3方面军司令汤恩伯命令第94军54师对敌发起攻击。经过10天的围歼堵截，包括小笠在内的日军第115大队全都被歼。
　　
　　　　武阳一役，规模并非很大，但事实上已经吹响中国军队反攻的号角，是整个湘西会战中的关键一环。
　　
　　　　4 湘西会战取得全面胜利
　　
　　　　一向讲“规格”、重“身份”的何应钦亲自到机场迎接职位远低于自己的94军军长牟廷芳，后者是在收复武阳后，连夜飞往芷江向何应钦报喜的。
　　
　　　　而另一边，看着坂西从芷江前线发回的求援电报，冈村心急如焚。他不敢告诉部下，大本营已经来电命令派遣军“自给”“自活”，也就是说，日本国内已经无力顾及侵华日军的死活了。5月8日，德国投降的消息传来。考虑再三，冈村终于在5月9日向湘西日寇下达终止作战、撤回原驻地的命令，但为时已晚。
　　
　　　　就在冈村下令中止芷江作战的前一天，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下达全线反攻作战命令。新六军从正面出击，第4方面军的第73、74和100军从公路两侧冲出，第18军则向敌后猛插。很快，日军第116师团主力和第68师团一部被团团包围，成了瓮中之鳖。日军纷纷躲入密林和草丛，中美空军对这些地区大量投掷燃烧弹，使日军的藏身之处变成一片火海。
　　
　　　　5月24日以后，中国军队开始忙于收缴武器、遣送俘虏，清理战场。至此，历时整整55天的湘西会战以中国军队全面胜利告终。据当时何应钦致蒋介石一份密电称，此役日军死伤大佐以下24300人，俘虏军官11名、士兵203名。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9月18日夜 10时许，日本关东军为征服中国，按照预谋的计划，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一段南满铁路，然后诬称系中国军队所为，当即派兵突然进攻中国军队驻守的北大营和沈阳内城。19 日8 时30分，北大营、沈阳内城相继为日军占领；中午，东大营及其附近地区也同时失守，沈阳完全陷落。同日，日军还攻占营口、凤凰城、鞍山、抚顺、安东（今丹东）、长春等20余城。21日 ，日本驻朝鲜军队越境增援关东军，一周后侵占了辽宁、吉林两省大部分地区。10月，日军开始向黑龙江省进犯，11月19日占领齐齐哈尔。12月下旬，日军进犯锦州，占领辽西地区，直逼山海关，东北军被迫撤退山海关内 ，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至此，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开始，此后东北三省被蹂躏、奴役达14年之久；也是中国各阶层人民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掀起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的开始，对中日两国历史均具重大影响。
　　

　　邓世昌（1849-1894），近代著名海军将领，祖籍广东番禺，中日甲午战争时为致远号巡洋舰管带，在1894年9月17日海战中捐躯报国。
　　邓世昌及其将士壮烈殉国后，举国上下一片悲愤，威海百姓自发出海打捞英雄们的尸体，当地流传着“通商卖国李鸿章，战死沙场邓世昌”的歌谣。
　　海战失利，朝廷震动。光绪皇帝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赐予邓世昌“壮节公”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御笔亲撰祭文、碑文各一篇。李鸿章也在《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为其表功，说：“……而邓世昌、刘步蟾等之功亦不可没者也”。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10万两以示抚恤。邓家用此款在原籍广东番禺为邓世昌修了衣冠冢，建起邓氏宗祠。
　　邓世昌有三儿两女，长子邓浩鸿，1947年去世；次子邓浩洋，青年早逝；三子邓浩乾是遗腹子，曾在民国海军部供过职，1969年逝于无锡。
　　说起中日甲午海战，我国民族英烈中当首推一代海军名将邓世昌。因其为国捐躯，被称为“邓壮节公”。他的名字和忠勇之举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受到我国人民的影仰。
　　但是后人对邓世昌殉难时的情景说法不一，现有搜集到的史料和民间传说叙述如下：
　　一曰：在中日海战中，致远舰不幸舰体受伤，弹药断绝。管带（舰长）邓世昌沉着镇静，指挥部下“快车”冲向日先锋指挥舰吉野，决计同归于尽。吉野大怖躲避，并以快炮及鱼雷攻击致远，于十五时没入黄海，仅余7人。
　　二曰：致远舰不幸鱼雷出中，锅炉迸裂，舰体下沉，全舰250名将士落海。随从刘忠投救生圈给他，不受，表示“阖舰俱尽，义不独生”。邓的爱犬游到他身边，衔着他的胳膊，也被他推开。爱犬不忍离去，又衔住他的辫发。最后邓世昌“望海浩叹，扼犬竟逝”，沉入海底。
　　三日：邓世昌虽被救起，但他看到全舰官兵身葬大海，“义不独生”，复沉大海，壮烈牺牲。
　　在龙须岛的居民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说：邓世昌落水后，随身爱犬衔住他的衣服，不让主人沉入海中。邓世昌看到全舰官兵壮烈牺牲，誓不一人独存，便把狗按入水中。自己也沉入海中。狗见主人溺水，不忍心让主人漂流海上，便拖着主人奋力向岸边游去。它终于把主人拖上了岸。邓世昌苏醒过来后发现自己躺在海滩上，爱犬依然守在身边，回想起发生的一切，他“义不独生”，重又投入海中，爱犬见主人复投大海，亦随之。
　　“邓壮节公”之死种种，尽管说法不一，但其英勇忠烈，世人共赞，万古流芳。
　　（天津黄河摘自《海洋》一九八五年第4期）
　　刘汉武评论:日本如今还想与我海战,只希望我们的海军能奋发图强一雪甲午之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