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January月
1020:15:16
罗翔 蒋蓝大哥(我想了一下,这样叫你也行,因为我表哥和你差不多大,37左右,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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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January月
612:32:29
蒋蓝 在繁体字与方程式组构的迷宫中
——罗成基先生其人其文
蒋 蓝
话从1993年说起。
这年春节，我终于告别了那个知识分子都拥挤不堪的单位，自觉自谋出路。想着自己的“关系”随即将转到街道居委会了，在爆竹声中，我回望了一眼这幢曾经是自贡市最高层的办公楼，这时，因劳累过度而变形的脊椎开始疼痛起来。
我很快在作家王锐在成都主持的文化机构中谋到了饭碗，在磕磕碰碰中学习文字编辑与经营获利。这年冬天，收到一封寄自家乡的长信。8大页纸，密密麻麻写满了信纸的天头和底脚，大概是我有生以来收到的最长篇幅的私人信件了。是罗成基老先生浅蓝色的钢笔字，也许是纸质和墨水不佳，墨迹在不少繁体字纠结虬起的笔画中漫漶成一团。繁体字的印刷品我看得本不多，繁体字的手迹于我十分陌生而新鲜了，总觉得不像，觉得不对，我在从事古文翻译和猜测中明白了罗老的意思：他深情回顾了作为语文老师的他从我中学时代的作文里看出了灵感之火，如今，他怕赚钱之火熄灭了灵感自燃的可能性，他从我长期打架斗殴、穷练武功中看到了少年周处成为蒋处的可能性，浪子回头金不换。他指出：作文先作人。一个人不从小处认真，必将大而无当……一席教诲，让我热汗冷冷而下。我立即复了信，以谢罗老长期观注和批评之情。
不久，他复了一封6页的信，仍是密植天头与地脚。那时，我已开始了箴言录《词锋片断》的写作，可罗老执拗而坚硬的笔触把我从对罗兰·巴特零度写作的深度迷狂中拽回到神秘的古代。他信手从二十四史中拈出一串掌故对我继续进行教诲，文词古奥，却又词锋霍霍，说我写信格式不对，应该如何如何书写称呼，你好，正文，祝词，落款。我一直以为文人作家写点笔误或者错别字都是逸兴之为，可罗老严肃指出：我信中什么字错了。这他没有说对，因为他认为繁体字才是对的。见我没有回信，罗老找人捎来口信：说准备来成都面谈。岂敢啦！我就是罗门映雪，也不敢动老大驾！直到有一天黄昏，他干燥而气喘的喊声回响在7楼办公室的走廊时，我正独自洗菜煮稀饭，一激动，菜刀切伤了手指，见我蓬头垢面的样子，他说，平时可以吃点儿鱼肝油和维他命。
我有10年没有近距离地观察过他了。罗老仍是腰身挺直，长手长腿，全无衰翁迟顿的体态。他戴一顶毛茸茸的遮耳帽子，就是守卫北疆的新放军叔叔戴的那种，围巾一片在前胸及腰下，一片在后背，再配上一件对襟棉袄，在繁华的省城显得在些夸张，完全就是一幅30年代文化学者的古风。
我去切了点牛肉和一只猪耳朵，与罗老喝着鸟淡的成都白酒，他几乎没有吃东西，开始不停地说话。一个长句在起承转合中随一道道呼出的白色气流上下飞舞，言词激烈起来，舌头的转速跟不上滔滔雄辩，一个标点符号飞射而至命中鼻梁。我不去擦它。那时我想，古文中好像是没有这个东西。当然，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文本也不需要这个东西。
罗老没有丝毫的倦意，陌生而混乱的环境反让他谈锋更键，注视着我办公桌上的一大叠民间诗刊、诗报，他说，身为诗人，你必须要懂亚尔培·爱斯坦。我意识到，应该将其“白话”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才能理解他的话语。“爱氏怡然奏响梵阿铃”。他开始描述爱氏是如何站在巨匠肩膀上成为巨灵的壮丽图画：高斯、牛顿、狄拉克、莱布尼兹、康德以及当代的史蒂芬·霍金，他在四维或更高维时空从事精神漫游的姿态，目光如电，瘦削的面颊变得亲切而微红，他的目光穿越我的头顶，在漆黑的窗外长时间地滞留。
如果说灵魂有质量的话，那么，那些重金属般的穿插迂回，是竭力让自己“兵解”为灵念的芥末，去吸附超越时空的知识和力量，让自己的元素超重，让自己的血液保持高品位的纯度。他仍然痴望着窗外，他看到了让他心醉神迷，豁然于胸中的幸福与解脱吗？那只从庄周梦里翩然飞起的蝴蝶，莫不是已经栖息于窗棂。
从那时起，我产生了一个未向外人言的想法：觉得罗老就是我身边的浮士德，更准确点儿讲是堂·吉诃德。
这夜，他睡在我办公室廉价的沙发上，我估计有点凉。但看上去罗老睡得很平稳。
在这之后，我才较为系统地阅读罗老的文章，师生的交流在离开学校10年之后，开始骤然增多。所谓多，是相对而言，一年也不过五六个回合而已。但每一次交谈，我就越来越固执地认为，这么致力于精神历险的老人，仍然在不计得失地燃烧自己。他从古文化的永恒之河中溯源并畅游而下，一些遍寻不获的追问，迫使他走向另一极端，在极端抽象的数理逻辑，空间物理甚至狄拉克海洋时里去寻求“打通”的奇点。我不知道我对“中道”（理解为原始意义的中庸也可）的理解是否适合于罗老，那就是：必须有能力去实现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跋涉，才可能获得一种冰炭相遇所构成的消融，直至恬然。这是上升与下陷，飞翔与坠落，盛开与调谢的峰回路转。
当代学者何怀宏在其箴言录《随感》中说：“我赞美达于两极的中道，并使这两极如大鹏之双翼。”灿烂的内爆火光已然照亮身处周遭的黑夜，在这一刹那的通透中，已经不可能去考察古汉语与西化句型的差异了，他甚至来不及去字斟句酌地营造语境。他必须说出的是，从高唐神女的云鬓到维纳斯出浴时流淌着黄金光芒的披发之间的共性与异性；从庄周的蝴蝶翩飞到夸克粒子如曼陀萝花突如其来地出现之间的色泽差异，他在极度纷乱的无序中寻找阶段性的有序；他在极度自由中寻找有律的自在。
如果举出两个有代表性的文本，一个是他耗去十余年工夫写就的古典学理论（不是评论）《春归何处》，一个是他许为能够代表自己文风意骨的长篇人文随笔《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画像面前》，这是一篇用辞赋体企图印证相对论等等发源的奇文。前文已收入《晚晴斋从稿·诗词及诗词论著》一书，后者收进《晚晴斋丛稿·文论随笔》一书。说句实话，单单阅读完这两篇文章，我就感到惊奇：不可能让人致信的事同样合理的发生着，——描述的对象纯属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以跨学科或边缘学科也未能表达我的想法——就像是感觉之笔和理性之笔可以一心二用一样被驾驭，它的至善至美的企望，在灵犀之悟中花开花谢。一如无风而漾的潭水，在蓝天白云的照影下，通透而洗亮。
这一潭水也可供许多文人揽水自照。
至美的艺术不可能出现在感官娱悦状况下，她们多是经过作者大力过滤变形之后，在孤寂中照亮自己灰朦朦的面庞与睡意的形象。
我一直寻思的现象，是一个人身上闪现出来的异质，多可从他的语言中找到答案。罗老文本的特殊性，在于他仍坚持“文以载道”的宗旨下，仍希望语言闪现出自身的光芒。这可能是罗老文本的任督二脉。他时而流畅，时而涩阻的叙述，也许他意识到“写作”全在意义时就已形成。通达的叙述文本，多是他自言“为了祖国统一而为之”的专发海外媒体的作品，笔涉文史哲，赢得了广泛声誉；而那些“涩阻”的文本，多是他用力甚大而影响远不及前者的作品。例如，《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画像前》无论如何就不及《对海三呼无恙乎》、《百代无忘猛追湾》、《中国人丑陋吗》等文的深广影响。在形而上的领域从事精神漂流，当一个又一个的航标隐去之后，他面临自己为自己定位的苦恼与孤独。
对此，罗老向诗人王星等人以及我都谈到过。去年，我在阅读林贤治《人间鲁迅》时，偶然产生了联系。鲁迅在厦门教书时，住在靠海的一幢楼里。他曾回忆起居住楼上的这段日子：“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周不定期仿佛在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灰，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令人微醉的酒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把持得了的，何况加了药！这坛酒在近一个世纪的窖藏后，置于越发喧嚣的空间，蛰伏于酒中的德性，在血的勾兑下，那些金属的纯响，那些梅花的芳香，竟让天空显出如酒的醇意！
不要企图去喝上一杯，因为这酒只属于罗成基先生，是他全在的生命液汁！这样理解，不知罗老以为然否？
透过酒杯，奔驰的往事与未来显形于天野！
有人说，汉语言是一种充满诗意的模糊语言，以致略知汉语言一二的美国诗人艾滋拉·庞德一见唐诗宋词就爱得发狂，提出并创立了意象派的诗歌美学原则。从深处着眼，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所致。用这样的语言如何去面对日益精确化的世界？在人文领域已经饱受“语言缺席”的汉语，似可以推测“汉语人”在本不擅长的抽象思辨与逻辑实证领域的言说能力和地位了。不管怎样，罗老的文本世界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言说方式。这让我想起早年诗人吉狄马加对我讲过的一席话，他认为体现“思维极致”的三种方式是：诗歌，音乐，数学。用之于罗老，让我们得以更为清楚地发现其用心与勇气！我想，导引人们走出迷宫的线团，既不在罗老手中，也不在上帝那里。当若干年后，人们可以发现，从线团牵出的线，也曾从罗老的文字里穿过。也许，这就是一幅文明嬗递的壮丽图画，是罗老喻之为“迭罗汉”图景。（见《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画像前》一文）
从本质上讲，罗老仍属于“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人文知识分子，他历经沧桑的八十年以特殊意味的“充实”证明了他信奉的“充实之为美”的人生审美历程。他以“晚晴斋主”自名、自励，总让我想起作家张承志的话：
“我真地，深深地喜爱那种激烈的血性。换一个描写的豪情词汇，这是比生命更宝贵的自尊……我镂骨铭心地觉得，若是没有这样的自尊、血性和做人的本能的话——人不如畜，无美可言。我不知道人样是否接受如上的思想，我不知我样古老的中国，是否应该接受如上的思想。我只是感到，这是——自救的思想。”
说穿了，也是无言的思想。无援的思想。言语断道处，人迹罕到处的攀援与无依姿态，罗老，多自珍重啊！
1999年1月7日在自贡
作者附记：
此文当时发表在1999年的《紫薇诗简》上，罗老当时看到了此文，后对我说，他看得哈哈大笑。如今人、纸两隔，每忆到此，那就让他的笑声，回荡在我的文字中。
2003年1月6日追记在成都
——罗成基先生其人其文
蒋 蓝
话从1993年说起。
这年春节，我终于告别了那个知识分子都拥挤不堪的单位，自觉自谋出路。想着自己的“关系”随即将转到街道居委会了，在爆竹声中，我回望了一眼这幢曾经是自贡市最高层的办公楼，这时，因劳累过度而变形的脊椎开始疼痛起来。
我很快在作家王锐在成都主持的文化机构中谋到了饭碗，在磕磕碰碰中学习文字编辑与经营获利。这年冬天，收到一封寄自家乡的长信。8大页纸，密密麻麻写满了信纸的天头和底脚，大概是我有生以来收到的最长篇幅的私人信件了。是罗成基老先生浅蓝色的钢笔字，也许是纸质和墨水不佳，墨迹在不少繁体字纠结虬起的笔画中漫漶成一团。繁体字的印刷品我看得本不多，繁体字的手迹于我十分陌生而新鲜了，总觉得不像，觉得不对，我在从事古文翻译和猜测中明白了罗老的意思：他深情回顾了作为语文老师的他从我中学时代的作文里看出了灵感之火，如今，他怕赚钱之火熄灭了灵感自燃的可能性，他从我长期打架斗殴、穷练武功中看到了少年周处成为蒋处的可能性，浪子回头金不换。他指出：作文先作人。一个人不从小处认真，必将大而无当……一席教诲，让我热汗冷冷而下。我立即复了信，以谢罗老长期观注和批评之情。
不久，他复了一封6页的信，仍是密植天头与地脚。那时，我已开始了箴言录《词锋片断》的写作，可罗老执拗而坚硬的笔触把我从对罗兰·巴特零度写作的深度迷狂中拽回到神秘的古代。他信手从二十四史中拈出一串掌故对我继续进行教诲，文词古奥，却又词锋霍霍，说我写信格式不对，应该如何如何书写称呼，你好，正文，祝词，落款。我一直以为文人作家写点笔误或者错别字都是逸兴之为，可罗老严肃指出：我信中什么字错了。这他没有说对，因为他认为繁体字才是对的。见我没有回信，罗老找人捎来口信：说准备来成都面谈。岂敢啦！我就是罗门映雪，也不敢动老大驾！直到有一天黄昏，他干燥而气喘的喊声回响在7楼办公室的走廊时，我正独自洗菜煮稀饭，一激动，菜刀切伤了手指，见我蓬头垢面的样子，他说，平时可以吃点儿鱼肝油和维他命。
我有10年没有近距离地观察过他了。罗老仍是腰身挺直，长手长腿，全无衰翁迟顿的体态。他戴一顶毛茸茸的遮耳帽子，就是守卫北疆的新放军叔叔戴的那种，围巾一片在前胸及腰下，一片在后背，再配上一件对襟棉袄，在繁华的省城显得在些夸张，完全就是一幅30年代文化学者的古风。
我去切了点牛肉和一只猪耳朵，与罗老喝着鸟淡的成都白酒，他几乎没有吃东西，开始不停地说话。一个长句在起承转合中随一道道呼出的白色气流上下飞舞，言词激烈起来，舌头的转速跟不上滔滔雄辩，一个标点符号飞射而至命中鼻梁。我不去擦它。那时我想，古文中好像是没有这个东西。当然，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文本也不需要这个东西。
罗老没有丝毫的倦意，陌生而混乱的环境反让他谈锋更键，注视着我办公桌上的一大叠民间诗刊、诗报，他说，身为诗人，你必须要懂亚尔培·爱斯坦。我意识到，应该将其“白话”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才能理解他的话语。“爱氏怡然奏响梵阿铃”。他开始描述爱氏是如何站在巨匠肩膀上成为巨灵的壮丽图画：高斯、牛顿、狄拉克、莱布尼兹、康德以及当代的史蒂芬·霍金，他在四维或更高维时空从事精神漫游的姿态，目光如电，瘦削的面颊变得亲切而微红，他的目光穿越我的头顶，在漆黑的窗外长时间地滞留。
如果说灵魂有质量的话，那么，那些重金属般的穿插迂回，是竭力让自己“兵解”为灵念的芥末，去吸附超越时空的知识和力量，让自己的元素超重，让自己的血液保持高品位的纯度。他仍然痴望着窗外，他看到了让他心醉神迷，豁然于胸中的幸福与解脱吗？那只从庄周梦里翩然飞起的蝴蝶，莫不是已经栖息于窗棂。
从那时起，我产生了一个未向外人言的想法：觉得罗老就是我身边的浮士德，更准确点儿讲是堂·吉诃德。
这夜，他睡在我办公室廉价的沙发上，我估计有点凉。但看上去罗老睡得很平稳。
在这之后，我才较为系统地阅读罗老的文章，师生的交流在离开学校10年之后，开始骤然增多。所谓多，是相对而言，一年也不过五六个回合而已。但每一次交谈，我就越来越固执地认为，这么致力于精神历险的老人，仍然在不计得失地燃烧自己。他从古文化的永恒之河中溯源并畅游而下，一些遍寻不获的追问，迫使他走向另一极端，在极端抽象的数理逻辑，空间物理甚至狄拉克海洋时里去寻求“打通”的奇点。我不知道我对“中道”（理解为原始意义的中庸也可）的理解是否适合于罗老，那就是：必须有能力去实现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跋涉，才可能获得一种冰炭相遇所构成的消融，直至恬然。这是上升与下陷，飞翔与坠落，盛开与调谢的峰回路转。
当代学者何怀宏在其箴言录《随感》中说：“我赞美达于两极的中道，并使这两极如大鹏之双翼。”灿烂的内爆火光已然照亮身处周遭的黑夜，在这一刹那的通透中，已经不可能去考察古汉语与西化句型的差异了，他甚至来不及去字斟句酌地营造语境。他必须说出的是，从高唐神女的云鬓到维纳斯出浴时流淌着黄金光芒的披发之间的共性与异性；从庄周的蝴蝶翩飞到夸克粒子如曼陀萝花突如其来地出现之间的色泽差异，他在极度纷乱的无序中寻找阶段性的有序；他在极度自由中寻找有律的自在。
如果举出两个有代表性的文本，一个是他耗去十余年工夫写就的古典学理论（不是评论）《春归何处》，一个是他许为能够代表自己文风意骨的长篇人文随笔《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画像面前》，这是一篇用辞赋体企图印证相对论等等发源的奇文。前文已收入《晚晴斋从稿·诗词及诗词论著》一书，后者收进《晚晴斋丛稿·文论随笔》一书。说句实话，单单阅读完这两篇文章，我就感到惊奇：不可能让人致信的事同样合理的发生着，——描述的对象纯属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以跨学科或边缘学科也未能表达我的想法——就像是感觉之笔和理性之笔可以一心二用一样被驾驭，它的至善至美的企望，在灵犀之悟中花开花谢。一如无风而漾的潭水，在蓝天白云的照影下，通透而洗亮。
这一潭水也可供许多文人揽水自照。
至美的艺术不可能出现在感官娱悦状况下，她们多是经过作者大力过滤变形之后，在孤寂中照亮自己灰朦朦的面庞与睡意的形象。
我一直寻思的现象，是一个人身上闪现出来的异质，多可从他的语言中找到答案。罗老文本的特殊性，在于他仍坚持“文以载道”的宗旨下，仍希望语言闪现出自身的光芒。这可能是罗老文本的任督二脉。他时而流畅，时而涩阻的叙述，也许他意识到“写作”全在意义时就已形成。通达的叙述文本，多是他自言“为了祖国统一而为之”的专发海外媒体的作品，笔涉文史哲，赢得了广泛声誉；而那些“涩阻”的文本，多是他用力甚大而影响远不及前者的作品。例如，《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画像前》无论如何就不及《对海三呼无恙乎》、《百代无忘猛追湾》、《中国人丑陋吗》等文的深广影响。在形而上的领域从事精神漂流，当一个又一个的航标隐去之后，他面临自己为自己定位的苦恼与孤独。
对此，罗老向诗人王星等人以及我都谈到过。去年，我在阅读林贤治《人间鲁迅》时，偶然产生了联系。鲁迅在厦门教书时，住在靠海的一幢楼里。他曾回忆起居住楼上的这段日子：“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周不定期仿佛在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灰，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令人微醉的酒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把持得了的，何况加了药！这坛酒在近一个世纪的窖藏后，置于越发喧嚣的空间，蛰伏于酒中的德性，在血的勾兑下，那些金属的纯响，那些梅花的芳香，竟让天空显出如酒的醇意！
不要企图去喝上一杯，因为这酒只属于罗成基先生，是他全在的生命液汁！这样理解，不知罗老以为然否？
透过酒杯，奔驰的往事与未来显形于天野！
有人说，汉语言是一种充满诗意的模糊语言，以致略知汉语言一二的美国诗人艾滋拉·庞德一见唐诗宋词就爱得发狂，提出并创立了意象派的诗歌美学原则。从深处着眼，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所致。用这样的语言如何去面对日益精确化的世界？在人文领域已经饱受“语言缺席”的汉语，似可以推测“汉语人”在本不擅长的抽象思辨与逻辑实证领域的言说能力和地位了。不管怎样，罗老的文本世界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言说方式。这让我想起早年诗人吉狄马加对我讲过的一席话，他认为体现“思维极致”的三种方式是：诗歌，音乐，数学。用之于罗老，让我们得以更为清楚地发现其用心与勇气！我想，导引人们走出迷宫的线团，既不在罗老手中，也不在上帝那里。当若干年后，人们可以发现，从线团牵出的线，也曾从罗老的文字里穿过。也许，这就是一幅文明嬗递的壮丽图画，是罗老喻之为“迭罗汉”图景。（见《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画像前》一文）
从本质上讲，罗老仍属于“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人文知识分子，他历经沧桑的八十年以特殊意味的“充实”证明了他信奉的“充实之为美”的人生审美历程。他以“晚晴斋主”自名、自励，总让我想起作家张承志的话：
“我真地，深深地喜爱那种激烈的血性。换一个描写的豪情词汇，这是比生命更宝贵的自尊……我镂骨铭心地觉得，若是没有这样的自尊、血性和做人的本能的话——人不如畜，无美可言。我不知道人样是否接受如上的思想，我不知我样古老的中国，是否应该接受如上的思想。我只是感到，这是——自救的思想。”
说穿了，也是无言的思想。无援的思想。言语断道处，人迹罕到处的攀援与无依姿态，罗老，多自珍重啊！
1999年1月7日在自贡
作者附记：
此文当时发表在1999年的《紫薇诗简》上，罗老当时看到了此文，后对我说，他看得哈哈大笑。如今人、纸两隔，每忆到此，那就让他的笑声，回荡在我的文字中。
2003年1月6日追记在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