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动乱开始了，隋家两姐妹不能正常上学读书了，隋永洁甚至连上中学的机会也没有。宋庆龄就在家中，利用她娴熟的英文，亲自教授永洁学习英语，学习最基础的文化课。两个孩子偶感风寒，宋庆龄还冒着被人认出来围观的风险，亲自带着她们到国际和平妇幼医院去看病、取药。
　　　　靳山旺从江西归来看望宋庆龄时，形势已有所好转，永清与永洁已恢复了正常上学读书的生活，而且宋庆龄已根据她们的特长，安排她们学习将来可以立足谋生的专业技术。宋庆龄1974年8月26日给王安娜的信中，就已提到了这事：
　　　　“……站在我后面的两个女孩叫永清和永洁，正在学医和芭蕾舞。两个姑娘很有趣，父母在上海。我喜欢与她们在一起生活......
　　

撒谎的人总是心虚理亏的，靳山旺更是如此。他借口“上军校读书”，使宋庆龄信以为真，从而如愿地离开了老太太，但是，他毕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地欺骗了如此喜爱自己的宋庆龄，所以一想到此事，就不踏实，担心什么时候在北京见到宋庆龄。这样，不但他的谎言不攻自破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将使老太太为此感到特别伤心，从而影响他和宋庆龄之间的感情，使老太太不再看得起他。
　　　　然而，正应了那句山不转水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话，同在首都中央领导层里转悠，又怎么能不见面呢？那次，国务院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国务会议，靳山旺明知很可能会见到宋庆龄，但作为沈钧儒身边警卫的他，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护送着沈钧儒去了中.1960年至1961年，靳山旺奉命来到河北省石家庄步兵学校学习之前，周总理委托邓颖超在西花厅宴请了靳山旺。席间，邓大姐代表周总理敬了酒，并祝他好好学习，取得优异的成绩。靳山旺不负周总理与邓大姐的厚望，从学校毕业后，被组织上任命为中央警卫团二中队政治指导员，继续负责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宋庆龄受到冲击的事，靳山旺也有所闻，并为此暗暗担忧，他多么希望老太太能平安无事地躲过这一劫呀！
　　　　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宋庆龄把在北京的家搬到了后海北河沿46号。
　　　　风景秀丽的后海北河沿，原
　　 更使宋庆龄震惊的是，一夜之间，北京全城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幅标语与大字报。这种骤变，使宋庆龄百思不得其解，同时意识到自己终也难逃一劫。
　　　　被宋庆龄不幸而猜中的是，“打倒宋庆龄”的口号声，终于隐隐约约地传进了后海北河沿46号，令人惊恐地传到了宋庆龄的耳朵里。1966年8月25日的凌晨，一群狂热的红卫兵与造反派，终于光临了后海北河沿46号，一时间，围墙外人头攒动，红旗飘扬，口号声震天动地。幸亏东西两扇大门都有荷枪实弹的警卫战士守卫着，红卫兵与造反派们才一时难以冲进来。
　　　　但是，情况仍十分紧急，到了上午10时左右，红卫兵与造反派更是如潮涌至，近千人团团包围了后
　　
　　

英国出版的《孙中山夫人》一书，转引了作家约翰•根舍（原名不详）所写的他1938年第一次见到宋庆龄时的印象:“我想像中的孙夫人有点像维多利亚女皇，孀居服饰，心如死灰，令人望而生畏，等等。但是我见到的孙夫人，即使在她的年龄，仍像一位二十八岁的姑娘。她尽管纤弱，却雍容华贵，明快活泼，身材好似一尊完美无瑕的雕像。她给人的印象不像是一位历史性的革命人物，倒像是一个刚刚跨进事业门槛、生气勃勃的少女。”

尽管孙身居高位，胸怀宏图大略，但事实上，他是广州军阀的阶下囚。1918年4月，他失去了大元帅的称号，5月间，他被迫辞职。他与宋庆龄重返上海。1918年5月3日，庆龄在她父亲临终前及时回到他的病榻前，当时她父亲年仅52岁。
　　
　　此后孙夫妇留沪两年。在那里，庆龄和孙中山一起编辑出版孙过去发表的演说和文章。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各方面的人孙都不能得罪。庆龄告诉埃德加·斯诺说：
　　
　　“他有时说话是很保守的，这是为了投合听众的口味，因为他需要那些保守派的支持；他对文集内容的选择也很小心，以避免分裂他的追随者。我们必须谨慎地选择达到目的的途径，他经常这样提醒我，‘要用中国的办法，绕弯子，千万不可直截了当。’”
　　说起孙的演讲，庆龄把头一仰笑着说：“他都是即席讲话，完全根据当时政治形势和不同的听众而定。我在主席台上坐在他的旁边，紧张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他下面要说些什么。”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庆龄帮助孙澄清了一些时而产生的模糊思想，并促使他在以后的岁月中立场更加激进。
　　
　　度过两年的平静生活之后，局势的发展使庆龄和孙突然再下广州。1920年10月，孙的一个同盟者在广州夺取了政权，邀请孙夫妇回去。
　　
　　在此期间，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对中国历史，同时也对孙和庆龄的思想行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与会者中有毛泽东。被选为总书记的陈独秀并未出席，当时他正在广州与孙中山一起工作。陈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被任命为教育部长。他是在中国任何一届政府中任职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孙中山借此项任命及其他手段来与他政权中的国民党保守分子的压力抗衡。
　　
　　孙中山是想以广州为基地北伐，而广州的商人却不满于用他们的钱来统一中国，他们组织了一次反对孙的叛乱。1922年6月15日，叛军向孙的官邸卫队开火。显然，此事出乎孙一家的意料。两天以前，庆龄的姐姐蔼龄和她的幼女罗莎蒙德（以庆龄两个美国名字之一命名）还住在孙夫妇家里。庆龄还要求蔼龄把她的女儿留在广州多住几天。
　　
　　庆龄写了一篇题为《广州脱险》的纪实，许多中国人将此文视为经典著作。这是已发表的记叙她所经历的种种危险的唯一文章：
　　
　　“6月16日凌晨2时许，我正在酣梦中，忽被孙中山先生喊醒。他催我速起整装，说形势危急，必须逃离……。
　　
　　“我想带着一个女人出走很不方便，我请求他暂时把我留下。我对他说，我是个老百姓，不致有危险。最后他才认为我言之有理。但他把50名卫队全部留下来保护我，然后只身离去。
　　
　　“他走后半小时，……附近枪声四起，……叛军从两侧踞高临下向我们的住宅射击，大喊‘打死孙文！打死孙文！’伸手不见五指，看不清敌兵，我们的小卫队只好按兵不动，在黑暗中我只能模糊地看到卫队蹲伏的身影。
　　
　　“黎明时，卫队开始用来福枪及机关枪与敌人对射。敌方却用野炮向宅中射来，有一发炮弹击毁了我们的澡房。卫队伤亡已有三分之一，但其余的人仍英勇作战，毫不畏缩。有一位侍从爬到高处，挺身而战，一连不知击毙多少敌人。到了8点，我们的军火几乎用完，卫队停止回击，只留几盒子弹，等候着最后的决斗。
　　
　　此时情势，勾留也没有意义了。队长劝我下山，为唯一安全之计。其余卫兵，也劝我逃出，而且答应要留在后方防止敌人追击……。听说这50名卫兵竟无一幸免于难。
　　
　　“同我走的有两位卫兵和姚观顺副官长。我们4人，手里拿着一些零碎，在地上循着那桥梁式的过道爬行。这条过道，正有枪火扫射，我们听见四面流弹在空中飞鸣，有两次子弹由我鬓边掠过，险些受伤……。
　　
　　“自上午8时至下午4时，我们无异葬身于炮火连天的地狱里。流弹不停地四射。有一次在我离开房间几分钟后，房顶中弹，整个陷下。
　　
　　“到4时，向守中立的魏邦平师长派一军官来议条件。卫兵提出的第一条就是让我平安出险，但那位军官说他不能担保我的安全，因为袭击的不是他的军队，而且连他们自己的官长都不能约束他们。正在说话间，前面两层铁大门打开了。敌人一轰而进，我们的士兵子弹已竭，只好将枪放下。我只见四周这些敌兵拿着手枪刺刀指向我们。顿时就把我们手里的一些包裹抢去，用刺刀刺开，大家拼命地乱抢东西。我们乘这个机会逃开，奔入两队对冲的人丛里，一队是逃窜的士卒，另一队是由大门继续闯进来抢劫的匪兵。幸而我头戴着姚副官的草帽，身上又披着中山先生的雨衣，才从那混乱的人群里脱险而出。
　　
　　“我再也走不动了，凭两位卫兵一人抓住一边肩膀扶着走。我心想再也熬不过了，请他们把我枪毙。四周横七竖八躺着的都是死尸，有的是党员，有的是居民，脑部刺开，断腿失臂地横躺在街上的血泊中。这时，我看见一个极奇异的景象，就是两个人在街道的屋檐下相对蹲着，我们奔过时，看见他们眼睛不动，才知道他们已死了，也许是因为被一颗流弹击毙的。
　　
　　“正走之时，忽有一队士兵由小巷奔出，向我们一头射击。同行的人耳语叫大家伏在地上装死。那些匪兵居然跑过去，到别处去抢劫了。我们爬起来又跑，卫兵劝我不要看路旁的死尸，怕我要昏倒。大约过了半小时，枪声渐小，我们跑到一家矮小的农舍去躲避，屋中的主人要赶我们出来，因为怕受连累。正在此时，我昏倒在地。
　　
　　“醒过来时，两位卫兵正在给我浇冷水，给我扇扇子。其中一个卫兵跑出门外去观动静，就在这一刹那间，忽然一阵枪声，在屋内的那个卫兵赶紧把门关上，并小声报告我外面的卫兵中弹，也许殒命了。
　　
　　“枪声沉寂之后，我化装成村妇，那个卫兵扮作小贩，离开这间农舍。途中，我拾起一只篮子和几根菜叶，把它提在手中。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位同志的家中，就在这家过夜。这间屋早晨已被陈炯明的军队搜查过，因为有嫌疑，但是我再也无力前进，就此歇足。那夜通宵闻见炮声，……最后才听见战舰开火的炮声，才使我顿释重负，知道中山先生已安全无恙了……
　　
　　“次日凌晨，仍旧化装为村妇，我逃到沙面，由一位铁匠同志替我找了一艘小汽船，我与卫兵才到岭南，住友人家。在河上，我看见几艘满载抢掠品及少女的船只，被陈炯明的军队劫往他处。后来听说有两位相貌与我相似的妇人被捕监禁。我离开广州真巧，因为那天下午，我借宿的友人家又被搜查了。
　　
　　“那天晚上，经过生死搏斗，我终于在舰上与中山先生重逢。后来我又化装去香港，搭轮来沪。”
　　
　　在逃难中，庆龄本已有孕在身，终致流产，失去了她唯一的孩子。
　　
　　国内外风云变幻，在国际上，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已巩固下来，而且它对中国的事态发展怀有极大的兴趣。庆龄和孙日益倾向布尔什维克主义，寻找出路。孙中山的转变是由于对西方列强的幻想不断破灭而形成的。
　　
　　

虽然屡经艰险，庆龄似乎认为她与孙中山的婚后生活是非常幸福的。举行婚礼后，她立刻写信给她在美国的同学说：“我很幸福，尽力帮助我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有了长足进步，现在已能看懂法文报纸，不费力地边读边译。可见结婚对我来说如同上学，只是不需为‘考试’操心。”庆龄充当了孙的翻译、机要员和最亲密的政治顾问。
　　庆龄还得学着过公众生活。她写信给在美国的一个朋友说：
　　
　　“你们知道我最不喜欢出头露面，但自从结婚后，我不得不参加本想逃避的活动。中国人不象欧洲人，他们往往不把伟大的称号和荣誉授予当之无愧的人，而授予那些微不足道的人。我每天都要会见不少人，事实上是社会环境逼迫我从小天地中走出来。我对某些人杜撰的有关我在梅肯的报道感到惊讶不已。比如，我听说谣传我在结婚之前，曾是革命党人的间谍！说我经历的各种惊心动魄的事件倒象我做的许多恶梦，但是我肯定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这些梦呀！”
　　
　　 今天的人们往往不能意识到庆龄的作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去是如何之远。当时，中国妇女是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的。大多数城市妇女都缠脚。妻子不能与丈夫一起参加任何社交活动，那是男人专有的。庆龄是第一个与丈夫一起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的中国妇女，几乎在所有集会中她都是出席者中唯一的女性，更重要的是她不只是丈夫的配偶，而且是孙在政治上完全称职的同事。事实上，她是世界上第一个履行“第一夫人”职责的政治领袖的妻子。她不仅早于伊莉诺·罗斯福成为“第一夫人”，而且在政治上的影响也远远超过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