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February月
116:32:14
杨团 妈妈，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版了您的思痛录，设计和编辑都非常精美，我想您若看到也一定满意的，书的第一部分是您的朋友们对于思痛录的评价。思痛录全文之后，还有编辑编选的一些与思痛录有关的文章。
2003年October月
719:33:47
李继华 韦先生的《思痛录》和《露沙的路》，把人们的反思引向至今还被描述得一片光明的延安时代，使人们认识到建国后许多问题的根源。作为一个对延安整风和“七大”的局限性有所研究的学者，我永远怀念她！现将我研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怎样形成的一篇论文贴在这里，作为对韦先生的纪念。第一部分不知什么原因，贴不上去。只好暂时空着了。有兴趣看的朋友，请到陶世龙先生的“五柳村”国内版上去看。
2003年October月
719:24:28
李继华 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到七大之前
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滋生与演变 (中)
李继华
--------------------------------------------------------------------------------
二、1943年3月以后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较快发展
如果说在1943年3月以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处在滋生阶段；那么从1943年4月开始，这种个人崇拜就有了更快的发展。
1943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讨论了中央机构的组织调整和精简问题。16日，任弼时在会上说：(原来的)书记处工作会议等于各部的联席会，性质和责权不明确。他提出书记处应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遵照政治局的方针和决议，负责处理一切日常工作。书记处的主席由政治局会议决定，他在书记处有最后决定权。20日，刘少奇提出：书记处设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毛主席的助手，不是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要能决定和处理日常工作。[19]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 重新明确了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下属各机构的权限。在人事方面，一致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也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尽管这里所说的“最后决定之权”, 仅指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的权限，而不是指政治局对大政方针的决定权。[20](P273) 但是在“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 其他书记又仅为毛泽东“助手”的情况下，这种“最后决定之权”也是相当大的。因此，这次会议在组织上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却没有同时建立起对他的明确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在此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严重滋生的情况下，这次会议就不可避免地对这种个人崇拜产生强化作用，使之在此后有了更快的发展。
会后不久，在1943年4月22日，延安发出一份党务工作广播稿《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这份广播稿的“有些说法是为了突出毛泽东的贡献，如说对毛主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针,‘文委亦未充分研究，使其变成实际。’这是认为那一段时期张闻天同志领导中央文委工作，搞得不好。这种说法是当时的一种潮流。”“这份广播稿前面说的关于文委的话，多少有点附会，当然也不能说没有一点事实根据。但说文艺座谈会是为了纠正文委工作中的问题，这话不符合实际。这是后来的一种解释，是做文章。”[20] (P53---54)这一事实表明，在1943年4月，延安已经出现“为了突出毛泽东的贡献”,而附会曲解某些事实的现象，甚至形成了颂扬毛泽东、贬低张闻天的“潮流”。这也说明了当时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发展程度。
同在4月22日, 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指出:“毛泽东同志说用人行政是领导者的任务, 这是真理。”“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 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21](P130、132)同年8月2日，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又指出:“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21](P138)
同年7月2日，邓小平在《解放日报》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指出：八路军在敌后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究竟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如人所共知的，我们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依据这个原则，从无数的战斗中，才创立、保卫与巩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才箝制了日寇在华总兵力的一半，……”[22]（P77）
7月5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22周年，王稼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一方面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以后被全党广泛接受和运用的概念；另一方面又把毛泽东称为“英明领袖”, 并说“毛泽东同志自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便在中央工作，参加制定了第一次大革命中共的政治路线，……在中国在中共是第一个把农民土地问题提到中国革命中应有的位置。”[18](P251、252、256 ) 在这里，王稼祥把毛泽东称颂为在中国在中共高度重视农民运动的第一人，其实“在毛主席以前有些同志已从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20] (P68)
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其中讲到:“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23]
7月7日，刘伯承在《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中也指出:“毛泽东同志曾给我们英明地指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24]当然，到这个时候，仅仅称颂毛泽东的“英明”已算不得新鲜；这一引述只是表明刘伯承这样的“儒将”也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对毛泽东的颂扬中去。
7月8日，林枫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坚持敌后抗战的晋西北根据地》一文 ，其中讲到:“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杰出人物”。
10月29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记的中央宣传委员会管理下的中央宣传部，发布了一些纪念十月革命26周年的“基本口号”, 第一次提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 而且把毛泽东个人摆在共产党之前。随之，从陕北到各个抗日根据地，普遍唱开了由陕北佳县民歌手李有源在1942年唱出的称颂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的《东方红》。
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也称颂毛泽东为“英明的领袖”。[22](P88）如前所述，到这个时候，仅仅称颂毛泽东的“英明”已算不得新鲜；这一引述只是表明邓小平也自觉不自觉地对毛泽东有所颂扬而已。
12月5日,《中央对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方针的指示》, 号召“各根据地党委……详细检查自己的生产、工作与工作作风，是否符合于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必须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实行一个彻底地转变，并把这种方向与作风运用到发展生产的工作及一切其他工作中去。”[18](P395) 同月16日,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宣言》表示:“感谢我们劳动人民的救星毛主席……”。[18](P396)10天以后的12月16日，《解放日报》社论《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给我们指出了什么？》又讲到：这次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集中地、明显地表现出来：劳动人民通过他们的代表纷纷表示他们对于边区的热爱，对于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和他们的领袖的“虔诚的拥戴”。
从1944年5月开始，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一方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一方面起草和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1945年4月20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决议》被原则通过。“《决议》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在《决议》中，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也很少提到。‘文革’时就造成一个结果，好像一讲农民运动，首先就是毛泽东，其实，在毛主席以前有些同志已从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这些历史在《决议》中叙述得不大周到。”[20](P68)
1945年3月1日,《解放日报》社论《开展大生产运动中的几个问题》中讲到:“毛主席对这一个问题的英明指示，奠定了我们中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我们希望各解放区军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全体一致的，从事一个比过去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下一页）
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滋生与演变 (中)
李继华
--------------------------------------------------------------------------------
二、1943年3月以后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较快发展
如果说在1943年3月以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处在滋生阶段；那么从1943年4月开始，这种个人崇拜就有了更快的发展。
1943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讨论了中央机构的组织调整和精简问题。16日，任弼时在会上说：(原来的)书记处工作会议等于各部的联席会，性质和责权不明确。他提出书记处应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遵照政治局的方针和决议，负责处理一切日常工作。书记处的主席由政治局会议决定，他在书记处有最后决定权。20日，刘少奇提出：书记处设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毛主席的助手，不是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要能决定和处理日常工作。[19]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 重新明确了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下属各机构的权限。在人事方面，一致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也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尽管这里所说的“最后决定之权”, 仅指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的权限，而不是指政治局对大政方针的决定权。[20](P273) 但是在“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 其他书记又仅为毛泽东“助手”的情况下，这种“最后决定之权”也是相当大的。因此，这次会议在组织上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却没有同时建立起对他的明确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在此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严重滋生的情况下，这次会议就不可避免地对这种个人崇拜产生强化作用，使之在此后有了更快的发展。
会后不久，在1943年4月22日，延安发出一份党务工作广播稿《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这份广播稿的“有些说法是为了突出毛泽东的贡献，如说对毛主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针,‘文委亦未充分研究，使其变成实际。’这是认为那一段时期张闻天同志领导中央文委工作，搞得不好。这种说法是当时的一种潮流。”“这份广播稿前面说的关于文委的话，多少有点附会，当然也不能说没有一点事实根据。但说文艺座谈会是为了纠正文委工作中的问题，这话不符合实际。这是后来的一种解释，是做文章。”[20] (P53---54)这一事实表明，在1943年4月，延安已经出现“为了突出毛泽东的贡献”,而附会曲解某些事实的现象，甚至形成了颂扬毛泽东、贬低张闻天的“潮流”。这也说明了当时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发展程度。
同在4月22日, 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指出:“毛泽东同志说用人行政是领导者的任务, 这是真理。”“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 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21](P130、132)同年8月2日，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又指出:“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21](P138)
同年7月2日，邓小平在《解放日报》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指出：八路军在敌后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究竟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如人所共知的，我们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依据这个原则，从无数的战斗中，才创立、保卫与巩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才箝制了日寇在华总兵力的一半，……”[22]（P77）
7月5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22周年，王稼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一方面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以后被全党广泛接受和运用的概念；另一方面又把毛泽东称为“英明领袖”, 并说“毛泽东同志自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便在中央工作，参加制定了第一次大革命中共的政治路线，……在中国在中共是第一个把农民土地问题提到中国革命中应有的位置。”[18](P251、252、256 ) 在这里，王稼祥把毛泽东称颂为在中国在中共高度重视农民运动的第一人，其实“在毛主席以前有些同志已从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20] (P68)
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其中讲到:“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23]
7月7日，刘伯承在《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中也指出:“毛泽东同志曾给我们英明地指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24]当然，到这个时候，仅仅称颂毛泽东的“英明”已算不得新鲜；这一引述只是表明刘伯承这样的“儒将”也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对毛泽东的颂扬中去。
7月8日，林枫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坚持敌后抗战的晋西北根据地》一文 ，其中讲到:“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杰出人物”。
10月29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记的中央宣传委员会管理下的中央宣传部，发布了一些纪念十月革命26周年的“基本口号”, 第一次提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 而且把毛泽东个人摆在共产党之前。随之，从陕北到各个抗日根据地，普遍唱开了由陕北佳县民歌手李有源在1942年唱出的称颂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的《东方红》。
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也称颂毛泽东为“英明的领袖”。[22](P88）如前所述，到这个时候，仅仅称颂毛泽东的“英明”已算不得新鲜；这一引述只是表明邓小平也自觉不自觉地对毛泽东有所颂扬而已。
12月5日,《中央对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方针的指示》, 号召“各根据地党委……详细检查自己的生产、工作与工作作风，是否符合于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必须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实行一个彻底地转变，并把这种方向与作风运用到发展生产的工作及一切其他工作中去。”[18](P395) 同月16日,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宣言》表示:“感谢我们劳动人民的救星毛主席……”。[18](P396)10天以后的12月16日，《解放日报》社论《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给我们指出了什么？》又讲到：这次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集中地、明显地表现出来：劳动人民通过他们的代表纷纷表示他们对于边区的热爱，对于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和他们的领袖的“虔诚的拥戴”。
从1944年5月开始，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一方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一方面起草和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1945年4月20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决议》被原则通过。“《决议》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在《决议》中，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也很少提到。‘文革’时就造成一个结果，好像一讲农民运动，首先就是毛泽东，其实，在毛主席以前有些同志已从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这些历史在《决议》中叙述得不大周到。”[20](P68)
1945年3月1日,《解放日报》社论《开展大生产运动中的几个问题》中讲到:“毛主席对这一个问题的英明指示，奠定了我们中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我们希望各解放区军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全体一致的，从事一个比过去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下一页）
2003年October月
719:21:10
李继华 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到七大之前
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滋生与演变 (下)
李继华
--------------------------------------------------------------------------------
三、七大以前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限度
从六届六中全会到七大以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虽然已经滋生和发展，但与七大期间及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相比，还是有一定限度的。其原因，大致上有两个方面：
首先，毛泽东自己还比较谦虚谨慎。
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中指出:“现在的青年学生，懂得的道理更多了, 比我当青年学生的时候聪敏得多了。我起初读几年书, 只知道‘诗云’、‘子曰’那一套，心里总以为做官做皇帝的人个个是好的。后来进了洋学堂，碰到了革命，于是也知道皇帝老爷是坏的了，也懂得了美国的京城是华盛顿，英国的京城是伦敦，什么X加Y等于Z，什么分子、原子和电子。现在你们不仅懂得这些东西，而且还懂得马克思主义哩! 我那时就不懂得什么马克思。”[25](P255)
1941年8月2日, 在给萧军的信中，毛泽东写道:“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意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25](P364)
1943年4月, 党内有人提出为毛泽东祝贺50周岁生日, 并大力宣传毛泽东的思想。4月22日, 毛泽东复信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何凯丰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 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 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26](P15）
1944年3月，当时任延安大学校长的周扬，主持编辑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该书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周扬还为该书写了编者序言。为此，毛泽东于4月2日致信周扬：你写的序言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者注)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26](P123)
同年11月21日，在给郭沫若的信中，毛泽东指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 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26](P227)
1945年4月20日，在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 毛泽东在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说明时指出:“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恩、列、斯那样的革命领袖，我也是如此，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 首先是我需要加强。……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 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 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 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 首先是我。”[26](P284)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段话之后，毛泽东接着讲到:“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26]（P284）此时的毛泽东，正值52岁的盛年。20多年后的1966年，毛泽东在73岁时发动了把整个中华民族拖入内乱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不幸而言中，真是因为随心所欲而大大地“逾矩”了。如果从毛泽东的严重失误已经产生且越来越多的1957年（毛泽东时年64岁，在应该“耳顺”的年龄却因为不能“耳顺”出现严重失误）开始算起，他因为随心所欲而“逾矩”的时间还更早。而毛泽东出现严重失误近20年，特别是发动并延续“文革”达10年之久，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对他的个人崇拜的滋生、蔓延，及其在建国后的严重泛滥。
在随后接着召开的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又反复强调:“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急躁。”[26](P296)“我们要英勇奋斗，但又要谦虚谨慎。历史的教训就是要我们谦虚谨慎。”“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决议案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26](P297)
这些论述，表明了毛泽东在当时情况下的清醒和谦虚谨慎。这种清醒和谦虚谨慎，自然是以允许个人崇拜的存在和蔓延为前提的。但他在此时和以后一段时间内(大约到建国初期)的谦虚谨慎，再加上革命战争环境的制约，使这种个人崇拜在建国以前和建国初期没有发生大的危害。
其次，颂扬者的颂扬还是有限度的。
从六届六中全会到七大以前，虽然已经出现了对毛泽东的过分颂扬和个人崇拜，但颂扬者大多出于衷心的钦佩和敬仰，较少有违心的迎合或屈从；在颂扬的语言上，也较少带迷信或神化的色彩。加之毛泽东自己还比较谦虚谨慎。因而七大以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一段时间内并未产生很大的危害。
四、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逐渐滋生和发展的原因
在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43年3月以后到七大之前，为什么会在党内迅速滋长和发展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呢？这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对此，笔者在《中共七大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述论》中已作过分析，[27] 此处不赘。了解了这些原因，我们对六届六中全会至七大以前为什么会出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会有更多的理解。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逐渐成熟地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刚刚巩固以后，就出现和发展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七大期间及以后，这种个人崇拜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并在建国以后造成了严重危害)；毛泽东自己，尽管还比较清醒和谦虚谨慎，但是也允许或者默许了这种个人崇拜的滋生和蔓延。这毕竟包含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毕竟是值得和应该允许深入研究的。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 人民出版社, 1985.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10).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5.
[3] 新中华报, 1939-05-07(3).
[4] 新中华报, 1939-06-01(3).
[5] 新中华报, 1939-07-25(4).
[6] 据“文革”初期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回忆：在1966年5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上, 已经受到批判并被罢免职务的彭真, 再次受到一些人的攻击。“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 回过身朝着后面说:‘谁是第一个喊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李雪峰. 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幕[J].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百年潮. 1998(4): 18.)至于彭真是在什么时候最早喊毛泽东“万岁”的，现在还未查到原始材料。如果确实是他最早对毛泽东喊“万岁”的话，应该是在1939年7月20日之前。
[7] 新中华报, 1939-08-18(3).
[8]《任弼时同志日记》（1945年4月1日），转引自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载《党史通讯》1994年第7期。
[9] 胡乔木. 胡乔木诗词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10] 周尝棕. 郭化若与孙子兵法[J]. 百年潮, 1999(5): 58.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C]. 人民出版社, 1997: 286、301、305.
[12] 程中原. 1976----1981年的中国[M].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223.
[13] 李向前 韩钢. 新近发现邓小平与胡耀帮邦等三次谈话记录.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 百年潮, 1999(3): 10.
[14] 叶永烈. 1978 中国命运大转折[M]. 广州出版社, 1997: 127.
[1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1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6: 651.
[16] 国防大学党史政工教研室编.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C](17): 53.
[17]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C](8): 360.
[1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C].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6.
[19] 章学新. 任弼时与毛泽东的相识相知相助[J]. 炎黄春秋, 1999(6): 8.
[20] 胡乔木著.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 人民出版社, 1994.
[21] 周恩来选集(上卷)[C]. 人民出版社, 1980.
[22] 邓小平文选(1)[C]. 人民出版社, 1994.
[23] 刘少奇选集(上卷)[C]. 人民出版社, 1981: 291.
[24]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编. 刘伯承军事文选[C]. 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82: 373--374.
[25] 毛泽东文集(2)[C]. 人民出版社, 1993.
[26] 毛泽东文集(3)[C]. 人民出版社, 1996.
[27] 李继华. 中共七大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述论[J]. 滨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0(3).
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滋生与演变 (下)
李继华
--------------------------------------------------------------------------------
三、七大以前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限度
从六届六中全会到七大以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虽然已经滋生和发展，但与七大期间及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相比，还是有一定限度的。其原因，大致上有两个方面：
首先，毛泽东自己还比较谦虚谨慎。
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中指出:“现在的青年学生，懂得的道理更多了, 比我当青年学生的时候聪敏得多了。我起初读几年书, 只知道‘诗云’、‘子曰’那一套，心里总以为做官做皇帝的人个个是好的。后来进了洋学堂，碰到了革命，于是也知道皇帝老爷是坏的了，也懂得了美国的京城是华盛顿，英国的京城是伦敦，什么X加Y等于Z，什么分子、原子和电子。现在你们不仅懂得这些东西，而且还懂得马克思主义哩! 我那时就不懂得什么马克思。”[25](P255)
1941年8月2日, 在给萧军的信中，毛泽东写道:“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意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25](P364)
1943年4月, 党内有人提出为毛泽东祝贺50周岁生日, 并大力宣传毛泽东的思想。4月22日, 毛泽东复信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何凯丰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 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 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26](P15）
1944年3月，当时任延安大学校长的周扬，主持编辑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该书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周扬还为该书写了编者序言。为此，毛泽东于4月2日致信周扬：你写的序言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者注)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26](P123)
同年11月21日，在给郭沫若的信中，毛泽东指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 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26](P227)
1945年4月20日，在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 毛泽东在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说明时指出:“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恩、列、斯那样的革命领袖，我也是如此，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 首先是我需要加强。……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 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 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 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 首先是我。”[26](P284)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段话之后，毛泽东接着讲到:“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26]（P284）此时的毛泽东，正值52岁的盛年。20多年后的1966年，毛泽东在73岁时发动了把整个中华民族拖入内乱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不幸而言中，真是因为随心所欲而大大地“逾矩”了。如果从毛泽东的严重失误已经产生且越来越多的1957年（毛泽东时年64岁，在应该“耳顺”的年龄却因为不能“耳顺”出现严重失误）开始算起，他因为随心所欲而“逾矩”的时间还更早。而毛泽东出现严重失误近20年，特别是发动并延续“文革”达10年之久，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对他的个人崇拜的滋生、蔓延，及其在建国后的严重泛滥。
在随后接着召开的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又反复强调:“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急躁。”[26](P296)“我们要英勇奋斗，但又要谦虚谨慎。历史的教训就是要我们谦虚谨慎。”“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决议案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26](P297)
这些论述，表明了毛泽东在当时情况下的清醒和谦虚谨慎。这种清醒和谦虚谨慎，自然是以允许个人崇拜的存在和蔓延为前提的。但他在此时和以后一段时间内(大约到建国初期)的谦虚谨慎，再加上革命战争环境的制约，使这种个人崇拜在建国以前和建国初期没有发生大的危害。
其次，颂扬者的颂扬还是有限度的。
从六届六中全会到七大以前，虽然已经出现了对毛泽东的过分颂扬和个人崇拜，但颂扬者大多出于衷心的钦佩和敬仰，较少有违心的迎合或屈从；在颂扬的语言上，也较少带迷信或神化的色彩。加之毛泽东自己还比较谦虚谨慎。因而七大以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一段时间内并未产生很大的危害。
四、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逐渐滋生和发展的原因
在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43年3月以后到七大之前，为什么会在党内迅速滋长和发展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呢？这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对此，笔者在《中共七大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述论》中已作过分析，[27] 此处不赘。了解了这些原因，我们对六届六中全会至七大以前为什么会出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会有更多的理解。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逐渐成熟地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刚刚巩固以后，就出现和发展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七大期间及以后，这种个人崇拜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并在建国以后造成了严重危害)；毛泽东自己，尽管还比较清醒和谦虚谨慎，但是也允许或者默许了这种个人崇拜的滋生和蔓延。这毕竟包含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毕竟是值得和应该允许深入研究的。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 人民出版社, 1985.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10).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5.
[3] 新中华报, 1939-05-07(3).
[4] 新中华报, 1939-06-01(3).
[5] 新中华报, 1939-07-25(4).
[6] 据“文革”初期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回忆：在1966年5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上, 已经受到批判并被罢免职务的彭真, 再次受到一些人的攻击。“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 回过身朝着后面说:‘谁是第一个喊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李雪峰. 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幕[J].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百年潮. 1998(4): 18.)至于彭真是在什么时候最早喊毛泽东“万岁”的，现在还未查到原始材料。如果确实是他最早对毛泽东喊“万岁”的话，应该是在1939年7月20日之前。
[7] 新中华报, 1939-08-18(3).
[8]《任弼时同志日记》（1945年4月1日），转引自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载《党史通讯》1994年第7期。
[9] 胡乔木. 胡乔木诗词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10] 周尝棕. 郭化若与孙子兵法[J]. 百年潮, 1999(5): 58.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C]. 人民出版社, 1997: 286、301、305.
[12] 程中原. 1976----1981年的中国[M].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223.
[13] 李向前 韩钢. 新近发现邓小平与胡耀帮邦等三次谈话记录.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 百年潮, 1999(3): 10.
[14] 叶永烈. 1978 中国命运大转折[M]. 广州出版社, 1997: 127.
[1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1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6: 651.
[16] 国防大学党史政工教研室编.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C](17): 53.
[17]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C](8): 360.
[1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C].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6.
[19] 章学新. 任弼时与毛泽东的相识相知相助[J]. 炎黄春秋, 1999(6): 8.
[20] 胡乔木著.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 人民出版社, 1994.
[21] 周恩来选集(上卷)[C]. 人民出版社, 1980.
[22] 邓小平文选(1)[C]. 人民出版社, 1994.
[23] 刘少奇选集(上卷)[C]. 人民出版社, 1981: 291.
[24]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编. 刘伯承军事文选[C]. 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82: 373--374.
[25] 毛泽东文集(2)[C]. 人民出版社, 1993.
[26] 毛泽东文集(3)[C]. 人民出版社, 1996.
[27] 李继华. 中共七大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述论[J]. 滨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0(3).
2003年October月
719:19:37
李继华 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到七大之前
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滋生与演变 (中)
李继华
--------------------------------------------------------------------------------
二、1943年3月以后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较快发展
如果说在1943年3月以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处在滋生阶段；那么从1943年4月开始，这种个人崇拜就有了更快的发展。
1943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讨论了中央机构的组织调整和精简问题。16日，任弼时在会上说：(原来的)书记处工作会议等于各部的联席会，性质和责权不明确。他提出书记处应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遵照政治局的方针和决议，负责处理一切日常工作。书记处的主席由政治局会议决定，他在书记处有最后决定权。20日，刘少奇提出：书记处设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毛主席的助手，不是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要能决定和处理日常工作。[19]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 重新明确了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下属各机构的权限。在人事方面，一致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也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尽管这里所说的“最后决定之权”, 仅指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的权限，而不是指政治局对大政方针的决定权。[20](P273) 但是在“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 其他书记又仅为毛泽东“助手”的情况下，这种“最后决定之权”也是相当大的。因此，这次会议在组织上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却没有同时建立起对他的明确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在此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严重滋生的情况下，这次会议就不可避免地对这种个人崇拜产生强化作用，使之在此后有了更快的发展。
会后不久，在1943年4月22日，延安发出一份党务工作广播稿《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这份广播稿的“有些说法是为了突出毛泽东的贡献，如说对毛主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针,‘文委亦未充分研究，使其变成实际。’这是认为那一段时期张闻天同志领导中央文委工作，搞得不好。这种说法是当时的一种潮流。”“这份广播稿前面说的关于文委的话，多少有点附会，当然也不能说没有一点事实根据。但说文艺座谈会是为了纠正文委工作中的问题，这话不符合实际。这是后来的一种解释，是做文章。”[20] (P53---54)这一事实表明，在1943年4月，延安已经出现“为了突出毛泽东的贡献”,而附会曲解某些事实的现象，甚至形成了颂扬毛泽东、贬低张闻天的“潮流”。这也说明了当时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发展程度。
同在4月22日, 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指出:“毛泽东同志说用人行政是领导者的任务, 这是真理。”“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 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21](P130、132)同年8月2日，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又指出:“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21](P138)
同年7月2日，邓小平在《解放日报》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指出：八路军在敌后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究竟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如人所共知的，我们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依据这个原则，从无数的战斗中，才创立、保卫与巩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才箝制了日寇在华总兵力的一半，……”[22]（P77）
7月5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22周年，王稼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一方面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以后被全党广泛接受和运用的概念；另一方面又把毛泽东称为“英明领袖”, 并说“毛泽东同志自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便在中央工作，参加制定了第一次大革命中共的政治路线，……在中国在中共是第一个把农民土地问题提到中国革命中应有的位置。”[18](P251、252、256 ) 在这里，王稼祥把毛泽东称颂为在中国在中共高度重视农民运动的第一人，其实“在毛主席以前有些同志已从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20] (P68)
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其中讲到:“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23]
7月7日，刘伯承在《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中也指出:“毛泽东同志曾给我们英明地指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24]当然，到这个时候，仅仅称颂毛泽东的“英明”已算不得新鲜；这一引述只是表明刘伯承这样的“儒将”也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对毛泽东的颂扬中去。
7月8日，林枫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坚持敌后抗战的晋西北根据地》一文 ，其中讲到:“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杰出人物”。
10月29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记的中央宣传委员会管理下的中央宣传部，发布了一些纪念十月革命26周年的“基本口号”, 第一次提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 而且把毛泽东个人摆在共产党之前。随之，从陕北到各个抗日根据地，普遍唱开了由陕北佳县民歌手李有源在1942年唱出的称颂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的《东方红》。
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也称颂毛泽东为“英明的领袖”。[22](P88）如前所述，到这个时候，仅仅称颂毛泽东的“英明”已算不得新鲜；这一引述只是表明邓小平也自觉不自觉地对毛泽东有所颂扬而已。
12月5日,《中央对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方针的指示》, 号召“各根据地党委……详细检查自己的生产、工作与工作作风，是否符合于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必须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实行一个彻底地转变，并把这种方向与作风运用到发展生产的工作及一切其他工作中去。”[18](P395) 同月16日,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宣言》表示:“感谢我们劳动人民的救星毛主席……”。[18](P396)10天以后的12月16日，《解放日报》社论《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给我们指出了什么？》又讲到：这次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集中地、明显地表现出来：劳动人民通过他们的代表纷纷表示他们对于边区的热爱，对于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和他们的领袖的“虔诚的拥戴”。
从1944年5月开始，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一方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一方面起草和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1945年4月20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决议》被原则通过。“《决议》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在《决议》中，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也很少提到。‘文革’时就造成一个结果，好像一讲农民运动，首先就是毛泽东，其实，在毛主席以前有些同志已从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这些历史在《决议》中叙述得不大周到。”[20](P68)
1945年3月1日,《解放日报》社论《开展大生产运动中的几个问题》中讲到:“毛主席对这一个问题的英明指示，奠定了我们中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我们希望各解放区军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全体一致的，从事一个比过去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下一页）
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滋生与演变 (中)
李继华
--------------------------------------------------------------------------------
二、1943年3月以后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较快发展
如果说在1943年3月以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处在滋生阶段；那么从1943年4月开始，这种个人崇拜就有了更快的发展。
1943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讨论了中央机构的组织调整和精简问题。16日，任弼时在会上说：(原来的)书记处工作会议等于各部的联席会，性质和责权不明确。他提出书记处应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遵照政治局的方针和决议，负责处理一切日常工作。书记处的主席由政治局会议决定，他在书记处有最后决定权。20日，刘少奇提出：书记处设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毛主席的助手，不是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要能决定和处理日常工作。[19]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 重新明确了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下属各机构的权限。在人事方面，一致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也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尽管这里所说的“最后决定之权”, 仅指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的权限，而不是指政治局对大政方针的决定权。[20](P273) 但是在“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 其他书记又仅为毛泽东“助手”的情况下，这种“最后决定之权”也是相当大的。因此，这次会议在组织上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却没有同时建立起对他的明确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在此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严重滋生的情况下，这次会议就不可避免地对这种个人崇拜产生强化作用，使之在此后有了更快的发展。
会后不久，在1943年4月22日，延安发出一份党务工作广播稿《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这份广播稿的“有些说法是为了突出毛泽东的贡献，如说对毛主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针,‘文委亦未充分研究，使其变成实际。’这是认为那一段时期张闻天同志领导中央文委工作，搞得不好。这种说法是当时的一种潮流。”“这份广播稿前面说的关于文委的话，多少有点附会，当然也不能说没有一点事实根据。但说文艺座谈会是为了纠正文委工作中的问题，这话不符合实际。这是后来的一种解释，是做文章。”[20] (P53---54)这一事实表明，在1943年4月，延安已经出现“为了突出毛泽东的贡献”,而附会曲解某些事实的现象，甚至形成了颂扬毛泽东、贬低张闻天的“潮流”。这也说明了当时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发展程度。
同在4月22日, 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指出:“毛泽东同志说用人行政是领导者的任务, 这是真理。”“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 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21](P130、132)同年8月2日，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又指出:“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21](P138)
同年7月2日，邓小平在《解放日报》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指出：八路军在敌后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究竟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如人所共知的，我们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依据这个原则，从无数的战斗中，才创立、保卫与巩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才箝制了日寇在华总兵力的一半，……”[22]（P77）
7月5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22周年，王稼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一方面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以后被全党广泛接受和运用的概念；另一方面又把毛泽东称为“英明领袖”, 并说“毛泽东同志自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便在中央工作，参加制定了第一次大革命中共的政治路线，……在中国在中共是第一个把农民土地问题提到中国革命中应有的位置。”[18](P251、252、256 ) 在这里，王稼祥把毛泽东称颂为在中国在中共高度重视农民运动的第一人，其实“在毛主席以前有些同志已从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20] (P68)
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其中讲到:“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23]
7月7日，刘伯承在《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中也指出:“毛泽东同志曾给我们英明地指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24]当然，到这个时候，仅仅称颂毛泽东的“英明”已算不得新鲜；这一引述只是表明刘伯承这样的“儒将”也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对毛泽东的颂扬中去。
7月8日，林枫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坚持敌后抗战的晋西北根据地》一文 ，其中讲到:“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杰出人物”。
10月29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记的中央宣传委员会管理下的中央宣传部，发布了一些纪念十月革命26周年的“基本口号”, 第一次提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 而且把毛泽东个人摆在共产党之前。随之，从陕北到各个抗日根据地，普遍唱开了由陕北佳县民歌手李有源在1942年唱出的称颂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的《东方红》。
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也称颂毛泽东为“英明的领袖”。[22](P88）如前所述，到这个时候，仅仅称颂毛泽东的“英明”已算不得新鲜；这一引述只是表明邓小平也自觉不自觉地对毛泽东有所颂扬而已。
12月5日,《中央对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方针的指示》, 号召“各根据地党委……详细检查自己的生产、工作与工作作风，是否符合于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必须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实行一个彻底地转变，并把这种方向与作风运用到发展生产的工作及一切其他工作中去。”[18](P395) 同月16日,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宣言》表示:“感谢我们劳动人民的救星毛主席……”。[18](P396)10天以后的12月16日，《解放日报》社论《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给我们指出了什么？》又讲到：这次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集中地、明显地表现出来：劳动人民通过他们的代表纷纷表示他们对于边区的热爱，对于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和他们的领袖的“虔诚的拥戴”。
从1944年5月开始，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一方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一方面起草和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1945年4月20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决议》被原则通过。“《决议》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在《决议》中，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也很少提到。‘文革’时就造成一个结果，好像一讲农民运动，首先就是毛泽东，其实，在毛主席以前有些同志已从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这些历史在《决议》中叙述得不大周到。”[20](P68)
1945年3月1日,《解放日报》社论《开展大生产运动中的几个问题》中讲到:“毛主席对这一个问题的英明指示，奠定了我们中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我们希望各解放区军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全体一致的，从事一个比过去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下一页）
2003年October月
123:9:31
杨团 爸爸妈妈，团团来了，都都、飞飞、久源、秋穗、三姨、三舅、五舅、莹姐还有小林林，我们都来了。小林林今年考上北大了，大治得了硕士学位很快就要回来报效祖国了。
爸爸，我10来岁时，你教我背诵陆游的一首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上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爸爸，您在1980年故去，没能看到改革开放的王者之师自南向北席卷全国，这个遗憾被妈妈弥补了。妈妈，在您走的时候，改革大业已不可动摇，港澳回归，思痛录出版，您虽然还有担忧，却怀着憧憬，不再有太多的遗憾了。今天，您们在共青团、北京市委、出版社、作协文联的老战友、老朋友、老同事共70余人，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相约相聚在青山绿水间，以一腔温热来看望你们，纪念你们。
今天，老友与故人重逢，生者和亡者相聚，《五月的鲜花》重新奏响，让我们永远追忆祖国在烽烟里，你们在烽烟里的那段岁月......
爸爸，我10来岁时，你教我背诵陆游的一首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上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爸爸，您在1980年故去，没能看到改革开放的王者之师自南向北席卷全国，这个遗憾被妈妈弥补了。妈妈，在您走的时候，改革大业已不可动摇，港澳回归，思痛录出版，您虽然还有担忧，却怀着憧憬，不再有太多的遗憾了。今天，您们在共青团、北京市委、出版社、作协文联的老战友、老朋友、老同事共70余人，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相约相聚在青山绿水间，以一腔温热来看望你们，纪念你们。
今天，老友与故人重逢，生者和亡者相聚，《五月的鲜花》重新奏响，让我们永远追忆祖国在烽烟里，你们在烽烟里的那段岁月......
2003年September月
260:34:0
宇文哲 今天，在邓小平理论课上，我读完了韦老的《思痛录》。令人深思。作为一个80年代生人，虽然我没有亲历那个疯狂的时代，但韦老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尽管现代人刻意忘却，但只要还有人看过《思痛录》，悲剧重演的可能就会少一分。
感谢韦老。
韦老才是真正不朽的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感谢韦老。
韦老才是真正不朽的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2003年September月
2210:6:53
楚 李强的话：
内容：
所谓“文革余孽”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难道不也是他们心里的真话？
真的要说真话，就应让占总人口95以上的基层群众（工，农，兵，基层的小知识分子，基层干部）说真话，而不是只有少数处在社会上层的所谓“文化名人”才有资格说真话！——因为自己一小撮人吃了点苦，就可以把整个时代（1957——1976年）说得一片黑暗，否定整个国家的巨大进步。——你说呢？
请正面回答。
我答：
不是只有一小撮人吃了苦，我是农民，我们吃了苦，我有农民亲人饿死的、整死的！
内容：
所谓“文革余孽”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难道不也是他们心里的真话？
真的要说真话，就应让占总人口95以上的基层群众（工，农，兵，基层的小知识分子，基层干部）说真话，而不是只有少数处在社会上层的所谓“文化名人”才有资格说真话！——因为自己一小撮人吃了点苦，就可以把整个时代（1957——1976年）说得一片黑暗，否定整个国家的巨大进步。——你说呢？
请正面回答。
我答：
不是只有一小撮人吃了苦，我是农民，我们吃了苦，我有农民亲人饿死的、整死的！
2003年August月
249:13:7
someone Your website is outstanding. I can only hope that more people will visit it. I can only hope that young people in China will read your mothers work.
2003年June月
2214:8:34
jtlaf各位参观者：
有人在“中国有顾准”纪念馆留言说：顾准旧居有可能被拆除。希望大家共同发出呼吁：妥善保护顾准旧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