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李庆雯转送我一本《中国科学文艺史话》，并且建议我应该认真读一读。
　　
　　 这是一部新近出版的精装本图书，厚厚的实实的重重的。
　　
　　 我的眼前一亮，这不是前不久世界华人科普作家协会推荐的参加评选第二届世界华人科普作家协会图书奖的图书吗！我曾经为这部书投了一等奖的票，因为这不仅仅是一部有关中国科学文艺历史史话的著作，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是一部有关我国现代著名的科普作家、科普评论家、科普史学家郑公盾先生的遗著。不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遗憾地只得了个二等奖。
　　
　　还是先睹为快吧。
　　
　　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文艺史话》是郑公盾先生的遗著，是由公盾先生的女儿郑维整理交付出版的。
　　
　　全书641页，书分九卷共五十七章，最后部分是两种《附录》，是有关先生对外国科学文艺和科学幻想小说的评论文字。除了郑公盾先生的壮年时的半身像和几幅先生生前的工作照外，全部由文字著述而成，这与近年来“字不够图来凑”的出书现象形成鲜明对照。通观这部近一百万字的鸿篇巨制后，让我回到了若干年前我读到一部科普读物的情景。那是由《展望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郑公盾先生的科普专著：《茅以升——中国的桥梁专家》。我为书中主人公科学家建筑学家茅以升教授从小立志科学，一生报效祖国和人民的伟大情操所感动，同时也开始对郑公盾先生其人的科学科普业绩有所关注，因为，正是那个时候，除了自己的冰川与环境的研究主业外，我也隐隐约约地爱上了科普写作。如果说那之前的科普写作只是一种爱好的话，那么，正是了解和学习了郑公盾先生以及童恩正，刘兴诗等科普大家的科普作品和科普宏论后，我就决意在我的后半生将科普创作纳入我的主业计划之中。
　　
　　郑公盾先生在中国近现代科普文学或者科学文艺领域中的建树是全方位的。他不仅自己写科普，为科普作家编辑科普文章，还为广大的读者推荐许多科普作家的图书和文章，到大学开办科学文艺讲座，为许多科普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写评介，做宣传。尤其是他对几千年来中国科学文艺的历史研究，真是前无古人，目前为止也是后无来者的。《中国科学文艺史话》一书即是明证。
　　
　　该书从《山海经》到《诗经》《楚辞》，从《庄子》到《史记》到《水经注》，······再到《梦溪笔谈》《王祯农书》《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甚至从小说杂记到诗词歌赋，从上古哲人，到近代名家大家鲁迅、郭沫若，史海钩沉，对比剖析，竟让我们从这部巨著中读到了一部完完整整清清楚楚波澜壮阔的中国科学文艺的丰厚历史。
　　
　　从《中国科学文艺史话》的字里行间，可看出，郑公盾先生不仅学识渊博，文学文字功底深厚，科学思维特别敏锐，而且为了研究和写作这部书稿，他对中国科学文艺的各种史料进行了大规模的详查研读，而且对有的著作还反复进行过精读考究。比如对于古代《淮南子·览冥训》中著名神话传说《女娲补天》，他不仅仅像现在某些“国学家”那样，就一般词典上的解释背诵一遍而已，而是上升到“科学神话”的层面，而且还从《列子·汤问篇》《楚辞·天文篇》《山海经》等诸多的文献中找到相应的文学描述记忆。在他看来，《女娲补天》是用科幻文学的笔触，通过女娲的形象来歌颂上古时代人类女性社会抗争大自然试图改造大自然战胜大自然灾害的英雄行为（见P30）。
　　
　　又如公盾先生对《庄子》的评价和理解就具有独特的视角，尤其和现在许多专门出镜的“国学家”大相径庭。作者在“《庄子》中的科学思想俯拾”一文中这样写道：“《庄子》中有着颇为丰富的科学思想。如《逍遥游》一文写道：‘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草为舟，杯则胶焉······’庄子当然不曾学习阿基米德浮力定理或研究过液体的表面张力，但很显然这两句话是符合科学原理的。又如同篇中写到：‘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就是说，风的强度如果不是足够大，那么承负大翅膀就没有力量。‘鹏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就是说，当鹏迁往南海的时候，水花溅起达三千里，翼拍旋风而且直上九万里高空。他是乘着六月的大风飞去的。在这里，当鹏不是一下子飞上太空，而首先是击水三千里，同近代一架飞机从平地起飞一样，，首先要沿着飞机的跑道滑行，到了一定的时候，才能飞向高空。很显然，这样的描写，是很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的······”（见P66）
　　
　　公盾先生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在用心读书，用科学的思维在读他想要读的每部著作。比如说《水浒传》比如说《西游记》和《红楼梦》。
　　
　　一般读者在读《水浒传》时，除了农民起义军打打杀杀外，就是对书中梁山英雄好汉的描述多感兴趣；政治家读《水浒传》多会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审视分析其中人物和集团的关系；可是郑公盾先生则不然。除了上述内容外，他还从中提炼出更多科学层面的精华：
　　
　　——“······《水浒传》写着：正当武松当不住那寒冷，把一锨火在那里向；宋江仰着脸，只顾踏将去，正跐着火锨柄上，把那火锨柄里炭火，都掀在武松脸上；他吃了一惊，惊出一身汗来，自此疟疾却好了（第二十二回）。可见疟疾是当时民间常见病，连武松这样的好汉也无能为力。”（P165）
　　
　　——“宋江在进攻大名府时，忽然背上痈发，病得非常严重，退军返梁山泊。他的病状是背上发热，向蝎子蛰一般红肿起来，吴用一看就知道这是痈、疽之病，用解毒的绿豆粉让他吃。但靠食物只能治标，他们决定派张顺到建康府请名医安道全，经过许多周折，终于被请来。当时宋江已经神思昏迷，水米不进，眼看着待死了。安道全问赶来迎接他的戴宗，宋江的病情如何。他问：‘皮肉血色如何？’戴宗回答：‘肌肤憔悴，日夜叫唤，疼痛不止，性命早晚难保。’安道全道：‘若是皮肉身体，得知疼痛，便可医治。’安道全到梁山时，宋江口内只有一丝气息了，安道全诊了脉息，就断定‘脉体无事，身躯虽见沉重，大体无妨。’安道全的治发，就是先把艾焙引出毒气，然后用药。外使敷贴之饵，内用长托之剂，只在五日之间，渐渐皮肤就变红白，肉体滋润，饮食渐进。不过十日，虽疮口未完，然饮食复旧，不久就痊愈了。真是药到病除，可见宋代名医名不虚传。”（P166）
　　
　　从以上段落的解读可知，这就是小说《水浒传》典型的科学科普小品。
　　
　　不仅如此，作者在《水浒传》里还萃取了有关宋代造船业，建筑业，兵器，人才学，植物和动物等不少有关科学文艺的精彩段落。
　　
　　相信绝大数国人都知道鲁迅郭沫若都是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学巨匠，但却鲜知他们也是中国近现代科学文艺的大家。
　　
　　郭沫若原来在日本学医，是位真正的“Doctor”，这是好多人所知道的；郭沫若是考古学家，是文学家，是诗人，是戏剧家，是政治家，他曾经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用十万大洋悬赏他的人头时，郭沫若视死如归，写下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他是中国近现代白话诗的开拓者和践行者，他的甲骨文研究成果至今很少有人取代，他在重庆不顾日本人大轰炸的威胁，写出了大量的团结抗日的剧本和文章。这也是不少人知道的。然而，通过郑公盾先生《郭沫若与科学文艺》一章（P314），让读者了解到郭沫若早在上世纪初叶就写过《地球，我的母亲》《太阳礼赞》《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笔立山头展望》《日出》《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等多部科学文艺篇章。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还以“石沱”的笔名用生花妙笔“翻译过英国杰出科学家又是科普作家H.G.威尔斯的长篇巨著《生命的科学》一书。”解放后还以“百花齐放”为题，“写了101首关于各种花卉的诗歌，给广大读者以科学知识和艺术美感享受，不愧为科普诗歌的范品。”
　　
　　在第二十九章《鲁迅与科学文艺》中，作者更是列举了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民主和科学主将有关科学文艺方面的伟大贡献。比如鲁迅的翻译作品就有：《科学史教篇》《说镭》《人之历史》（有关达尔文《进化论》的著作）《月界旅星·辨言》，儒勒·凡尔纳的两部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还有《北极探险记》《物理新论》等等。在郑公盾先生的笔下，鲁迅还是一位善于写科学小品的行家里手“如《看图识字》《电的利弊》《这叫做愈出愈奇》《只是过剩》《诗和豫言》《新秋杂识》《男人进化》《禁用和自造》《偶感》太平歌诀》《拿破仑与隋娜》《同意和解释》《蜜蜂与蜜》《喝茶》《〈进化与退化〉小引》等都是出色的小品文。”
　　
　　郑公盾先生曾经对中国从古至今近百位涉及科学文艺的大家大师们的著作和成就进行过评介，让我们了解到中国科学文艺几千年的辉煌历程。
　　
　　郑公盾先生对中国科学文艺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从理论到实践，从编辑到著述到评介。他的科学文艺的许多思想和见地至今都有非常重大的指导性意义。
　　
　　感谢郑公盾的女公子郑维，是她在某些艰难的条件下编辑出版了郑公盾先生的这部遗著，为广大读者和我们科学文艺工作者奉献了一席中国科学文艺理论和实践的饕餮大餐！
　　
　　这是一部值得阅读尤其是值得科普作家和科学文艺工作者阅读和应该广为推荐的好书。
　　
　　（张文敬2015年10月12日于成都五极居）
　　
　　（张文敬，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冰川学家，著名科普作家,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常务理事，四川省广元市科普作家协会主席 ）。
　　
　　

　　科学文艺委员会从1979年成立以来，将近五年了。在这五年期间，科学文艺的各个领域，包括科学散文、科学诗、科学童话、科学相声、科学游记以及科学科幻小说等方面的作品，都发展的很快，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说，从全国解放以后到1966年以前，科学文艺作品还刚刚破土而出，而在十年内乱期间，科学文艺作品完全被“四人帮所扼杀了”，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大家不会忘记，在四人帮统治期间，连苏联列宁、斯大林时代著名科学文艺作家伊林的作品也被当做“修正主义的货色”，受到取缔；法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被康生之流看做是“污蔑黑人的作品”，通令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全国各家出版社，不要再看有关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中国科学文艺作者所处的情况则更被压抑，更惨淡，无法写作，写了也无处可以发表，即使勉强登在报刊，则动辄获咎。太阳黑子不准讲，贵州一位科学文艺作家在“文革”中写猫头鹰的厄运，就是一例。所以可以说，在十年浩劫中间，既没有科学，也谈不上文艺，科学和民主都成了一句空话。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随着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雄伟目标的提出，科学和科普工作也大大繁荣起来。中国科普协科学文艺委员会，就是为了适应这样的时代而产生的。几年来，科学文艺创作尽管有这样的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不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可观的成绩，比如，中国出版了前所未有的《科学童话选》（科普出版社）、《中国科学诗选》（福建科技出版社）、中国科幻小说选本《科学神话》一至四卷、《中国现代科学小品文选》和《中国科学小品选》。此外，科普刊物如雨后春笋，特别是科学文艺刊物，也出了好几种，如四川的《科学文艺》、北京的《科幻海洋》、天津的《智慧树》等，甚至连医学、环保、天文、地质等专科，也采取科学文艺的形式来从事创作。
　　
　　粉碎四人帮后，有不少中央一级的报纸，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以及各省市的报纸、科技报、科技刊物，都纷纷地利用文艺这种形式写出短小精悍的科学小品、科学诗、科学故事、科学相声、科学童话、科幻小说，这个数字也不能小看。如果把各地的报纸加起来，估计有上万篇。比如在江苏省连云港也出了《连云港报》和《连云港科技报》，上面都有科学副刊，都刊有质量不算差的科学文艺作品。最近全国十三家晚报又开展了一千字的科学小品征文比赛，也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过去写科学的东西或写文艺的东西，都是少数人做的。现在很多地方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能写科学文艺的作者。科学文艺委员会至今还没有创办“科学文艺讲习班”，这是我们工作中的欠缺，今后应当补上这一课。应当指出，广大的读者由于数年来耳濡目染，许多人都学会了写科学文艺作品，连中小学生中间，也出现了一些小作者。最近，黎先耀同志选的《现代科学小品集》中，就有一位十七岁的小作者。我们的时代，是科学的春天到来的时代；科学的春天，也必然养育有科学头脑的青少年。青少年作者的作品包括科学诗、科学小品文、科幻小说等科学文艺的各个品种，这个喜人的现象，说明从事科学文艺作品的创作的大有人在，后继有人。更让人高兴的是，现在不仅有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参加了科学文艺的队伍，也有一批文艺作家参加科学文艺创作活动，徐迟、艾青、草明、孟伟哉等，都是十分热爱从事科学文艺创作的。大家知道，欧洲从列夫.托尔斯泰到高尔基，都曾参加并大力支持科学文艺的写作，中国的鲁迅、郭沫若、陶行知、茅盾、艾思奇等人，也曾积极参加和支持过科学文艺的创作活动。老作家参加科学文艺创作，将使科学文艺增添一支生力军。
　　
　　在科学文艺创作行列中，比较活跃的品种之一是科幻小说。据不完全统计，1976年只有一篇，1977年有两篇，1978年有32篇，1979年有80篇，1980年有120篇，1981年约有300篇以上，1982年仅《科学神话》第三集上的记载，就有230篇左右，今年虽然数量减少些，但至少也有150篇左右。据出版管理局的统计，仅1978年到1982年为止，出版的科幻小说书目有120余种，在报刊上发表的科幻小说在650篇至700篇左右。
　　
　　一般说来，1979年上半年以前的科幻作品写的比较严谨，以后就每况愈下，出现了若干倾向猎奇、怪异的东西。他们以科学幻想为名，描写的却是非科学的东西。神灵鬼魂，尽入说部，强盗窃贼，咸赋“科学”。什么凶杀、色情、残酷、荒诞，无不披上“科幻”外衣，如某报刊宣扬了“怪影”和“幻影”，它们耸人听闻地都在故宫出现；保全珍贵文物的《东陵失窃》，有些甚至以“科幻电影”的名目出现，以广招徕。什么“录像磁带”可以录存几百年前的活动画面，以及机器人离婚等等，作为人们工具的机器竟然可以输入从亚里斯多德直到近代费尔巴哈的各种理性思维，甚至丰富的感情，与活人毫无区别。还有所谓“惊险科幻小说”，虽格调不高，而“票房价值”却很高，改编成连环画之后，其印数动辄十万甚至百万，颇使一些出版社“生财有道”。诚然，青少年也要有探险精神，可以看点有历险精神的书，如《鲁滨逊漂流记》、《汤姆沙耶历险记》等。但那种俊男美女、互相挑逗，砍头削足，毕竟是不足称道的。这种打着科幻的旗号，既无科学，又是文艺的赝品，却在冒充着科幻小说。这只能说明有的人对科幻作品的创作态度不严肃，不足为训。
　　
　　不可否认的，几年来科学文艺作品赢得了非常广泛的读者，这主要表现在目前各省市出版社的科普刊物的发行量，往往超过了当地出版的文艺刊物的发行量。而在众多的科普刊物中，科学文艺占有重要的比例。但是，科学文艺作品中的缺点和错误还是有的，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只有克服缺点，提高质量，才能使科学文艺进一步繁荣和发展。这里我们是做一些具体的分析。首先，是精神污染问题。应当指出中央对于精神污染问题的提法是非常慎重的。所谓精神污染是根本违背了党的四项原则，肆意散布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的思想，任意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散布这种思想和情绪的，就是精神污染，否则就不是精神污染的范围，不要硬扯到精神污染里面去，一定要把界限分清，不要扩大化。关于这方面，我们一定要认真检查。虽然我们已做了初步的检查，但还不够深刻和全面，在会后还应继续检查。特别是党员同志。我们十分爱惜科学文艺作品，也可以说，科学文艺是我们的宁馨儿，我们怎么能舍得然他们受污染呢？但是由于过去思想水平低，由于我们身上还不同程度地残存着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因此不仅没有看出思想污染问题，甚至于在自己的作品中还写着精神污染的东西。在党内听过对党中央十二大文件的学习，逐渐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从而能逐渐开始认识到精神污染的危害作用及其严重性。看出了就要从思想上清除，进行自我批评，认识错误。好比一件衣服脏了，把泥污或油污洗掉，有什么不好呢？我想绝不会有一位作家有意去写污染的作品，来毒害别人，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心灵。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不但要看特定作者的一篇作品，还要看他许多作品的根本倾向，用全面的眼光来评介一个作者。但这绝不是说，在他某一篇作品中，有特别严重的污染问题，我们就不可以从就这篇作品来进行批评。当然，他自己能进行自我批评，那更好。我们十分欢迎这种自我批评。
　　
　　我以为，科学文艺作品尤其是在科幻小说中，在科学上的错误往往比较严重，但是应当指出，不要把科学上的错误与今天党所提出来的精神污染问题等同看待。比如科幻小说有的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不要把这些作品中的不科学或反科学的问题，当做污染问题。我们奉劝这些作者认真地学习科学，写自己所熟悉的学科，不懂装懂写什么也写不好的。当然，宣扬“神灵科学”之类的伪科学，从某一方面看来，也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对科学的污染作用，但在这方面必须用科学方法去做说理斗争，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纠正他的错误。华莱士同达尔文都曾提倡过科学的进化论学说，但他陷入“神灵科学”的错误之后，科学也就被他所抛弃了，科学上的问题十分复杂，必须花费毕生精力去专心致意地学习它。应当鼓励科学文艺创作者和作家努力学习掌握世界科学技术新成就，不要把当代人类创造的新成果当做异端邪说；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不断出现许多新的边缘学科，应当认真了解，研究和学习，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畅所欲言，展开争论，不能把用领导同志意见不同，说成是“同党不保持一致”；对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学术思想，要能够自由讨论，对于科学幻想领域中也要允许人们大胆幻想，不要任意扣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科学实验有不少成功的，不能认为科学文艺特别是科学幻想领域中，达不到成功的，便扣上反科学与伪科学的帽子。科委12月18日所提出的：“在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作中不要提反对精神污染”等六条政策界限，是异常英明与恰当的。
　　
　　对于科学艺术中的缺点和错误，要不要批评？当然要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繁荣创作。既然是这样，那么批评就要讲究方式方法。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呢？这就是我们党一贯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批评也有一个动机和效果统一的问题；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需要开诚布公的谈谈心；有的需要在会上展开讨论，统一认识，统一思想；有的也可以在报刊上争鸣……不管喜爱用哪一种方式，都应该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我们不但要晓之以理，还要动之以情。即使犯了污染错误的同志，只要下决心清除掉污染和错误，就能丢掉包袱，轻装前进！文艺界对《苦恋》的创作思想的批评，不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吗？
　　
　　临末，请允许我谈点对今后科学文艺工作的一些希望。首先，我愿今后的科学文艺要切实做到对我国四化建设，对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起推动作用。为此科学文艺创作者便要深入生活，深入科学。应当看到今天的科学文艺在反映生活上，还有比较苍白无力的。对于科学文艺来说，科学是不可缺少的，它是作品的思想灵魂。因此写科学文艺的人，也必须扎根在科学天地里，对世界新的科学成就动向，特别是它所引起的经济、社会的变革，要进行深刻的了解，能有敏锐的迅速的反应；要了解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知识，在这方面要不断进取的精神。密切关注和掌握当代人类创造的新成果，把他们同推进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要善于发挥现有科学文艺战线上的各种力量，使其起到应有的作用。同时，对于科学文艺工作者来说，还要有广阔的胸怀、科学的态度，要不懈地去寻求科学知识，尤其是新兴科学知识。我国下半个世纪，战略重点在大西北，那里有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有无数宝藏，如何把大西北改造好，我们应该展开科学幻想的翅膀。我们应有改造世界的气魄。祖国有无限美好的未来，科学幻想也应有美好的未来，我们应该让下一代看到，我们留下的作品，是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让他们通过时间肯定我们所写的作品。
　　
　　在当前，我们需要加强团结，不要因为一些非原则问题闹隔阂；要努力创作，不要以“创作丰富而自娱”，要力求避免粗制滥造，提高作品的质量。
　　
　　最后，我向科学文艺委员会建议：
　　
　　1. 加强委员会的工作，“二大”之后要充实、健全委员会的成员，吸收一些年富力强有经验的同志参加。
　　
　　2. 积极努力培养新生力量，壮大科学文艺编创队伍，这是老一辈的科学文艺作家应尽的责任。要把培养新生力量的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3. 建议在明年召开几个科学文艺方面的专业学术讨论会，如科学诗（按：高士其同志提出书面建议，从近年来的情况看，“科学诗创作之高潮行将到来”，将有“一大批后起之秀正崛起于科学论坛。”他“建议召开一个全国性的科学诗创作讨论会”，“建议创办一份全国性的科学诗刊”。）这些建议很好，科学文艺委员会扩大会议表示赞同。
　　
　　4. 以“二000年的中国”为背景，搞一次大型的科普征文活动。内容可以分得细一点，如二000年的工业、农业、建筑、医学、广播电视等。欢迎科学家、文学家、科普作家、在校学生踊跃参加，希望各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给予支持。
　　
　　临末，我们说科学文艺特别是科幻小说中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受到了社会群众的批评，但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推动科学文艺向前发展的动力，我们仍要重视科学文艺，重视科幻作品。没有幻想，就不会有科学。科学幻想感人之处是以对未来动人心魄的预见和想象力，对科学发展将如何用于人，未来对人的挑战。科学幻想是人对未来的求知、向往，用以感召人。科学幻想的读者是对未来的向往者，是朝气勃勃的，要在自己手中创造未来的人，需要一切文艺创造都需要深厚的生活基础，也需要有其是科学幻想。科幻小说中所塑造的人，是未来的人物，不能简单地用现在写人物的方法来描述未来的新人物。共产主义的新人，是科学文艺作品中尤其是崭新的科幻小说所不可以缺少的。我们一定要精心塑造出共产主义的新人，作为科学文艺的一项重要任务。
　　
　　
　　

　　1980年9月,我在山东青岛参加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二期读书会人员学习班时,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副主任陈士章同志特来访问,约我在该校开”科学文艺”课程,我答应了这个邀请。从这年10月开始，我在北京师范学院专门讲授“科学文艺”课程。这年11月28日，我与高士其、李宗浩、高仰之等同志同往北京师范学院。高士其同志专门准备了讲稿，由高仰之同志朗读，大力勉励我在北师院开科学文艺课，之后到1985年为止，我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广西大学、江西师大、浙江师院、山东大学、广西师大等大学院校课授“科学文艺”课程,所涉及的面也越来越深广，开始时，我只是讲了“鲁迅与科学文艺”并直译了鲁迅用文言文写的《科学史教片》《说镭》、《人之历史》等篇章。1981年在广东从化疗养院休养期间，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了《鲁迅关于自然科学技术史论丛》书，涉及物理、化学、地质学、矿物学、生物学、人类学、人体生理学、科学幻想小说、科学家传记、科学小品文、如何对待外国科学文化、从鲁迅杂志想到的、从狂人日记看精神分裂症、鲁迅关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言论摘要、鲁迅与自然科学简略年表等文章共50篇，总名为《鲁迅与自然科学论丛》，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以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这本书约二十五万字，反映了鲁迅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活动和业绩，其中有不少材料是很有价值的。为了方便青年读者阅读，这本书在收入鲁迅的重点科学著作《科学史教篇》、《人之历史》等时，还附了编者近译的白话文本。
　　　　 我在北师院讲授“科学文艺”后，收到不少同学来信。例如张其中同学的信中写道：“讲授科学文艺史，在我的心里确实引起了巨大的影响。这门课是一门刚刚迈进了高等院校的新学科，......科学文艺将在我国实现自己行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因此我决定进修这门课程，并有了个非学好不可的强烈信念。”
　　　　蔡原江同志在信中写道：“学习了‘科学文艺’，我认识到这是今天时代的需要，用最新的科学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否则只能是井底之蛙，学了科学文艺之后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增加了知识,看到了中外的知名作家、科学家的成才道路和治学精神，给自己很深刻的教育和启发，特别是了解了高士其先生的事迹，他能在后遗症如此严重的情况下，继续为科普工作作出自己的贡献；他又专程到我校来做报告，把全部心血都贡献出来，我认识到要学好这门课必须花大力气，下大功夫。”
　　　　丁淑芬同志的来信说: “先生每次讲课，真像是百科全书，使我发自内心的敬佩，从而激发我刻苦学习，老老实实读书的劲头。先生的实际行动，不知胜过了多少政治辅导员讲的‘为革命而学习’的长篇内容，因而我喜欢听这个课，从思想上收获大，它能给我一种探索知识，永远向上的力量。”
　　　　林乃夫的来信反映:"科学文艺把我从枯燥的学习气氛中吸引出来。科学文艺使我尝到了新鲜的知识，闻到世界之外芬芳的科学风气，它对我说来宝贵极了，我像久旱逢甘露那样，喜爱它，渴望它。”
　　　　总之，同学们给我信中的话，再次鞭策我去探索科学文艺的密林，我开始写《萤火集》中关于鲁迅的《科学史教篇》，写科学文艺史上永不凋谢的鲜花-----谈鲁迅的儒勒、凡尔纳的两篇科幻小说，写《评谈郭沫若诗创作和科学》、《赞羊枣的科学小品文》、《读高士其科普创作选集》、《简介戴文赛科普创作选集》、《介绍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简介顾均正科普选集》、《法布尔及其<昆虫记>》、《法布尔传》、关于法拉第的科普名著《蜡烛的故事》、《伊林和他的科学文艺作品》、《向伊林科学文艺遗产学习些什么？》，介绍居里夫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赵浩生的《鹦鹉螺号的故事》、《格林征空记》，1982年4月27日新华社发表消息评论道：“高士其为《萤火集》的出版能使许多科普工作者和广大读者从中汲取营养，文中引作者的话‘科普是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普也如山峰，需要我们去努力攀登。’”
　　　　1983年8月，我写的《水浒传论文集》上、下卷出版了，其中特地写了《水浒传》里的自然科学，颇引起国内外人士和评论界的关注。
　　　　1986年，我在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科普术林》中，着重写了鲁迅、郭沫若、竺可桢、戴文赛、顾均正、吴定良、茅以升、高士其、贾祖璋、徐光启、宋应星、徐霞客、伊林等人的中文科普作品，也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注目，写过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先生给我来信，衷心盛意称赞这本书写的很出色，并把它放在东方图书馆内珍藏。
　　　　 在专家和同志们的关怀和鼓励下，我开始从事《科学文艺史》的资料收辑与创作的工作。我陆续写了《诗经与中国古代农业科学》、《山海经中的幻想与科学幻想》、《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科技和科技幻想》、《关于徐海霞研究的几个问题》等，共有七十篇科学史的文章，很不幸，我于1985年11月中旬，可能因脑过度，得了脑血栓病住院两个多月，其余的文章都是在以后身体疲惫的情况下勉强完成的。我很感谢友人叶永烈、黎先耀、莫克、松鹰等不断给我提供资料，潘俊相等同志特别的关心我的广大读者观众，不断地给我鼓舞写作勇气。我的年已五十八岁的老同学周华强、四十岁的陈德诚、二十几岁的小青年于新庆等同志帮助我，由我口述写下初稿，特别是我女儿郑维的北京25中学学生蔡祥等人为我热心地并抄写我的十分潦乱的草稿。没有他们的辛勤协助，是不可能写成这部著作的。在这里我诚心诚意地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因为身体不好和手边搜集的材料不足，我没有能够很好的完成写作任务。尤其是社会上所对于写科学文艺的温济泽、叶至善、秦牧、郑文光等同志的作品，因为在群众中流行较广，这里暂不涉及，还有我的青年好友善写科幻小说的童恩正等人的科幻小说来不及作认真的学习和分析。这只好留待以后找时间去完成。
　　　　《科学文学史》至今还是草创阶段，我对这门学科至今仍然是在摸索中前进。科学文艺是在我国向四化前进中的一支不可缺少的方面军，是普及我国科学技术的一种良好的工具，无数事实证明古往今来第一流的文学家，往往对自然科学技术若干部门也是很有独到见解的，古代伟大的杰出作家，如屈原、司马迁、张衡等人，他们不仅是文学的巨匠，对待科学技术问题往往也是很有造诣的。但是讲文学史的人，无视他们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突出成就。近代德国的伟大诗人歌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其实在生物学的历史上歌德的名声，也是很显着的。远在地动学说哥白尼提倡地动学说的一千余年前，我国白居易在作《长恨歌》中就写过“天旋地转回龙转”。这里所写的地能运转 不就比哥白尼早了一千多年吗？我们要认真发掘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科学遗产，以增进我们对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迅速向前迈进。科学技术就是社会生产力，我们在不断的提高生产力，以促进我们四化的水平，不间断地向前发展，这也是写我国科技文艺史的一点愿望。
　　　　 全书第二部分中的有关国外资料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主任兼多伦多大学图书馆系主任魏金森（John Wishinson）先生。替我认真收集并写成的。
　　　　 有一部分有关欧美科学幻想小说的材料是由他口述的，我参考了国内外有关材料而写成的。他还热情帮助我收集我国《水浒》在欧美各国流传的有关材料。都是他十分热情地替我收集下来的，其中美国的阿西莫夫、英国的约瑟.克拉克等，多半是现代的。我十分感谢他。
　　　　 我又十分感谢中国舞蹈学院朱立人等同志及二十五中英语老师等人认真的校订，从而有可能是我比较了解欧美和日本的基础情况和发展现状。没有她们的帮助，我是写不成这部书的。
　　　　 应当说明，由于去年全年之中写作任务过重，特别是在去年十一、十二月因患脑血栓病住院后，我所写的科学文艺史，只写到第四章为止，暂时停顿，病后身体十分虚弱，承我的好友兰思聪同志等，再三劝告之下，在体力十分虚弱的状况下勉强写成，原计划想写温济泽、秦牧、童思正、郑文光、刘兴诗、王晓达等作者，只好暂时搁下。
　　　　 同时，由于我是初探这个新部门，无论对科学，还是对文艺，自己已都感到力不从心，这一忽就之章，错误是难免的。我以十分恭敬的心情，等待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我在北师院、北师大、江西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学院、福建师范大学、集美航海专门学校、山东大学等大专院校，都讲过有关课程，希望得到同学们更多地指点。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1980年9月,我在山东青岛参加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二期读书会人员学习班时,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副主任陈士章同志特来访问,约我在该校开”科学文艺”课程,我答应了这个邀请。从这年10月开始，我在北京师范学院专门讲授“科学文艺”课程。这年11月28日，我与高士其、李宗浩、高仰之等同志同往北京师范学院。高士其同志专门准备了讲稿，由高仰之同志朗读，大力勉励我在北师院开科学文艺课，之后到1985年为止，我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广西大学、江西师大、浙江师院、山东大学、广西师大等大学院校课授“科学文艺”课程,所涉及的面也越来越深广，开始时，我只是讲了“鲁迅与科学文艺”并直译了鲁迅用文言文写的《科学史教片》《说镭》、《人之历史》等篇章。1981年在广东从化疗养院休养期间，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了《鲁迅关于自然科学技术史论丛》书，涉及物理、化学、地质学、矿物学、生物学、人类学、人体生理学、科学幻想小说、科学家传记、科学小品文、如何对待外国科学文化、从鲁迅杂志想到的、从狂人日记看精神分裂症、鲁迅关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言论摘要、鲁迅与自然科学简略年表等文章共50篇，总名为《鲁迅与自然科学论丛》，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以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这本书约二十五万字，反映了鲁迅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活动和业绩，其中有不少材料是很有价值的。为了方便青年读者阅读，这本书在收入鲁迅的重点科学著作《科学史教篇》、《人之历史》等时，还附了编者近译的白话文本。
　　　　 我在北师院讲授“科学文艺”后，收到不少同学来信。例如张其中同学的信中写道：“讲授科学文艺史，在我的心里确实引起了巨大的影响。这门课是一门刚刚迈进了高等院校的新学科，......科学文艺将在我国实现自己行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因此我决定进修这门课程，并有了个非学好不可的强烈信念。”
　　　　蔡原江同志在信中写道：“学习了‘科学文艺’，我认识到这是今天时代的需要，用最新的科学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否则只能是井底之蛙，学了科学文艺之后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增加了知识,看到了中外的知名作家、科学家的成才道路和治学精神，给自己很深刻的教育和启发，特别是了解了高士其先生的事迹，他能在后遗症如此严重的情况下，继续为科普工作作出自己的贡献；他又专程到我校来做报告，把全部心血都贡献出来，我认识到要学好这门课必须花大力气，下大功夫。”
　　　　丁淑芬同志的来信说: “先生每次讲课，真像是百科全书，使我发自内心的敬佩，从而激发我刻苦学习，老老实实读书的劲头。先生的实际行动，不知胜过了多少政治辅导员讲的‘为革命而学习’的长篇内容，因而我喜欢听这个课，从思想上收获大，它能给我一种探索知识，永远向上的力量。”
　　　　林乃夫的来信反映:"科学文艺把我从枯燥的学习气氛中吸引出来。科学文艺使我尝到了新鲜的知识，闻到世界之外芬芳的科学风气，它对我说来宝贵极了，我像久旱逢甘露那样，喜爱它，渴望它。”
　　　　总之，同学们给我信中的话，再次鞭策我去探索科学文艺的密林，我开始写《萤火集》中关于鲁迅的《科学史教篇》，写科学文艺史上永不凋谢的鲜花-----谈鲁迅的儒勒、凡尔纳的两篇科幻小说，写《评谈郭沫若诗创作和科学》、《赞羊枣的科学小品文》、《读高士其科普创作选集》、《简介戴文赛科普创作选集》、《介绍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简介顾均正科普选集》、《法布尔及其<昆虫记>》、《法布尔传》、关于法拉第的科普名著《蜡烛的故事》、《伊林和他的科学文艺作品》、《向伊林科学文艺遗产学习些什么？》，介绍居里夫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赵浩生的《鹦鹉螺号的故事》、《格林征空记》，1982年4月27日新华社发表消息评论道：“高士其为《萤火集》的出版能使许多科普工作者和广大读者从中汲取营养，文中引作者的话‘科普是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普也如山峰，需要我们去努力攀登。’”
　　　　1983年8月，我写的《水浒传论文集》上、下卷出版了，其中特地写了《水浒传》里的自然科学，颇引起国内外人士和评论界的关注。
　　　　1986年，我在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科普术林》中，着重写了鲁迅、郭沫若、竺可桢、戴文赛、顾均正、吴定良、茅以升、高士其、贾祖璋、徐光启、宋应星、徐霞客、伊林等人的中文科普作品，也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注目，写过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先生给我来信，衷心盛意称赞这本书写的很出色，并把它放在东方图书馆内珍藏。
　　　　 在专家和同志们的关怀和鼓励下，我开始从事《科学文艺史》的资料收辑与创作的工作。我陆续写了《诗经与中国古代农业科学》、《山海经中的幻想与科学幻想》、《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科技和科技幻想》、《关于徐海霞研究的几个问题》等，共有七十篇科学史的文章，很不幸，我于1985年11月中旬，可能因脑过度，得了脑血栓病住院两个多月，其余的文章都是在以后身体疲惫的情况下勉强完成的。我很感谢友人叶永烈、黎先耀、莫克、松鹰等不断给我提供资料，潘俊相等同志特别的关心我的广大读者观众，不断地给我鼓舞写作勇气。我的年已五十八岁的老同学周华强、四十岁的陈德诚、二十几岁的小青年于新庆等同志帮助我，由我口述写下初稿，特别是我女儿郑维的北京25中学学生蔡祥等人为我热心地并抄写我的十分潦乱的草稿。没有他们的辛勤协助，是不可能写成这部著作的。在这里我诚心诚意地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因为身体不好和手边搜集的材料不足，我没有能够很好的完成写作任务。尤其是社会上所对于写科学文艺的温济泽、叶至善、秦牧、郑文光等同志的作品，因为在群众中流行较广，这里暂不涉及，还有我的青年好友善写科幻小说的童恩正等人的科幻小说来不及作认真的学习和分析。这只好留待以后找时间去完成。
　　　　《科学文学史》至今还是草创阶段，我对这门学科至今仍然是在摸索中前进。科学文艺是在我国向四化前进中的一支不可缺少的方面军，是普及我国科学技术的一种良好的工具，无数事实证明古往今来第一流的文学家，往往对自然科学技术若干部门也是很有独到见解的，古代伟大的杰出作家，如屈原、司马迁、张衡等人，他们不仅是文学的巨匠，对待科学技术问题往往也是很有造诣的。但是讲文学史的人，无视他们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突出成就。近代德国的伟大诗人歌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其实在生物学的历史上歌德的名声，也是很显着的。远在地动学说哥白尼提倡地动学说的一千余年前，我国白居易在作《长恨歌》中就写过“天旋地转回龙转”。这里所写的地能运转 不就比哥白尼早了一千多年吗？我们要认真发掘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科学遗产，以增进我们对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迅速向前迈进。科学技术就是社会生产力，我们在不断的提高生产力，以促进我们四化的水平，不间断地向前发展，这也是写我国科技文艺史的一点愿望。
　　　　 全书第二部分中的有关国外资料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主任兼多伦多大学图书馆系主任魏金森（John Wishinson）先生。替我认真收集并写成的。
　　　　 有一部分有关欧美科学幻想小说的材料是由他口述的，我参考了国内外有关材料而写成的。他还热情帮助我收集我国《水浒》在欧美各国流传的有关材料。都是他十分热情地替我收集下来的，其中美国的阿西莫夫、英国的约瑟.克拉克等，多半是现代的。我十分感谢他。
　　　　 我又十分感谢中国舞蹈学院朱立人等同志及二十五中英语老师等人认真的校订，从而有可能是我比较了解欧美和日本的基础情况和发展现状。没有她们的帮助，我是写不成这部书的。
　　　　 应当说明，由于去年全年之中写作任务过重，特别是在去年十一、十二月因患脑血栓病住院后，我所写的科学文艺史，只写到第四章为止，暂时停顿，病后身体十分虚弱，承我的好友兰思聪同志等，再三劝告之下，在体力十分虚弱的状况下勉强写成，原计划想写温济泽、秦牧、童思正、郑文光、刘兴诗、王晓达等作者，只好暂时搁下。
　　　　 同时，由于我是初探这个新部门，无论对科学，还是对文艺，自己已都感到力不从心，这一忽就之章，错误是难免的。我以十分恭敬的心情，等待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我在北师院、北师大、江西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学院、福建师范大学、集美航海专门学校、山东大学等大专院校，都讲过有关课程，希望得到同学们更多地指点。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郑公盾
　　
　　1980年9月,我在山东青岛参加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二期读书会人员学习班时,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副主任陈士章同志特来访问,约我在该校开”科学文艺”课程,我答应了这个邀请。从这年10月开始，我在北京师范学院专门讲授“科学文艺”课程。这年11月28日，我与高士其、李宗浩、高仰之等同志同往北京师范学院。高士其同志专门准备了讲稿，由高仰之同志朗读，大力勉励我在北师院开科学文艺课，之后到1985年为止，我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广西大学、江西师大、浙江师院、山东大学、广西师大等大学院校课授“科学文艺”课程,所涉及的面也越来越深广，开始时，我只是讲了“鲁迅与科学文艺”并直译了鲁迅用文言文写的《科学史教片》《说镭》、《人之历史》等篇章。1981年在广东从化疗养院休养期间，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了《鲁迅关于自然科学技术史论丛》书，涉及物理、化学、地质学、矿物学、生物学、人类学、人体生理学、科学幻想小说、科学家传记、科学小品文、如何对待外国科学文化、从鲁迅杂志想到的、从狂人日记看精神分裂症、鲁迅关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言论摘要、鲁迅与自然科学简略年表等文章共50篇，总名为《鲁迅与自然科学论丛》，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以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这本书约二十五万字，反映了鲁迅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活动和业绩，其中有不少材料是很有价值的。为了方便青年读者阅读，这本书在收入鲁迅的重点科学著作《科学史教篇》、《人之历史》等时，还附了编者近译的白话文本。
　　 我在北师院讲授“科学文艺”后，收到不少同学来信。例如张其中同学的信中写道：“讲授科学文艺史，在我的心里确实引起了巨大的影响。这门课是一门刚刚迈进了高等院校的新学科，......科学文艺将在我国实现自己行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因此我决定进修这门课程，并有了个非学好不可的强烈信念。”
　　蔡原江同志在信中写道：“学习了‘科学文艺’，我认识到这是今天时代的需要，用最新的科学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否则只能是井底之蛙，学了科学文艺之后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增加了知识,看到了中外的知名作家、科学家的成才道路和治学精神，给自己很深刻的教育和启发，特别是了解了高士其先生的事迹，他能在后遗症如此严重的情况下，继续为科普工作作出自己的贡献；他又专程到我校来做报告，把全部心血都贡献出来，我认识到要学好这门课必须花大力气，下大功夫。”
　　丁淑芬同志的来信说: “先生每次讲课，真像是百科全书，使我发自内心的敬佩，从而激发我刻苦学习，老老实实读书的劲头。先生的实际行动，不知胜过了多少政治辅导员讲的‘为革命而学习’的长篇内容，因而我喜欢听这个课，从思想上收获大，它能给我一种探索知识，永远向上的力量。”
　　林乃夫的来信反映:"科学文艺把我从枯燥的学习气氛中吸引出来。科学文艺使我尝到了新鲜的知识，闻到世界之外芬芳的科学风气，它对我说来宝贵极了，我像久旱逢甘露那样，喜爱它，渴望它。”
　　总之，同学们给我信中的话，再次鞭策我去探索科学文艺的密林，我开始写《萤火集》中关于鲁迅的《科学史教篇》，写科学文艺史上永不凋谢的鲜花-----谈鲁迅的儒勒、凡尔纳的两篇科幻小说，写《评谈郭沫若诗创作和科学》、《赞羊枣的科学小品文》、《读高士其科普创作选集》、《简介戴文赛科普创作选集》、《介绍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简介顾均正科普选集》、《法布尔及其<昆虫记>》、《法布尔传》、关于法拉第的科普名著《蜡烛的故事》、《伊林和他的科学文艺作品》、《向伊林科学文艺遗产学习些什么？》，介绍居里夫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赵浩生的《鹦鹉螺号的故事》、《格林征空记》，1982年4月27日新华社发表消息评论道：“高士其为《萤火集》的出版能使许多科普工作者和广大读者从中汲取营养，文中引作者的话‘科普是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普也如山峰，需要我们去努力攀登。’”
　　1983年8月，我写的《水浒传论文集》上、下卷出版了，其中特地写了《水浒传》里的自然科学，颇引起国内外人士和评论界的关注。
　　1986年，我在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科普术林》中，着重写了鲁迅、郭沫若、竺可桢、戴文赛、顾均正、吴定良、茅以升、高士其、贾祖璋、徐光启、宋应星、徐霞客、伊林等人的中文科普作品，也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注目，写过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先生给我来信，衷心盛意称赞这本书写的很出色，并把它放在东方图书馆内珍藏。
　　 在专家和同志们的关怀和鼓励下，我开始从事《科学文艺史》的资料收辑与创作的工作。我陆续写了《诗经与中国古代农业科学》、《山海经中的幻想与科学幻想》、《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科技和科技幻想》、《关于徐海霞研究的几个问题》等，共有七十篇科学史的文章，很不幸，我于1985年11月中旬，可能因脑过度，得了脑血栓病住院两个多月，其余的文章都是在以后身体疲惫的情况下勉强完成的。我很感谢友人叶永烈、黎先耀、莫克、松鹰等不断给我提供资料，潘俊相等同志特别的关心我的广大读者观众，不断地给我鼓舞写作勇气。我的年已五十八岁的老同学周华强、四十岁的陈德诚、二十几岁的小青年于新庆等同志帮助我，由我口述写下初稿，特别是我女儿郑维的北京25中学学生蔡祥等人为我热心地并抄写我的十分潦乱的草稿。没有他们的辛勤协助，是不可能写成这部著作的。在这里我诚心诚意地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因为身体不好和手边搜集的材料不足，我没有能够很好的完成写作任务。尤其是社会上所对于写科学文艺的温济泽、叶至善、秦牧、郑文光等同志的作品，因为在群众中流行较广，这里暂不涉及，还有我的青年好友善写科幻小说的童恩正等人的科幻小说来不及作认真的学习和分析。这只好留待以后找时间去完成。
　　《科学文学史》至今还是草创阶段，我对这门学科至今仍然是在摸索中前进。科学文艺是在我国向四化前进中的一支不可缺少的方面军，是普及我国科学技术的一种良好的工具，无数事实证明古往今来第一流的文学家，往往对自然科学技术若干部门也是很有独到见解的，古代伟大的杰出作家，如屈原、司马迁、张衡等人，他们不仅是文学的巨匠，对待科学技术问题往往也是很有造诣的。但是讲文学史的人，无视他们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突出成就。近代德国的伟大诗人歌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其实在生物学的历史上歌德的名声，也是很显着的。远在地动学说哥白尼提倡地动学说的一千余年前，我国白居易在作《长恨歌》中就写过“天旋地转回龙转”。这里所写的地能运转 不就比哥白尼早了一千多年吗？我们要认真发掘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科学遗产，以增进我们对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迅速向前迈进。科学技术就是社会生产力，我们在不断的提高生产力，以促进我们四化的水平，不间断地向前发展，这也是写我国科技文艺史的一点愿望。
　　 全书第二部分中的有关国外资料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主任兼多伦多大学图书馆系主任魏金森（John Wishinson）先生。替我认真收集并写成的。
　　 有一部分有关欧美科学幻想小说的材料是由他口述的，我参考了国内外有关材料而写成的。他还热情帮助我收集我国《水浒》在欧美各国流传的有关材料。都是他十分热情地替我收集下来的，其中美国的阿西莫夫、英国的约瑟.克拉克等，多半是现代的。我十分感谢他。
　　 我又十分感谢中国舞蹈学院朱立人等同志及二十五中英语老师等人认真的校订，从而有可能是我比较了解欧美和日本的基础情况和发展现状。没有她们的帮助，我是写不成这部书的。
　　 应当说明，由于去年全年之中写作任务过重，特别是在去年十一、十二月因患脑血栓病住院后，我所写的科学文艺史，只写到第四章为止，暂时停顿，病后身体十分虚弱，承我的好友兰思聪同志等，再三劝告之下，在体力十分虚弱的状况下勉强写成，原计划想写温济泽、秦牧、童思正、郑文光、刘兴诗、王晓达等作者，只好暂时搁下。
　　 同时，由于我是初探这个新部门，无论对科学，还是对文艺，自己已都感到力不从心，这一忽就之章，错误是难免的。我以十分恭敬的心情，等待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我在北师院、北师大、江西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学院、福建师范大学、集美航海专门学校、山东大学等大专院校，都讲过有关课程，希望得到同学们更多地指点。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1986年6月23日于北京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六时半左右，我们和孩子在品川区大井阪急 百货公司门前散步。刚好这天是品川区的纳凉节，只见马路两边的电线竿上，挂满了点燃了蜡烛的各式各样彩灯，照明灯也闪烁着彩色的光柱，五百多米的长街五彩缤纷，高音喇叭还播送着和谐悦耳的乐曲，使长街洋溢着繁华热闹的气氛。
　　 这时，欢乐的妇女在马路中间，排成长长的两路纵队。他们穿着花色不同的和服，头上包着花头巾，手里拿着扇子，腰里束着腰带，脚上穿着木屐，随着节奏的鼓乐，轻轻地拍手，有节奏的旋转舞蹈。她们一个曲子又一个曲子地跳着，而队伍却缓慢地向前移动。路旁搭有一个指挥台，由三个人轮流击鼓，指挥这舞蹈队伍行进。
　　 这种有民间妇女组成的纳凉节舞蹈，我们虽然已是第二次来到日本，还是第一次见到。使得我们深为感动的是，它所反映的是日本人民热爱生活、载歌载舞的欢乐心情，若不是亲眼见到，是难以想象得到的。
　　 我们询问旁边的一位老大爷，才知道这种纳凉节，全日本各地区都有，根据群众的要求，随时可由区里主办，主要目的是让大家聚在一起，高高兴兴地舞蹈，忘记了炎热的夏天。舞蹈以妇女为主，小孩、男人可以自由参加。她们歌唱着的，是日本民间音乐家新编的歌颂品川区风光的乐曲，
　　 品川是个好地方呀！
　　 原来就是个好地方呀！
　　 五十三站第一站哪！
　　 现在咱们好住好生活哪！
　　一心一意地建设大街道。（副歌）
　　品川歌儿呀，是大众的歌儿，
　　刹那间，花一样的笑容，展现在群众的眉宇间。
　　歌声、舞步声，有节奏的拍掌声，融汇成一片，显得非常和谐而有节奏。它反映出日本人民以十分愉悦的心情来度这欢乐的夜晚，花一样的笑容，不断展现在人们的眉宇之间。受到他们的鼓舞，我们不知不觉地，也随着纳凉的队伍前进。
　　除了以上欢乐的舞蹈队伍和路旁拥挤的观众外，街上好友许多小吃的摊子，售卖各种各样的食物，其中有炸香肠、烤玉米、拌凉粉、煮白薯、冰琪琳，肉馅饼等。这天晚上的东西特别便宜，所以生意兴隆，都是卖光了才收摊。
　　 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这个纳凉节，使我们领会到，日本人民是热爱和平生活的。
　　（公盾、于明）
　　
　　
　　
　　

　　写给天堂爸爸的信
　　
　　亲爱的爸爸：您好！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您的书今天由科普研究所和科普出版社签了合同, 所长已经同意由科普研究所给您出资10万元出版,书名叫《科艺史话---郑公盾文集》,25万字左右,但还要经过三较,三审估计要过完春节才能出版!
　　 今天这本书能出版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它完全是从放在家里将近二十年无人问津的麻袋和破箱子里,从那一堆堆满是跳蚤、满是蚊子,充满异味的杂乱无章的稿件中一点一点整理出来的,我到国家图书馆去了十几次，为查找您的《中外科学文艺史》目录中缺失的文章。令人高兴的是，我不但在国家图书馆查到了您以前出版过的八本藏书，还找到了将近数十篇缺失的文章，国家图书馆都有保存，我后来到北大图书馆去帮您寻找您《中外科学文艺史》中没有的书稿或文章，我找到了您四七年写的《白居易与科学文艺研究》和很多刊登在《人物杂志》的文章。图书馆的老师一听说你的书在文革中都被抄家抄走了，他们都热心地帮助我们找书，还帮助复印，给书照相还当场发到我的邮箱里，另外国家图书馆的的高老师，和科普所资料室的小王听我说您编这本《中外科学文艺史》花了十年时间，都很感动，大家都在帮助您找您的原稿呢，科普研究所任所长说您的理论文章都很有水平，让我赶紧把您的所有有关科学文艺的稿子都整理到一起，由他们审过后一起出版,他们说他们现在正在为抢救老科学家的文献而工作呢。我心里真是非常高兴和感动。这本书我已经编撰了有230万字了。
　　 虽然这本书只有这部书稿的十分之一,虽然为了这本书的出版,我每天都花大量的时间整理编撰书稿、打印文稿、校对文字稿，收获了很多知识，认识了不少生字，将近三年时间,我的眼睛出血多次,视力下降了近300度,着了不少急，花了不少钱，咳嗽了好久，但我觉得您的在天之灵会体会到我们作为儿女对您的无限怀念,甘心情愿地为您做的这些努力，使您的作品不至流失，作为历史可以继续留给后人看。另外张知辛伯伯的儿子帮助联系了上海科教出版社,准备给您出《中外科学文艺史》全集,现在正在协商中。您写的《马君武评传》、《科学、文学、哲学》这两本书也在和有关出版社协商中，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力把这本书编好！我觉得您想出版《中外科学文艺史》这本书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您的这本书也一定能够填补中国科学文艺的空白！
　　 希望您在天上也会看到您女儿咪咪对您的一片孝心。 希望您在那边多保 重身体健康! 想念您的女儿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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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八宝山公墓礼堂参加了由全国政协秘书处主持的张知辛同志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回来，知辛的音容、笑貌萦绕在我的脑际……
　　
　　 解放前，一九四七年，偶然在一家书店里，买到上海出版社的一本《人物杂志》。大约由于当时自己对文史和自然科学方面比较有兴趣的缘故吧，从这个杂志上刊载的有关古今中外人物的文字，诸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托尔斯泰、高尔基、曹操、秦始皇、武则天、伽利略、牛顿、祖冲之、华罗庚等人生平事迹的文章，对我很有吸引力。我读着读着，便把当时手边写的两篇因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发思古之幽情”的短文，投寄给这个刊物，但过了不久后，却受到从重庆寄来的回信，信的大意是说这两篇短文很有现实意义，不久可刊用，并要我继续给这个刊物写稿，后面署名是“张知辛”，从此我才知道这个名字。直到全国解放前后，我们通过不少封信，可惜都散失了。记得他在信中告诉过我，其所以创办这个杂志，因为他看到各种杂志，中国的、外国的、专门的、一般的，其中刊载人物的文字，如自传、印象记、访问记、回忆录，往往吸引住读者，使读者特别到感兴趣，这就是创办《人物杂志》的起因，并想通过这个刊物，从科学的、客观的、批判的态度，对中外历史人物和现代人物作比较正确的评价，使读者能够得到正确的认识和判断，从而表扬好人好事，批判坏人坏事。他认为写作范围可以宽广，不但有政治军事人物，还要有科学家、诗人、演员、三教九流，以及社会底层的不知名的人物，因为他们的苦难和斗争是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同时，要歌颂为人民幸福而斗争的古今中外人物，介绍他们的思想、生活、奋斗经验，以及个人的品质、习惯等等。他相信，这样的文章将对正在为人民幸福而斗争的人们以鼓励和借鉴。他在信中还讲到，现在书店里的青年读物，很多是枯燥无味的。这样的刊物，也许能引人入胜，并且有助于年青一代，作为课外阅读，鞭策他们努力上进，督促他们在学习、工作方面，更加积极努力，倾向进步，这样就会是办这个杂志的意外收获了。此后他几乎不间断地把每期新出的刊物都寄几本给我。郭沫若的《论郁达夫》，王芸生的《论曾国藩》，俞颂华的《梁启超论》，徐盈的《陈嘉庚》，宋云彬的《纪念章太炎》，邓初民的《忆老战友李达先生》，容肇祖的《魏总贤》，林异子的《论梁漱溟》等文章，给我相当深刻的印象。由于知辛每次来信都写得很恳切，很诚意，他对新文化事业的热心溢乎字里行间，给我以较好的印象。他在信中告诉我尽管是谈人物，但杂志的处境也很难，物价不断飞涨，纸张印刷越来越困难，维持不易。果然一九四九年夏，这个刊物就被迫停刊了。
　　
　　全国解放后，我从四川报纸上知道知辛是重庆市的人民代表，《人物杂志》随着也在重庆复刊，后来他来北京做交易方面工作，同时还兼办这个刊物。
　　
　　五十年代初期，我调来北京工作，知辛闻讯就来看望我。我们见了面。我原来以为他是个象书生或文人样子的人，但见了面之后，觉得他的样子倒好象我的家乡——福建省那些到南洋马来西亚一带当苦力归来的“南洋客”，一付方圆的脸，说是胖吧，无宁说是因工作劳累的虚肿，有点秃头，满口湖南口音，一听就知道他是湖南人。但他却如同写的信一样，很质朴、热诚、平易近人。
　　
　　“《人物杂志》上署名‘鲁锐'写的‘人语'，大约就是你吗？”我问他道，“文笔很犀利，有锋芒，看来你大约很喜欢鲁迅的杂文吧？”
　　
　　他点一点头，但又谦虚地说：“那都是应景的短文，”他说话的声调慢条斯理，很从容不迫，但又微笑地接着说：“你可猜对了，我的确是鲁迅的爱好者，可惜没学好。”他停顿一下，对我说：“后来‘人语'把‘鲁锐'改为‘鲁纯'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感慨地说，“后来国民党报纸上也来了个写反动文章的‘鲁锐'。我在杂志上登了一个启事，声明本刊‘鲁锐'同其他报刊的‘鲁锐'不是一个人。这你看到了吗？”他问道。
　　
　　我说：“看到了！”
　　
　　解放后《人物杂志》大约在北京还出版了一两年，刊登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革命故事，《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的时候》、《朱总司令的故事》、《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向细菌宣战的高士奇》、《忆续范亭将军》以及思想战线上的人物故事、革命家传记、艺文人物志、科学技术人物、历史人物研究等文章。停刊以前，大约举行过几次约稿请客，每次都邀我奉陪末座，但是直到这个杂志停刊之日为止，一篇东西也没给写过。这是很对不起知辛的。
　　
　　全国解放以后，知辛同志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副总干事、北京函授师范学校校长、中华函授学校校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由于他的努力，据说工作做的很出色。他对于发展我国的函授教育，倾注了自己的很多心血。为了能够结合实际编好讲义稿，使其成为能结合我国实际需要的教材，他经常到外地调查并亲自讲课。大约一九五九年或一九六O夏天，有一次，函授学校开全国性会议，开会的地点在西郊，当时我家住阜成门外。他顺便来看我。我约他和另外一位来京参加全国函授学校会议的浙江函授学校校长，我的友人蒋君，一道到我家来吃午饭。这回我劝他尽量挤时间写点东西。他答应了。果然，后来看到他在《学习》杂《文艺报》上，写了几篇很有独到见解的短文。
　　
　　这次会面，大约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吧！从那以后，因为工作忙碌，我们就没有再见面了。没有想到这一次见面成了永别！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直到一九七五年夏天，我同知辛阔别算来已十余年了。一个阳光普照的下午，孩子们陪我上天安门，这里的一切情景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啊，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呀！我漫步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心潮如海，后来又走到敬爱的周总理亲笔题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坐了下来。我沉静地回忆我所认识的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许多相识和十分要好过的已牺牲的战友，想起了这八、九年来不少个过去很亲密如今已经不幸而死去的同志和战友，心里有点难过。这时，我忽然想起来张知辛原来工作着的中华函授学校办公地方就在六部口。离这儿很近。我让孩子们带我去。我很想看看这位同我颇有交谊的友人——张知辛。
　　
　　太阳快要下山了，我们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由于长久没有走过路，我的双腿步履困难，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函数学校的旧址。我问传达室的一位老头：“这是函授学校吗？”
　　
　　“不是，”他回答道，又说：“原来是，早就搬走了！”
　　
　　“搬到哪儿去了啦？”我紧接着问。
　　
　　“不知道”他回答。
　　
　　“你知道原来函数学校校长张知辛同志的家住在哪儿？”
　　
　　“不知道，不知道！没听见过他这名字。”他答道，有点不耐烦了。
　　
　　我吃了闭门羹，心中不免感到惆怅。这时更加惦记知辛，很希望能立刻见到他。我忽然想起知辛曾在全国政协担任过职务，又不禁想起孙起孟同志是他的老战友，他是全国政协常委。我回到家时就不暇思索地立即拿起笔来，写封信给孙起孟同志，并付了封给知辛的短简。过了两天以后的一个晚上，一对青年男女由我的孩子带到我那小得进不得两口人来的住处看我。面对着这一对陌生的青年男女，我问道：“你们找谁呀？
　　
　　女青年答道：“找您，大叔，我是张知辛的女儿，叫张厌非，”她说道，停了一下又说：“我们从孙起孟伯伯那里收到你给我爸爸的信……”
　　
　　“那你爸爸怎么不来？”我喃喃问道。“他……病了吗？”我这时倒希望他是因为病了……
　　
　　大概她生怕我身体有病，也许是我家人预先同她交代不要让我难过，生怕我经受不了刺激的缘故，她想回答我的问话，又把话题岔开，介绍站在她身旁的那个男青年，说：“还没有向你介绍，这是我爱人，叫谢立新……”
　　
　　我并不太热情招呼她爱人，我这时想见的是她父亲。我又问道：“你爸爸怎样？”她似乎迫于无奈，只好轻声地答：“去世了！”
　　
　　“去世了！”这使我很意外！因为知辛身体很结实，很少生病过。
　　
　　“什么时候去世的？”我紧随着问。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她回答道。
　　
　　“患什么病死的……”我又问道。
　　
　　“不！”她回答道：“他挨了斗，开始时，他坦然无所畏惧，因为他认为自己对党的忠诚，没做过什么对不起党的事情，”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开始把它当做‘走资派'批斗他时，他倒显得很平静。对我们说：‘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经度过白色恐怖的生活，家里也被抄过，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了，我愿意接受一次新的考验。'他用一张白纸写下毛主席诗词中的一句话：‘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写完把它贴在墙上，说这是用来激励自己的，安慰家人。但没有想到，过了不久，他就被隔离了起来，后来把他弄走的那些人突然来告诉我们：“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他死了。”
　　
　　“你们见到过他的尸体吗？”我问。
　　
　　“没有。看到了骨灰盒子。”她声音越说越轻，大约生怕引起我的悲痛或激动的缘故。
　　
　　我咽下泪水，顿时感到很悲痛。我又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和同志，我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惋惜，因为我知道，知辛是个很有才气的人，他总是很勤恳地工作着，对别人很关心，很少考虑自己。他是个很高尚的人。在我参加革命的几十年中间，我看到党内的确都有这样的人：他们很有才能，甚至才华出众，写作能力很强，但他们从不过份强调个人志愿，而甘心情愿地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不论组织上分配他做什么工作，总是勤勤恳恳，一丝不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辛同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在参加知辛的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的前后，才对知辛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他生于一九一O年，湖南沣县人，中农家庭出身，只在初中读过两年书，他的知识和写作都是从咨询中得来的。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夏，他还是个小青年的时候，就在他的共产党员舅舅影响下，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担任过农民协会的秘书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海外，先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工作，因参加反对荷兰殖民当局的斗争，一九三四年被反对派驱逐回国。回国后在阎宝航同志影响和安排下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抗战爆发后，他在党领导下的“战地服务队”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一九三八年由韬奋同志创办的生活书店内迁重庆，并在全国大小城市简历分支店五十多处，为了适应全国需要，生活书店增设了服务部，知辛就在生活书店担任那服务部主任，负责为读者服务的工作。他经常给进步青年寄《生活》杂志，鼓励青年进步。郭沫若同志担任全国慰劳总负责人时，他担任了总干事职务。在党的教育和关怀下，在充满着白色恐怖的时候，他不怕冒风险，护送地下党员和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去。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党的支持下，一九四六年三月，创办了《人物杂志》，站在民主、进步的立场，发表过进步文章，做过不少有益于革命的工作。抗战期间党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专栏文章上曾这样写道：“在这么一个不合理的社会里，表扬好人，批判坏人，是一件值得做的事。《人物杂志》的出版正是适合需要的。”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要说的话》，对鲁迅和郭沫若在文化战线上的贡献作了崇高的评价，张知辛主编的《人物杂志》，改题为《论鲁迅与郭沫若》，在该刊第六期上转载了。知辛很尊重和敬爱郭沫若同志，郭老当时曾特地为《人物杂志》撰写《论郁达夫》一文交该刊发表，以表示支持。这个刊物出版后每期寄五份送延安我党。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国民党反动派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把它查封了，而在重庆解放后重庆市军管会却第一个给予复刊。
　　
　　我在知辛骨灰安葬仪式的追悼会上看到邹韬奋夫人等送给知辛的花圈后，才想到自己也该送个来，但我终于没有送。让我以这篇笨拙的短文，来代替一个小小的花圈来献给知辛的灵前吧！
　　
　　知辛死时才五十八岁，这正是为人民能够做出更多贡献的时候，而他却很不幸地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严重迫害，夺去了他的宝贵生命。啊！知辛，这是同你最后交往的文字——一个小小的花圈。愿你永远安息吧！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四日夜
　　

　　我与李英儒、金敬迈同志的交往，是从1966年组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时开始的。这之前，我只知道李英儒写过《野火春风斗古城》（这部小说被拍成电影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和金敬迈写过《欧阳海之歌》（文革前江青曾授意修改过这部小说）
　　在中央文革里，李英儒主管戏剧电影口工作，金敬迈主管文学口工作，我是办公室主任。与我们三人在一起工作的还有陆公达、刘巨成和舒世俊。陆主管音乐口，听说他后来跳楼自杀了；刘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口工作，后精神失常；舒主管摄影口。
　　可能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开始工作后，我不知不觉就与英儒、敬迈来往多起来。继而对他们的身世有了进一步了解。李英儒1911年出生于保定附近的清苑县李家村。26岁时，抗战开始，他参加了冀中济击队。他的长篇小说《战斗在滹沱河上》和《野火春风斗古城》，就是取材于他亲身经历过的冀中游击队的生活。
　　说到李英儒的经历和他的小说，想起刚刚看到的《文学评论》第二期上的一篇文章，不禁要赘述几句。那篇文章说：
　　50年代的一批名篇，……其历史价值当然不能否定，其文学价值也成就不一地保留着。……但也应该看到，由于时代环境的巨大变迁，这些作品受当时社会意识的制约，与我们当代的社会心理和精神价值已存在明显隔阂。
　　那么，要适应今天的时代和读者，就必须发展、扬弃和转化传统。这里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能否让人们服务于某个具体的政治目的，转化为让历史场景的描写服务于对人的灵魂的发现；……能否排除那些外在的、表面的、临时性的因素，发掘到那些人心中共有的，属于人性美、人格美、人情美的因素。……
　　起码，用这些看法观照李英儒的作品是不合适的。这篇文章提出的抽象的理想化的文学评论标准，原本不新奇。如果该文作者用这个标准作为自己创作的目标，别人也无可厚非（我甚至想看看作者自己是否能创作出符合他自己提出的标准的作品）。但是，如果以此虚无的标准来衡量、甚至贬低包括《战斗在滹沱河上》和《野火春风斗古城》在内的“50年代的名篇”，就显出评论者的肤浅了。《野火春风斗古城》是李英儒亲身经历的故事，是用生命写成的，即使在文革中，他回忆起故事中牺牲的战友，还常常动容。如果这里面还有问题，还是“外在的、表面的、临时性的”，那么什么才是内在的、实质性的和永衡的呢？如果这样的作品还不算“让历史场景的描写服务于对人的灵魂的发现”，那么我想问一句，现在，今天是否有这样的作品?历史不能重新再来一遍，所以无法让现在的评论者去体验那场有关民族存亡的战争了。但是，如果现在的评论者看不起那场战争中蕴育出来的战士、作家，不妨试试，在目前这个时代按照想象的那样去做一位永衡的作家。这是题外话。
　　李英儒已经去世了。至少我现在看，他的作品没有什么问题。尤其可贵的是，“1988年，李英儒同志抱病忍痛，在病床上完成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魂断秦城》的初稿，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表现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彻底革命精神，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摘自李英儒治丧委员会印发的《李英儒生平》）
　　
　　进入中央文革后，李英儒的思想一直处于矛盾状态。虽然在他主持工作的很短时间内（大约只几个月），他尽可能地保护过不少同志，但是，除了在极少数他信任的同志面前，在一般时间里，他那受压抑的心情，无法，也不可能表露出来。这对于一个文人来说，是非常残酷的。
　　1967年下半年，文革发生了质的变化。标志是相继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午门事件”和针对缅甸奈温“变修”而发生的冲击外交部事件。8月22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北师大、中医大、清华、第一机床厂等单位造反派组成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以香港英国当局迫害我驻港新闻工作者为由，冲进了英国代办处，放火烧了汽车及代办处大楼。8月底，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一份报告，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但是，戚本禹不承认冲击外交部是错误的。11月在钓鱼台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戚本禹仍然坚持说：到外交部游行是党中央江青同志指示的，我们只是执行者而已。
　　我说：事情弄到这一步，总该承认这是对着周总理的。
　　戚本禹说：如果我反对总理，可以杀头。
　　我说：杀不杀头你说了也不算。
　　接着我同戚本禹吵了起来。
　　此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会议不再让我参加。但是英儒、敬迈还是经常来找我聊天。
　　11月15日晚上，李英儒心情沉重地请我吃饭，席间他婉转地告诉我说，要作好准备，住一段监狱是不能避免了。
　　1967年月11月16日晚，几个我不认识的人来到我家，出示了逮捕证和一副手铐，说：“你被捕了。”
　　我怕家人及儿女害怕，叫他们到另一间房子去，不要出门。然后我在逮捕证上签字。
　　车开了很长时间，后半夜到达一座监狱。
　　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见到了一些著名战犯后才知道，这就是秦城监狱。
　　我在秦城被关押了7年半，1975年5月12日获释。
　　大约1978年吧，一天，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竟是李英儒和金敬迈。一进话塞，我们三人都流了泪。接着，我们共同追忆分别的日子。原来李英儒和金敬迈在我被关押后不久也被捕了，并且，也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我被捕后不久，李英儒作为我们6人小组的组长，深为部下的遭遇感到不安。终于在一次会议上与金敬迈一起提出了我的问题。他对戚本禹说：如果公盾同志有错误，应由我承担责任。并且，公盾同志对当初布置到外交部游行是提出过异议的。
　　就因为这句话，李英儒和金敬迈也被关了起来。
　　
　　开始在秦城，打的很厉害。我丢了12颗牙齿。开始我的罪名是反江青、戚本禹，后来又成了国民党特务、假党员，审我的人过一段时间就换一拨儿，到最后，谁也说不清我到底有什么罪。大约1969年开始，我的待遇好了些。可以看马列著作了。也有了笔和纸，用来写交待材料。我开始在马列著作中写些笔记和诗。出狱后，我曾对许多人说，马克思曾经退过党，他们都不信，于是我就请他们看马恩全集第多少卷，第多少页。这就是我在监狱中的收获。我认认真真地通读马列全集，到第30卷。出狱后再也没能静下心来读后面的几卷了。
　　关于秦城监狱，记述的人已不少。其中的恶劣我是有体会的。在此仅举1例。犯人定期剃头。给我剃头的人每次一到我的牢房门口，就大骂一声：“滚出来，该剃你的狗头了。”
　　随后我的头发就任期宰割，形容为惨遭毒手也不过分。
　　终于有一天我忍无可忍，待此人刚说完：“该剃你的狗头了。”
　　我大喝一声：“我罢理！既然是狗头，理有什么用！”
　　一个被气得哆哆嗦嗦的老头，声嘶力竭地吼叫，把那剃头的吓了一跳。后来他可能是良心发现吧，再也不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了。
　　金敬迈在《我在秦城监狱的一段往事》中非常“生动”地记述到：
　　……这里象关押法利亚长老的伊夫堡一样，目的就是把你关到死。这里没有专案组，没有打手，不打也不斗了。（金敬迈记叙的是1970年以后的事——引注）窝窝头和缺盐的烂菜帮子是从脚下一个15厘米见方的小洞里递进来的，难得几十天一次的放风，也是独身一人到1个没有顶的单身牢房去走走……鬼都没一个。我“完全”“彻底”离开了人们，成了一个纯粹的孤独者。四堵白墙，抬头一块四方形的天花板和一盏长夜不灭的灯。我失去了和人的交流，连挨打挨揍的交流也只能在回忆中出现了。我是一只落荒的猴子，满身孤寂，满心忧郁，独自在秦城一号的笼子里。
　　隔壁左右的单身牢房中，也关着活人。右边的一位，天不亮就开始唱《怒发冲冠》，声音苍老、嘶哑。一遍又一遍，从早唱到晚。右上方有一个清脆的声音，他长年只重复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举行会谈。”
　　……长时期对人单身监禁，就会把活人“改造”成这个样子。……戏曲里、说书中都有这样的事：犯人一疯，即使是装的，也就都放了。监里不收疯癲。可惜，“革命”的铁拳头不兴这一套。
　　“怒发冲冠凭栏处……”声音嘶哑苍凉。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声音清晰流畅。
　　象念经，象祷告，象旧式留声机的唱针在最后一圈上转个不停。他们是真的疯了。
　　那么，他们是我的明天……
　　
　　1986年，去了广州疗养前，我专程到301医院看望了李英儒。当时李英儒病得比较厉害，大夫不让探视。我只好编了个瞎话说，我是李英儒的表弟，刚从他家乡来。说着拿出北京—广州的火车票。大夫也没看，把英儒的夫人叫了出来。英儒的夫人与我配合的非常默契，居然骗过了大夫。
　　李英儒见到我高兴极了，说起来没完没了。
　　他先是讲起在秦城监狱中怎样用牙膏皮自制沾水笔，怎样用紫药水兑水自制墨水。又怎样用这些简陋的工具在马列全集的行距间写成了《女游击队长》和《上一代人》两部长篇小说。
　　接着，他又讲起在住院期间，怎样瞒着医生护士，创作了《女儿家》和《虎穴伉俪》两部长篇小说。
　　我也把我出狱后出版的几部著作，包括1981年出版的《鲁迅与自然科学论丛》，1982年出版的《萤火集·科普评论选》，1983年出版的《水浒传论文集》和1985年出版的《茅以升传》送给了李英儒同志。
　　临别时，英儒同志在我的笔记本上写到：
　　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正真的人，不做对不起党、国家和人民的事。我们欠人民的帐，是人民哺育我们成长，我们毕生要报答他们的恩情。
　　大约是英儒同志病情好转后翻阅了我送给他的几部拙作。到广州后不久，我与金敬迈同志（金出狱后又回到广州军区工作）收到这样一封信：
　　公盾敬迈 战友亲人
　　老迈你在创作上要勤奋些，否则对不起欧阳海之歌。公盾几年来的成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英儒顿首
　　其实，金敬迈同志重新工作后也写了不少东西，只是我们相距遥远，老金又不爱表白自己，所以我们不大知道罢了。在广州，我听一位同志说，金敬迈刚回广州时，就受许世友同志之托，创作了一出描写逮捕“四人帮”的话剧，在南方曾轰动一时。最近有人说他正在写回忆录，如果是真的，那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近来我已不能写字，看东西也很吃力。在此遥祝金敬迈同志身体健康，保持创作的青春。
　　
　　

　　李约瑟博士，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世界知名的科技史家，七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他是我国科学界的知名人物，最近，他第七次来中国访问，是应日本邀请途经中国，特地在京、沪停留数日，会见旧友新朋。9月17日晚，由中国科技出版社和《中国科技史料》编辑部，在北京的一家四川风味的饭店宴请了李约瑟博士和他的助手鲁桂珍女士。在抗日战争期间，李约瑟博士来过中国，并在重庆住过。他很赏识四川风味的中国菜。虽然他今年已是81岁高龄，头发须眉全白了，但仍然神采奕奕、双目有神，谈笑风生。席间，他兴致勃勃地同我们谈起有关科幻小说创作问题。他问我国科幻作品的创作和出版情况，“中国有自己写的科幻小说吗？”
　　当我们告诉他：“有！”特别是在打倒“四人帮”后，不但出版了成百种科学幻想小说集，报刊上发表了成千篇科学幻想作品，并具体地讲到海洋出版社专门出版了刊登科学幻想作品的《科幻海洋丛刊》，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科学文艺》，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了《科学文艺译丛》，天津新蕾出版社出版了科学文艺刊物《智慧树》等刊物，其中都刊载有各式各样的科学幻想作品和译作，其中都刊载有各式各样的科学幻想作品和译作，哈尔滨《科学周报》增刊的《科学幻想小说》这个小报，每期发行量将近二十万份……李约瑟博士听了后，喜形于色，连连点头，并说道：“好呀！这是件好事！”他又说：“人们很需要科学幻想作品”。
　　“说‘科学需要幻想，幻想是科学之母’这种说法对吗？”
　　“这是正确的”。李约瑟博士肯定地回答，接着他又问：“在中国，对科学幻想小说创作中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告诉他：“有姓科与姓文之争，就是说，到底科学幻想作品属于科学范畴呢，还是属于文学范畴？”
　　李约瑟博士非常肯定地回答：“既然称作科学幻想小说，就要既重视科学幻想，也重视文学创作，两者都不可以缺少”。他停了一下，呷一口茅台，继续说道：“在欧美有不少称作科学幻想作品的，但科学性很差，其中有的写得离奇古怪，专门猎奇取巧，宣扬怪异、神灵的，那不是可取的科学幻想作品。只有具有科学性，又具有文学艺术性的科幻作品，才有它们的生命力呀！”
　　李约瑟博士问到中国都有哪些著名科学幻想小说家，当我们将叶永烈等一些科学幻想小说家的名字告诉他时，他拿出一张纸记录了下来。
　　我们告诉李约瑟博士中国青年出版社、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了法国著名科学幻想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代表作，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了英国著名科学幻想作家H、G威尔斯的科学幻想代表作选集，他盛赞翻译这些作品很有价值，可供借鉴。他又深情地说：“我很高兴地听到我的友人H、G威尔斯的科学幻想作品被译成中国文字在中国传播。”他眯着眼睛，停顿了一下，似乎是沉浸在往昔岁月的回忆里，接着又继续说道：“当我还年轻时同威尔斯先生很要好，他是位多么富有才华的人啊！”他吃了一些特制的四川豆腐，又接着对我们说：“威尔斯的科学幻想小说，不论是科学幻想的想像力和文学想像的创造力，都非常出色”。
　　李约瑟博士很赏识中国的各种酒，他能讲出中国各种酒的名字并说出他们的特点。他在问我们“中国豆腐的制作是不是汉淮南王时开始？”这问题之后，又话到科学幻想小说。他说：“德国著名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写的《Somium》（按：1963年出版）是一部著名的科学幻想作品呢！这部作品中间写的梦游月球和行星，写得多么富有科学想象力，文字又多么美丽呀！”他肯定那是一部科学幻想杰作。
　　我们对李约瑟博士谈到中国科学普及出版社即将出版一种丛刊，叫《科学幻想译林》，专门刊登外国特别是欧美的科学幻想名著，把它们译成中文，供中国广大读者阅读。他听了非常高兴。我们问：“你能否介绍些值得翻译的科学幻想名著由我们来找人翻译呢？”
　　李约瑟博士不假思索，立即向我们介绍了下列一些科学幻想名著：〔美〕乌苏拉·勒·古因著的《黑暗中的左边》、《被放逐了的》、《幻想之城》等作品；〔英〕阿瑟·克拉克著的《天国之泉》、《2001年》等作品；〔波〕斯文丹尼斯文劳·莱姆的《太阳系》、《星球的运转》等作品。他说以上所举的都是既富有科学幻想又富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李约瑟博士生怕我们听不清楚，他拿过一张纸片，把他讲过的作者及书名一一写了出来后，递给我们。他说英国“阿瑟·克拉克的作品，尤其是《2001年》，写得非常好，说他是位在科学幻想和文学创作方面都做出杰出成就的作家呢！他写的宇宙的场面非常宏伟，有大气魄，写得极其出色。”当笔者告诉他这部科学幻想作品已由我国广东省科技出版社译出，译文也很流畅，他显得格外高兴，他告诉我们，这位英国著名科学幻想作家，现在住在斯里兰卡。
　　临别时，李约瑟博士特地为《中国科技史料》题字留念，并亲自签署了英文和中文名字，并用中国字写了中文别号“十宿道人”四字。又写另一别号“丹耀”两字。
　　

　　一九三六 年广西大学复课后，马君武校长就提倡劳动生产教育的主张，主张集生产劳动于一身。马君武在国外留学多年，归国后连任中央要职，由于他崇尚节俭，处处以身作则，衣食住行都很简朴。他的头发既浓且多，但却一直剃光头。他作省长时也信步随便找一家理发店，用最快的速度，把头剃光。曾有一次，理发师仔细的为他修面，使马君武不耐烦了，他坐在椅子上一顿脚道：
　　“快点，怎么慢手慢脚的，我要回去办公了！”
　　这时，站在一旁的侍从也大声的发了话：“快些，省长马上办公去了!”
　　理发师一听，他的这位性急的顾客竟是当今省长，不尽大吃一惊，三下五除二，赶紧把他的脸刮完了。毕恭毕敬的将他们送了出来。
　　衣着，常年一件长衫；一度居住于民房，室内除了一两幅字画，别无什么值钱物。闲来无事还陪夫人孩子一道去摘棉花，或是听她们弹钢琴。抗战时期，有时自己烧饭吃。他很少吃西餐，往往是吃红皮糙米饭，他说是有营养。
　　他晚年还在大公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历述近代各国开国元勋的嘉言懿行，及其治国之道。这是他的少数历史著述之一，意味深长，发人猛省。
　　广西大学是马君武一手创办的，并树立了特殊的校风，使其成为国内著名学府，造就了大批人才。他自奉极俭，也要求学生养成勤劳节俭的好习惯，但是对于学校的各种设施，却不惜张罗经费，大笔花钱。广西大学校舍富丽堂皇，教授阵容也属一流，如胡适、白鹏飞，还有钢铁专家严治之，化学专家纪育沣，都曾在广西大学讲学或任教。有的教授，悉由马君武亲自到上海、北平，甚至国外礼聘而来，只要是学有专长的名师，他无不千方百计的加以罗致，甚至连自己的儿子也要拉“差”。马君武有两位哲嗣，长子马保之，在金陵大学读书时成绩优秀，名噪一时。他一毕业便被马君武拉来担任助教，让他赴美深造推迟一年。马保之入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农学博士学位，曾任台湾大学农学院院长，并出任农复会生产组，对台湾农业发展有贡献。马君武的次子马卫之，留学德国，学习过音乐、美术，曾任广西艺专校长，也曾被马君武如到广西大学，担任音乐暨德文教授。一门彦俊，父子三人，同在广西大学任教，洵为广西大学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别林斯基（公元1811—1848）与屠格湼夫(公元1818—1883)同是俄国十九世纪伟大的大文豪。别林斯基生于一个医生的家庭，是俄国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比屠格湼夫大六七岁。屠格湼夫出身于大地主之家，拥有六千农奴。他们俩是一对感情非常笃信的好友，而同是生长在无愁衣虑食的富裕家庭的环境中，但他们俩也同是用毕生的力量去反对当时黑暗而暴虐的帝俄政府，同是用毕生之力为反对农奴制度而奋斗的文化人。而前者别林斯基是个当时代极权威的文艺批评家，后者的屠格湼夫则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家，写过一系列闻名于世的长篇小说，如《猎人日记》、《罗亭》（1856年）、《贵族之家》（1859年）、《前夜》（1860年）、《父与子》、《烟》（1867年），中篇小说《水水》和若干散文诗，是用作品的形式艺术来打击当时不合时代潮流的农奴制度的作家。
　　别林斯基二十三岁时，在莫斯科大学写了一篇反对沙皇政权的剧本，其中对于农奴制度表示不满情绪，于是他被学校当局开除了。这样，他就开始热烈地参加文学的生活。1834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文学的幻想》，论述从罗蒙诺索夫到普希金的俄国文学发展状况，引起了文艺界的注目。在这篇文章中，正确评价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特色，并用他的笔号召文化界对农奴制度进行抗争。1833年起他为《望远镜》等杂志写文章，这时他过着非常贫苦的生活。1838年起担任《莫斯科观察家》编辑，次年加入《祖国纪事》，主持文艺批评栏。1846年起参加《现代人》杂志，以文艺批评来反对沙皇制度。1847年发表了《给果戈理的信》，集中表现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接着写了《论普希金的作品》、《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等著名文章。作为编辑人员，他每天删改别人的文章的同时，还能写出一些评论文字。这，可以看出他勤 和超人的才能。他可以从成轶的旧书堆中，鉴定其中有不朽文学艺术的东西。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这些作家虽然在那时著作相当风行，但他们作品的崇高价值主要是由别林斯基的评论文章加以分析阐明的。他用非常严肃而谨慎的态度，精辟地分析了他们作品要与当时社会的任何脉搏相关；同时，他也注意作品的艺术性，写作的技巧，他认为文学家应当具有“爱美的火”，需要热情，更需要通过艺术锻炼的热情，他的文艺批评的文章，不是说教式的，呆板无神的，他的许多批评文章的文字，写的非常精美，如同一首诗篇一样流畅。他的批评眼光非常锐利，但却不是盛气凌人；他对被批评的作家及其作品没有抱什么成见，即是对于当代著名作家也抱着同样的态度；他的文艺批评可以使读者一目瞭然，独树一帜，题目爱憎分明，肯定特定作品中应当肯定的东西，批评特定作品中的不足或错误的东西，使绝大多数作者读了他的评论之后感到心悦诚服。因此有人认为别林斯基的文学评论文字是那时俄国现实的一面镜子，这是不为过份的。
　　作家屠格湼夫是信服别林斯基的一个。当1843年，他第一个发表诗创作“《帕拉莎》”时，他殷切渴望能够引起别林斯基的注意和批评，终于在杂志上见到别林斯文基对这篇作品的评论，屠格湼夫看了后何等的喜悦啊！他觉得这真正是“知己”的声音，他说，“这在我，是受到了火的洗礼！”
　　在这篇论文中，别林斯基用深刻的眼力，窥测出了青年作家屠格湼夫拥有的非凡文学创作的才能，他说：“据这诗的文体看来，作者是个具有非凡的诗才者。那对现实观察的深邃的眼光，即从俄国黑暗社会生活深处形成的深刻的思想观点，以及充满了情趣的微妙的反语，在自己这些创作特征都说明作者的文学创造力是非常丰富的，是个在胸中蕴藏着当代社会悲哀与问题的时代之子。恐怕有许多人在诗中发现有模仿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迹印，作为普希金的继承者吧，然而这并不是什么怪事，为什么呢？因为在文艺活动中是现实生活的历史的相呼应的。所以有思想的人，都会这样那样的受到文学界伟人的必然的影响，而将先辈已经在社会上、文学上确立了的东西，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这与单纯是奴隶式的模彷者，是全然不同。前者是为生气勃勃常有才能影响而后者却是一种无能的表现。别林斯基的这些评论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当时别林斯基高度评价屠格湼夫作品的，他们之间尚无个人之间的友谊。这个批评给青年的屠格湼夫以无限欣慰和鼓午，他说道：“别林斯基的批评，增加了我的勇气十倍。我觉得好像是被全世界的人们所爱戴了似的。我将要做别林斯基的友人，还要做他的学生。”接着，屠格湼夫于1843年到亲自到彼得堡访问别林斯基去了。从那时起，他们之间结成为好友。屠格湼夫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是：“我由衷地爱戴他，他爱我”。别林斯基也特别爱护屠格湼夫的，特别是因为屠格湼夫曾在柏林留学过两年半，而且专攻黑格尔哲学，因此别林斯基从屠格湼夫那里获取哲学的道理，来丰富他的批判与思考的能力，屠格湼夫从别林斯基那里获得文学更深的造诣，学习了做人的方法，和接受了他的对于时代热烈的感情。他们当时常谈到中夜不寐，全心全意地究讨学问，他们彼此相得而进步着。别林斯基作为屠格湼夫的大哥哥，或是他的父亲或是最亲密的导师。他时常诚恳地责备屠格湼夫的贵族思想和虚荣心。他责备屠格湼夫向俄国的伟大诗人“谁是俄罗斯最快乐的人”作者——湼克拉索借钱去做聚餐之用，他责备屠格湼夫的对于任何杂志约稿随便答应，而没有认真实行；他责备屠格湼夫向人声明自己的著作不是为稿费。他说：“屠格湼夫君，你为什么说这样笨话呢？由劳动而得到的报酬，难道是耻辱的吗？但是你的心意，以为这种事便是绅士的本领吗？”屠格湼夫只得俯首自认失言。
　　屠格湼夫并没有半点怨恨他，反而是非常感激别林斯基的坦直不讳，从而改变了他的思想。无论是做人或是文学方面，别林斯基成了屠格湼夫生活中的明星，指点出了在黒暗中的道路，他们之间结成的友谊是多么崇高可贵，相得益彰和令人敬佩啊！
　　别林斯基的一生是忠贞于自己的时代和人民，他度过了三十七年为人类而忧愁的生活，于1848年肺炎而离世了，他叙述自己的写作生活道：“我把我的生命和热血贡献给文学”。他生前在他的周围还有许多新进的作家，如湼克拉夫等人，都曾受到他热情的指点。他死后二十余年，屠格湼夫在回忆录中，仍那么恳切地思念他这位早逝的朋友，他写道：“回顾一下，别林斯基死后已有二十余年了。可是他的形影还能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向读者介绍他富有特色的容貌，已不知有多少回了，他永远留在我的心坎中，……他是个诚实人啊……”。
　　屠格湼夫比别林斯基多活了三十五年，这三十五年之中，他不负好友别林斯基的循循善诱和希望，他终生为解放农奴和为新文学事业而奋斗，放弃贵族的生活，终生独身，受着迫害，坐监牢，亡命异国，但他坚持用他和笔为呼吁新的时代的来到而努力，他于1883年死于法国的一个林荘里，当遗骸从法国运回本国时，全欧洲人民哀悼他，临死之前他遗言交代把他的灵柩葬于彼得堡。他生前至友批评家别林斯基的墓旁，这可见他与别林斯基交谊的深厚了。
　　

　　<救亡日报>是抗日时期先后在广西桂林出版的一张党领导的进步报纸。社长是郭沬若，总编辑为夏衍，主要业务骨干有林林、廖沬沙、张敏思(当时叫张尔华)等，报社编辑记者大多为地下党员，左翼文化人。报纸一直受到党中央的重视,1938年周总理在武汉亲自指示救报办报方针为：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人都喜欢看的报纸。此外八路军驻桂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南方局廖承志等亦经常过问关怀报纸情况，由于方针正确，报纸在抗日大后方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提高人民的觉悟上起了相当大的影响。郑公盾同志于1939年参加<救报>工作至1941年初报纸常被国民党查封，在这段时间内他对报纸作出相当贡献。
　　1939年秋，郑经张铁生介绍到报社工作。张铁生是老共产党员，是大后方的著名学者。（解放后在中调部工作，已病故）时任广西大学政治系教授，郑当时是该系学生，因他学习成绩优异、思想进步。张铁生很重视他。张与夏衍熟，即把郑向夏推荐。当时广西大学政治学会在救报辟一版面办专刊《青年政治》。张推荐郑任该刊主编，郑任主编期间，既编亦写，文章内容紧密结合现实。针砭时弊，呼吁抗日、团结、进步，整个副刊办的虎虎有生气，显示了公盾同志的才华和政治热情。专刊出到13期，因思想倾向“有问题”，被迫停刊。后郑又调到<救报>资料室工作一段时间，在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他除兢兢业业做好资料工作外，还撰写了许多文章、诗歌、散文、通讯报道等先后发表于<救报>副刊“文化岗位”及其他版面。1940年底皖南事变发生后，他义愤填膺，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写下了“当千成人民流着眼泪的时候，我仍然要唱下去，仍然有坚强不屈的信心”的诗句（见当时发表于“文化岗位”的诗篇《谁能唱下去？》展示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1941年初救亡日报停刊后，大家都转移到其他地方，他则回广西大学。据说此后不断受到迫害。
　　我们与公盾同志接触时间虽短，但总的印象都不错，感到他为人朴实、善良、正直、老实巴交，又有些书生气，政治上要求进步，事业上勤奋写作，中文底子厚，文字有功力。晚年虽身染重病，仍锲而不舍，闭门挥毫，著书立说，终身为党的文化科普事业奋斗，可说鞠躬尽瘁，令人敬佩。他不幸逝世消息传来，党的文化事业失去一位杰出战士。我们深感伤悼，谨记上情况供有关同志参考，以表我们怀念之忱，并请家属节哀。
　　电话：5121243，林 林（原救亡日报编辑部党支部书记原中国对外友协付会长，今离休）
　　电话：863177， 张敏思（原名张尔华，救报经理，今为国务院离休干部）
　　电话：5006060，高 汾（救亡日报记者，今为经济日报离休干部）
　　 刘和坤（救亡日报工人，今为北京测绘局离休干部）
　　

　　1941年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寇为了确保12省沿海地带，并打通浙贑路线，于次年5月调集军队4万人，发动浙赣会战。由于国民党消极抵抗，军队节节败退，金华、衙县、江山相继沦陷。我所在的江西玉山浙赣铁路子弟中学，被迫宣布解散，于是随同该校部分师生员工撤至福建，并在四处流浪。是年秋冬，我作为战区流亡学生由福建省教育厅收容，分配到新成立的顺昌临时中学学习。43年初中毕业后，又被安排到沙县省立福州高级中继续求学。此时郑公盾离开厦门大学亦到省福高任教，是我们班上的历史、语文课老师。
　　郑公盾同志对我们这一批流落异乡的年轻学生，十分同情，加之他授课时，根本摆脱了国民党钦定教科书的范围，在讲授中国历史时采纳了范文澜、翦伯赞等同志的新观点，内容丰富生动，因此深受同学们的欢迎。我当时喜爱文学和写作，他经常对我进行个别的指导和帮助，并鼓励我向报刊投稿。我和他之间的交往也日渐密切起来，我们的友谊也保持了将近50年之久。郑公盾既是我的良师益友，又是后来指导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从过去的交往中，对郑公盾的政治历史我亦略知一二。他是福建长乐人，因父亲在福州市经商，他中学时代亦在那里度过。他酷爱文学和外语，在中学时就和著名诗人郁达夫等有过接触。抗战爆发，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和福建省地下党员李铁、曾焕轮（曾任闽北特委书记、组织部长，解放后受冤屈而逝）有密切联系。稍后他到桂林进入马相伯等人所创办的广西大学学习，加入了地下组织，并分工负责一家报纸的付刊编辑工作。在广西大学他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并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抨击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文章，因而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将他列入黑名单准备逮捕。幸好地下党获悉及时通知他离开广西在仓促的情况下转辗到厦门大学暂避，从而与地下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郑公盾在省福高任教期间，因为积极支持外省籍学生反对校方尅扣伙食费引起的学潮，引起校内的党棍和特务们的忌恨，他们散布谣言，诬称他为学潮的主使人和“异党分子”，并对他进行跟踪和调查，不久就迫使他离开了省福高。后来，他通过友人的介绍，同进步作家羊枣 建立了联系。
　　羊 枣 ，又名杨潮，是三十年代上海“社联”的成员之一，由周扬同志等介绍他加入了地下党。此时羊枣受美国新闻处的聘请，在沙县分处主持翻译工作，同时他还主编了一个《国际问题研究》的刊物。羊枣了解到郑公盾的英语水平和文学工作情况，便推荐他到美新处永安分处，同他一起工作。1945年暑期，郑公盾邀我到永安去度假，在美新处见到羊枣夫妇及其它中国籍翻译人员（他们大多是知名度较高的文化人，思想进步，坚定抗日，可惜我已忘了他们的姓名）。
　　据我所知，羊 枣和郑公盾等在当时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是有联系的，因为我亲自见到成批的《新华日报》、《群众》以及我党的宣传品，通过美军飞机运抵永安城，然后他们带到自己宿舍，加以伪装分发到东南沿海各地。当时我也参预了这一工作，关于这一段历史，郑公盾所著《缅怀集》（1989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中已有详细叙述。
　　1945年底，省福高迁回福州市，美新处永安分处亦已撤消，郑公盾同志受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之聘来到福州任教，并兼三一中学（教会学校）的教员。我住在东大街省福高学生宿舍，他则在仓前山三一中学内，因为同在一个城市，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很多。他经常带我去见他的好友和熟人，如前面提到的曾焕轮同志就是其中一个，此外还有在闽海关工作的潘文凤（地下党员，解放后到海关总署、北京财经学院工作），在省立图书馆的钱念文（他亦在省福高教过书，解放后在浙江任宁波中学校长）。后来我们到了上海，去找过夏衍同志，以及已故作家王鲁彥夫人覃英（又名覃谷兰，解放后任上海师大总支书记），我就是同覃英取得联系后，由上海地下党介绍到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的。
　　郑公盾从青年时代就倾向进步，要求革命，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工作。他原来和地下党团有组织联系，但在战争年代，他离开广西大学时，因为时间仓促而失去组织联系，但后来他的一切活动仍然是按党的原则和政策的，从来没有做过有损于党的事业的事情。现在他不幸病故了，我建议所在的党组织，应该考虑他生前一再提出的要求，重新审定他的政治历史，并对其参加革命的时间作出相应的决定。