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垂青史

　　前两天,我也看到这条新闻了.不知道到哪儿能找到那篇文章,也许当时的报纸上会有?好象邵子南有一本文集的,不知道是否会收入进去.

　　
　　 现代作家邵子南在人生旅途蛤哈虽然只经历了39个春秋，然而他孜孜学习、勤奋写作、执著追求的品格，永远留在亿万人民心中。
　　
　　
　　 邵子南，资阳县凉风乡人，原名董聚昌。自幼天赋颇高，极好思索。1926年在村读私塾，1931年考入寿民中学初七班。入学后，埋头苦读，同学叫他“书呆子”。在初中二年级时，得到进步教师的指导，开阔了眼界，关心祖国的命运，对时局发表自己的看法。1933 年秋，初中毕业的作文考题是《三年读书之回忆》，邵子南从学贵有恒着笔，立意切题，结构谨严，行文流畅，名列全班第一。
　　
　　
　　
　　 邵子南初中毕业后，上成都找做帮工的叔父谋生，在“利昌字号”当伙计。他用微薄的收入购买中外名著，工余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一次，他去九眼桥收贷款，适逢川大举办文学讲座，便前往旁听，不慎将本票遗失，被迫流落嘉定（今乐山市）、重庆，拉人力车，作水手，颠沛流离。
　　
　　
　　
　　 经过3年漂泊，他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白天，出卖劳力；晚上，在窝棚里写作。1936年春，他和作家丘东平、欧阳山、草明等人交往频繁，从人生理想到文学见解，无所不谈。后在左翼作家联盟的帮助下，当上了文艺杂志的编辑，所写的小说、剧本，在《中流》、《光明》等进步刊物上发表。“七·七”事变后，邵子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4月至年6月，邵子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政治干事、专职团委文艺队长等职。他投入火热的战斗生活中，满腔热忱地写出了《告诗人》、《英雄谣》等岩头诗和《李勇大摆地雷阵》、《阎荣堂九死一生》等作品，歌颂了人民的英雄气概，揭露和打击了敌人，鼓舞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志。以后，又深入陕北民间，体验生活，写出了《白毛女》诗稿，由此产生了现代戏剧史上的名著——歌剧《白毛女》。继后，党派邵子南回到重庆，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他出任《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进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斗/争。
　　
　　
　　
　　 1947年以后，邵子南参加解/放战争，转战南北。1949年，随解放大军进军西南。重庆解放后，抱病任西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兼重庆市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西南文联和重庆文联成立后，他又担任这两个组织的副主席。 1953年，全国作家协会成立，他便从事专业创作。195年到1954年间，他写出了《木工做机器的故事》、《哥哥回来了》和《赵巧儿送灯台》等作品。 1955年3月，病魔夺去了邵子南的工作能力，他只得抱着长篇小说《周全宝》草稿住进医院，是年12月24日，白血病竟夺走了他宝贵的生命。1986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邵子南创作集》，这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田嘉力] 于 2004-06-09 09:57:21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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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姓心中的“红岩精神”，官员打造的“红岩精神”，如此巨大反差耐人寻味
　　
　　由于长篇小说《红岩》的巨大影响，全国人民都知道重庆有个歌乐山，在歌乐山麓有著名的歌乐山烈士陵园，这里有白公馆和渣滓洞。早在《红岩》问世之前，重庆市委就主持编辑出版过一本纪实文集《烈火中永生》。在《红岩》之后，则有80年代中期出版的原川东临委负责人邓照明写的回忆录《巴渝鸿爪》。其中以《红岩》影响最大。《红岩》出版之后，先后被改编成电影、歌剧、话剧，“红岩精神”激励了几代人的成长。什么是“红岩精神”？在百姓心目中红岩精神就是以下话语的总和：“在需要献身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竹签子是竹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为了下一代的幸福，我们愿把牢底坐穿。”“一桌酒席太少了，一桌酒席只能填满我一个人的肠胃，却不能满足全厂工人的需要。如果我吃了你们的酒席，和你们坐在一条板凳，我许云峰在工人眼里还有份量吗？”……
　　
　　重庆市歌乐山烈士陵园是“红岩精神”的发源地之一，现在成为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个基地总结出一套“开拓式经验”，简言之则是：借助白公馆、渣滓洞在全国的知名度，以商业运作的方式把烈士陵园“开拓”成类似商业开发区一样的“美丽”，用高额门票收入（缅怀先烈还要买门票，而且价格不菲，重庆人民对此早有质疑）以“创新发展”，并首创“红岩精神巡回演出”，到北京、上海等地搞“巡回表演”，每到一处都“引起轰动”。重庆市歌乐山烈士陵园负责人被官方视为“开拓型干部”，因“政绩突出”而官至该市文化局副局长，并获得“重庆市争光贡献奖”，又当选为几大杰出什么。对此我先不作评价，我们先来看一下曾经在这里负责的老同志是怎样干工作的。一比较，就不难得出结论。
　　
　　重庆市歌乐山烈士陵园的前身叫做“美蒋罪行展览馆”，至今当地群众仍习惯地称它为“展览馆”。80年代初期起，由一位叫做卢光特的老同志在这里担任负责人。卢光特在川东地下党内资格很老，威信很高，人称“卢老”，曾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过去就受过卢光特同志的领导。建国后卢光特命运多亟，因给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贴过大字报而被打成右派，发配农场劳动十多年。80年代恢复工作，给安排到“美蒋罪行展览馆”当馆长。以卢光特的资历，被安排这样的闲职别人都认为太“委屈”。但卢光特不是这样认为，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中。他和老伴住在距死难烈士的集体陵墓不足20米远的平房中，这里长年有种肃杀之气，卢光特和老伴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住了七、八年之久。卢光特一方面奔走呼吁保护烈士安息之所，同时不顾年老体衰为死难烈士、烈士家属、脱险志士、当年拥护革命的各界人士平反昭雪，落实政策。当年参加华莹山游击队、奉大巫游击队的战士，有些还在农村务农，卢光特的家里常年住着一些来自农村的要求落实政策的人，他和老伴热情接待他们，免费提供食宿，四处奔走为他们寻找知情人和证据。对特别困难的来访者，卢光特还要赠送返程路费。经卢光特的帮助而落实了政策的人，多数都是些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但卢光特从不因他们的普通而稍有懈怠，他认为这是共产党人应该做的事。
　　
　　卢光特与现在的管理者属于两个不同的时期，不好用同一尺度衡量。但有一点却可以成为判断他们行为的试金石：那就是对死难烈士及亲属的态度，对当年的革命者的感情和态度，是满腔热情还是冷漠麻木甚至蔑视。1999年是建国50周年，也是“红岩魂广场”落成庆典的日子。许多在白公馆渣滓洞牺牲的烈士亲属、脱险志士受到邀请，前来参加纪念活动，却饱受一肚子的气。有位在白公馆牺牲的烈士，他的子女专程请假来渝参加活动，却被告之：一位烈士只能招待一个家属，其余的只能“食宿自理”（众人后来得知，重庆市委为此次活动拨有专款，足够此次开销）。那一次活动中工作人员相当差劲，仿佛这些应邀的人全是来“吃大户”的，态度极不尊重，引起众人反感。在举行座谈会时，人们群情激昂，谴责声不断。主持会议的人耍了个花招说：市委领导对大家意见高度重视，今天就不详细说了，庆典活动结束后还要召开专门的会议听取各位老前辈的意见。可是活动一结束，官员们全都溜之大吉，丢下一些远方赶来的烈士遗属、脱险志士们乱乱哄哄各自寻路各回各家。至到现在，重庆的一些老同志提起那次活动还耿耿于怀，对那些对待革命前辈毫无感情可言的“政治新星”，极为反感，极为愤慨。
　　
　　卢光特同志一生清贫，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卢光特直到生命的最后都不忘当年参与革命关斗争的同志和战友。而首创“巡回表演红岩精神”的人，住豪宅，坐豪车，吃豪宴，名烟名酒随意享用，却带着表演团满世界“巡回表演红岩精神”，面对着当年参与铸造红岩精神的老前辈及其亲属却冷若冰霜，这真是天大的讽刺。【注：在老百姓眼中明明是豪宅、豪车、豪宴，有些人却可以不认帐，他们可以说这很普通嘛，比起有人一顿饭吃36万元，我过的还是贫农生活啦。目前虽然对豪宅、豪车、豪宴并无明确界定，但至少，与卢光特清贫的生活相比，某些人享用的却是地地道道的豪宅、豪车、豪宴。】
　　
　　在群众心目中，在一些老同志心目中，红岩精神已经被亵渎，已经被人分零变卖，逐步转化为某些人的囊中物，或者变成了升官阶梯上的砖瓦和石块。渐行渐远的江姐、许云峰、成岗、余新江、双枪老太婆、华为、孙明霞……山城人民呼唤你们回来。你们何时才能重回这片热土？
　　
　　附：旧帖《“狱中八条”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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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狱中八条”的现实意义
　　
　　为了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我从藏书中找出了相关资料。刊载于《红岩春秋》2000年2期的《“狱中意见”警钟长鸣》引起我的深思。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秘密监狱渣滓洞、白公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共产党员、后来成为长篇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的罗广斌同志是“11.27”的幸存者。在1949年12月25日，也就是重庆解放第25天，罗广斌同志向党组织交上了长达几万字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狱中意见”是《报告》中的第七部分，共八条，因此称为“狱中八条”。
　　
　　在监狱中关押的都是坚贞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他们预计到国民党政权在溃败前夕很可能实行疯狂的大屠杀，他们有话对党讲。“狱中八条”就是披沥赤诚的诉说，是集体意志和智慧的结晶。他们商定，如果有人能够活着出去，一定要把狱中同志集体讨论的意见向党汇报。
　　
　　“狱中八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事隔50多年重温这“狱中八条”，仿佛就是针对今天的现实而写的。白色恐怖时期，考验革命者的是生死关、毒刑拷打关、威逼利诱关。和平年代、市场经济时期，考验共产党员的是名利关、权力关、情色关。意志薄弱者过不了这些关，在生死考验面前叛徒要显露原形，身处花花世界腐败分子要打败仗。
　　
　　罗广斌和他的战友们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念念不忘的是党的事业，是总结经验教训，有朝一日能够向党奉献一片赤诚。胸怀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是他们力量的源泉。
　　
　　可与“狱中八条”媲美并启发我们深思的还有革命烈士方志敏的《清贫》。方志敏在《清贫》中写道：“我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那是为革命筹集的金钱，必须一点一滴用于革命事业。…… 清贫、清白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如今有些人一提起“信念”、“理想”就嗤之以鼻，似乎进入市场经济就可以将其全部抛弃。更严重的是，某些共产党员、甚至某些党的领导干部也不再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嘴上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却是另一套。诚然，共产党员也要食人间烟火，也有自己的合法权利和正当利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越穷越光荣的主张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荒谬的。问题在于，做为一名共产党员，做为一名党的领导干部，当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以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怎样做？在转轨变型时期利益格局进行重组和调整的时候，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又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牺牲在前、享受在后还是反其道而行之？--- 想一想在党旗下宣过的誓，想一想革命者冒死送出的“狱中八条”，答案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