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的话：
　　
　　内容：
　　所谓“文革余孽”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难道不也是他们心里的真话？
　　
　　真的要说真话，就应让占总人口95以上的基层群众（工，农，兵，基层的小知识分子，基层干部）说真话，而不是只有少数处在社会上层的所谓“文化名人”才有资格说真话！——因为自己一小撮人吃了点苦，就可以把整个时代（1957——1976年）说得一片黑暗，否定整个国家的巨大进步。——你说呢？
　　
　　请正面回答。
　　
　　
　　我答：
　　不是只有一小撮人吃了苦，我是农民，我们吃了苦，我有农民亲人饿死的、整死的！
　　

韦先生的《思痛录》和《露沙的路》，把人们的反思引向至今还被描述得一片光明的延安时代，使人们认识到建国后许多问题的根源。作为一个对延安整风和“七大”的局限性有所研究的学者，我永远怀念她！现将我研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怎样形成的一篇论文贴在这里，作为对韦先生的纪念。第一部分不知什么原因，贴不上去。只好暂时空着了。有兴趣看的朋友，请到陶世龙先生的“五柳村”国内版上去看。

今天，在邓小平理论课上，我读完了韦老的《思痛录》。令人深思。作为一个80年代生人，虽然我没有亲历那个疯狂的时代，但韦老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尽管现代人刻意忘却，但只要还有人看过《思痛录》，悲剧重演的可能就会少一分。
　　
　　 感谢韦老。
　　
　　 韦老才是真正不朽的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四、 毛泽东难题及其烛照人类未来的理性光辉
　　
　　由于毛泽东时代的平民革命广泛采用统一战线的结果，中国旧式精英集团在整体上并没有在革命中遭到历史上农民起义时期那样的清算和打击，因此在革命成功新中国成立不久之后精英主义就迅速回潮，连旧时代开国时期能够维持一段时间"小康治世"那样短暂的精英阶层自觉和主动协调时期都没有。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就迅速开展了以批《武训传》为标志的思想改造运动，但是精英主义并不能被这样的学习中放弃精英主义；1957年开始的反右，已经不是学习而是思想斗争运动了，但是精英阶层也没有因此放弃精英主义；1962年的"五七指示"号召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希望精英们能够在艰苦的劳动中锻炼自己的意志，从而使得自己的意志力量大于欲望的强度，能够自觉地抛弃基于本能和欲望的消费主义，如果能够抛弃消费主义，那么精英主义就成为不必要，在社会上建设精英主义制度制造社会分化就成为不必要，那么中国平民主义革命的政治遗产就可以保留下去，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的循环就不会再重复了。
　　
　　鲁迅先生有言"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初用了大量的木头，结果却只有一小块"，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残酷战争，其结果也只是精英阶层能够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能够记住"水可载舟，水可覆舟"，自觉地避免精英主义的极端化，和弱势阶层保持一个最基本的协调，不去刻意损害他们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条件，甚至还能够在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上有所作为，这就是每个朝代开国时期的"小康治世"得以出现的原因，而这个小小的成就背后却是"内府烧成锦绣灰，天街塔尽公卿骨""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沉重社会代价。建立新中国的平民革命因为没有这样的惨痛教训去提醒中国的精英阶层，所以精英主义者也就感觉不到有与平民阶层主动协调的必要，因为没有发生"大量的木头"去换鲁迅先生所说的"一小块煤"，因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就迅速遭遇到精英主义的回潮，遭遇到"毛泽东难题"---如何让精英阶层主动放弃精英主义。
　　
　　毛泽东着手解决这个难题的思路是希望以和风细雨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让精英阶层主动抛弃精英主义，避免历史上以革命和起义的方式，来周期性地对极端化的精英主义进行清算的历史重演。从建国之初到文革之前，毛泽东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毛泽东最后不得不发动文化大革命，强化群众舆论力量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捡起"批判的武器"，去防止"武器的批判"。今天对文革进行评价在理论上的分歧就在于：精英主义在中国是否必然地走向极端化，从而必须在源头上抑制精英主义；而抑制精英主义除了强化群众性的舆论监督（即大民主）作用之外，还有没有另外的有效方法，如民主和法治是不是在抑制精英主义上有效。 实际上毛泽东能够采用和平的方法和路向，来解决这个全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在中国平民革命的强大而稳固的政权基础上进行的。因为中国精英阶层在1840年以后的100年时间内，在精英主义路向上尝试了所有的救国方式---洋务运动、改良变法直至辛亥革命，最后所有的精英主义道路都失败了。在长时间的苦难和黑暗之后，是活不下去的底层民众被逼到了"民不畏死"的地步，实现了"哀兵奋起"的社会条件，起而进行平民革命，而毛泽东本人就是在这样的宏观社会背景下，成为近代世界上最彻底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平民主义政治领袖。在这个平民革命过程中，中国精英阶层自觉自愿地靠边、靠后或者选择站在对立面，在新政权的核心天然没有精英阶层的位置，新的平民主义政权的稳固程度，和精英阶层被边缘化的程度正相适应。正是因为在新政权不受精英阶层主导和拉动的条件下，毛泽东才有足够的现实条件，采用一个更合乎人道和理性的路向，来选择见效慢和可靠性差的精英主义改造方式。相反如果新政权不稳和受精英主义直接威胁的条件下，恐怕就难以设想毛泽东会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去选择效果不佳的"批判的武器"，而直接在政权的主导下采用"武器的批判"方式来进行继续革命的可能性就会急剧上升，因为后一种方式对维护一个政权来说，是更加有效和可靠的选择。政治毕竟不是私人表现风度和仁慈的合适场合，而是阶层利益最集中的表现，毛泽东显然也不可能把个人意志建立在给整个阶层利益带来损害的现实上，而是在这种根本利益损害不存在的情况下，才有毛泽东的个人自由意志，最终才有这个"毛泽东难题"的出现。
　　
　　毛泽东为了解决中国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相结合的问题，使用了正反两个方面的手法，一方面希望精英主义者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另一个方面发动群众运动试图对精英主义进行追究和监督。毛泽东也深知要真正使知识精英自觉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决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因为中国精英阶层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仅不愿意放弃精英主义思想，而且还热中于在社会上制造阶层分化并以此建立自身的优势地位。所以毛泽东认同需要外在的强制监督措施，需要大民主运动来解放民众的思想，实现对精英主义的追究和帮助反省。而且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反精英主义的效果长期保持，需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实现对社会上精英主义的清算，而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就在于替代和消灭改朝换代的残酷战争，以这样破坏程度较低的"大乱带来大治"。
　　
　　精英主义的敌人是平民主义，这一点中国精英主义者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在主流知识精英中，在伤痕文学中，精英们喜欢控诉的对象是基于平民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并认定这是造成文革中假丑恶现象的渊薮。但是在笔者所读到的伤痕文学作品中，为非作歹的主角没有一个是基于理想和信念而作恶的，走上歪路把人往死里整往往都是基于私利和私欲的结果。这些伤痕文学的主角，在其作品的现实生活基础上揭示的其实是"斗私批修"的现实重要性，实际上描写的也是"形左实右"的人，在那里拿着"红色教条"搞"白色恐怖"，以极左的面目进行投机借以谋取私利或者以逞私欲，他们描写的事实与毛泽东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但是这些伤痕文学作者最后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谴责理想主义和道德情怀，借以谴责平民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信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甚至倾向于原谅那些基于私利和私欲的恶人，并为他们制造一个并不存在的借口---上了意识形态宣传的当，宣称那是在"全知、全能、全在"那样一个上帝的控制之下所做出的违心错失，所有的行为都由另外的责任人负责，跟行动者本人没有关系，或者行动者不需要负主要责任，一些精英主义者甚至进而宣称：原谅所有的人和所有的行为，但是不能原谅那个时代。做一个通俗的比喻就是：因为每年发生许多凶杀案，而且这些案犯多数是使用刀子或者其他钢铁制造的武器作恶的，所以中国精英主义者的一致结论是必须炸毁所有的钢铁厂，并永远禁止生产钢铁，而且因此断定所有的杀人犯都是无辜的，错误和罪责应该由钢铁厂来承担。因而对文革的具体认识分歧显然在于：精英主义者认为要由当时的社会体制或者是领导人来负完全或者主要责任；而对垒的一方则认为当事者个人必须为出于私利和私欲的行为负责，而无论犯下罪责者是否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当然不能据此认定中国精英主义者智商低下，也不至于是整个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同时犯糊涂，这只能是"屁股决定脑袋"的结果，是毛泽东所说的政治立场在起作用。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挂帅"看来已经被精英阶层接过去了，而且"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法宝也已经在精英主义者手里发扬光大。
　　
　　在社会现实中如何实现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协调，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难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的长久的难题。如果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难题，什么"历史前进的二律背反"，什么"科学进步导致道德退化"，什么"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的过程都不会发生，"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世界就指日可待了。这个问题既是孔子时代---氏族社会面临解体道德自觉开始丧失---人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也仍然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当今所有国际争端和国内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不复困扰人们。
　　
　　据笔者所知，毛泽东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真诚最坚决地向这个难题发起冲击的领袖，毛泽东超越一切学者文人和理想主义者、超越一切政客和政治家、是孔孟以降最诚挚的卫道者。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真诚实践，今天我们将无法明了孔孟之道对今天的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毛泽东要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鞍钢宪法），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发出"五-七指示"，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些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的：希望知识精英通过艰苦的劳动锻炼和对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了解，自己走出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藩篱。这些后来被知识精英蔑称为"民粹主义"（李泽厚发明的精神胜利法？）或者被形容成"劳改"的行动，其中的深切用意虽然被中国精英刻意抹杀和歪曲，但是其中的理性光辉已经烛照了中华志士仁人数千年之久，直接来自中国的先秦时代。孟子提到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过程对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实际上就在于帮助摆脱自身的欲望束缚，克服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想的主导，达到孔子所说的"反身而诚"的必由之路。正如民间谚语所言"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毛泽东的真诚实践对人类未来道路的启示性意义在于：
　　
　　1）破坏社会协调的关键在于精英主义者汲汲于建立优势地位的努力，反对精英主义是一个长期和不可松懈的任务。
　　
　　2）对精英主义者进行改造和监督的主要手段包括两个方面：要求精英经过艰苦劳动锻炼（这一思想来自孔孟）和大民主形式的舆论监督；其他的社会控制手段（如立足于物质利益的管理手段和司法监督手段）对精英主义者是无效的。
　　
　　3）实现人与人关系的总体协调，需要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配合，在产品战略上需要以最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利益为指导方向，注重适度技术应用和普及。即既以人的需要为最终生产目的，也以人的广泛参与（即低技术就业扩大）作为生产的出发点，高档消费品和人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优先地位。
　　
　　4）在1949年中国解放时，中国所面临的三大任务是：民生极度困难、需要继续争取和保卫国家独立、需要创造民族工商业成长的机会。这三大问题的解决，中国最终都是依靠最大多数民众的自觉和热忱。毛泽东用事实证明：国家安全也可以过非军备竞赛方式得到加强，这就是国土防御战略与人民战争的配合，万众一心和众志成城的无形资源可以替代有形资源的不足。同时坚定的战略意志和战略决心，也可以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同样是重要的威慑力量，对维护世界和平有利。而中国的农业条件改善从而在民生问题上取得的决定性进步，国家安全态势的改善，工商业的顺利发展，都是通过社会底层民众动员来解决的。中国毛泽东时代独特的成长轨迹足以从根本上证明：精英主义者基本上不能左右和创造历史。 五、 毛泽东难题的解决前景
　　
　　毛泽东难题的解决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难题是从人的自然属性上生发出来的，正如老子所言"吾有大患，为吾有身"，个人是难以超脱欲望和本能的束缚的，除非意志的力量能够大于欲望的强度。而意志力量的增强，不仅需要非常艰苦的磨练过程（即孟子所说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观还必须处于自觉自愿状态，孔孟所提到的"反身而诚"就是如此，否则即使经过艰苦的磨练过程也无法收到应有的效果，老子非常深刻地指出"从事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失者同于失"，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囚犯不能改造成圣徒的原因。毛泽东难题的解决途径是希望通过意志的磨练，来增强个人对欲望和本能的抑制力量和对消费主义的免疫力；如果对消费主义具有免疫力，那么精英主义就成为不必要；如果精英主义成为不必要，通过排斥多数人的生存利益来追求精英阶层利益最大化的精英主义极端化，就永远不会出现；民众安居乐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就是一个可以自然而然实现的过程了，中国历史就永远不会再陷入"一治一乱"的恶性循环了。
　　
　　古人言"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古时候人烟稀少、服务业也很不发达，远行不仅难以避免辛苦疲劳，而且也免不了饥餐露宿，这样一路走下来个人意志力量的上升就难以避免了，意志力量上升超过欲望的强度，无疑就能够不勉强地做到按照道德和良知的指引行事，达到"知行合一"。毛泽东时代的"下放"和"上山下乡"，明显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只有极少数人真正做到了自觉自愿或者无怨无悔，多数人的意志磨练过程是失败的，这个过程虽然浪费了国家大量的资源，但是目的并没有达到，相反许多人还认为是浪费了青春虚度了年华，这样的人当然是什么进步也不可能有，走完的是一个老子所说的"失者同于失"的过程。
　　
　　在核心思想上，毛泽东确实和马克思具有很大差别，我个人从不认为毛泽东是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真诚实践更接近于古人大同世界的理想，也就是具有"粗陋的禁欲主义和简单的平均主义"特征的，被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称之为"基督教的社会主义或者封建社会主义"的东西。
　　
　　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预测的"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局面，永远没有可能在地球上实现，所以基于人们自然属性的消费主义总是会导致精英主义，而且在资源对于人们消费欲望日益呈现短缺的今天，精英主义极端化的倾向也日益严重，对于人均资源不足而且是第三世界（即在经济上无法向外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反而被第一世界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的中国来说，这一倾向在今天就已经达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毛泽东时代的真诚实践的意义，相比较马克思主义而言，就当仁不让地更加具有现实性和科学性。毛泽东时代的真诚实践区别于空想的意义在于：在人们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空前突出重要时，个人的自觉协调是可以实现的。毛泽东领导的平民革命起于中国的百年屈辱之后，由于中华民族在民族生存和发展问题长期没有出路，整个社会存在一种哀兵之气，毛泽东得以驾轻就熟地因势利导成就中国特殊的革命进程和发展轨迹。这确实与经典的马列主义大不相同，也是毛泽东与苏共教条主义相区别的地方。
　　
　　毛泽东的真诚实践对世界未来的意义在于：由于全球人均资源少，马克思自觉共产主义的基本物质前提消失，自觉的共产主义将不再可能；现实中可能的只有大同世界，即不自觉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在社会中需要对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安排，对无节制的个人欲望需要进行共同抑制。而且这种抑制不见得总是特别难以忍受，因为随着人类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和消耗，对人类生存环境的负面影响也急剧上升，人们逐步认识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适度发展将是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济模式；而且对有限地球资源的争夺，也是没有理想解决方案的，和平的结果将会是全人类共同成为生态难民；战争的结果除非进行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否则就无法在已经非常紧张的人地关系上释放足够的资源空间，而在今天进行种族灭绝战争又在核武器的参与之下，极为可能的结果是全人类的共同毁灭。由于竞争没有出路，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就会相应上升，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政治制度有可能变成现实。由于不需要排斥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社会管理上的认同感会上升，制度和法律的维护成本会相应下降，系统化地排斥他人利益成为不必要，整体协调有可能替代秩序---制度（或者法治）模式。体制化迷信的三条腿，不仅是在逻辑上不能成立，而且在现实中也没有出路。
　　
　　由于资源利用的负面效应和对有限资源的争夺没有前途，人们最终可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自觉，抑制精英主义的难度可能会有所降低，抑制精英主义的社会成本也可能会下降，从而毛泽东的大同世界（管制共产主义，社会需要时刻自觉地抑制精英主义）的现实可能性上升。但是考虑到中国两千年来精英主义反复走向极端化，最后遭遇农民起义的武器批判才进行周期性调整的事实；考虑到西方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仅仅几十年时间，新自由主义又迅速在西方崛起的事实；考虑到美国的消费主义者在拒签《京都议定书》之后，必然地要撕毁反导条约，并发誓要为进行"文明冲突"（大规模种族灭绝）的战争做准备，成为要排斥世界大多数人口生存机会的种族主义（一种特殊的精英主义）群体；我们显然也没有足够的理由盲目乐观，人类回家的路既危险又漫长，这期间中国人必须时刻警惕美国种族主义者的种族灭绝（文明冲突）倾向，今后争取世界和平的关键就在于遏止美国人规划的种族灭绝战争。如果美国人的种族灭绝战争不能成功，美国建立在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基础之上的发展模式和国家政治模式，就缺乏足够的资源空间得以顺利延续下去更不可能"长生不老"，那么体制化迷信破产的征兆在西方也会越来越明显，认识到其危害性的人会越来越多，历史上所有的荒谬理论最后都是在现实的决定性打击之下彻底破产的，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是"事实胜于雄辩"。还是毛泽东那句话既深刻又现实"一切骄傲自满的观点、无所作为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